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枫今年刚好70岁，用她自己的话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对于自己这个跨国家族的历史，尤其是祖父和父亲在抗战时期的爱国往事，她了如指掌。“七七”事变爆发那一年，她的父亲王唯真14岁，正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南洋中学读书。当时各个阶层的华侨在菲律宾成立了许多抗日救国团体，发起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海外炎黄子孙的怒火被彻底点燃，许多热血青年想方设法回到祖国、奔赴抗战前线，王唯真也成了其中一员。关于这段历史，父亲从王枫很小的时候就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民族的孱弱与危亡、华侨在海外受到的压迫与欺凌、他为什么跟随中国共产党，以及他在延安的工作和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长，王枫更深刻地理解了父亲，理解了那一代华侨青年为什么告别家人、历经千难万险回到祖国，将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乃至为民族的新生奉献上生命。

“这是个大时代”

　　我的爷爷叫王雨亭，福建泉州人，16岁下南洋谋生，接触到进步思想，加入了同盟会，参与过辛亥革命、讨伐袁世凯等行动。1919年，爷爷在菲律宾同友人一起创办了《平民日报》，之后十来年，他一直通过办报纸、传播进步电影等方式宣传革命。1930年，他预感到日寇对中国领土的野心，专程到东北考察，后来写成《东北印象记》一书。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爷爷决定重返菲律宾，团结华侨、开展抗日救亡工作。1932年11月，他带着不满10周岁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到了马尼拉，在一些老朋友和中共党员华侨的帮助下，先后创办了《洪涛》《前驱日报》等报刊，既揭露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和行动，也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抵抗政策。
　　爷爷起初并不是共产主义者，只是出于朴素的爱国思想，主张中国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前驱日报》也关注着红军的动向，先后报道了红军反“围剿”和长征等情况。
　　我父亲王唯真就是在抗日救国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也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在海外的地位和处境。他在菲律宾人办的学校读过书，同学中有一个印度人长得非常高大，总是欺负人。有一次父亲忍不住上前制止，只说了一句话，印度人马上过来打他。父亲长得比较瘦小，但学过一点功夫，用脚轻轻一勾，印度人“啪”一下就摔倒了，周围同学都使劲鼓掌，大声喊着“中国功夫！中国功夫！”父亲一下成了学校里的名人。
　　当时华侨在海外的地位，就是什么人都敢来欺负你。菲律宾是西方的殖民地，本地人一直受洋人压迫，可华侨还要被本地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欺凌。如果你说自己是日本人，别人马上高看一眼;你说自己是中国人，歧视、打压接踵而至。爷爷、父亲那几代华侨对此体会太深了，所以都特别爱国。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如果中国不强盛，华侨在海外永远挺不起腰杆。
　　“七七”事变之后，国内抗战形势风起云涌，远隔重洋的华侨也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爷爷当时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有联系，经常向国内运送物资，并送一些年轻人回国抗日。父亲不时在家里见到这些华侨青年，心里不平静了，跟爷爷说也要回国参战。这时他才14岁，爷爷说你太小了，再长大一些就送你回去。一年后，父亲因为在学校里宣传抗日思想，与校长发生言语冲突，被开除了。他再一次提出回国，这次爷爷同意了，并决定亲自送儿子回来。
　　1938年10月，爷爷和父亲坐船抵达香港。原定的计划是先到广州，再去陕北，谁料就在他们到香港那天，日寇占领了广州，北上的路暂时走不通了，只能再等机会。

　　那段时间，父亲天天盼着上战场打鬼子。有一次在街上，很多人围着一个算命先生看手相，他见到后心念一动，挤上去说，你也给我算算，我能活多久？对方算了算说，你能活到30岁。父亲一想，自己才15岁，还能活15年呢，到时候肯定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行了，够本了！”那时他已经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1939年5月，去陕北的机会来了。当时有一批来自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司机服务团人员和几名学生要参加八路军，爷爷便把父亲交给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同志，一道搭车走。
　　临行前，父亲拿出自己随身带着的小本子，请爷爷在上面写几句留言。爷爷写道：“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日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获得心灵解放

　　那次同行的司机服务团成员有30人左右，驾驶着海外华侨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22辆美制大卡车，以及宋庆龄女士赠送的一辆漆着红十字的大救护车，车上满载着华侨捐赠的药品、纸张和汽油。为了避开日寇，车队先绕道越南，再转回广西，然后经贵州、四川到陕西。负责接送掩护的八路军同志向大家介绍了途中的注意事项：第一，沿途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第二，国民党军警和便衣特务经常抓走投奔八路军的华侨、工人，因此要特别注意集体行动，不要走散;第三，沿途疟疾流行，要警惕霍乱。为了预防疾病，八路军同志建议大家吃生大蒜，说大蒜是红军长征时的“万灵药”。父亲就是从这个时候学会吃生大蒜的。
　　整个行程历时3个多月。因為父亲身体灵活、眼力好，途中一直站在司机室外的卡车踏板上担任防空哨，一见到敌机就喊停车，大家马上躲到路旁的草丛或山沟里。尽管如此，还是被日寇飞机的扫射打坏了两辆车，3位同志因翻车事故和疾病失去了生命。 　　1939年8月，父亲一行人到达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他们先进入附近的安吴堡青训班学习。青训班在抗战初期同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并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学府，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培训出1.4万名抗战骨干。
　　青训班为父亲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安吴堡是延安的“窗口”，政治空气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讲述爬雪山、过草地的亲身经历;从抗日前线回来的干部讲述日本兵的凶狠以及对八路军的恐惧;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同志讲述国民党特务的阴险毒辣，以及烈士们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安吴堡学习的4个月中，父亲从书本和“活教材”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初步学习了革命战争的理论，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新世界。
　　1939年底，在组织安排下，父亲终于到了延安。他本想先上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去前线杀敌。但组织上对他说，延安和前方已经没有太大区别了，一边是日机轰炸，另一边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包围陕甘宁边区，加上父亲年纪还小，应该抓紧时间多学点革命理论，“毛主席说过，中国如果有200个真正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革命的胜利就不成问题了”。
　　这番话让父亲改变了想法。他服从组织安排，进入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简称青干校）学习。青干校有一个青年剧团，是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的前身，父亲在学习的同时，还在剧团参加演出兼做美术工作。
　　延安的物质生活是很艰苦的。父亲从东南亚地区过来，没感受过陕北这样寒冷的冬天。他住在窑洞里，窗户就是一层纸，手指一按就是一个洞。有时风一吹，窗户纸哗啦啦地就掉了，小油灯一灭，屋里又黑又冷，父亲赶紧把窗户堵上或糊上，再生火、点灯，然后接着工作。那段时间，他的手上、脚上都是冻疮。
　　尽管如此，父亲在精神上却非常快乐。他深深体会到延安的平等：大家都是革命同志，生活条件一样，没有富人剥削穷人、上级压迫下级、长官打骂士兵的事情。这种同志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几十年后，他与延安时期的老朋友仍然经常串门、走动，有时我也跟着他去一些叔叔阿姨家。每当回忆起延安时期的生活，他们总是特别高兴，聊着聊着就哈哈大笑起来。我觉得延安让父亲获得了心灵的解放，影响了他一生。

　　1940年5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到延安访问。在与华侨青年会面时，他一再問大家为什么参加八路军。大家都说，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最坚决、最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并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共产党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干部以身作则、党员吃苦牺牲在前等精神。
　　实地考察之后，陈嘉庚对延安精神赞叹不已，也被归侨青年的战斗激情深深感动。对比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他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这次访问之后，延安爱国华侨联合会很快就成立了，并成为中共侨务战线上的一支宝贵力量。
　　1940年10月，父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清凉山的特殊战场

　　1941年8月，父亲从青干校调入《解放日报》任美术编辑，同年11月转调新华社，从事英语翻译工作。当时《解放日报》和新华社都位于延安城东门外的清凉山上。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战斗在那里的是一支拿笔杆子的部队，其中95%以上是青年，包括20多名回国参战的华侨。
　　父亲一踏上清凉山，就被那里紧张的战斗气氛吸引了：架设在山上的简陋天线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日夜接收着东、西半球各大通讯社发布的新闻。这些消息是处在延安山沟里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世界局势的主要信息来源，而负责记录这些外电消息的，是一群十七八岁、只掌握基本英文字母的学生。

　　当时清凉山抄收的外电，绝大多数是英文稿。这些稿件采用国际通用的省字法，会在电文中省略一些单词和字母，其中美联社的发报速度最快，每分钟发40多个单词、200多个字母，这意味着报务员每秒要抄录3个以上的字母，并保持这种速度连续工作几个小时。曾经有一名西方记者到清凉山参观，目睹这种工作方式和战斗精神后惊叹不已，连声说：“难以想象！”
　　清凉山创造的另一个奇迹，是新华社翻译组的同志们破译“天书”。报务员高速抄下的外电，字迹自然很难辨认，加上高空电离层变化的干扰，抄错、抄漏的现象难免发生，因此从抄报房送来的电文，简直像天书一样难懂。但翻译组的同志们克服困难，对抄错、抄漏的地方加以识别、猜补，尽可能恢复电文原貌，总能把电文破译出来。
　　父亲在新华社英文翻译组工作了半年多后，又调到广播科编写国际新闻。广播科主要负责向敌后各解放区的报纸播发文字稿，并通过延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发布口播新闻。延安广播电台的电力虽然不强，却以新闻的真实性取信于天下，就连日伪和蒋军官兵，也很少怀疑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
　　在延安，父亲也收获了爱情。说起他和我母亲陈萍的相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有一天刮大风，一床粉红色被面的棉被从天而降，落在母亲住的窑洞前。她赶紧拾起来，把浮土拍打干净，四处环顾着寻找失主。只见一个青年急匆匆地从山上跑下来，一脸喜悦地说：“哎呀！幸好没刮远，太谢谢你啦！”原来父亲住的窑洞就在上面一排。几天后，他送给我母亲两条粉红色的手绢，就是用那床被面撕成的。
　　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为我母亲画过很多像，唱过许多外国歌曲，母亲听得如醉如痴。开文艺晚会时，父亲除了拉手风琴为演唱伴奏，还会组织小青年们来个分声部的“口哨小合吹”。他的口哨吹得悠扬悦耳，每次晚会都由他“领吹”。平时，他的口哨则成了和母亲约会的助兴节目，仅仅是《小夜曲》，他就能吹出不同国家、不同作者的几种曲调来。直到今天，母亲还记得《小夜曲》的旋律，总会想起父亲双手揣在裤兜里、吹着口哨伴在她左右的样子。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父亲随廖承志（时任新华社社长）东渡黄河时，知道了一个“秘密”：“你的父亲是共产党员。”
　　1939年在香港分别时，爷爷没有告诉父亲自己是共产党员，以至父亲在延安填写入党履历的时候，把爷爷的政治面貌写成了“随时代前进的人”。1949年北京解放后，爷爷陪同陈嘉庚先生从香港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与父亲在京重逢。父亲把10年前的临别留言拿给爷爷看，爷爷感慨地说：“唯真，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走对了！”
　　这些故事，父亲给我讲了无数遍，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69年，我参军入伍，在部队锻炼了10年后回京进入铁道部机关报工作，后来考入中国新闻学院新闻系学习。1987年，我进入新华社《瞭望》周刊海外版，负责“华人华侨”专栏的采编工作，1995年发起并参与组织了大型外宣展览《华侨与抗日战争》，在国内外11个城市同一天展出，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并出版了同名画册。退休后，我加入了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继续与海外同胞合作，通过100多家海外华文传媒向世界介绍真实的中国。
　　前辈的故事，每次讲给年轻人听，我都无限感慨。江山是什么？江山就是人民，就是人心。当老百姓知道你是真心为人民时，就会豁出命来支持你。一切为了人民的精神在今天怎么传下去，对我们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我相信，只要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下去，中国共产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王枫
　　1951年出生，1969年入伍，1987年进入新华社《瞭望》周刊工作。退休后加入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担任网站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