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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弗里德曼（StevenFriedman），约翰内斯堡大学、罗德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民主研究中心主任，政治活动家，南非转型研究者，长期关注南非的民主、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他的主要著作有《今天建造未来：1970-1984年南非工会运动研究》、《漫长的旅程：南非对于和解的探索》。在曼德拉去世之后，他接受了本刊专访，从南非本土的视角，探讨了曼德拉的功过，并分析在大众媒体时代，人们将以怎样的方式记住他。
人物周刊：对于曼德拉去世的报道，你是否观察到，南非本土媒体的反应和国际媒体有所不同？
弗里德曼：就像你所说的，本土媒体和国际媒体一样，都强调他在种族和解中的角色。当然，本土媒体的反应更加符合现实，因为他们不仅记住了作为调解人的曼德拉，也记住了他是一位自由斗士。我必须强调，本土媒体和国际媒体固然有区别，但统一化的趋向仍然存在。一个对暴力毫无兴趣的曼德拉的形象也许更有利于南非人民生活在一起，这是积极的一方面。而问题在于，它会模糊现实，我们至今仍然是一个白人主导经济的社会，而这种主导正是曼德拉所反对的。也许过一段时间，一个更加平衡的社会会出现，既强调对不公正的抗争，也要最终实现和平。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他早年暴力革命的理念？
弗里德曼：很明显，如果只把他当成一个消极抵抗的领袖，就忽略了他曾经作为“民族之矛”司令的身份。但有一点必须强调，在他的领导下，“非国大”的这支武装队伍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并且得到了遵守——不攻击平民，只以种族隔离设施和军事力量为目标。这一限制武装的实践值得肯定。
人物周刊：他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在中国媒体上受到了格外关注，你认为这是他的信仰，抑或只是一种政治策略？
弗里德曼：我知道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也不觉得这很重要。出于复杂的原因，共产党被“非国大”视为武装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工具之一，这也意味着“非国大”对社会主义的承认。
在1990年之前，曼德拉之后的两任总统姆贝基和祖玛都曾是共产党员，所以我想曼德拉的确可能也是，但他们后来都脱离了这个身份。如果你看曼德拉当时的文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文章中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的保守主义。记住，他来自一个贵族家庭，“非国大”那时也是一个精英组织，他自然不会例外。
人物周刊：冷战的结束，是否对解除种族隔离起到了作用？
弗里德曼：冷战结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首先，它推动了苏联和美国（以及英国和德国）对他们各自支持的那一方施压。苏联告诉“非国大”，他们不再支持游击战，而美国人及其同盟也对种族隔离政府施加了压力。其次，冷战的结束让白人政府更愿意参加谈判，因为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一直是他们拒绝妥协的重要原因。
人物周刊：应该怎样评价曼德拉在种族和解过程中的角色？
弗里德曼：曼德拉在种族和解（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当政治制度发生变化的时候，让白人感到安心）的过程中是重要的，因为他看起来真的拥有一种不寻常的让别人感到自己被重视的能力。他集中了同事们集体的智慧，包括卢图利、坦博和西苏鲁（皆为“非国大”前任主席）。
人物周刊：你认为他是一个称职的总统吗？
弗里德曼：作为一个总统，他的角色是维持国家统一，日常事务的管理都交给了他的副总统姆贝基。在经济政策上，他的确发挥了直接作用——有趣的是，联系到刚才你问的共产主义的问题，正是在他的主导下，“非国大”的经济政策转向了一个更加市场导向的路径。
我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结束一个总统任期之后就辞职了。这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总统并不是个人的自留地，这为南非的民主做出了重要贡献。20年来，我们有4位总统，未来的总统也很难在任期结束之后赖在他们的位子上，这里面有曼德拉的功劳。
人物周刊：所谓更市场导向的经济是民主制度或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之一吗？
弗里德曼：我不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民主制度的成果。“非国大”是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当白人统治结束，它是在发展资本主义，因为此前主导经济的团体占有所有的资本和技术，一个多数人政府不可能简单地对白人或某些产业领域加以重新分配。经济政策的设计的确要考虑南非社会的政治现实，变化不能被强加，而必须协商，但是“非国大”的确可以出台一个更有效率的方案去和白人谈判。即便这样，我也不认为它会带来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无关种族的资本主义。
克鲁格斯多加冕公园贫困白人寮屋营地，居民排队等着分配公共餐。研究人员估计，南非总计450万的白人中约有45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人物周刊：这一经济上的转变是否也是他被广泛认同的原因之一？
弗里德曼：不，我不认为这和他被深切怀念有关系，多数白人包括商界人士甚至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他被认可的主要功绩还是，当白人们认为黑人可能要因为过去受到的待遇而报复的时候，曼德拉用言行向他们保证，这种事不会发生。
人物周刊：如果经济仍被白人主导，是否可以说种族隔离制度甚至殖民主义依然有影响？
弗里德曼：是的，殖民主义的恶果尚未消失。期待它立刻消失也不是很现实，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政治的变化才能带动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尽管它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但我们可以批评“非国大”没能发展出一套足够有效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遗产。
人物周刊：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曼德拉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弗里德曼：我想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他的重要性在于他是唯一一个赢得了如此广泛尊重和敬仰的非洲黑人政治家。在一个普遍歧视黑人尤其是非洲人的世界上，这也许有助于提醒人们，没有哪个种族拥有绝对的才能。
曼德拉在种族和解中让白人感到安心
人物周刊：对于曼德拉去世的报道，你是否观察到，南非本土媒体的反应和国际媒体有所不同？
弗里德曼：就像你所说的，本土媒体和国际媒体一样，都强调他在种族和解中的角色。当然，本土媒体的反应更加符合现实，因为他们不仅记住了作为调解人的曼德拉，也记住了他是一位自由斗士。我必须强调，本土媒体和国际媒体固然有区别，但统一化的趋向仍然存在。一个对暴力毫无兴趣的曼德拉的形象也许更有利于南非人民生活在一起，这是积极的一方面。而问题在于，它会模糊现实，我们至今仍然是一个白人主导经济的社会，而这种主导正是曼德拉所反对的。也许过一段时间，一个更加平衡的社会会出现，既强调对不公正的抗争，也要最终实现和平。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他早年暴力革命的理念？
弗里德曼：很明显，如果只把他当成一个消极抵抗的领袖，就忽略了他曾经作为“民族之矛”司令的身份。但有一点必须强调，在他的领导下，“非国大”的这支武装队伍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并且得到了遵守——不攻击平民，只以种族隔离设施和军事力量为目标。这一限制武装的实践值得肯定。
人物周刊：他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在中国媒体上受到了格外关注，你认为这是他的信仰，抑或只是一种政治策略？
弗里德曼：我知道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也不觉得这很重要。出于复杂的原因，共产党被“非国大”视为武装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工具之一，这也意味着“非国大”对社会主义的承认。
在1990年之前，曼德拉之后的两任总统姆贝基和祖玛都曾是共产党员，所以我想曼德拉的确可能也是，但他们后来都脱离了这个身份。如果你看曼德拉当时的文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文章中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的保守主义。记住，他来自一个贵族家庭，“非国大”那时也是一个精英组织，他自然不会例外。
人物周刊：冷战的结束，是否对解除种族隔离起到了作用？
弗里德曼：冷战结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首先，它推动了苏联和美国（以及英国和德国）对他们各自支持的那一方施压。苏联告诉“非国大”，他们不再支持游击战，而美国人及其同盟也对种族隔离政府施加了压力。其次，冷战的结束让白人政府更愿意参加谈判，因为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一直是他们拒绝妥协的重要原因。
人物周刊：应该怎样评价曼德拉在种族和解过程中的角色？
弗里德曼：曼德拉在种族和解（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当政治制度发生变化的时候，让白人感到安心）的过程中是重要的，因为他看起来真的拥有一种不寻常的让别人感到自己被重视的能力。他集中了同事们集体的智慧，包括卢图利、坦博和西苏鲁（皆为“非国大”前任主席）。
不贪恋权位为后来者做出表率
人物周刊：你认为他是一个称职的总统吗？
弗里德曼：作为一个总统，他的角色是维持国家统一，日常事务的管理都交给了他的副总统姆贝基。在经济政策上，他的确发挥了直接作用——有趣的是，联系到刚才你问的共产主义的问题，正是在他的主导下，“非国大”的经济政策转向了一个更加市场导向的路径。
我认为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结束一个总统任期之后就辞职了。这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总统并不是个人的自留地，这为南非的民主做出了重要贡献。20年来，我们有4位总统，未来的总统也很难在任期结束之后赖在他们的位子上，这里面有曼德拉的功劳。
人物周刊：所谓更市场导向的经济是民主制度或新自由主义的结果之一吗？
弗里德曼：我不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或者民主制度的成果。“非国大”是一次民族主义运动。当白人统治结束，它是在发展资本主义，因为此前主导经济的团体占有所有的资本和技术，一个多数人政府不可能简单地对白人或某些产业领域加以重新分配。经济政策的设计的确要考虑南非社会的政治现实，变化不能被强加，而必须协商，但是“非国大”的确可以出台一个更有效率的方案去和白人谈判。即便这样，我也不认为它会带来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无关种族的资本主义。
人物周刊：这一经济上的转变是否也是他被广泛认同的原因之一？
弗里德曼：不，我不认为这和他被深切怀念有关系，多数白人包括商界人士甚至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他被认可的主要功绩还是，当白人们认为黑人可能要因为过去受到的待遇而报复的时候，曼德拉用言行向他们保证，这种事不会发生。
人物周刊：如果经济仍被白人主导，是否可以说种族隔离制度甚至殖民主义依然有影响？
弗里德曼：是的，殖民主义的恶果尚未消失。期待它立刻消失也不是很现实，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政治的变化才能带动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尽管它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但我们可以批评“非国大”没能发展出一套足够有效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遗产。
人物周刊：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曼德拉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弗里德曼：我想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他的重要性在于他是唯一一个赢得了如此广泛尊重和敬仰的非洲黑人政治家。在一个普遍歧视黑人尤其是非洲人的世界上，这也许有助于提醒人们，没有哪个种族拥有绝对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