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格奥尔格·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同为经典社会学时期为德国社会学奠定基础的社会学家，同时两位社会学家都对“资本主义悲剧”相关内容有所论述。本文从论证方法、论证视角等方面出发，对比探讨两位学家有关“资本主义悲剧”这一话题的不同见解。
【关键词】：资本主义悲剧 西方社会学
韦伯在理论逻辑讨论的基础上解释社会（行动），他倾向于从“社会行动”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通過韦伯的社会学研究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文化悲剧”和资本主义理性起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行动的合理性关注密切相关。
首先在探讨“资本主义为何在西方社会中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时，韦伯认为是宗教伦理的理性精神迎合并促进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善。例如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入世观”。另外，韦伯从“涉及他人”或“包含社会关系的行动”出发，将社会结构分成“共同体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化的社会结构”。其中社会化的社会结构是以理性、利益为基础的，在这样的社会下，人们注重创建基于利益的合作与负承诺责任的协议关系，多体现在理性化占主导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社会化的社会结构。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被打上了深深里的历史烙印。
接着韦伯在研究社会经济行动时，从行动本身的“关注点”角度出发，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行动。形式合理性行动是指，行动在形式上是可以拿来计算的、可以用货币度量的。通俗地说，某一行动可以用金钱/货币对行动本身进行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以至于可以成为人们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的工具，例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或贸易活动。实质合理性行动关注的是行动的意义、价值或者其他满足理性计算之外的其他各种目的。这种经济活动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和要求进行，考虑的是被提供产品的人群的需求和价值，例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人民公社”运动。韦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式合理性行动占据主导地位，实质合理性行动匮乏。
因此可以看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贯态度，当过于追求理性利益上升到主导而忽视价值与意义的时候，正是资本主义悲剧的所在。
齐美尔的整个社会学研究都围绕着社会互动的形式展开，偏向哲理化。齐美尔认为，“文化悲剧”和社会分化背景以及分化导致的主客观文化关系密切相关。
齐美尔将文化分为“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主观文化是个体行为者内化的文化，是一种“处理过”的文化，是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或劳动创造出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吸收、控制而形成的个体文化;客观文化是历史中创造与形成的，是外在于个体的各种文化，例如宗教、社会制度、艺术等。两者的关系是：客观文化需要被内化诠释——客观文化都是人在社会中的活动的结果，但是只有被个人内化为个人主观文化的一部分之后才能算真正的实现。因此，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是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相互矛盾又相互对立的，互相影响，互相塑造，有着文化内部自身的逻辑与发展规律。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际情况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客观文化的规模和数量爆炸性增长，其内容与关系越来越复杂，呈现出对主观文化的压制性趋势，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理解客观文化、跟上客观文化扩展的步伐，不仅失去了控制，甚至反收到了压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悲剧”。但是，人本身创造并成就了客观文化，为什么人却越来越难以理解客观文化呢？齐美尔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出发，论证了文化悲剧出现的原因：社会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各个分工内专业化程度增强→每一个专业化的领域都可以创造出更加独特、精细的客观文化→各个部分的专业客观文化单独形成整体的社会客观文化→但是由于分工过多，人们只擅长自己的专业化领域（例如专家型人物的出现），难以对客观文化进行整体性认识、把握和控制。这就是为什么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认识能力却变得更加有限，归根结底就是社会分工与分化的作用和影响。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货币哲学”。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货币文化应运而生、不断成熟，成为精细的客观文化，成为社会客观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货币文化拥有了自身独立的存在逻辑。其在接受人们内化的过程中，已经成功影响和塑造了人们的金钱观、价值观，冲击着原有价值体系，使一些人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人们的人生观发生剧烈变化，更加功利化、愤世嫉俗或冷漠无情。例如，极端者会认为金钱可以买来一切东西，因而一些庄严神圣、崇高的东西面临着挑战。
总的来说，韦伯和齐美尔都论证了关于资本主义的悲剧，相同的地方在于两者都指出了个体的行动或互动在悲剧中的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分别运用不同的方法、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论证——在方法上齐美尔更倾向哲理化解释，韦伯更加注重逻辑讨论。
除此之外，韦伯站在整个社会制度与经济活动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提出了不满——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态下，社会整体性的目标趋向逐渐脱离或者缺少一种文化核心，也就是说人们逐渐变得利益至上而更少地关注人本主义的地方。这是一场制度的悲剧。
齐美尔则是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对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进行解释，剖析了资本主义文化内部存在的矛盾与危机：在社会分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客观文化逐渐占据主导，数量和精细化程度上都让人难以全面地把握，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产生分离趋势。这是一场文化的悲剧。
【参考文献】：
【1】侯钧生.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90-128
【2】蒋逸民.现代文化的异化或悲剧——析西美尔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诊断[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6（01）：30-36.
【3】金永. 卡尔·洛维特论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诊断和批判[D].安徽师范大学，2017
【关键词】：资本主义悲剧 西方社会学
韦伯在理论逻辑讨论的基础上解释社会（行动），他倾向于从“社会行动”的角度出发看待问题。通過韦伯的社会学研究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文化悲剧”和资本主义理性起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以及资本主义社会行动的合理性关注密切相关。
首先在探讨“资本主义为何在西方社会中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时，韦伯认为是宗教伦理的理性精神迎合并促进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善。例如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入世观”。另外，韦伯从“涉及他人”或“包含社会关系的行动”出发，将社会结构分成“共同体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化的社会结构”。其中社会化的社会结构是以理性、利益为基础的，在这样的社会下，人们注重创建基于利益的合作与负承诺责任的协议关系，多体现在理性化占主导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社会化的社会结构。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被打上了深深里的历史烙印。
接着韦伯在研究社会经济行动时，从行动本身的“关注点”角度出发，将社会行动划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行动。形式合理性行动是指，行动在形式上是可以拿来计算的、可以用货币度量的。通俗地说，某一行动可以用金钱/货币对行动本身进行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以至于可以成为人们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的工具，例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或贸易活动。实质合理性行动关注的是行动的意义、价值或者其他满足理性计算之外的其他各种目的。这种经济活动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和要求进行，考虑的是被提供产品的人群的需求和价值，例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人民公社”运动。韦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形式合理性行动占据主导地位，实质合理性行动匮乏。
因此可以看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贯态度，当过于追求理性利益上升到主导而忽视价值与意义的时候，正是资本主义悲剧的所在。
齐美尔的整个社会学研究都围绕着社会互动的形式展开，偏向哲理化。齐美尔认为，“文化悲剧”和社会分化背景以及分化导致的主客观文化关系密切相关。
齐美尔将文化分为“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主观文化是个体行为者内化的文化，是一种“处理过”的文化，是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或劳动创造出文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吸收、控制而形成的个体文化;客观文化是历史中创造与形成的，是外在于个体的各种文化，例如宗教、社会制度、艺术等。两者的关系是：客观文化需要被内化诠释——客观文化都是人在社会中的活动的结果，但是只有被个人内化为个人主观文化的一部分之后才能算真正的实现。因此，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是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相互矛盾又相互对立的，互相影响，互相塑造，有着文化内部自身的逻辑与发展规律。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实际情况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客观文化的规模和数量爆炸性增长，其内容与关系越来越复杂，呈现出对主观文化的压制性趋势，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理解客观文化、跟上客观文化扩展的步伐，不仅失去了控制，甚至反收到了压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悲剧”。但是，人本身创造并成就了客观文化，为什么人却越来越难以理解客观文化呢？齐美尔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出发，论证了文化悲剧出现的原因：社会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各个分工内专业化程度增强→每一个专业化的领域都可以创造出更加独特、精细的客观文化→各个部分的专业客观文化单独形成整体的社会客观文化→但是由于分工过多，人们只擅长自己的专业化领域（例如专家型人物的出现），难以对客观文化进行整体性认识、把握和控制。这就是为什么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认识能力却变得更加有限，归根结底就是社会分工与分化的作用和影响。
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货币哲学”。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货币文化应运而生、不断成熟，成为精细的客观文化，成为社会客观文化的一部分。因此，货币文化拥有了自身独立的存在逻辑。其在接受人们内化的过程中，已经成功影响和塑造了人们的金钱观、价值观，冲击着原有价值体系，使一些人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人们的人生观发生剧烈变化，更加功利化、愤世嫉俗或冷漠无情。例如，极端者会认为金钱可以买来一切东西，因而一些庄严神圣、崇高的东西面临着挑战。
总的来说，韦伯和齐美尔都论证了关于资本主义的悲剧，相同的地方在于两者都指出了个体的行动或互动在悲剧中的扮演的重要角色。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分别运用不同的方法、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论证——在方法上齐美尔更倾向哲理化解释，韦伯更加注重逻辑讨论。
除此之外，韦伯站在整个社会制度与经济活动的角度，对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提出了不满——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态下，社会整体性的目标趋向逐渐脱离或者缺少一种文化核心，也就是说人们逐渐变得利益至上而更少地关注人本主义的地方。这是一场制度的悲剧。
齐美尔则是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对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进行解释，剖析了资本主义文化内部存在的矛盾与危机：在社会分化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客观文化逐渐占据主导，数量和精细化程度上都让人难以全面地把握，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产生分离趋势。这是一场文化的悲剧。
【参考文献】：
【1】侯钧生.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 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90-128
【2】蒋逸民.现代文化的异化或悲剧——析西美尔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诊断[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6（01）：30-36.
【3】金永. 卡尔·洛维特论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诊断和批判[D].安徽师范大学，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