张氏电影的旨趣其实一以贯之，从《红高粱》到《黄金甲》，浓墨重彩，你用《圣经》中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换成佛经中的句子，就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只是在80年代启蒙的光芒下，情欲在审美上先被浪漫主义化，再被意识形态化。在一个自由匮乏的年代，高尔泰先生说“美是自由的象征”。这话使无数灵魂饥渴不已，无数主题亟待升华。于是对那些戴眼镜的人来说，情欲差不多就等于人性，而人性差不多就等于反专制。
　　一个叫杰姆逊的外国人也积极鼓吹，说第三世界的电影都是“民族寓言”。眼目的情欲，就这样被一个时代壮了胆，被赋予自由化的盼望和联想。谁在诗歌中写下“乳房”，谁在艺术史上就有票房。谁敢拍乱伦，谁就是第五代导演的旗手。很久以来，张艺谋就这样被活活地误会成一个知识分子。
　　这些年随着巨大的商业成功，张艺谋开始在公众形象中转型。戴眼镜的人们惊呼其为背叛，其实人家从没偏离过一生的主题。只是时代高歌猛进，在一些人眼里，“乳房”终于和革命无关了，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也竟然和反革命无关了。情欲被政治化的年代，人家乐此不疲，看起来像一个知识分子；情欲被商业化的年代，人家乐此不疲，看起来却开始像一个流氓。
　　崔卫平女士说得对，张氏电影从来就没有过价值关怀。这是知识分子中少数不戴眼镜的明白人。《英雄》中的帝王“天下”观，让大家发现张的思维水准，竟然落后于启蒙时代20年。《十面埋伏》是他的一次调整，刻意回到意识形态的零点。而《黄金甲》则是一次雄心勃勃的进军。这一位是极聪明的人，在情欲与政治之间擦边，在票房最大化与政治正确之间拿捏分寸。就此而言，《黄金甲》一片达到了张艺谋迄今为止个人梦想的巅峰。你以为他的梦想是拍《活着》那样的电影，只是你一厢情愿。他的梦想就是《黄金甲》，因为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一个摄影师的最高理想。张艺谋的本质是一位摄影师，不是导演。摄影师的梦想，是将天下的欲望都写在镜头上。就像演员的梦想，是将欲望都写在脸上，而不是写在胸脯上。就这两点而言，汉人真没有比张艺谋和巩俐更厉害的角色。
　　一个荒诞的可能是，如果时代依然保存着将《黄金甲》作为民族及政治寓言的精神氛围，如果这部电影早在15年前拍摄，所有知识分子都将起身鼓掌，在漆黑的影院向张艺谋致敬。《黄金甲》将人的罪性不再归于政治，而归于普遍的人性。仅此一点其实超越了《雷雨》。曹禺的阶级分析眼光，把乱伦与革命捆绑在一起，那是张艺谋20年前就轻车熟路的一套。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残酷描写，和恶俗的审美观，恶俗到一个地步，接近了反讽。菊花台的大屠杀，赤裸裸的权力争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毁灭整个皇室，家宴变成国觞，专制成了盛世。尤其是广场上的政变，血迹被轰轰烈烈地清洗之后，那仰拍的升天礼花，观礼台上如颂歌般大合唱。反讽的意味如此鲜明，联想的空间如此逼仄，每个40岁以上的观众，都不会承认这只是一部商业片。
　　故事选在残唐，我甚至怀疑编剧读过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关陇集团主宰隋唐政治，藩镇割据瓦解中央集权。这样的循环在中国史上不断反复。电影中菊花台的那一场屠杀，无疑是对“玄武门之变”的放大。西元626年发生的流血冲突，以残酷的政治逻辑带出辉煌的贞观盛世。陈寅恪说，初唐发生过4次宫廷政变，每一次的成败都取决于玄武门前的政治革命。一个貌似强大的帝国，它的安危竟然反复系于宫城外的一箭之地。张的电影几乎遵循了古典戏剧的三一律，情节发生在大致24个小时以内，每个时辰都有宫廷的报时，以洗练的语言，蕴含了整整一部二十四史。
　　独裁者的骄傲，让其余人变成了团体操。一个人高于人的地位而成为假神，一切人低于人的地位而成为奴仆。周润发饰演的帝王对王子说，“天下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你不能抢。”中国的银幕上，实在没有更精彩的对白，对独裁者的情欲与骄傲，有过如此刺骨的临摹。你会想起周润发当年饰演的小马哥(《英雄本色》)，那句同样经典的台词，“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亲手拿回来。”成王败寇，我们这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这两句狠话之间。
　　可惜进电影院的年轻人，不可能再当它是个寓言。在贴满“做女人，挺好”广告的年代，波涛般的丰胸，除了眼目的情欲，已经载不动，许多思想。商业电影的模式，就是立于一个价值上政治正确的基点，然后以商业化的技法与严肃的主题擦肩而过。张在《英雄》上跌了一跤，不知道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已经换了下半场。如今他与日俱进，改换了门庭。但仅此而已。张艺谋的狡黠就在这里，我给你一场大屠杀，戴眼镜的人各自去叹息，年轻人爱拼才会赢。色情与暴力再次暗度陈仓，人家可不打算在道德上对这个社会负任何责任。
　　这样的导演已纷纷就位，这样的电影已征服了我们的孩子。再换成《道德经》的句子，就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看不看是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