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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邂逅阿妮塔·希尔
二○一六年十二月，我参加了麻州妇女大会。这一次的讲员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一九九一年，希尔因为指控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克莱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性骚扰，在参议院公开作证，名噪一时。一九九七年，希尔离开她在俄克拉荷马大学法学院的终身教职，而前往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做妇女研究项目，那时我正在那里读书。校长夫人舒拉米特·莱恩哈兹（Shulamit Reinharz）负责妇女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我认识的女同学纷纷去选那边的课，或者至少要去听她们的讲座，还有几位干脆就选了妇女研究当研究方向或副专业方向。
时隔将近二十年后，美国政治已经经历过许多轮回。这次妇女大会上展销的只是希尔的近作《重定平等：性别、种族和寻找家园的历程》（Reimagining Equality： Stories of Gender， Race， and Finding Home），希尔右手包着厚厚的绷带，也无法给我们签名。我却顾不得读这本书，一回家，就从图书馆借来了她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回忆录《面对强权，直说真话》（Speak Truth to Power）。
这次听证会也多次被拍成了电影、电视节目：一九九四年，流行的电视系列《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受希尔故事启发，拍摄了一集《美德》，情节就是一名年轻的女律师受到压力，律师事务所上司想强迫她和他上床；一九九九年的电视电影《奇异正义》（Strange Justice），则是直接讲述这次审判的过程；二○一三年出了一部纪录片《阿妮塔》（Anita）；二○一六年，著名影星凯丽·华盛顿在电视电影《关键判决》（Confirmation）中扮演阿妮塔·希尔。电影中著名的台词是：仅靠一个人的声音就能够改变历史。凯丽·华盛顿因为扮演希尔，还获得了金球奖电视电影类最佳女主角提名。
关于希尔和托马斯的书籍也非常多，传记、论文集、专著汗牛充栋，对两位当事人各有褒贬。那三天听证会的发言，也都被编成了一本书《克莱伦斯·托马斯和阿妮塔·希尔听证会记录全集》（The Complete Transcripts of the Clarence Thomas—Anita Hill Hearings），这本书在镇上的公共图书馆就能借到。
照例，读自传是一定要存些戒备的。一查关于希尔的书，大卫·布洛克（David Brock）的《阿妮塔·希尔的真面目》（The Real Anita Hill）就如影随形一般地跳了出来，提醒我，希尔的书，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过，布洛克的书是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离听证会距离太近；书名就带着鄙夷和倾向性，顺手翻了翻，也是言辞激烈，斩钉截铁。作者越是笃定的地方我就越是怀疑，相形之下，希尔的口吻要舒缓平和得多，加之她毕竟是当事人，而不是布洛克一般的新闻界捕风捉影人士，只能读一本书的话，希尔本人的书应当是上选。
二、阿妮塔·希尔的指控
阿妮塔·希尔，俄克拉荷马大学本科毕业，一九八○年耶鲁法学院毕业。毕业后先是进入教育部，后来又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任职。在这两个机构中，她都是担任克莱伦斯·托马斯的助手。一九八三年八月辞职离开政府职务，回南方大学教书。一九九一年，克莱伦斯·托马斯被老布什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时，希尔站了出来，指控托马斯在她任职期间，曾经多次对她有性骚扰行为。
美国的历史并不长，希尔的祖父母一辈还是奴隶。获得自由身份以后，她的父母選择了他们一直熟悉的职业—务农。希尔成长的年代，目睹了美国黑人社区的民权运动。阿妮塔是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的家人昵称她为搭头（Baker’s Dozen，西方习惯，出卖一打十二只面包时，面包师要另加一只，这第十三只就是免费的搭头）。希尔的兄姐中，最大的几个上的都是种族隔离的学校，轮到她时，就已经黑白合校了。一九六八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希尔从偏僻的俄克拉荷马农村远远观察着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林林总总。她承认一九六一年肯尼迪总统签署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对她上大学尤其是上法学院有所裨益，但她并不因此认为她比别的同学差。
希尔自称不喜欢政治，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时并不想搞人权法，她感兴趣的是公司和商业法，左右她兴趣的也主要是经济原因，因为她上大学和法学院欠下了很多债务。
一九八一年八月，托马斯进入里根政府，担任教育部主管人权的部长助理。托马斯请希尔担任他的特别助手。一九八二年，里根任命托马斯担任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的主席，希尔也随之转往该委员会供职。希尔成为托马斯的助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托马斯也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生，希尔的描述，果然证实了美国藤校的优势，一是名声，二是关系网；另外一个原因是，托马斯也是黑人。这一点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了希尔—托马斯听证会的结局。
希尔作证时列出的托马斯“性骚扰”的具体行为是：托马斯要求和她发展恋爱关系，希望她下班后和他约会；多次向她评论并声称自己喜欢大波女人；谈论他看过的色情电影，经常向希尔描述色情电影里的情节；谈论他自己的性生活；一九八三年希尔离开托马斯时，托马斯请她在参议院的食堂吃饭，并说如果她把他在她面前的言行说出去，会毁了他的前程。等等。
三、希尔—托马斯听证过程
希尔和托马斯都是黑人，也都是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但他们也有差异：托马斯是共和党保守派，而希尔一直是支持民主党的。她虽然是在里根政府中给托马斯当助手，但一九八○年她忘记作选民登记，并没有投里根的票。此外，她感觉自己是在为托马斯工作，而不是为里根工作。
听证委员会主席是二○一七年一月卸任的前任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麻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元老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希尔当初与参议院接触时是通过参议员霍华德·梅珍鲍姆（Howard Metzenbaum）手下的工作人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有十四名成员，清一色的白人男性。委员会主席拜登比现在年轻、清瘦许多，闪烁其词地问着问题，很显然，这个话题，尤其是其中一些词汇，都令他们万分尴尬。为了考证她是不是在说实话，参议院豪威尔·赫夫林（Howell Heflin）问了几个问题： 你是一个受人嘲笑的女人吗？不是。
你狂热地相信公民权利吗？不。
你在公民权利领域持好战态度吗？不。
你有没有烈士情结？没有。
反对希尔的有两股势力，一是托马斯的支持者，他们认为阿妮塔·希尔是受到了民主党阴谋分子的操控，通过作莫须有的伪证来破坏托马斯的命名；二是黑人社区，他们觉得她作为一个黑人，不应当这样破坏一位黑人兄弟的前程。托马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有望进入美国最高法院的黑人法官。
连希尔本人也承认，托马斯不曾触摸过她，也不曾公开威胁过她。质疑希尔的人认为她站出来揭发托马斯有几个动机：
一、想出名。
二、受过屈辱，寻求报复。他们认为实际上希尔是个花痴，追求托马斯而不得，因而借机报复。
三、过分敏感、过分正儿八经。
四、希尔当时的精神状态不稳定。
五、民主党阴谋，欲借希尔指控破坏共和党命名。
托马斯完全否认他对希尔有过任何意图。他反守为攻，把话题转向了种族。他声称这是高科技的私刑，只不过这次私刑是在参议院里公开举行，而不是像从前白人对黑人处以私刑那样，把他在一棵树上吊死。可以想象，如果希尔不是黑人，他的反击会更加强有力。
希尔认为，托马斯一打“种族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让步了，不敢继续审查。在向黑人让步的同时，他们放弃了一位女性，虽然这位女性同样也是黑人。此外，种族牌一打，民主党也成了攻击目标，因而不敢为希尔辩护，只能听凭共和党操纵听证程序和内容。
希尔也不是全然孤立。她否认自己背后有民主党指使，强调从头到尾都是几位朋友在志愿协助她。他们冒险为她作证，证明她早在一九八二年就曾经跟他们谈论过被托马斯骚扰的事。民主党大佬特德·肯尼迪参议员的发言，也表明他相信希尔的证词：他认为参议员们不应当攻击希尔的人格，不要说她是在作伪证，也不要说她是被特殊利益集团利用，不要说她是从小说和司法案件中找到了这些情节。他认为，纠缠希尔教授的人格是不值得的。他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考虑提名人是否合格时，也不应当考虑种族因素。事实上，他说，希尔这些指控是一个非裔美国人对另一位非裔美国人的指控，问题的症结不是歧视和种族主义，而是性骚扰。他希望人们把眼光放在性骚扰这一个问题上。
希尔同意作测谎实验，并且通过了测谎。然而，公众听到的却只是种族主义、伪证、阴谋和谎言。据当时统计，百分之七十的人认为她作了伪证。肯尼迪的发言远远不足以扭转乾坤。托马斯最终还是赢了，进了最高法院，并且顺利提拔，至今仍然是道貌岸然的大人物。
希尔生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三十日，一九九一年十月在参议院作证时，已经三十五岁。她穿着鲜艳的蓝色洋装，认认真真地回答着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委员们的轮番提问。就是这样一位严肃、沉静的黑人女性，在美国政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场风波，涉及种族、性别、权力、性、政治种种主题，波及新闻（广播、电视）、学术界（哈佛、耶鲁）、政界（参议院、最高法院）各个领域，对美国新闻、政治、立法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怎么夸张都不为过。
四、风暴之后
作证之前，希尔已经于一九九○年从俄克拉荷马大学法学院拿到终身教职。然而，作证之后，她在南方的生活愈加艰难。她任教过的第一所学校的白人男生写信攻击她。从华盛顿作证回家途中在达拉斯转飞机时，有人组织了一群人攻击她。低年级学生受新闻影响，课堂上无法集中。高年级学生能够坚持课业。学校发行一部宣传片，因为她名声在外，决定把她那个片段删掉。在超市，有人在她面前大声耳语，也不怕她听见。也有人支持她，在超市里就拥抱她，害得她丢下购物车，落荒而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新闻界和法律界对于“性骚扰”没有明确的定义。每个人对“性骚扰”的理解都有所不同，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对它的理解也有不同。法律上，沒有明确定义什么是“性骚扰”行为，调查过程中，所有的人，从那些道貌岸然的参议院议员，到他们手下的各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联邦调查局，都有些茫然失措，不知道这样的调查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程序。接到希尔投诉时，参议院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建议希尔咨询乔治城大学一位经常和参议院讨论性骚扰问题的专家苏珊·戴勒·罗斯（Susan Deller Ross），希尔正是在和她讨论数次以后才决定正式投诉的。电视记录上，参议员们都显得表情尴尬，极不自在，对着镜头目光闪烁，但求速决。
阿妮塔·希尔穿着明亮的蓝色西服在参议院作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那套蓝色西服，不过，她却一直将它保存下来。
尽管如此，希尔—托马斯听证会依然是美国政治尤其是性别政治中的一个分水岭，它增加了公众对性骚扰的了解，自那以后，女性公开指控其男性上司和同事的案件大幅增加，有关法案得以通过，民间也出现了许多活跃的组织和活动。
《面对强权，直说真话》封底引用希尔本人的话，阐述了她写这本书的动机：
六年前的事件，以“希尔—托马斯听证会”为高峰，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我不再是一个无名的私隐的个人，我的名字已经成了“性骚扰”的同义词。对很多人来说，我象征着敢于站出来、揭露一项痛苦的实情的勇气，从听证会以来，成千上万的人也为他们自己找到了这份勇气。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我象征着对公共论坛的堕落，说好听点儿，我是一个走卒，说难听一点儿，我是一个作伪证者。
但我不再甘于让别人对此作出评判，因为他们无法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感受到的、我看到的、我听见的、我思考过的所有一切。不管他们会怎么说，我都必须为了我自己来直面这些问题。我没有选择性骚扰问题，性骚扰问题选择了我。此外，既然我已经被选中，那么，我就开始相信，应当由我来试着找出这一切中蕴含的意义。
希尔的文字很流畅，情绪虽然激愤，却也还算克制，三百七十多页的一本书，我花了两三天的空余时间就看完了。看自传的好处，是可以了解作者的真实感受，因为作者总是会谈及当时的具体细节，尤其是心理活动和情感。从感情上，我有些同情她，但理智上，我也很清楚，她总是会为自己辩解的，如果我们生吞活剥，就容易偏听偏信。尤其是这种“他说，她说”的事件。当事人除了记忆有误以外，也只会说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听过的法律小说和看过的法律电影告诉我，在美国法庭上，受审人没有义务“坦白从宽”，如果你明知说出来对自己不利，你有权选择沉默。更何况，希尔还是一名法学教授。
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和性别偏见、隔阂和冲突依然存在，这些冲突在不久前的大选中又被重新放大曝光。不过，无论美国社会的种族冲突如何尖锐，言论极端者甚至声称奥巴马当选总统激化了美国的种族冲突，毕竟，奥巴马当选总统，美国政治已经在种族方面跨过了关键性的一步。至于性别方面，今年第一个女性总统与胜利失之交臂，然而，选出一个女性总统，也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二○一六年十二月，我参加了麻州妇女大会。这一次的讲员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一九九一年，希尔因为指控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克莱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性骚扰，在参议院公开作证，名噪一时。一九九七年，希尔离开她在俄克拉荷马大学法学院的终身教职，而前往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做妇女研究项目，那时我正在那里读书。校长夫人舒拉米特·莱恩哈兹（Shulamit Reinharz）负责妇女研究，搞得如火如荼，我认识的女同学纷纷去选那边的课，或者至少要去听她们的讲座，还有几位干脆就选了妇女研究当研究方向或副专业方向。
时隔将近二十年后，美国政治已经经历过许多轮回。这次妇女大会上展销的只是希尔的近作《重定平等：性别、种族和寻找家园的历程》（Reimagining Equality： Stories of Gender， Race， and Finding Home），希尔右手包着厚厚的绷带，也无法给我们签名。我却顾不得读这本书，一回家，就从图书馆借来了她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回忆录《面对强权，直说真话》（Speak Truth to Power）。
这次听证会也多次被拍成了电影、电视节目：一九九四年，流行的电视系列《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受希尔故事启发，拍摄了一集《美德》，情节就是一名年轻的女律师受到压力，律师事务所上司想强迫她和他上床；一九九九年的电视电影《奇异正义》（Strange Justice），则是直接讲述这次审判的过程；二○一三年出了一部纪录片《阿妮塔》（Anita）；二○一六年，著名影星凯丽·华盛顿在电视电影《关键判决》（Confirmation）中扮演阿妮塔·希尔。电影中著名的台词是：仅靠一个人的声音就能够改变历史。凯丽·华盛顿因为扮演希尔，还获得了金球奖电视电影类最佳女主角提名。
关于希尔和托马斯的书籍也非常多，传记、论文集、专著汗牛充栋，对两位当事人各有褒贬。那三天听证会的发言，也都被编成了一本书《克莱伦斯·托马斯和阿妮塔·希尔听证会记录全集》（The Complete Transcripts of the Clarence Thomas—Anita Hill Hearings），这本书在镇上的公共图书馆就能借到。
照例，读自传是一定要存些戒备的。一查关于希尔的书，大卫·布洛克（David Brock）的《阿妮塔·希尔的真面目》（The Real Anita Hill）就如影随形一般地跳了出来，提醒我，希尔的书，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过，布洛克的书是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离听证会距离太近；书名就带着鄙夷和倾向性，顺手翻了翻，也是言辞激烈，斩钉截铁。作者越是笃定的地方我就越是怀疑，相形之下，希尔的口吻要舒缓平和得多，加之她毕竟是当事人，而不是布洛克一般的新闻界捕风捉影人士，只能读一本书的话，希尔本人的书应当是上选。
二、阿妮塔·希尔的指控
阿妮塔·希尔，俄克拉荷马大学本科毕业，一九八○年耶鲁法学院毕业。毕业后先是进入教育部，后来又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任职。在这两个机构中，她都是担任克莱伦斯·托马斯的助手。一九八三年八月辞职离开政府职务，回南方大学教书。一九九一年，克莱伦斯·托马斯被老布什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时，希尔站了出来，指控托马斯在她任职期间，曾经多次对她有性骚扰行为。
美国的历史并不长，希尔的祖父母一辈还是奴隶。获得自由身份以后，她的父母選择了他们一直熟悉的职业—务农。希尔成长的年代，目睹了美国黑人社区的民权运动。阿妮塔是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的家人昵称她为搭头（Baker’s Dozen，西方习惯，出卖一打十二只面包时，面包师要另加一只，这第十三只就是免费的搭头）。希尔的兄姐中，最大的几个上的都是种族隔离的学校，轮到她时，就已经黑白合校了。一九六八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希尔从偏僻的俄克拉荷马农村远远观察着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林林总总。她承认一九六一年肯尼迪总统签署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对她上大学尤其是上法学院有所裨益，但她并不因此认为她比别的同学差。
希尔自称不喜欢政治，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时并不想搞人权法，她感兴趣的是公司和商业法，左右她兴趣的也主要是经济原因，因为她上大学和法学院欠下了很多债务。
一九八一年八月，托马斯进入里根政府，担任教育部主管人权的部长助理。托马斯请希尔担任他的特别助手。一九八二年，里根任命托马斯担任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的主席，希尔也随之转往该委员会供职。希尔成为托马斯的助手，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托马斯也是耶鲁法学院毕业生，希尔的描述，果然证实了美国藤校的优势，一是名声，二是关系网；另外一个原因是，托马斯也是黑人。这一点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了希尔—托马斯听证会的结局。
希尔作证时列出的托马斯“性骚扰”的具体行为是：托马斯要求和她发展恋爱关系，希望她下班后和他约会；多次向她评论并声称自己喜欢大波女人；谈论他看过的色情电影，经常向希尔描述色情电影里的情节；谈论他自己的性生活；一九八三年希尔离开托马斯时，托马斯请她在参议院的食堂吃饭，并说如果她把他在她面前的言行说出去，会毁了他的前程。等等。
三、希尔—托马斯听证过程
希尔和托马斯都是黑人，也都是耶鲁法学院的毕业生，但他们也有差异：托马斯是共和党保守派，而希尔一直是支持民主党的。她虽然是在里根政府中给托马斯当助手，但一九八○年她忘记作选民登记，并没有投里根的票。此外，她感觉自己是在为托马斯工作，而不是为里根工作。
听证委员会主席是二○一七年一月卸任的前任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麻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元老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希尔当初与参议院接触时是通过参议员霍华德·梅珍鲍姆（Howard Metzenbaum）手下的工作人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有十四名成员，清一色的白人男性。委员会主席拜登比现在年轻、清瘦许多，闪烁其词地问着问题，很显然，这个话题，尤其是其中一些词汇，都令他们万分尴尬。为了考证她是不是在说实话，参议院豪威尔·赫夫林（Howell Heflin）问了几个问题： 你是一个受人嘲笑的女人吗？不是。
你狂热地相信公民权利吗？不。
你在公民权利领域持好战态度吗？不。
你有没有烈士情结？没有。
反对希尔的有两股势力，一是托马斯的支持者，他们认为阿妮塔·希尔是受到了民主党阴谋分子的操控，通过作莫须有的伪证来破坏托马斯的命名；二是黑人社区，他们觉得她作为一个黑人，不应当这样破坏一位黑人兄弟的前程。托马斯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有望进入美国最高法院的黑人法官。
连希尔本人也承认，托马斯不曾触摸过她，也不曾公开威胁过她。质疑希尔的人认为她站出来揭发托马斯有几个动机：
一、想出名。
二、受过屈辱，寻求报复。他们认为实际上希尔是个花痴，追求托马斯而不得，因而借机报复。
三、过分敏感、过分正儿八经。
四、希尔当时的精神状态不稳定。
五、民主党阴谋，欲借希尔指控破坏共和党命名。
托马斯完全否认他对希尔有过任何意图。他反守为攻，把话题转向了种族。他声称这是高科技的私刑，只不过这次私刑是在参议院里公开举行，而不是像从前白人对黑人处以私刑那样，把他在一棵树上吊死。可以想象，如果希尔不是黑人，他的反击会更加强有力。
希尔认为，托马斯一打“种族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让步了，不敢继续审查。在向黑人让步的同时，他们放弃了一位女性，虽然这位女性同样也是黑人。此外，种族牌一打，民主党也成了攻击目标，因而不敢为希尔辩护，只能听凭共和党操纵听证程序和内容。
希尔也不是全然孤立。她否认自己背后有民主党指使，强调从头到尾都是几位朋友在志愿协助她。他们冒险为她作证，证明她早在一九八二年就曾经跟他们谈论过被托马斯骚扰的事。民主党大佬特德·肯尼迪参议员的发言，也表明他相信希尔的证词：他认为参议员们不应当攻击希尔的人格，不要说她是在作伪证，也不要说她是被特殊利益集团利用，不要说她是从小说和司法案件中找到了这些情节。他认为，纠缠希尔教授的人格是不值得的。他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考虑提名人是否合格时，也不应当考虑种族因素。事实上，他说，希尔这些指控是一个非裔美国人对另一位非裔美国人的指控，问题的症结不是歧视和种族主义，而是性骚扰。他希望人们把眼光放在性骚扰这一个问题上。
希尔同意作测谎实验，并且通过了测谎。然而，公众听到的却只是种族主义、伪证、阴谋和谎言。据当时统计，百分之七十的人认为她作了伪证。肯尼迪的发言远远不足以扭转乾坤。托马斯最终还是赢了，进了最高法院，并且顺利提拔，至今仍然是道貌岸然的大人物。
希尔生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三十日，一九九一年十月在参议院作证时，已经三十五岁。她穿着鲜艳的蓝色洋装，认认真真地回答着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委员们的轮番提问。就是这样一位严肃、沉静的黑人女性，在美国政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场风波，涉及种族、性别、权力、性、政治种种主题，波及新闻（广播、电视）、学术界（哈佛、耶鲁）、政界（参议院、最高法院）各个领域，对美国新闻、政治、立法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怎么夸张都不为过。
四、风暴之后
作证之前，希尔已经于一九九○年从俄克拉荷马大学法学院拿到终身教职。然而，作证之后，她在南方的生活愈加艰难。她任教过的第一所学校的白人男生写信攻击她。从华盛顿作证回家途中在达拉斯转飞机时，有人组织了一群人攻击她。低年级学生受新闻影响，课堂上无法集中。高年级学生能够坚持课业。学校发行一部宣传片，因为她名声在外，决定把她那个片段删掉。在超市，有人在她面前大声耳语，也不怕她听见。也有人支持她，在超市里就拥抱她，害得她丢下购物车，落荒而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美国新闻界和法律界对于“性骚扰”没有明确的定义。每个人对“性骚扰”的理解都有所不同，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对它的理解也有不同。法律上，沒有明确定义什么是“性骚扰”行为，调查过程中，所有的人，从那些道貌岸然的参议院议员，到他们手下的各个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到联邦调查局，都有些茫然失措，不知道这样的调查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程序。接到希尔投诉时，参议院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建议希尔咨询乔治城大学一位经常和参议院讨论性骚扰问题的专家苏珊·戴勒·罗斯（Susan Deller Ross），希尔正是在和她讨论数次以后才决定正式投诉的。电视记录上，参议员们都显得表情尴尬，极不自在，对着镜头目光闪烁，但求速决。
阿妮塔·希尔穿着明亮的蓝色西服在参议院作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穿过那套蓝色西服，不过，她却一直将它保存下来。
尽管如此，希尔—托马斯听证会依然是美国政治尤其是性别政治中的一个分水岭，它增加了公众对性骚扰的了解，自那以后，女性公开指控其男性上司和同事的案件大幅增加，有关法案得以通过，民间也出现了许多活跃的组织和活动。
《面对强权，直说真话》封底引用希尔本人的话，阐述了她写这本书的动机：
六年前的事件，以“希尔—托马斯听证会”为高峰，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我不再是一个无名的私隐的个人，我的名字已经成了“性骚扰”的同义词。对很多人来说，我象征着敢于站出来、揭露一项痛苦的实情的勇气，从听证会以来，成千上万的人也为他们自己找到了这份勇气。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我象征着对公共论坛的堕落，说好听点儿，我是一个走卒，说难听一点儿，我是一个作伪证者。
但我不再甘于让别人对此作出评判，因为他们无法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感受到的、我看到的、我听见的、我思考过的所有一切。不管他们会怎么说，我都必须为了我自己来直面这些问题。我没有选择性骚扰问题，性骚扰问题选择了我。此外，既然我已经被选中，那么，我就开始相信，应当由我来试着找出这一切中蕴含的意义。
希尔的文字很流畅，情绪虽然激愤，却也还算克制，三百七十多页的一本书，我花了两三天的空余时间就看完了。看自传的好处，是可以了解作者的真实感受，因为作者总是会谈及当时的具体细节，尤其是心理活动和情感。从感情上，我有些同情她，但理智上，我也很清楚，她总是会为自己辩解的，如果我们生吞活剥，就容易偏听偏信。尤其是这种“他说，她说”的事件。当事人除了记忆有误以外，也只会说对自己有利的事实，听过的法律小说和看过的法律电影告诉我，在美国法庭上，受审人没有义务“坦白从宽”，如果你明知说出来对自己不利，你有权选择沉默。更何况，希尔还是一名法学教授。
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和性别偏见、隔阂和冲突依然存在，这些冲突在不久前的大选中又被重新放大曝光。不过，无论美国社会的种族冲突如何尖锐，言论极端者甚至声称奥巴马当选总统激化了美国的种族冲突，毕竟，奥巴马当选总统，美国政治已经在种族方面跨过了关键性的一步。至于性别方面，今年第一个女性总统与胜利失之交臂，然而，选出一个女性总统，也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