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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再次见到海静时，是在殡仪馆。那天她穿着一条黑裙子，手里捧着一束白色的百合，一个大墨镜遮住了半张脸，与我握手时，左手摘下了一半眼镜，虽然看着我，眼神却很深远，而且，右眼的一半还在墨镜后面。
告别仪式还没开始，为了表示我们与死者老姚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站在了队伍的最后。同学老李已经当上了团市委书记，按说有资格与贵宾们一起优先鞠躬，老姚的几个合伙人都认识老李，他们过来邀请老李，但老李都拒绝了。他熟练地说，不是官方活动，我还是与同学们一起。老李与老姚的合伙人客气的时候，双方都略带微笑，等他再回到同学堆里时，情绪就有点合不上，老李的表情便有点僵。不过，其实大家也没怎么注意他，老姚一位年轻的同事正在给我们发小白花。小白花是用无纺布做的，非常硬朗，据说在这方面殡仪馆有统一的规定，不管死者是谁，都不许用鲜花。小白花的后面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别针，而是一条长长的大头针，用白色的细纱裹着，钝且涩，我戴了好几次，都不成功，花头太重，垂头丧气地倒在胸前。花下面有一条剪裁得很仔细的白色布条，上面用金字写着“奠念”，也许这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发明的一个词。好几个同学都遇到了我同样的问题，海静不知从哪儿又找来几支大头针，有两根针，就可以把白花固定好了。她给许多人帮忙，看我的白花还垂着，也来给我帮忙。她一边扯起我胸前的衬衫，一边说，连黑衬衫都是巴布瑞的，挺讲究。可不，我说，时不时就得来一趟，得体面点。海静帮我固定好白花，就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们都站在彼此的眼角里，可是，我们都把努力把眼睛瞪得溜圆，目光像黑夜里手电筒的光，是一道可以爬上爬下的柱子，一点都不散，没有任何余光。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姚离开这人世的。那天已是凌晨三点，我闻讯赶到医院时，急救室的门已经敞开，几个人正在手忙脚乱地为老姚擦身体，我看到他的胸前和颈后有几个紫红的印，手垂在床下，像一条咸鱼，伴随着擦拭身体的节奏来回晃动，他的阴茎软塌塌地弯在一边，是灰白的颜色。老姚双眼紧闭，表情平静，就像一次常见的醉酒，然而全身上下仿佛也都笼罩着一层灰色。一位老姚的女同事，一个大姐模样的人在走廊里陪着老姚的太太LISA，她已经无法站立，那位大姐倒是指挥若定，一边安慰LISA，一边张罗几个年轻人，联系太平间、入殓的衣服等。我手足无措地立在那儿，连自己都觉得很多余。
告别的队伍开始了缓慢的移动，我们十几个同学站在最后，海静不常回来，几个女同学便围着她小声地问长问短。其实我也感觉到，她们会时不时地把目光移到我身上。我们这一小撮人，就像等待检票上车，又像排队去礼堂开会，就是这样缓缓前进的节奏。
告别厅里，老姚睡在鲜花丛中，我们站在进门的地方，排成两排，从老姚的脚下朝着他的身体和头部眺望，老姚穿着那件我们几天前七手八脚帮他穿上的那套宽大的蓝西装，也许是化了妆的原因，我觉得他的距离有点遥远了，他的头顶上还戴了一顶圆圆的帽子，看起来有点古怪。司仪还没有发出号令，我已经着急忙慌地鞠了三个躬，不想，三个躬鞠完，司仪才说：“现在请大家向遗体三鞠躬。”我身体晃了一下，站在我旁边的海静像是下意识地拉了一下我的手。
与LISA握手拥抱的时候，眼泪突然涌出来，止也止不住，我用力地拍了一下她，就逃了出来。海静一直跟在我身后，她一直在啜泣，来到广场上时，突然大哭起来，她抱住我，身体一下下地耸动，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风吹起她柔软的裙角，扫到我的衣服上。我们一直抱着，我说，好了，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她哭着点头，越抱越紧，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告诉彼此，我们还都活着。
渐渐的，她僵硬的身体有了一点弹性，我的胸口也热了起来，我们相互试探着放开对方，到完全分开时，她突然很冷地说，送我回家吧，我打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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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十五年之后，我与海静又睡在了一起。说起来真是匪夷所思，我大体算是个正经人，在男女问题上一向拘谨。海静与我之间曾有过那么一段儿。分手十五年后，我们一起去参加完好朋友的葬礼，都悲伤到不能控制眼泪。然而，仅仅是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与她上了床。大白天的，窗帘也没拉，在她的家里，一切还都是十五年前的样子，我们熟门熟路地纠缠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拥抱、接吻，一次又一次地把彼此送到过去的时光里。完全忘记了十五年前的那天，她走进国际出发的匣口，趾高气扬地消失时的情景。那一天，我感觉胸膛里的炸弹，在这一瞬引爆，我被炸得七零八落。过了好久，我积攒了全身的气力，好不容易，才把那些碎片重新聚拢成人型，一步一顿地走出机场。从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络。
几年前，老姚去看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带回了海静的消息，他告訴了我海静的MSN，我没有加。
那时正是我生活最热闹的时候，我刚注册了一家新公司，业务很忙，还在联系业务的同时，认识了一个卖楼的姑娘小美。那时，我的生意有了一点起色，我买了江边的房子，有一览无余的明亮阳台，小美经常露着两条长长的腿在那里跳来跳去。我们共用一台电脑，她还经常帮我打理公司的业务。我觉得是不适合与海静再啰嗦些什么。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谈些什么呢？谈她快乐而空虚的生活？悉尼奥运会？刚分手那几年，我一想起她的名字，心里就会像被针扎了一样难受，又过了些年，痛点就变得有点飘忽不定，有可能在看一个爱情电影时被激发一下，也有可能被中秋前后的桂花激发一下。痛点被激发时，开始会感觉心脏缩成一团。到后来，烈度也渐渐降低，到认识小美时，痛点的表现已经微小得像小便后的寒颤。
在与海静重逢相拥的那一瞬，我猜想她与我还是有心灵上的共鸣的，因为她抖个不停。我吻她的脸，直到她面部的肌肉松弛下来，开始有了表情。我们彼此把对方紧紧地包裹住，仿佛这样可以给不堪的青春岁月一个交代。继而，我们像两片漂浮在湖面上的树叶，平静地起伏着，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海静苏醒了。她披上一件衣服，煮了一壶咖啡，开始了她滔滔不绝的讲述。
假如一部电影里发生了上述的情景，男女主角在开始讲话时，都会很黯淡吧？但是海静真的没有，她兴致勃勃地说着一切。 她说，你知道吗？我这几年一直在美国。
我还陷在床垫里，她突然问了我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仰望着她，窗户里洒进来的太阳光给她的轮廓镀了一圈金边，我感觉自己正在不断地萎缩。我的嘴唇上还留有她口红的味道，这让人羞愧不已。我鬼鬼祟祟地捡拾着散落在床头和床边的衣服，裤腿拧成了麻花，穿的时候差点把自己绊倒。海静的眼睛里闪着我熟悉的光亮，她语速并没有因为我的萎缩而变慢。
澳洲虽然好，但是未免太无聊。我在这里晒了好几年的太阳，也有点厌烦了。我已经在美国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就在硅谷。不过我可不做什么高科技，我还是老本行，倒腾房子。给我干活的都是“老墨”。
硅谷我是知道的，不仅知道，还去过两次，在那传说遍地的世界之谷，每天都在產生一个新的波浪，然后被放大、变形，成为人们的谈资和焦躁的理由。在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常在深夜的酒吧里传送这些故事。而我不曾想过，已经奔四张的海静，居然还在这些故事里。
有一个五个人的小公司，做了一个软件，突然被GOOGLE收了，五位股东共得19亿美元，海静说，你说他们该怎么分呢？我就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房子又要涨钱了哈。
有一天，打开窗户，发现窗外停一排奔驰，海静说，这一定又是有公司被收了。
海静以比我快1.5倍的语速，讲了许多段子，信息量巨大，我好几次都想把录音打开，以免漏掉什么重要的信息。海静说，现在去硅谷的中国人，都要去Jobs的故居，什么样的人能够创造财富呢？那一定是能够颠覆现有生活的人，比如Jobs，他改变的不只是手机，而是人的生活，几年前，我们不还是用那种键盘手机吗？Jobs逝世那天，我带着大儿子去了他的故居，好多好多鲜花啊，我真的很感动，他的房子那儿是一个Corner，现在全涨钱了。
可是，海静说，人真要好好活着，即使活成了legend又有什么用？而且，硅谷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偶像，他是Elon Musk，是Tesla的创始人，你知道吗，他是1971年出生的，跟我们也大不了几岁，而且，也是斯坦福的辍学生。
她说，老姚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这一下没了，算怎么回事？
她沉默了几分钟。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没头没脑地说了句：你应该多要几个孩子。
海静说活从来没有起承转合，急停急转，都是硬切。以前也是这样，不过那时候不会在谈话里夹杂这么多的英文。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次重逢算什么。我穿戴整齐，坐在那个硬邦邦的高沙发里，接过海静递过的咖啡时，感觉自己完全像一个偷情的老手。海静喜欢硬而高的沙发，她最讨厌我没有人形地倒进“懒人”椅的样子，这是我们最初的区别。
我也马马虎虎地说了一些我的近况。不过我着实没有太多可说的。我开过一阵子公司，曾经满世界地跑，现在已经没有生意可做，我重新回到了年轻时憎恶的白蚁防治研究所，每天准时上班，其实不过是打发无所事事的时间。老姚认为我这种生活是完全的混吃等死，他倒是没打算死。
等我与海静浅浅的拥抱，道别后，我重新坐进车里，看到驾驶室里留下的几朵白色的花瓣，头有点轻微而顽固的疼。仿佛二十年的光阴都浓缩进这一上午了。我参加了最好朋友的葬礼，又与初恋的女友相逢，我们重温了过去的好时光，然后我又羞愧地逃走了。不知这算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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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来，我还没有问过她哪天回美国，她的电话以及其他什么信息。除了鼻腔里还留有一点她香水的味道，我是不是曾经遇到过她，已经变得十分不确定了。
我倒是想起了第一次见到海静时的场景。那是H城的九月，一年一度的大一新生报到日。海静穿着白色的衬衣和浅蓝的牛仔裤，背着一个双肩的小包。像所有的新生一样，她瞪着两只清澈的眼睛，新奇地左顾右盼。她的父母并没有一同来，这倒是有点奇怪，常理上讲，像这样的女孩子来报到，至少会有一两个家长陪同的。我问，你一个人吗？是的，我不许他们来送我，就这么一点路，再说我也来过好几次H城了。
行李都在后面的车上，我们是负责给新报到的同学派发宿舍的钥匙、新生入学手册以及带领他们去食堂办理粮油关系。H城所在的J省刚刚取消了粮票，所谓办理粮油关系，其实就是告诉他们，直接去窗口买饭票就行了。
海静是从N城来的，她的情况我们早就摸得一清二楚，听说她是有文艺特长的，每个人都对她有所期待。
我在一堆行李中找到了海静的那只，是一个棕色的大皮箱，二话不说就扔到了三轮车上，然后命令她：上车吧，我带你去六舍。海静听话地坐到了三轮车上，那样子说起来有点滑稽，但是我们都得意洋洋。不是每个新生都能享有坐三轮的待遇，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带他们先到宿舍，然后行李攒够了一车，再一起拉过去。
六舍是女生的宿舍，这里在20世纪80年代曾作为片场，拍摄过《女大学生宿舍》。那位女导演也因此几次回到我们学校，为她的新电影做首映。我与海静曾去看过，不过那电影不怎么样。六舍建在学校的最高处，平时是不允许男生出入的，这栋令人高山仰止的建筑我也只去过这么一次，因为接新生的原因，此时可以允许男生出入。
海静听话地坐到了三轮车上，我放下车闸，熟练地送她去六舍。
看起来这是一个泡师妹的好办法，而事实上我并不在行，一路上都没说几句话，把行李送到她的宿舍之后，也只是不怎么响亮地说了句：我是九一级的何营营，你有困难可以找我。假如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今天，我们会愉快地互扫一下二维码，但是那时啥都没有，我追了一句，我住七舍，303，那儿你们可以随便去。然后就快步地下楼了，好像还有很多师妹等待我去帮忙一样。等我走出六舍，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海静正在阳台上往下张望。
谢谢你，师兄。她在阳台上大方地喊了一句。
据海静后来说，从那一天，她就喜欢上了我。这让我感到很荣幸，因为H大是个理工科大学，女生一向稀缺，像海静这样的漂亮女孩儿，更是凤毛麟角。即使是后来，她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得意的事。不过据另外的一些女同学说，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因为我那时挺招女孩儿喜欢，说话慢吞吞，长头发，清瘦，像一个失败的艺术家。那会儿的女孩儿，都好这口。 海静凡事主动，因为她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所以不到一学期，我们就混成了好朋友。她常与闺蜜邓妙到我们宿舍来约我和老姚打网球，我们那所学校在当年是全国少有的网球运动传统学校。许多同学在体育课上選修这门看上去很洋气的运动。许多人都用木制的球拍，打不了多久，就变形了，假如两个衣衫不整的人，拎着两个变形的木头球拍走到室外，也许会被人当成是去护校河里捞鱼，但我们确实是去打网球的。
春天来了，我们也一起去植物园看梅花。有次邓妙过生日，男男女女聚了十多个，我们把蛋糕涂在彼此的脸上，在草坪上跳水兵舞，过往游人围成了圈，对我们的青春年华垂涎不已。但是对我们这一切又再正常不过，这样的场景其实在许多同学的生日PARTY中都有过。我们经常三五人约在一起，去爬山或者到什么公园去玩一天，有男有女，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不过那次在植物园玩到挺晚，走回学校的时候，天已经有点黑了，我们高谈阔论地走着，走着走着，我就发现其他同学都已经不见了。
当时的我确实就是这么傻，所有同学都断定我在与海静恋爱时，我还觉得我们只是谈得来的好朋友。那天海静大概也是有点不耐烦了，她一下拉住我的手，然后脸朝向我，嘴角全是挑衅的表情。我握住她柔软的手，看到黄昏里一朵朵的云彩从脑后唰唰地飞过，越过了远处的栖霞岭，直奔更远处的之山而去。
我们就开始单独约会了。一起吃饭，一起去图书馆，假期里还会一起出去玩。回忆起这段校园生活，我对她心怀感激。我经常想，要不是天天陪她去自修，也许我不知该挂多少科。毕不了业也不奇怪。因为我经常在10点钟从图书馆出来，送她回六舍后，再爬校门出去，找老姚他们喝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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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想，也许我不是注定会成为一个爱情中的Loser的，但我算得上是漫不经心，对即将到来的一切缺乏准备。我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新的时代。我坐在时代列开的末端，被突如其来的颠簸搞得七荤八素，而海静，早早地就坐到第一排去了。这是物竞天择的规律。35岁之后的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认为我应该原谅她。
作为一个强大的女孩，在我刚毕业工作的时候，她已经替我安排好所有的事。我们都顺利地拿到了留在H城的“红卡”，我到一家听起来十分后现代的单位上班，那单位叫作白蚁防治研究所，我前前后后在这里已经待了五年，单位里的人似乎从来没有齐过，而我当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些啥。这在我们那一代大学生中是不常见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繁华岁月，有追求的同学去了上海和广州的国际知名企业，有一个广东的二线城市的市政府一下就从H大要走了近百人。而我们要留在安逸的H城，也只能委身于此。对于未来，我一向不抱太大希望，我觉得，只要消停就好。海静为我在单位与H在中间租了一间一居室的房子，房东是一个信佛的老太太郝婆，她每到周末就会给我烧几个菜，她经常去附近的菜场买几条鱼，给我做一条，然后余下的几条到附近的一个寺院里放生。我非常不理解郝婆是如何选择哪条鱼杀掉，哪条鱼放生的，我曾试图与她探讨这个问题，但是郝婆满脸是笑，就是不说。我曾见她做鱼的时候念叨，大意是，今生我吃你，来生你吃我。郝婆还经常用难懂的方言跟我聊一两小时，中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晓得哇？”我就回答，晓得，晓得。海静有时住在学校，有时就住在我这里。我们规划着未来，海静一直试图推着我往前走，她认为我可以做生意，也可以从政，她常常为了规划未来，而我只觉得无聊而又幸福的生活仿佛触手可及。
Andrew的出现是在我工作两年之后。海静比我毕业晚一年，由于她成绩出色，保送读研了。H大与悉尼大学有一个交流项目，海静加入了一个经济地理的课题组，Andrew也是这个课题组的成员。那段时间，海静经常给我提起澳洲人Andrew。他的父亲来自波兰，母亲是英格兰人，他们1967年在保罗·西蒙的伦敦演唱会上相逢，然后老Andrew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1967年，正是达斯汀·霍夫曼演《毕业生》的年份。伦敦姑娘爱上了波兰小伙，这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们也因此很愉快地跟小Andrew混在一起。那段时间小Andrew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平时大家都在忙，一到了周末，来自异国他乡的小Andrew无所事事，就一直跟着我们混。他的头发是灰白的，我不知道是天生如此，还是得了少白头，脸型像商店里的那种塑料模特，窄而有纵深感，眼眶是深陷的，棱角分别，高高大大。他喜欢打网球，我们第一次去打球，我就发现我非他的对手，Andrew有一手平击发球的绝技，基本上一发致命，我很少能接到。Andrew这个洋鬼子不懂事，他明知我接不起来，还一个接一个地发，搞得我在海静面前没了面子。但是Andrew似乎并不了解，他还常常约我打球，并且积极地订场地。我们常打球的地方是个游泳馆，网球场算是附设场地，打球的时候常有头刚游完泳的姑娘们站在那里围观。她们头发湿漉漉的，有的还把衬衫淋上了水珠，显露出内衣的颜色，大部分是白色的，也有的穿红的。姑娘们无一例外地为Andrew叫好，因为他打得确实比我好，大概她们会认为我是被组织上派来照顾外宾的马仔吧。
那时候，H城街头上的老外并不多，所以我、海静还有Andrew一起逛街时，会引来一些好奇的眼神。说实话，我们都有点小小的得意，好像初中时我拥有了第一NIKE鞋，穿上它去上学的感觉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个洋人朋友是值得骄傲的，我把Andrew当成我生活中的一朵奇异的小浪花，所以尽管网球打不过他，也不以为意。我们去太子湾公园野餐，他左手拉着我，右手拉着海静，喝上几瓶啤酒后，兴奋得搂住我们，我看见他握海静的手挺紧，也没太在意，我想也许他们就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吧。
总之，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爱人搞丢了。
所有的相遇都是漫不经心，所有的分离都是蓄谋已久。事到如今，我再回首这桩爱情时，发现它破绽百出，然而23岁时的我，太过于年轻幼稚。
我从机场返回宿舍的路好像走了一年多。出租车上播放的那首歌相当应景。歌里唱道： 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 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
天空间飘来的雨 滴滴洒落在心底
我在怀疑该不该躲避 该不该躲这场雨
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
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没有主张
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初夏的H城风景已经老去，熟绿而肥大的柳叶挂在枝头，再不是拂堤醉春風的模样。我想，这里到处都没有爱情，我的青春岁月似乎到了尽头，但我还必须硬着头皮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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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正在我为失去恋情神情恍惚度日如年的时候，老姚却已经挖到了第一桶金。老姚毕业去了电信局，因为搞上了领导的小秘，痛痛快快地打了一架，就辞职走人了。老姚后来的经历证明，他打的并不是一场毫无准备之架，第二天他就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开了一个168信息台。
每个刚刚诞生的行业在赚钱方面都有些荒诞不经。老姚只有一间破办公室和几台旧机器，就开始了第一轮创业。一般的信息台赚钱的路子是在报纸中缝里登一两个报花，配上清凉美女的图，再加上几句“午夜悄悄话”“绝对隐私”之类暧昧的话，然后招几个声音比较甜的话务员，录几段从《知音》里抄来的故事，就可以坐收高额话费了。普通电话的通讯费为每3分钟3毛钱，而信息台的话费是1分钟1块钱，收费不透明，话费的数额就更不好说。打这些电话的人，多是用单位电话，许多单位管理松散，对信息电话还没有防范，老姚大概是在电信局工作时就瞅准了这个生财之道，所以一开张就赚了钱。
老姚公司一年多就已经上了规模，他拥有好几十个号码，除了性知识咨询、午夜悄悄话，他又做通了招生部门、劳动部门的工作，查高考分数、劳动保险等全部都由他来做。老姚一下租下了世贸大厦的一层，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数十位年轻漂亮的话务员姑娘，全都穿着武藤兰式的制服。老姚耀武扬威地坐在大班台后面，头发亮得能滑倒苍蝇。
虽然我在失恋后万分悲伤，但是看到如此喜感的场面，还是禁不住哈哈大笑。
“怎么样？哥们，我这事业飞黄腾啊！”我们在一起常玩一个游戏，就是省去四字成语的最后一字，老姚许多年一直爱好这种说话的方式。
“岂止飞黄腾，简直蒸蒸日，如日中……”
“别日过来日过去的，我知道你憋得难受，咱们现在就去喝两杯。”说完他抓起手中的电话：“Lisa你过来一下。”
一个披着长头发，身材高挑的女孩儿应声而到。
“给我安排一下圣地亚哥，今晚有重要客人，你也一起，再叫上ELLA。”
听着这些英文名，我又有点上头，于是就到走廊里抽烟。
圣地亚哥是H城当时最高端的酒店之一，老姚这顿饭搞得无比之复杂，完全是暴发户的状态。北极甜虾、神户牛肉、法国生耗一应俱全，一瓶XO很快被我们造光，每次举杯老姚都要祝我失恋快乐。他先说：“始乱终弃啊！来，干一杯。”又说：“八国联军里也有澳大利亚，那是我们跟他们打的第一仗，你这是第二仗，虽然性质不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中国人都败了，而且，东西都被人抢了。”又说：“伤心小箭啊！来干一杯。”我失恋了，他却这么兴高采烈，这让我感到很轻松，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
包房里的灯光暗了，我们开始唱歌。《当年情》《一生何求》，等唱到《相思风雨中》的时候，老姚已经与LISA抱成了一团。我酒酣耳热，与那个叫ELLA的安徽姑娘跳贴面舞，我觉得自己堕落极了。
我又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等到桌子上堆满瓶子的时候，老姚已经不行了，他与LISA像一双筷子一样，一会儿这个倒，一会儿那个倒。
我越喝越清醒，越喝越难受，从头顶到脚底，冰冷的感觉一波接着一波。老姚说，兄弟，回家吧。我说，我哪有家。老姚说，有你哥在，你永远都有家，不仅有家，还有伴儿。
ELLA送我去了一家美爵酒店，那是我第一次去五星酒店，大堂里的吊灯有几千个水晶坠，每一个都让我想起海静的水晶耳坠。那是我送她唯一一个像样的礼物，也不知道她是否还戴着，或者，已经被当成了垃圾，丢到了太平洋里。ELLA在前台登记的时候，我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一颗一颗地摘大堂里一棵盆栽的果子，那大概是某种热带植物吧，果子的汁水搞得我一手粘。等她登记完，我已经差不多把那棵树薅秃了，不知为什么，服务生并没有制止我。
到房间时，ELLA脱了外套，我想也许她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也脱了外套。这时，一阵酸涩从胃里冲了上来，我去洗手间哇哇地吐了起来。ELLA也许是想来帮帮我，但是我锁上了门。
等我安静下来时，我发现ELLA还游手好闲地站在房间里。我说谢谢，让你笑话了，我说天这么晚了，我应该送送你。ELLA十分意外，她说，难道，我可以走了？我说你睡在这儿也行，反正有两张床，我也不打呼。说完，我一头栽倒，睡了过去。
早晨我离开时发现，房间里的电话机一直通着，我挂掉后，再按重播，听到话务员柔媚的声音：“您好，欢迎致电午夜悄悄告诉你……”
那时信息台真是一个新生事物，五星酒店也没有禁拨，我想那天的房费肯定要低于通讯费。ELLA既全身而退，还提升了业务，真是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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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静虽然走了，但是我感觉H城处处都有她的痕迹。走过湖边的长椅，想起大二那年我们曾在这里计时接吻，结果不到两分钟就让对方的鼻息烘得满脸是汗，停下来笑个不停；少年宫前面的草坪，让我想起她春天穿的方格裙子，那裙子是毛线织的，一不小心就沾些草叶树枝，她不停地问我，老何我的衣服上是不是沾了树叶？
我这么一路走着，过去的时光就像放电影一样涌了出来。我觉得我要逃离。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逃离。我走着，走着，无论从哪里出发，终点都是海静提出要与我分手的那个夜晚，H城像是有无数的入口，可以让我通向痛苦的彼岸。
我的青春岁月肯定也曾经意气风发。但是，我现在居然一点也想不起来。老姚说我天生缺乏对生活的热情，他说，我都把姑娘送到你眼前了，你居然让人家回家了。老姚对我的指责让我羞愧万分。我说，要不再来一次试试？老姚不理我了。他说，你当人家是什么人。 不久前网上有个帖子说，对于做好准备与你上床的女性无所作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我在这个帖子里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词，叫作“礼节性上床”。这个词让我对年轻时的行为有点汗颜。
老姚很快又有了新的业务，他又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专门代理分类广告。老姚的路线很有意思，因为他的信息台要刊发大量的报名广告，他发现广告代理公司利润挺高，于是决定搞定《H城晚报》的广告部主任。拿到一定的版面代理权限后，老姚又发现广告这个行业，拖欠款比较严重，有一定货运公司欠了他许多广告款，追讨数次，最后抵给他两辆大货车。老姚于是又开了一个货运公司。
那几年我常跟老姚一起混，他经常在一家餐馆张罗好几桌饭局。左LISA，右ELLA，老姚无往而不胜。等到我也准备停薪留职时，老姚名下已经有了十个左右的公司，跨四五个行业，互相不挨着。除了前面说的那三个，他还有一个小型的手机卖场，一家大众化的连锁餐馆和一个商务会所。老姚做生意的方式在我看来没并有什么技术含量。与他当年拉着我去义乌贩卖明星招贴一样，看见什么赚钱就搞什么。
老姚的生意虽然做得很低端，但是，他有一些奇特的爱好，让他看起来与一般的生意人不太一样。比如他后来又喜欢上了骑哈雷摩托和潜水，他经常把哈雷摩托托运到一个鲜有人知的国度，骑上十天半个月，回来时，就与我们分享他的旅途所得。那几年，我也习惯了为他接风送行，每次都有不同的姑娘，然后他还会给我们看一些奇特的照片和视频。比如，有一位古巴姑娘的屁股翘起来，上面能放得住一杯水。又比如他拍摄极光的时候，遇到了一头黑熊。但是，老姚很快就上了层次，他去了长江商学院读EMBA。从那以后，我也没再见过ELLA。我想也许她应该找到好人家，嫁了吧。
这些早在1998年时就有些苗头。老姚虽然很忙，也还没有忘记要度我走出爱情的苦海。那时，即使是大城市一入夜也散发出暧昧的色彩。本市一家大型KTV里，据称有上百个兼职的女大学生，酒吧里到处都是穿着艳丽的姑娘，许多小巷子里都有不经营美发业务的发廊，发廊妹坐在玻璃门中肆无忌惮地敲着窗户。六公园的小路上，站着拉客的下岗女工。一夜之间，这个城市撕下了文艺的面纱，每个人都成为皮肉生意者。在老姚看来，此时的我，正是一位潜在的皮肉生意客户。“不过，你是个文艺青年，不能太随便。”老姚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澳门。老姚喜欢上了赛车，他要去看格兰披治大赛车，同时，他说：“也让你看看什么叫作腐朽堕落。”
现在必须承认，是海静与老姚联手，为我搞了一场盛大的成人礼。1998年的那场失恋折磨了我一年多。海静给了我当头一棒，老姚则为了订制了一个大小适宜的头盔。到新世纪的钟声就要响起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练成了金刚不坏之体。老姚像个先知一样地说，是人都得来这么一下。要不你也枉在世上走这一遭。他说，其实你也不丢人，毕竟你的對手很强大，就像个外星人。
海静后来并没有嫁给Andrew，她在悉尼读了三年书，就又去了美国。在1998年，我像一件旧外套一样被她甩掉了，我被揉成一团乱七八糟的样子，甚至都不能幻想着她在大洋彼岸的洋洋得意。其实，海静或许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她面对的是房租学费和异国他乡。但是她势必会杀出一条血路。我确信，这个世界就是为海静这样的人而设，她能够很快调整自己的姿势，尖叫着，喘息着，她与这个世界就一起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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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青春往事。一直意气风发的老姚，在38岁这年，突然要结婚了。同LISA。LISA也是安徽姑娘，她叫李丽莎，当年她与老姚双双离开电信局后，就开始了创业。严格意义上说，她是老姚从以前老板那儿撬来的。LISA漂亮、能干，还有点蛮劲，老姚大学一毕业就被她迷得五迷三道。老姚时常于纸醉金迷的时候神情悠远，我想，当然是LISA与他们老板曾经有过的那一段暧昧历史。这件事老姚从来没跟我聊过，全部都是靠我的猜测。我想老姚其实找不到任何人说这件事。怎么说呢？他只是拖着不结婚。
老姚的话语方式永远是嬉皮笑脸的。比如我结识了一位姑娘，他就问，怎么样这个？我说一般，没感觉。他就高兴地说，没火花吧，多摩擦几次就有了。
有次老姚与LISA发生了战争，他离家出走，住到我家里。每天喝得醉醺醺地回来。LISA还时常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些客气话。我说老姚，都这么多年了，你为啥不跟人家结婚呢？老姚豪气冲天地说：“不要相信女人的柔情！”然后一头栽倒在床上，轰轰烈烈地睡过去了。第二天醒了，老姚就会继续为我设计事业与家庭的路线。
他说，你应该去北京发展，H城这个鬼地方，太消磨意志了。
又说，你应该找个老婆了，善良就行。
等等。
老姚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就出国考察去了，考察回来就再没来。大概过了一年多，我们才又见面，他突然拿出一钥匙，说，我天天想着还你钥匙，没想到一年多没遇到。
老姚就是以一种忽隐忽现的姿态活跃在我青春岁月里。他出现的时候，就会天天在我耳边嗡嗡嗡，然后突然就不见了，好久没消息，每当再见时，就又开了一个到三个新公司，又发展了新的业务。
38岁生日那天，老姚决定结束自己胡混的日子，与LISA结婚。他说他已经去医院做过了检查，他的精子还行，有60%正向运动，15%呆滞不动，还有25%反向运动。我说那好啊，要是那25%的成功了，你就怀孕了。老姚哈哈大笑，然后笑容又一瞬间收了起来。很突然。
LISA受洗了，老姚也受洗了，他们的婚礼是在国货路上的老教堂里举行的。牧师在向他们传递神的意旨的时候，那个伴郎高举着双臂，像一个聚拢无线电波的卫星天线。老姚隆重地笑着，LISA的表情则很肃穆，我坐在教堂的最后一排，阳光从高高的穹顶上喷洒下来，背后的门打开时，我以为会有一个小伙子飞奔而来，然后拉着LISA大义凛然地夺路而逃，而LISA呢，脱掉了高跟鞋，双手提起婚纱，就像大口朱演的那部电影一样。我得意扬扬地坏笑着，我想，也许这也是老姚幻想出现的场景吧。
8
巴黎的戴高乐机场配得上“杂乱有章”这个评价。我们凌晨4点到了这里，在一个巨大的玻璃门旁边等行李。时差把我们搞得乱七八糟，不知道这时候是应该强打精神还是让睡意再绵延一会儿。老姚比我有经验，他去买了两杯咖啡，都是加奶的那种。事实上，35岁之后，我就不再喝甜咖啡了，老姚了解，老姚说，现在是凌晨，不要喝得太刺激。我们拿着咖啡出了门，眼前即是HERZ的租车行，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去办租车手续了。这次我们打算从巴黎开车，去波尔多，老姚要在那里买一个酒窖，这既是个玩法，也是个生意。老姚说服我入了一点股，这样可以保证我名正言顺地来这里转转。
“你去过圣艾米侬吗？”
“几年前去过一次，那里有个修道院，我曾幻想到那里修道。”
“那你去过阿维尼翁吗？”
“没去过，我曾见过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我还会唱：‘在阿维尼翁桥上，人们跳舞’。”
“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就在圣艾米侬与阿维尼翁中间。景色真好，可惜，一天到晚也看不到几个人。”
我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我与老姚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中年，也许我们都追求过，比如爱情、艺术、财富、成功，但看着异国机场又厚又亮的云彩，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很虚幻。
老姚说：“我没有想过，那么多人出国了，你会留下。”
我说：“我也没想到，你会成为一个生意人，还这么发达。”
老姚说：“我没有想到，你与海静就那么分开了，我原想，也许你们还会重新见面，像韩剧里一样。”
我说：“你知道后来你怎样了？”
老姚说：“难道你知道？”
“我知道。”我说：“后来你死了，是心脏病，毫无征兆。”
“也许我们都像郝婆手里的鱼，不知道哪条被吃掉，哪条被放生。”老姚说这句时，眼里透出了无限的禅机，我吃惊地看着他。
老姚呢，他瞪着大眼睛看着我，惯常的不可思议的表情。然后，他的衬衫突然鼓了起来，随后是裤子与外套，仅仅几分钟，他就变得体积巨大无比，他的裤脚处冒出了一串串的白烟，就像一个漏了气的气球，老姚“哧哧”地，就飞到天上去了。
责任编辑：丁小龙
我没有想到，再次见到海静时，是在殡仪馆。那天她穿着一条黑裙子，手里捧着一束白色的百合，一个大墨镜遮住了半张脸，与我握手时，左手摘下了一半眼镜，虽然看着我，眼神却很深远，而且，右眼的一半还在墨镜后面。
告别仪式还没开始，为了表示我们与死者老姚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站在了队伍的最后。同学老李已经当上了团市委书记，按说有资格与贵宾们一起优先鞠躬，老姚的几个合伙人都认识老李，他们过来邀请老李，但老李都拒绝了。他熟练地说，不是官方活动，我还是与同学们一起。老李与老姚的合伙人客气的时候，双方都略带微笑，等他再回到同学堆里时，情绪就有点合不上，老李的表情便有点僵。不过，其实大家也没怎么注意他，老姚一位年轻的同事正在给我们发小白花。小白花是用无纺布做的，非常硬朗，据说在这方面殡仪馆有统一的规定，不管死者是谁，都不许用鲜花。小白花的后面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别针，而是一条长长的大头针，用白色的细纱裹着，钝且涩，我戴了好几次，都不成功，花头太重，垂头丧气地倒在胸前。花下面有一条剪裁得很仔细的白色布条，上面用金字写着“奠念”，也许这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发明的一个词。好几个同学都遇到了我同样的问题，海静不知从哪儿又找来几支大头针，有两根针，就可以把白花固定好了。她给许多人帮忙，看我的白花还垂着，也来给我帮忙。她一边扯起我胸前的衬衫，一边说，连黑衬衫都是巴布瑞的，挺讲究。可不，我说，时不时就得来一趟，得体面点。海静帮我固定好白花，就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们都站在彼此的眼角里，可是，我们都把努力把眼睛瞪得溜圆，目光像黑夜里手电筒的光，是一道可以爬上爬下的柱子，一点都不散，没有任何余光。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姚离开这人世的。那天已是凌晨三点，我闻讯赶到医院时，急救室的门已经敞开，几个人正在手忙脚乱地为老姚擦身体，我看到他的胸前和颈后有几个紫红的印，手垂在床下，像一条咸鱼，伴随着擦拭身体的节奏来回晃动，他的阴茎软塌塌地弯在一边，是灰白的颜色。老姚双眼紧闭，表情平静，就像一次常见的醉酒，然而全身上下仿佛也都笼罩着一层灰色。一位老姚的女同事，一个大姐模样的人在走廊里陪着老姚的太太LISA，她已经无法站立，那位大姐倒是指挥若定，一边安慰LISA，一边张罗几个年轻人，联系太平间、入殓的衣服等。我手足无措地立在那儿，连自己都觉得很多余。
告别的队伍开始了缓慢的移动，我们十几个同学站在最后，海静不常回来，几个女同学便围着她小声地问长问短。其实我也感觉到，她们会时不时地把目光移到我身上。我们这一小撮人，就像等待检票上车，又像排队去礼堂开会，就是这样缓缓前进的节奏。
告别厅里，老姚睡在鲜花丛中，我们站在进门的地方，排成两排，从老姚的脚下朝着他的身体和头部眺望，老姚穿着那件我们几天前七手八脚帮他穿上的那套宽大的蓝西装，也许是化了妆的原因，我觉得他的距离有点遥远了，他的头顶上还戴了一顶圆圆的帽子，看起来有点古怪。司仪还没有发出号令，我已经着急忙慌地鞠了三个躬，不想，三个躬鞠完，司仪才说：“现在请大家向遗体三鞠躬。”我身体晃了一下，站在我旁边的海静像是下意识地拉了一下我的手。
与LISA握手拥抱的时候，眼泪突然涌出来，止也止不住，我用力地拍了一下她，就逃了出来。海静一直跟在我身后，她一直在啜泣，来到广场上时，突然大哭起来，她抱住我，身体一下下地耸动，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风吹起她柔软的裙角，扫到我的衣服上。我们一直抱着，我说，好了，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她哭着点头，越抱越紧，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告诉彼此，我们还都活着。
渐渐的，她僵硬的身体有了一点弹性，我的胸口也热了起来，我们相互试探着放开对方，到完全分开时，她突然很冷地说，送我回家吧，我打车来的。
2
时隔十五年之后，我与海静又睡在了一起。说起来真是匪夷所思，我大体算是个正经人，在男女问题上一向拘谨。海静与我之间曾有过那么一段儿。分手十五年后，我们一起去参加完好朋友的葬礼，都悲伤到不能控制眼泪。然而，仅仅是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与她上了床。大白天的，窗帘也没拉，在她的家里，一切还都是十五年前的样子，我们熟门熟路地纠缠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拥抱、接吻，一次又一次地把彼此送到过去的时光里。完全忘记了十五年前的那天，她走进国际出发的匣口，趾高气扬地消失时的情景。那一天，我感觉胸膛里的炸弹，在这一瞬引爆，我被炸得七零八落。过了好久，我积攒了全身的气力，好不容易，才把那些碎片重新聚拢成人型，一步一顿地走出机场。从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络。
几年前，老姚去看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带回了海静的消息，他告訴了我海静的MSN，我没有加。
那时正是我生活最热闹的时候，我刚注册了一家新公司，业务很忙，还在联系业务的同时，认识了一个卖楼的姑娘小美。那时，我的生意有了一点起色，我买了江边的房子，有一览无余的明亮阳台，小美经常露着两条长长的腿在那里跳来跳去。我们共用一台电脑，她还经常帮我打理公司的业务。我觉得是不适合与海静再啰嗦些什么。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谈些什么呢？谈她快乐而空虚的生活？悉尼奥运会？刚分手那几年，我一想起她的名字，心里就会像被针扎了一样难受，又过了些年，痛点就变得有点飘忽不定，有可能在看一个爱情电影时被激发一下，也有可能被中秋前后的桂花激发一下。痛点被激发时，开始会感觉心脏缩成一团。到后来，烈度也渐渐降低，到认识小美时，痛点的表现已经微小得像小便后的寒颤。
在与海静重逢相拥的那一瞬，我猜想她与我还是有心灵上的共鸣的，因为她抖个不停。我吻她的脸，直到她面部的肌肉松弛下来，开始有了表情。我们彼此把对方紧紧地包裹住，仿佛这样可以给不堪的青春岁月一个交代。继而，我们像两片漂浮在湖面上的树叶，平静地起伏着，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海静苏醒了。她披上一件衣服，煮了一壶咖啡，开始了她滔滔不绝的讲述。
假如一部电影里发生了上述的情景，男女主角在开始讲话时，都会很黯淡吧？但是海静真的没有，她兴致勃勃地说着一切。 她说，你知道吗？我这几年一直在美国。
我还陷在床垫里，她突然问了我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仰望着她，窗户里洒进来的太阳光给她的轮廓镀了一圈金边，我感觉自己正在不断地萎缩。我的嘴唇上还留有她口红的味道，这让人羞愧不已。我鬼鬼祟祟地捡拾着散落在床头和床边的衣服，裤腿拧成了麻花，穿的时候差点把自己绊倒。海静的眼睛里闪着我熟悉的光亮，她语速并没有因为我的萎缩而变慢。
澳洲虽然好，但是未免太无聊。我在这里晒了好几年的太阳，也有点厌烦了。我已经在美国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就在硅谷。不过我可不做什么高科技，我还是老本行，倒腾房子。给我干活的都是“老墨”。
硅谷我是知道的，不仅知道，还去过两次，在那传说遍地的世界之谷，每天都在產生一个新的波浪，然后被放大、变形，成为人们的谈资和焦躁的理由。在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常在深夜的酒吧里传送这些故事。而我不曾想过，已经奔四张的海静，居然还在这些故事里。
有一个五个人的小公司，做了一个软件，突然被GOOGLE收了，五位股东共得19亿美元，海静说，你说他们该怎么分呢？我就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房子又要涨钱了哈。
有一天，打开窗户，发现窗外停一排奔驰，海静说，这一定又是有公司被收了。
海静以比我快1.5倍的语速，讲了许多段子，信息量巨大，我好几次都想把录音打开，以免漏掉什么重要的信息。海静说，现在去硅谷的中国人，都要去Jobs的故居，什么样的人能够创造财富呢？那一定是能够颠覆现有生活的人，比如Jobs，他改变的不只是手机，而是人的生活，几年前，我们不还是用那种键盘手机吗？Jobs逝世那天，我带着大儿子去了他的故居，好多好多鲜花啊，我真的很感动，他的房子那儿是一个Corner，现在全涨钱了。
可是，海静说，人真要好好活着，即使活成了legend又有什么用？而且，硅谷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偶像，他是Elon Musk，是Tesla的创始人，你知道吗，他是1971年出生的，跟我们也大不了几岁，而且，也是斯坦福的辍学生。
她说，老姚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这一下没了，算怎么回事？
她沉默了几分钟。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没头没脑地说了句：你应该多要几个孩子。
海静说活从来没有起承转合，急停急转，都是硬切。以前也是这样，不过那时候不会在谈话里夹杂这么多的英文。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次重逢算什么。我穿戴整齐，坐在那个硬邦邦的高沙发里，接过海静递过的咖啡时，感觉自己完全像一个偷情的老手。海静喜欢硬而高的沙发，她最讨厌我没有人形地倒进“懒人”椅的样子，这是我们最初的区别。
我也马马虎虎地说了一些我的近况。不过我着实没有太多可说的。我开过一阵子公司，曾经满世界地跑，现在已经没有生意可做，我重新回到了年轻时憎恶的白蚁防治研究所，每天准时上班，其实不过是打发无所事事的时间。老姚认为我这种生活是完全的混吃等死，他倒是没打算死。
等我与海静浅浅的拥抱，道别后，我重新坐进车里，看到驾驶室里留下的几朵白色的花瓣，头有点轻微而顽固的疼。仿佛二十年的光阴都浓缩进这一上午了。我参加了最好朋友的葬礼，又与初恋的女友相逢，我们重温了过去的好时光，然后我又羞愧地逃走了。不知这算怎么回事。
3
我想起来，我还没有问过她哪天回美国，她的电话以及其他什么信息。除了鼻腔里还留有一点她香水的味道，我是不是曾经遇到过她，已经变得十分不确定了。
我倒是想起了第一次见到海静时的场景。那是H城的九月，一年一度的大一新生报到日。海静穿着白色的衬衣和浅蓝的牛仔裤，背着一个双肩的小包。像所有的新生一样，她瞪着两只清澈的眼睛，新奇地左顾右盼。她的父母并没有一同来，这倒是有点奇怪，常理上讲，像这样的女孩子来报到，至少会有一两个家长陪同的。我问，你一个人吗？是的，我不许他们来送我，就这么一点路，再说我也来过好几次H城了。
行李都在后面的车上，我们是负责给新报到的同学派发宿舍的钥匙、新生入学手册以及带领他们去食堂办理粮油关系。H城所在的J省刚刚取消了粮票，所谓办理粮油关系，其实就是告诉他们，直接去窗口买饭票就行了。
海静是从N城来的，她的情况我们早就摸得一清二楚，听说她是有文艺特长的，每个人都对她有所期待。
我在一堆行李中找到了海静的那只，是一个棕色的大皮箱，二话不说就扔到了三轮车上，然后命令她：上车吧，我带你去六舍。海静听话地坐到了三轮车上，那样子说起来有点滑稽，但是我们都得意洋洋。不是每个新生都能享有坐三轮的待遇，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带他们先到宿舍，然后行李攒够了一车，再一起拉过去。
六舍是女生的宿舍，这里在20世纪80年代曾作为片场，拍摄过《女大学生宿舍》。那位女导演也因此几次回到我们学校，为她的新电影做首映。我与海静曾去看过，不过那电影不怎么样。六舍建在学校的最高处，平时是不允许男生出入的，这栋令人高山仰止的建筑我也只去过这么一次，因为接新生的原因，此时可以允许男生出入。
海静听话地坐到了三轮车上，我放下车闸，熟练地送她去六舍。
看起来这是一个泡师妹的好办法，而事实上我并不在行，一路上都没说几句话，把行李送到她的宿舍之后，也只是不怎么响亮地说了句：我是九一级的何营营，你有困难可以找我。假如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今天，我们会愉快地互扫一下二维码，但是那时啥都没有，我追了一句，我住七舍，303，那儿你们可以随便去。然后就快步地下楼了，好像还有很多师妹等待我去帮忙一样。等我走出六舍，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海静正在阳台上往下张望。
谢谢你，师兄。她在阳台上大方地喊了一句。
据海静后来说，从那一天，她就喜欢上了我。这让我感到很荣幸，因为H大是个理工科大学，女生一向稀缺，像海静这样的漂亮女孩儿，更是凤毛麟角。即使是后来，她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得意的事。不过据另外的一些女同学说，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因为我那时挺招女孩儿喜欢，说话慢吞吞，长头发，清瘦，像一个失败的艺术家。那会儿的女孩儿，都好这口。 海静凡事主动，因为她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所以不到一学期，我们就混成了好朋友。她常与闺蜜邓妙到我们宿舍来约我和老姚打网球，我们那所学校在当年是全国少有的网球运动传统学校。许多同学在体育课上選修这门看上去很洋气的运动。许多人都用木制的球拍，打不了多久，就变形了，假如两个衣衫不整的人，拎着两个变形的木头球拍走到室外，也许会被人当成是去护校河里捞鱼，但我们确实是去打网球的。
春天来了，我们也一起去植物园看梅花。有次邓妙过生日，男男女女聚了十多个，我们把蛋糕涂在彼此的脸上，在草坪上跳水兵舞，过往游人围成了圈，对我们的青春年华垂涎不已。但是对我们这一切又再正常不过，这样的场景其实在许多同学的生日PARTY中都有过。我们经常三五人约在一起，去爬山或者到什么公园去玩一天，有男有女，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不过那次在植物园玩到挺晚，走回学校的时候，天已经有点黑了，我们高谈阔论地走着，走着走着，我就发现其他同学都已经不见了。
当时的我确实就是这么傻，所有同学都断定我在与海静恋爱时，我还觉得我们只是谈得来的好朋友。那天海静大概也是有点不耐烦了，她一下拉住我的手，然后脸朝向我，嘴角全是挑衅的表情。我握住她柔软的手，看到黄昏里一朵朵的云彩从脑后唰唰地飞过，越过了远处的栖霞岭，直奔更远处的之山而去。
我们就开始单独约会了。一起吃饭，一起去图书馆，假期里还会一起出去玩。回忆起这段校园生活，我对她心怀感激。我经常想，要不是天天陪她去自修，也许我不知该挂多少科。毕不了业也不奇怪。因为我经常在10点钟从图书馆出来，送她回六舍后，再爬校门出去，找老姚他们喝几杯。
4
后来我想，也许我不是注定会成为一个爱情中的Loser的，但我算得上是漫不经心，对即将到来的一切缺乏准备。我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新的时代。我坐在时代列开的末端，被突如其来的颠簸搞得七荤八素，而海静，早早地就坐到第一排去了。这是物竞天择的规律。35岁之后的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认为我应该原谅她。
作为一个强大的女孩，在我刚毕业工作的时候，她已经替我安排好所有的事。我们都顺利地拿到了留在H城的“红卡”，我到一家听起来十分后现代的单位上班，那单位叫作白蚁防治研究所，我前前后后在这里已经待了五年，单位里的人似乎从来没有齐过，而我当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些啥。这在我们那一代大学生中是不常见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繁华岁月，有追求的同学去了上海和广州的国际知名企业，有一个广东的二线城市的市政府一下就从H大要走了近百人。而我们要留在安逸的H城，也只能委身于此。对于未来，我一向不抱太大希望，我觉得，只要消停就好。海静为我在单位与H在中间租了一间一居室的房子，房东是一个信佛的老太太郝婆，她每到周末就会给我烧几个菜，她经常去附近的菜场买几条鱼，给我做一条，然后余下的几条到附近的一个寺院里放生。我非常不理解郝婆是如何选择哪条鱼杀掉，哪条鱼放生的，我曾试图与她探讨这个问题，但是郝婆满脸是笑，就是不说。我曾见她做鱼的时候念叨，大意是，今生我吃你，来生你吃我。郝婆还经常用难懂的方言跟我聊一两小时，中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晓得哇？”我就回答，晓得，晓得。海静有时住在学校，有时就住在我这里。我们规划着未来，海静一直试图推着我往前走，她认为我可以做生意，也可以从政，她常常为了规划未来，而我只觉得无聊而又幸福的生活仿佛触手可及。
Andrew的出现是在我工作两年之后。海静比我毕业晚一年，由于她成绩出色，保送读研了。H大与悉尼大学有一个交流项目，海静加入了一个经济地理的课题组，Andrew也是这个课题组的成员。那段时间，海静经常给我提起澳洲人Andrew。他的父亲来自波兰，母亲是英格兰人，他们1967年在保罗·西蒙的伦敦演唱会上相逢，然后老Andrew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1967年，正是达斯汀·霍夫曼演《毕业生》的年份。伦敦姑娘爱上了波兰小伙，这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们也因此很愉快地跟小Andrew混在一起。那段时间小Andrew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平时大家都在忙，一到了周末，来自异国他乡的小Andrew无所事事，就一直跟着我们混。他的头发是灰白的，我不知道是天生如此，还是得了少白头，脸型像商店里的那种塑料模特，窄而有纵深感，眼眶是深陷的，棱角分别，高高大大。他喜欢打网球，我们第一次去打球，我就发现我非他的对手，Andrew有一手平击发球的绝技，基本上一发致命，我很少能接到。Andrew这个洋鬼子不懂事，他明知我接不起来，还一个接一个地发，搞得我在海静面前没了面子。但是Andrew似乎并不了解，他还常常约我打球，并且积极地订场地。我们常打球的地方是个游泳馆，网球场算是附设场地，打球的时候常有头刚游完泳的姑娘们站在那里围观。她们头发湿漉漉的，有的还把衬衫淋上了水珠，显露出内衣的颜色，大部分是白色的，也有的穿红的。姑娘们无一例外地为Andrew叫好，因为他打得确实比我好，大概她们会认为我是被组织上派来照顾外宾的马仔吧。
那时候，H城街头上的老外并不多，所以我、海静还有Andrew一起逛街时，会引来一些好奇的眼神。说实话，我们都有点小小的得意，好像初中时我拥有了第一NIKE鞋，穿上它去上学的感觉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个洋人朋友是值得骄傲的，我把Andrew当成我生活中的一朵奇异的小浪花，所以尽管网球打不过他，也不以为意。我们去太子湾公园野餐，他左手拉着我，右手拉着海静，喝上几瓶啤酒后，兴奋得搂住我们，我看见他握海静的手挺紧，也没太在意，我想也许他们就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吧。
总之，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爱人搞丢了。
所有的相遇都是漫不经心，所有的分离都是蓄谋已久。事到如今，我再回首这桩爱情时，发现它破绽百出，然而23岁时的我，太过于年轻幼稚。
我从机场返回宿舍的路好像走了一年多。出租车上播放的那首歌相当应景。歌里唱道： 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 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
天空间飘来的雨 滴滴洒落在心底
我在怀疑该不该躲避 该不该躲这场雨
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
我的心我的心已经完全没有主张
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初夏的H城风景已经老去，熟绿而肥大的柳叶挂在枝头，再不是拂堤醉春風的模样。我想，这里到处都没有爱情，我的青春岁月似乎到了尽头，但我还必须硬着头皮走下去。
5
1998年，正在我为失去恋情神情恍惚度日如年的时候，老姚却已经挖到了第一桶金。老姚毕业去了电信局，因为搞上了领导的小秘，痛痛快快地打了一架，就辞职走人了。老姚后来的经历证明，他打的并不是一场毫无准备之架，第二天他就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开了一个168信息台。
每个刚刚诞生的行业在赚钱方面都有些荒诞不经。老姚只有一间破办公室和几台旧机器，就开始了第一轮创业。一般的信息台赚钱的路子是在报纸中缝里登一两个报花，配上清凉美女的图，再加上几句“午夜悄悄话”“绝对隐私”之类暧昧的话，然后招几个声音比较甜的话务员，录几段从《知音》里抄来的故事，就可以坐收高额话费了。普通电话的通讯费为每3分钟3毛钱，而信息台的话费是1分钟1块钱，收费不透明，话费的数额就更不好说。打这些电话的人，多是用单位电话，许多单位管理松散，对信息电话还没有防范，老姚大概是在电信局工作时就瞅准了这个生财之道，所以一开张就赚了钱。
老姚公司一年多就已经上了规模，他拥有好几十个号码，除了性知识咨询、午夜悄悄话，他又做通了招生部门、劳动部门的工作，查高考分数、劳动保险等全部都由他来做。老姚一下租下了世贸大厦的一层，几百平方米的办公室，数十位年轻漂亮的话务员姑娘，全都穿着武藤兰式的制服。老姚耀武扬威地坐在大班台后面，头发亮得能滑倒苍蝇。
虽然我在失恋后万分悲伤，但是看到如此喜感的场面，还是禁不住哈哈大笑。
“怎么样？哥们，我这事业飞黄腾啊！”我们在一起常玩一个游戏，就是省去四字成语的最后一字，老姚许多年一直爱好这种说话的方式。
“岂止飞黄腾，简直蒸蒸日，如日中……”
“别日过来日过去的，我知道你憋得难受，咱们现在就去喝两杯。”说完他抓起手中的电话：“Lisa你过来一下。”
一个披着长头发，身材高挑的女孩儿应声而到。
“给我安排一下圣地亚哥，今晚有重要客人，你也一起，再叫上ELLA。”
听着这些英文名，我又有点上头，于是就到走廊里抽烟。
圣地亚哥是H城当时最高端的酒店之一，老姚这顿饭搞得无比之复杂，完全是暴发户的状态。北极甜虾、神户牛肉、法国生耗一应俱全，一瓶XO很快被我们造光，每次举杯老姚都要祝我失恋快乐。他先说：“始乱终弃啊！来，干一杯。”又说：“八国联军里也有澳大利亚，那是我们跟他们打的第一仗，你这是第二仗，虽然性质不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中国人都败了，而且，东西都被人抢了。”又说：“伤心小箭啊！来干一杯。”我失恋了，他却这么兴高采烈，这让我感到很轻松，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
包房里的灯光暗了，我们开始唱歌。《当年情》《一生何求》，等唱到《相思风雨中》的时候，老姚已经与LISA抱成了一团。我酒酣耳热，与那个叫ELLA的安徽姑娘跳贴面舞，我觉得自己堕落极了。
我又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等到桌子上堆满瓶子的时候，老姚已经不行了，他与LISA像一双筷子一样，一会儿这个倒，一会儿那个倒。
我越喝越清醒，越喝越难受，从头顶到脚底，冰冷的感觉一波接着一波。老姚说，兄弟，回家吧。我说，我哪有家。老姚说，有你哥在，你永远都有家，不仅有家，还有伴儿。
ELLA送我去了一家美爵酒店，那是我第一次去五星酒店，大堂里的吊灯有几千个水晶坠，每一个都让我想起海静的水晶耳坠。那是我送她唯一一个像样的礼物，也不知道她是否还戴着，或者，已经被当成了垃圾，丢到了太平洋里。ELLA在前台登记的时候，我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一颗一颗地摘大堂里一棵盆栽的果子，那大概是某种热带植物吧，果子的汁水搞得我一手粘。等她登记完，我已经差不多把那棵树薅秃了，不知为什么，服务生并没有制止我。
到房间时，ELLA脱了外套，我想也许她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也脱了外套。这时，一阵酸涩从胃里冲了上来，我去洗手间哇哇地吐了起来。ELLA也许是想来帮帮我，但是我锁上了门。
等我安静下来时，我发现ELLA还游手好闲地站在房间里。我说谢谢，让你笑话了，我说天这么晚了，我应该送送你。ELLA十分意外，她说，难道，我可以走了？我说你睡在这儿也行，反正有两张床，我也不打呼。说完，我一头栽倒，睡了过去。
早晨我离开时发现，房间里的电话机一直通着，我挂掉后，再按重播，听到话务员柔媚的声音：“您好，欢迎致电午夜悄悄告诉你……”
那时信息台真是一个新生事物，五星酒店也没有禁拨，我想那天的房费肯定要低于通讯费。ELLA既全身而退，还提升了业务，真是双赢。
6
海静虽然走了，但是我感觉H城处处都有她的痕迹。走过湖边的长椅，想起大二那年我们曾在这里计时接吻，结果不到两分钟就让对方的鼻息烘得满脸是汗，停下来笑个不停；少年宫前面的草坪，让我想起她春天穿的方格裙子，那裙子是毛线织的，一不小心就沾些草叶树枝，她不停地问我，老何我的衣服上是不是沾了树叶？
我这么一路走着，过去的时光就像放电影一样涌了出来。我觉得我要逃离。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逃离。我走着，走着，无论从哪里出发，终点都是海静提出要与我分手的那个夜晚，H城像是有无数的入口，可以让我通向痛苦的彼岸。
我的青春岁月肯定也曾经意气风发。但是，我现在居然一点也想不起来。老姚说我天生缺乏对生活的热情，他说，我都把姑娘送到你眼前了，你居然让人家回家了。老姚对我的指责让我羞愧万分。我说，要不再来一次试试？老姚不理我了。他说，你当人家是什么人。 不久前网上有个帖子说，对于做好准备与你上床的女性无所作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我在这个帖子里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词，叫作“礼节性上床”。这个词让我对年轻时的行为有点汗颜。
老姚很快又有了新的业务，他又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专门代理分类广告。老姚的路线很有意思，因为他的信息台要刊发大量的报名广告，他发现广告代理公司利润挺高，于是决定搞定《H城晚报》的广告部主任。拿到一定的版面代理权限后，老姚又发现广告这个行业，拖欠款比较严重，有一定货运公司欠了他许多广告款，追讨数次，最后抵给他两辆大货车。老姚于是又开了一个货运公司。
那几年我常跟老姚一起混，他经常在一家餐馆张罗好几桌饭局。左LISA，右ELLA，老姚无往而不胜。等到我也准备停薪留职时，老姚名下已经有了十个左右的公司，跨四五个行业，互相不挨着。除了前面说的那三个，他还有一个小型的手机卖场，一家大众化的连锁餐馆和一个商务会所。老姚做生意的方式在我看来没并有什么技术含量。与他当年拉着我去义乌贩卖明星招贴一样，看见什么赚钱就搞什么。
老姚的生意虽然做得很低端，但是，他有一些奇特的爱好，让他看起来与一般的生意人不太一样。比如他后来又喜欢上了骑哈雷摩托和潜水，他经常把哈雷摩托托运到一个鲜有人知的国度，骑上十天半个月，回来时，就与我们分享他的旅途所得。那几年，我也习惯了为他接风送行，每次都有不同的姑娘，然后他还会给我们看一些奇特的照片和视频。比如，有一位古巴姑娘的屁股翘起来，上面能放得住一杯水。又比如他拍摄极光的时候，遇到了一头黑熊。但是，老姚很快就上了层次，他去了长江商学院读EMBA。从那以后，我也没再见过ELLA。我想也许她应该找到好人家，嫁了吧。
这些早在1998年时就有些苗头。老姚虽然很忙，也还没有忘记要度我走出爱情的苦海。那时，即使是大城市一入夜也散发出暧昧的色彩。本市一家大型KTV里，据称有上百个兼职的女大学生，酒吧里到处都是穿着艳丽的姑娘，许多小巷子里都有不经营美发业务的发廊，发廊妹坐在玻璃门中肆无忌惮地敲着窗户。六公园的小路上，站着拉客的下岗女工。一夜之间，这个城市撕下了文艺的面纱，每个人都成为皮肉生意者。在老姚看来，此时的我，正是一位潜在的皮肉生意客户。“不过，你是个文艺青年，不能太随便。”老姚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澳门。老姚喜欢上了赛车，他要去看格兰披治大赛车，同时，他说：“也让你看看什么叫作腐朽堕落。”
现在必须承认，是海静与老姚联手，为我搞了一场盛大的成人礼。1998年的那场失恋折磨了我一年多。海静给了我当头一棒，老姚则为了订制了一个大小适宜的头盔。到新世纪的钟声就要响起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练成了金刚不坏之体。老姚像个先知一样地说，是人都得来这么一下。要不你也枉在世上走这一遭。他说，其实你也不丢人，毕竟你的對手很强大，就像个外星人。
海静后来并没有嫁给Andrew，她在悉尼读了三年书，就又去了美国。在1998年，我像一件旧外套一样被她甩掉了，我被揉成一团乱七八糟的样子，甚至都不能幻想着她在大洋彼岸的洋洋得意。其实，海静或许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她面对的是房租学费和异国他乡。但是她势必会杀出一条血路。我确信，这个世界就是为海静这样的人而设，她能够很快调整自己的姿势，尖叫着，喘息着，她与这个世界就一起嗨了。
7
也许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青春往事。一直意气风发的老姚，在38岁这年，突然要结婚了。同LISA。LISA也是安徽姑娘，她叫李丽莎，当年她与老姚双双离开电信局后，就开始了创业。严格意义上说，她是老姚从以前老板那儿撬来的。LISA漂亮、能干，还有点蛮劲，老姚大学一毕业就被她迷得五迷三道。老姚时常于纸醉金迷的时候神情悠远，我想，当然是LISA与他们老板曾经有过的那一段暧昧历史。这件事老姚从来没跟我聊过，全部都是靠我的猜测。我想老姚其实找不到任何人说这件事。怎么说呢？他只是拖着不结婚。
老姚的话语方式永远是嬉皮笑脸的。比如我结识了一位姑娘，他就问，怎么样这个？我说一般，没感觉。他就高兴地说，没火花吧，多摩擦几次就有了。
有次老姚与LISA发生了战争，他离家出走，住到我家里。每天喝得醉醺醺地回来。LISA还时常给我打一个电话，说些客气话。我说老姚，都这么多年了，你为啥不跟人家结婚呢？老姚豪气冲天地说：“不要相信女人的柔情！”然后一头栽倒在床上，轰轰烈烈地睡过去了。第二天醒了，老姚就会继续为我设计事业与家庭的路线。
他说，你应该去北京发展，H城这个鬼地方，太消磨意志了。
又说，你应该找个老婆了，善良就行。
等等。
老姚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就出国考察去了，考察回来就再没来。大概过了一年多，我们才又见面，他突然拿出一钥匙，说，我天天想着还你钥匙，没想到一年多没遇到。
老姚就是以一种忽隐忽现的姿态活跃在我青春岁月里。他出现的时候，就会天天在我耳边嗡嗡嗡，然后突然就不见了，好久没消息，每当再见时，就又开了一个到三个新公司，又发展了新的业务。
38岁生日那天，老姚决定结束自己胡混的日子，与LISA结婚。他说他已经去医院做过了检查，他的精子还行，有60%正向运动，15%呆滞不动，还有25%反向运动。我说那好啊，要是那25%的成功了，你就怀孕了。老姚哈哈大笑，然后笑容又一瞬间收了起来。很突然。
LISA受洗了，老姚也受洗了，他们的婚礼是在国货路上的老教堂里举行的。牧师在向他们传递神的意旨的时候，那个伴郎高举着双臂，像一个聚拢无线电波的卫星天线。老姚隆重地笑着，LISA的表情则很肃穆，我坐在教堂的最后一排，阳光从高高的穹顶上喷洒下来，背后的门打开时，我以为会有一个小伙子飞奔而来，然后拉着LISA大义凛然地夺路而逃，而LISA呢，脱掉了高跟鞋，双手提起婚纱，就像大口朱演的那部电影一样。我得意扬扬地坏笑着，我想，也许这也是老姚幻想出现的场景吧。
8
巴黎的戴高乐机场配得上“杂乱有章”这个评价。我们凌晨4点到了这里，在一个巨大的玻璃门旁边等行李。时差把我们搞得乱七八糟，不知道这时候是应该强打精神还是让睡意再绵延一会儿。老姚比我有经验，他去买了两杯咖啡，都是加奶的那种。事实上，35岁之后，我就不再喝甜咖啡了，老姚了解，老姚说，现在是凌晨，不要喝得太刺激。我们拿着咖啡出了门，眼前即是HERZ的租车行，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去办租车手续了。这次我们打算从巴黎开车，去波尔多，老姚要在那里买一个酒窖，这既是个玩法，也是个生意。老姚说服我入了一点股，这样可以保证我名正言顺地来这里转转。
“你去过圣艾米侬吗？”
“几年前去过一次，那里有个修道院，我曾幻想到那里修道。”
“那你去过阿维尼翁吗？”
“没去过，我曾见过毕加索的《阿维尼翁的少女》。我还会唱：‘在阿维尼翁桥上，人们跳舞’。”
“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就在圣艾米侬与阿维尼翁中间。景色真好，可惜，一天到晚也看不到几个人。”
我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我与老姚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中年，也许我们都追求过，比如爱情、艺术、财富、成功，但看着异国机场又厚又亮的云彩，我突然觉得一切都很虚幻。
老姚说：“我没有想过，那么多人出国了，你会留下。”
我说：“我也没想到，你会成为一个生意人，还这么发达。”
老姚说：“我没有想到，你与海静就那么分开了，我原想，也许你们还会重新见面，像韩剧里一样。”
我说：“你知道后来你怎样了？”
老姚说：“难道你知道？”
“我知道。”我说：“后来你死了，是心脏病，毫无征兆。”
“也许我们都像郝婆手里的鱼，不知道哪条被吃掉，哪条被放生。”老姚说这句时，眼里透出了无限的禅机，我吃惊地看着他。
老姚呢，他瞪着大眼睛看着我，惯常的不可思议的表情。然后，他的衬衫突然鼓了起来，随后是裤子与外套，仅仅几分钟，他就变得体积巨大无比，他的裤脚处冒出了一串串的白烟，就像一个漏了气的气球，老姚“哧哧”地，就飞到天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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