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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认知科学中的心灵阅读与叙事学中的嵌入叙事的结合为研究《洛丽塔》中两位主人公——亨伯特和洛丽塔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心灵阅读的映照下，拆解嵌入式意向性，通过微观嵌入叙事构建的亨伯特的精神困境将更加直观地展现，体现了作者的精妙操控。宏观嵌入叙事包含了亨伯特、夏洛特和圭尔蒂对洛丽塔的心灵阅读，展现了洛丽塔从顺从到反叛的心理历程、乱伦的家庭诱因以及绝望困苦的心理状态。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的结合使得两人鲜为人知的心理状态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展现，构建出更加丰满的人物形象，唤起读者不同的阅读情绪。
关键词：洛丽塔;纳博科夫;心灵阅读;嵌入叙事
中图分类号： I712.07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2-0068-07
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从1955年出版至今，热度不减。阿尔弗雷德·卡津称纳博科夫为20世纪最后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伊哈布·哈桑认为他是对战后小说最具影响力的先驱人物。其独特的主题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更刺激了读者隐秘的好奇心。但其文学价值绝没有因为其富有争议的主题而减损，学界对作品本身的关注从未削减。其精妙的叙事技巧、独特的语言风格等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洛丽塔》的两位主人公——亨伯特和洛丽塔的形象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读者通常认为两人的形象构建依赖于叙述者以及背后的作者，但聚焦于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理论，可以发现，亨伯特的心理状态在微观嵌入叙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洛丽塔的情感变化也在多个人物的宏观嵌入叙事中完整地展现。微观角度的分析使亨伯特细致入微的心理变化一览无遗。宏观角度来说，多个人物通过心灵阅读构建的洛丽塔形象更加丰满与复杂，实现了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
一、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
心灵阅读（mindreading），亦称为心靈理论（theory of mind），是认知心理学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与所谓的“心灵感应”并无关系，其核心含义为“人们通过解读他人的行为来推测其思想、感觉、信念和欲望”[1]6。心灵阅读能力显然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这一能力受损的典型病症便是自闭症。除却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心灵阅读也是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者通过心灵阅读构建人物及故事，读者借由心灵阅读来推测人物情感、欲望以及作者的意图。一方面来说，小说能够“欺骗”我们的认知机制，赋予读者在场感，使读者进入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另一方面来说，阅读过程中，读者的心灵阅读机制“时刻待命，观察叙事中的环境变化，以期寻找输入的条件”[1]10。心灵阅读是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机制，是构建虚构作品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在小说研究中有过度泛化的趋势——优秀的小说从不同层面彰显作者的心灵阅读能力，也拷问读者的心灵阅读能力，甚至将这一能力推到极限。
嵌入叙事（embedded narratives）意为叙事中的叙事，也被称为元叙事。巴思（John Barth）称这种叙事策略为“故事中套着故事”[2]218。内尔斯（Williams Nelles）在《故事中的故事：叙事层次和嵌入叙事》一文中指出：“‘故事中的故事’又被称为‘框架叙事’‘中国套盒’‘俄罗斯套娃’‘嵌入叙事’。它被广泛地运用于任何文化背景、任何时期的叙事作品当中，几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叙事技巧。”[3]79嵌入叙事是一个基础的概念，在不同理论的关照下，可以对文本形成不同的解读。尽管学界不乏对嵌入叙事的研究，但极少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解读其中蕴含的认知机制及其对文本和读者产生的作用。
帕尔马在《虚构的心灵》（Fictional Minds）中首次将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结合，探究嵌入叙事的产生机制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认知机制。这个机制便是连续意识框架（the continuing-consciousness frame），是作者构建虚构的心灵所依赖的机制，也是阅读他人心灵必不可少的机制。其运作过程中，大量现实世界的、结构化的知识会被引入，达到理解的目的。首先，作者能够通过连续意识框架构建叙事与人物形象，甚至可以将人物的意向、欲望和情感嵌入叙述者或其他人物的情感中。其次，读者可以通过连续意识框架阅读人物的心灵——在《洛丽塔》中，尽管某个特定人物的信息并非集中呈现，而是分散在不同的章节和不同人物的叙述里，也不妨碍读者对人物的理解，因为读者可以调动连续意识框架来将所有的信息点串联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叙述者对人物的心灵阅读，人物对人物的心灵阅读，人物对群体的心灵阅读，群体对人物的心灵阅读，共同编织嵌入叙事的网络。这个网络不仅仅是单层嵌入的，还可能多层嵌入，挑战读者的认知能力。
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的结合给文学评论带来了丰富的启示：读者的心灵作为原域（source domain）投入故事世界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使得读者直观感受虚构心灵的精巧运作;将连续的虚构意识（有些人物意识可能信息量极少）构建成完整的人物形象，使得阅读的过程不再是“读者静态的接受过程，而是更加动态的创造过程”[4]178;读者总是趋向于通过阅读获得最大的认知体验和信息量，这本质上挑战了读者心灵阅读能力的极限，赋予读者更大的阅读快感。与以往的嵌入叙事研究不同，心灵理论视角下的嵌入叙事不仅包含了宏观视角下“叙事中嵌套着叙事”，更有微观视角下的“意向中嵌套着意向”“心灵阅读中嵌套着心灵阅读”，为理解作者的叙事手法、人物的情感变化以及读者阅读中的认知模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二、微观嵌入叙事
嵌入叙事从宏观角度看，可将关于一个人物完整的叙事嵌入到另一个人物的叙事中。从微观角度看，可以将意图和情感嵌入到意图和情感当中。相比之下，微观角度可以构建多层的嵌入式意向性（Embedded Intentionality）。嵌入式意向性是心灵阅读中独特的一部分，詹塞恩在《我们为什么阅读虚构作品：心灵理论及小说》（Why We Read Fic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中详细讨论了这个概念，其概念便是“人们追踪叙事中多层意向的能力”[1]28。心灵阅读本身便是二层意向，例如：“我认为A想要B”。同时，意向具有多层递归性（recursiveness），例如：“我认为A知道B想要C知道……”便是典型的四层意向。意向的层数原则上可以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的认知结构限制了这一趋势。大部分人能够有效处理三层或四层意向，虽然认知上已经过载。但面对五层和六层意向时，大脑很难准确追踪意向中的对应信息，甚至可能出现误读。文学中，有些文本晦涩难懂，往往就是因为多层嵌入意向的出现。嵌入意向不仅挑战读者心灵阅读的极限，“同时也会将读者的情绪推向边界，使读者情不自禁发笑或深受震撼”[1]31。不少现代和后现代作品正是利用了多层嵌入意向，立足于人物意向的军备竞赛式累加，给读者增加了阅读难度。 （一） 回溯往事：亨伯特的精神困境
于晓丹曾指出亨伯特形象的特殊性：“他虽然与现实社会发生着某种关系，但他似乎对事业、职分、等级、权力等字眼所代表的现实性均不感兴趣，他似乎更从不关心政治、宗教、社会问题或日常生活中的新闻事件。”[5]75在纳博科夫的笔下，亨伯特似乎只为追逐洛丽塔而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亨伯特的形象将趋向于扁平，他是作者构建的“极端个人化的、化了妆的艺术家，是一个从社会人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意识形象，这个形象敏于思而慎于行”[5]75，也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中具有极强“自我意识”的人物。亨伯特的生活游离于“整体现实”和“个人现实”之中，两个现实中形成的巨大张力，使亨伯特陷入困苦的泥淖，难以自拔。亨伯特关于自己精神困境的叙述往往累加了多层意向，仔细挖掘，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的痛苦与挣扎：
“在我努力分析自己的欲望、动机、行为等等的时候，我总陷入一种追忆往事的幻想，这种幻想为分析官能提供了无限的选择，并且促使想象中的每一条线在我过去那片复杂得令人发疯的境界中漫无止境地一再往外分岔。可是，我深信，从某种魔法和宿命的观点而言，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6]19
在上述自白中，亨伯特试图厘清自己恋童的根源。回溯童年时，大量的意向性嵌入其中，若将其中的意向层层分解，可得到以下五层意向：作者想让读者明白，亨伯特认为“在我努力分析自己的欲望、动机、行为等等的时候，我总陷入一种追忆往事的幻想”为分析官能提供了无限的选择”，“可是，我深信，从某种魔法和宿命的观点而言，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
通过将意向层层分解，暗藏在文字间的信息跃然纸上。首先，在这段内心独白中，叙述者经历了三次情感转向：第一次是“苦恼”。在“努力分析自己的欲望、动机、行为等等的时候”，作者为“总陷入一种追忆往事的幻想”而感到苦恼，以为追忆往事会“促使想象中的每一条线在我过去那片复杂得令人发疯的境界中漫无止境地一再往外分岔”;第二次是作者感到苦恼的同时，觉得“为分析官能提供了无限的选择”，认为回忆对自身的分析官能有益;第三次是叙述者坚定地得出的结论，即“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认为自己恋童的根源是童年时代失去安娜贝尔所致。
这三次情感转变，展现了亨伯特对“时间”的焦虑与误解。安娜贝尔是亨伯特回不去的“过去的时间”，于是洛丽塔作为“现在的时间”便成了亨伯特回到过去、重温旧梦的方式。过去与现在的时间注定无法弥合，所以当亨伯特强行将洛丽塔作为安娜贝尔的影子扯入他的个人记忆中时，“时间被残忍地扭曲了，甚至被残酷地扯裂了”[5]76。因为记忆无法召唤过去的时间，纵使亨伯特找到安娜贝尔的替身，她也只能在记忆中鲜活，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现实。时间与现实的不和谐已然为两人的未来染上了悲剧的底色。值得注意的是，亨伯特不仅失去了过去的时间，也失去了未来的时间。亨伯特的叙述在狱中完成，作为囚徒，他的未来便是监狱的高墙和死亡。对亨伯特来说，他回不到过去也没有将来，唯一拥有的便是记忆。在悲剧性的归宿中，他找到了对抗时间的方法——叙述，将洛丽塔永远地留在文字中，使她拥有超越时间的永恒力量。正如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中写道：“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在;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7]68
同时，这三次情感转变也将亨伯特的形象打造得更具体。虽然亨伯特罪行确凿，但他并非一个心安理得的恋童癖罪犯。面对自己与洛丽塔的恋情，他的情绪百转千回，焦灼与无奈隐现在文字中。同时，他的追问与反省引领读者暂时超脱于他的罪行本身，而去思考罪恶的诱因和根源。亨伯特拷问了自身罪恶的本源——“宿命”，看似借口，却解释地恰如其分。亨伯特的罪行无需辩驳，但其原因可以有多种解读。若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来看，亨伯特的“本我”过于强大，没有得到良好的规训，追求欲望的即刻满足，导致了犯罪行为。这或许是原因，但不是根源。“本我”过于强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如此追问下去，是否只剩下“宿命”？“每一种悲剧都在编织该悲剧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圈着人和社会的发展，人会陷入不同的生存困境，即从一种生存困境走进另一种生存困境，从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8]315两人反道德的“畸恋”与道德高墙的碰撞如同以卵击石，其本质展现的是诗性生存在现实生活中的残酷处境，这便是亨伯特所说的“宿命”的黑白底色。亨伯特的自省实质上呼唤的是读者关于诗性和宿命的反省。
通过将嵌入的意向分解，亨伯特的形象不再只是一个罪恶的符号，反而愈加饱满地矗立在眼前。同时，读者也在层层深入亨伯特的内心，暂时抛却他罪犯的身份，追问小说的深层意蕴。若只是粗略地阅读这段文字，读者也能将其中意思把握个大概，但是亨伯特坎坷的自省路程、作者极力呈现的逻辑递进关系便被忽略了。
（二）形象的颠覆：货真价实的恋童犯
嵌入式意向性在构建多面形象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在前文的例子中，读者层层深入亨伯特的内心，暂时抛却他罪犯的身份，呼唤心底的悲悯，但在这个例子中，亨伯特的形象被彻底颠覆。在这段文本中，嵌入意向不止于上述例子中的五层，达到了六层，将读者的心灵阅读能力推向极限。亨伯特带着洛丽塔周游美国时，在入住旅馆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不知怎么，由于我在那个安静的、富有诗意的下午十分挑剔地四处采购，我竟然想起了具有“着魔的猎人”这个吸引人的字号的旅馆或客店，夏洛特在我获得自由前不久偶然對我提过这家旅馆或客店。凭借一本旅行指南的帮助，我在布莱斯兰那个僻静的小镇上找到了它，从布莱斯兰到洛的营地开车要四个小时。我本来可以打个电话，但又怕自己的嗓音可能会失去控制，讲出一些吞吞吐吐、低沉嘶哑、很不流利的英语，就决定发一份电报，订一间明天晚上的双人房。我是一个多么滑稽、笨拙、犹豫不决的白马王子啊！要是我告诉我读者我在拟定那份电报的措辞时感到十分为难，他们有些人准会对我大肆嘲笑！”[6]170 这段文字可以分解出两组嵌入式意向性。第一组为四层嵌入式意向性：我在布莱斯兰那个僻静的小镇上找到了那个我突然间想起的夏洛特对我提过这家叫作“着魔的猎人”的旅馆。第二组为六层意向：作者想让读者知道亨伯特觉得他们有些人会嘲笑“我决定发一份订一间明天晚上的双人房的电报，鉴于我怕自己的嗓音失去控制”的行为。
第一组是亨伯特在订房之前回溯往事的片段，在这个片段中，从亨伯特追溯“着魔的猎人”的记忆源头到找到该旅馆，意向性被累加到第四層，使得名为“着魔的猎人”的旅馆成为了这组意向的重中之重，其目的正是为了推动第二组嵌入意向的发展。围绕着旅馆，作者将亨伯特隐秘的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第二组嵌入式意向性围绕着电报和旅馆展开。亨伯特订房时的犹豫踟蹰：想订房，但“怕自己的嗓音失去控制”，于是便决定发电报，但是做下决定后又觉得有些人会嘲笑他的笨拙。这一段蜿蜒曲折的心理活动展现了亨伯特的焦灼与彷徨，激发了读者的同情。但同时，隐含读者现身了。嘲笑亨伯特笨拙的那些人暗指恋童癖惯犯。只有深谙犯罪手段的惯犯才会觉得此刻的亨伯特笨拙可笑。此时此刻，本想将自己塑造成“滑稽、笨拙、犹豫不决的白马王子”的亨伯特露出了恋童癖的丑恶嘴脸，而所有粉饰罪行的语言都成了“不可靠叙述”。前面处心积虑累加的五层嵌入意向，妄图将读者带入同情与谅解的圈套中，在隐含读者的映射下，反而折射了亨伯特的罪恶行径。亨伯特对自身的邪恶思想缺乏控制，虽知道这样的行为不光彩，但坚持为自己开脱，称之为“诗人的气质”。甚至在订房时以“埃德加”为名，暗指埃德加·爱伦·坡。爱伦·坡与自己十四岁的表妹结婚，亨伯特援引爱伦·坡的例子正是想为自己正名，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直到第六层意向，读者才幡然醒悟，让我们咬牙切齿的罪人亨伯特不过是作者操纵的产物。但是大部分读者都会停留在第五层意向中感受叙述者对文本的操控，只有将嵌入叙事层层剥开，跳进到第六层，方可领略作者的精妙叙事。
亨伯特的不可靠叙述也好，伪装也罢， 都将亨伯特的形象从平面推向复杂。“亨伯特的双重身份被相应赋予了两个使命：一是为他在谋杀审判时的自我辩护做准备，二是使他所爱着的洛丽塔得到不朽。”[9]86嵌入式意向给读者的启示便是：若想深入理解亨伯特的心路历程，须将层层嵌套的意向拆解开来，找到其罪恶的中心。但是往往作者精妙的叙事手段会将其隐藏，使得读者进入作者预设的阅读期待中。分析嵌入式意向性虽然给我们的认知机制带来极大的挑战，但是通过这一手段，读者不仅能欣赏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更可以保持反思的能力以及回归作者的清醒认识。
三、宏观嵌入叙事
宏观层面的嵌入叙事关注完整叙事中嵌套的另一个完整故事。在心灵理论的映照下，叙述者阅读人物心灵所呈现的叙事，是原本叙事中嵌入的关于人物心理活动、意图和欲望的叙事。此处的嵌入叙事不再将叙述者视为叙事的唯一声音，它更加关注嵌入叙事中人物的声音。这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颇为相似，除却叙述者外的重要人物或群体共同组成了叙事的多个声部，和谐并进，共同推动整体叙事的发展。微观嵌入叙事给予读者回归作者的启示，而此处的宏观嵌入叙事将带领读者逃离作者，感受不同人物的自我意识;同时，微观嵌入叙事给了读者透视亨伯特心理活动的显微镜，宏观嵌入叙事将通过各个人物引领读者走进洛丽塔的精神世界，感受她在亨伯特罪恶行径中的放纵、挣扎与解脱。
（一）亨伯特—洛丽塔心灵阅读：洛丽塔的反叛之旅
洛丽塔的形象极大部分由亨伯特建构。亨伯特通过阅读洛丽塔的心灵，将洛丽塔的心理活动嵌套进整体叙事中。在亨伯特的笔下，洛丽塔从顺从到反叛，破蛹成蝶。纳博科夫把“自然界的‘精微之蝶’用文学的手法表现为‘超验之蝶’”[10]119。童年时的洛丽塔“是一只褐色的、不易被捕捉的蝴蝶，有伪装的本领，有适应自然的生存能力”[10]119，亨伯特描述道：“她从后面蹑手蹑脚地挨近我”[6]84，觉得洛丽塔“再次表演我上午的伎俩似的”[6]84，认为这是她精心设计的勾引计划。又写道：“这个蛮横无理的孩子异常单纯地把两条腿伸到我的膝盖上面”[6]89，不仅如此更觉得洛丽塔的勾引是“天真无邪的把戏”。[6]177此处的“异常单纯”和“天真无邪”是亨伯特对洛丽塔的天然吸引力的直观感受。自己对洛丽塔的强烈爱慕之情，使得他对洛丽塔的心灵阅读也受到了相应影响。在后面的叙事中，亨伯特甚至打趣道：“在暴露大腿的问题上，她一向特别心不在焉或者不知羞耻，或是两者都有。”[6]193然而，叙事慢慢转向了。亨伯特还打着爱的幌子向洛丽塔灌输乱伦的合法性等。“可以说，亨伯特给他的‘蛹’加入了过量的蜕皮激素与社会激素。”[10]122如此这般，洛丽塔必然走向反叛。洛丽塔向亨伯特坦白了夏令营时肉体堕落的过程，洛丽塔关于自己叛逆的叙述使得亨伯特感受到了洛丽塔已经不是当初任他摆布的少女。环游美国时，亨伯特开始察觉“洛回到汽车上的时候，脸上掠过一种痛苦的神情”。从洛丽塔的行为中，亨伯特看到了她的悲伤无助，“每天夜晚——在我刚假装睡着时就开始的抽泣。”[6]274洛丽塔如此真切的痛苦，亨伯特已无力粉饰。故事的尾声，洛丽塔逃离魔爪。过了许久，她却寄给亨伯特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经历的困苦和忧伤”，并向他借钱。亨伯特将钱交到洛丽塔手上的时候，心里还留有一丝两人能重归于好的期待，但洛丽塔决绝撕碎了亨伯特的虚妄。洛丽塔送他走时，亨伯特写道：“她和那条狗一块送我走……她看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和性感少女时就坐过的这辆汽车，神情竟然这么淡漠。”[6]447
洛丽塔和亨伯特多年的爱恋也好纠缠也罢，至此画上了句号。通过亨伯特对洛丽塔的心灵阅读，人物洛丽塔的叙事嵌入了整体叙事，从顺从到悲伤再到逃离的轨迹清晰地被亨伯特描摹出来。洛丽塔的欲望、意向在嵌入叙事中被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们来自于洛丽塔本人的行为和情绪，被亨伯特按照他的解读嵌入整体叙事，使得洛丽塔的叙事不再仅仅是叙述者的叙事。亨伯特一开始希望通过洛丽塔对他的勾引粉饰自己的恋童行为，但是渐渐地，他对洛丽塔的心灵阅读背叛了他原本的意图。嵌入叙事使得亨伯特不再是唯一的叙述者，洛丽塔也拥有了叙述这段经历的话语权。同时，洛丽塔的反叛也展现了亨伯特妄图操控时间，最后却落空的悲剧。亨伯特与洛丽塔的爱恋发生于洛丽塔年幼无知之时，但是随着洛丽塔年龄的增长，势必重新审视曾经的畸恋。时间给予了洛丽塔反叛的土壤和养分，亨伯特也同样明白时间的隐患，所以他才和洛丽塔踏上了环游美国的旅行，妄图将洛丽塔从现实的、流动的时间内扯出，置于两人独处的永恒的、静止的时间中。然而时间并不以亨伯特的意志为转移，内心时间和现实时间的撕裂让亨伯特不得不面对现实。 （二）亨伯特—夏洛特—洛丽塔心灵阅读：困于原生家庭的洛丽塔
洛丽塔不仅仅通过亨伯特阅读洛丽塔的心灵所构建，还由洛丽塔的母亲夏洛特·黑兹阅读洛丽塔的心灵构建，且由叙述者亨伯特来呈现夏洛特对洛丽塔的心灵阅读。双层嵌入叙事便形成了：洛丽塔的精神世界嵌入夏洛特的叙事中，夏洛特的叙事嵌入亨伯特的叙事中。帕尔马将双层嵌入叙事定义为“一个人物的心灵包含在另一个人物的心灵中”[4]230-231，认为小说人物的“情景身份”（Situated Identity）不仅由他自身的嵌入叙事构成，还包括其他人物谈及他的双层嵌入敘事。因此，洛丽塔的形象不仅仅由叙述者构建，同时由其他人物通过对洛丽塔行为及意图的推测共同构建，如夏洛特和引诱洛丽塔的圭尔蒂。夏洛特与洛丽塔虽为母女，但关系极其恶劣。两人没有其乐融融的天伦之景，争吵与互相排斥成了生活之中稀松平常之事。洛丽塔十二岁生日那天，“夏洛特·黑兹在‘你的子女的个性’一栏下面的四十个形容词中的下列十个下面画了线：寻衅生事的、吵吵闹闹的、爱找岔子的、多疑的、不耐烦的、动辄生气的、爱打听闲事的、无精打采的、不听话的（划了两道线）和固执的。” [6]127与一般母亲对孩子的肯定和欣赏不同，夏洛特认为，“她（洛丽塔）把自己看作一个小明星;我却只把她看作一个结实健康但相貌绝对平常的孩子。我看这就是我们争吵的根源。”[6]100两人平时以冷漠的方式相处，激烈争吵时关系则跌至冰点，因此不难推导出，在如此恶劣的母女关系之下，洛丽塔与继父亨伯特不伦之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母亲的报复。当夏洛特发现亨伯特与洛丽塔的奸情，向亨伯特发难时竟称自己的女儿为“讨厌的小鬼”，完全排除了洛丽塔为受害者的可能性，斩钉截铁地认为洛丽塔与亨伯特共谋做出苟且之事。
如果说亨伯特阅读洛丽塔的心灵使读者感受到两人乱伦的发展过程的话，那么夏洛特对洛丽塔的心灵阅读真切地展现了洛丽塔反常之恋的家庭因素。洛丽塔成长于单亲家庭，在父爱缺失且与母亲关系恶劣的情况下，难以避免地心理上会形成对成年男性的依恋以弥补成长过程中缺失的父爱。国内学者何岳球将洛丽塔与蝴蝶相类比，认为“洛丽塔的体型发育正常与蝶蛹对应，她的性心理早熟，出现成人特征与成虫态对应，而她的人际交往与情感表达能力明显滞后与幼虫态对应。也就是说，洛丽塔身上同时出现了幼虫—蛹—成虫的三种形态” [10]123。可见，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畸形影响、与母亲的交恶使得洛丽塔在性方面早熟和在情感交际中晚熟，为她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三）亨伯特—圭尔蒂—洛丽塔心灵阅读：来自“第三者”的启示
亨伯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双重人格的人物”，圭尔蒂实质是亨伯特的替身，“异在的诗性的隐喻，是被扭曲和毁损了的诗性的能指”[11]104，代表了亨伯特罪恶的深渊。亨伯特最后一次见到洛丽塔时，她已怀孕，盘问之下洛丽塔道出了负心汉的名字“圭尔蒂”。亨伯特怒火中烧，带枪走上复仇之路。最后两人狭路相逢之时，圭尔蒂关于洛丽塔的叙事，给整体叙事注入了新的血液。当亨伯特诘问圭尔蒂为什么伤害洛丽塔时，圭尔蒂却认为：“我把她从一个野蛮的性变态的人手里救了出来。”[6]477圭尔蒂没有丝毫悔意，是个道德沦丧的小人，但是他的叙述却给整体叙事添加了不同的色彩。“野蛮的性变态”显然指亨伯特，圭尔蒂的这一判断必然来自于洛丽塔。可见在洛丽塔逃离亨伯特与圭尔蒂厮混之时，她已经彻悟：道貌岸然的亨伯特不过是一个野蛮的性变态。与童年时对亨伯特的顺从不同，洛丽塔已经逃出了亨伯特为其构建的名为“爱”实为“耻”的牢笼，并且认真地审视亨伯特后得出这一有力的结论。
圭尔蒂的叙述并没能劝阻亨伯特的杀心，但是却使得洛丽塔的形象更加丰满起来。亨伯特的叙述记录了洛丽塔的反叛之路，夏洛特的叙述暗含了洛丽塔和亨伯特乱伦的家庭和心理诱因，那么圭尔蒂的叙述可以说使得我们从社会以及“第三者”的角度审视洛丽塔。亨伯特口中的“小妖精”和夏洛特口中的“讨厌的小鬼”，似乎都带着罪恶和不洁的烙印，都不足以构成洛丽塔完整的形象。在圭尔蒂口中，洛丽塔更像一个溺水的人，在绝望中抓住最后的浮木。圭尔蒂的叙述将我们带出之前对洛丽塔的成见，从受害者的角度来打量洛丽塔：一个被“野蛮的性变态”操纵，只想拥有一个“比较幸福一点家”的女孩。对于洛丽塔来说，她的亲人，不论是母亲还是继父，都无法带给她幸福，但在世上除去这两人却再无依靠。圭尔蒂把洛丽塔的伤痛赤裸示人，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四面楚歌、绝望困苦的洛丽塔，让我们在批判之外，多了一些悲悯。
洛丽塔的悲剧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仔细追究，除了亨伯特，夏洛特和圭尔蒂都应该站在被告席上。环境和外力的作用使懵懂无知的少女步步深陷。可见，在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要给予其良好的影响和推动力，任何揠苗助长的行为最终都是自酿苦果。这部曾被打上“不道德”烙印的作品实际上却包含了深刻的道德训诫，正如序言中所说：“作为一份病例，《洛丽塔》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超越了赎罪的各个方面。”[6]4
四、结语
心灵理论与嵌入叙事的结合为我们理解文本带来了新的视角，让我们在亨伯特的罪行之外，看到他的精神困境及与罪恶的发展历程，以及他妄图利用巧妙的文字掩盖罪恶却将自己的不堪暴露得更彻底。洛丽塔也并非只是失足少女，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从夏洛特的视角，洛丽塔失足的家庭诱因浮出水面;从圭尔蒂的视角，洛丽塔的伤痛得以示人。心灵理论与嵌入叙事产生的化学反应便是：微观角度，主人公的心理困境和隐秘的欲求得到更直观的展现，作者对文本的操控浮出水面;宏观角度，不同人物的声音共同构建了主人公的形象，逃离了作者的“上帝之手”。这些不同的人物带着不同的经历、性格和自我意识，合力构建的形象往往更有血肉，更能展现人性的复杂，比叙述者单独构建的形象更加丰满，且能唤起读者心中不同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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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洛丽塔;纳博科夫;心灵阅读;嵌入叙事
中图分类号： I712.07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2-0068-07
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从1955年出版至今，热度不减。阿尔弗雷德·卡津称纳博科夫为20世纪最后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伊哈布·哈桑认为他是对战后小说最具影响力的先驱人物。其独特的主题吸引了不少读者的眼球，更刺激了读者隐秘的好奇心。但其文学价值绝没有因为其富有争议的主题而减损，学界对作品本身的关注从未削减。其精妙的叙事技巧、独特的语言风格等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洛丽塔》的两位主人公——亨伯特和洛丽塔的形象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读者通常认为两人的形象构建依赖于叙述者以及背后的作者，但聚焦于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理论，可以发现，亨伯特的心理状态在微观嵌入叙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洛丽塔的情感变化也在多个人物的宏观嵌入叙事中完整地展现。微观角度的分析使亨伯特细致入微的心理变化一览无遗。宏观角度来说，多个人物通过心灵阅读构建的洛丽塔形象更加丰满与复杂，实现了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
一、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
心灵阅读（mindreading），亦称为心靈理论（theory of mind），是认知心理学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与所谓的“心灵感应”并无关系，其核心含义为“人们通过解读他人的行为来推测其思想、感觉、信念和欲望”[1]6。心灵阅读能力显然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能力之一，这一能力受损的典型病症便是自闭症。除却在日常生活中的用途，心灵阅读也是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者通过心灵阅读构建人物及故事，读者借由心灵阅读来推测人物情感、欲望以及作者的意图。一方面来说，小说能够“欺骗”我们的认知机制，赋予读者在场感，使读者进入作者的创作意图中。另一方面来说，阅读过程中，读者的心灵阅读机制“时刻待命，观察叙事中的环境变化，以期寻找输入的条件”[1]10。心灵阅读是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机制，是构建虚构作品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在小说研究中有过度泛化的趋势——优秀的小说从不同层面彰显作者的心灵阅读能力，也拷问读者的心灵阅读能力，甚至将这一能力推到极限。
嵌入叙事（embedded narratives）意为叙事中的叙事，也被称为元叙事。巴思（John Barth）称这种叙事策略为“故事中套着故事”[2]218。内尔斯（Williams Nelles）在《故事中的故事：叙事层次和嵌入叙事》一文中指出：“‘故事中的故事’又被称为‘框架叙事’‘中国套盒’‘俄罗斯套娃’‘嵌入叙事’。它被广泛地运用于任何文化背景、任何时期的叙事作品当中，几乎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叙事技巧。”[3]79嵌入叙事是一个基础的概念，在不同理论的关照下，可以对文本形成不同的解读。尽管学界不乏对嵌入叙事的研究，但极少从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解读其中蕴含的认知机制及其对文本和读者产生的作用。
帕尔马在《虚构的心灵》（Fictional Minds）中首次将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结合，探究嵌入叙事的产生机制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认知机制。这个机制便是连续意识框架（the continuing-consciousness frame），是作者构建虚构的心灵所依赖的机制，也是阅读他人心灵必不可少的机制。其运作过程中，大量现实世界的、结构化的知识会被引入，达到理解的目的。首先，作者能够通过连续意识框架构建叙事与人物形象，甚至可以将人物的意向、欲望和情感嵌入叙述者或其他人物的情感中。其次，读者可以通过连续意识框架阅读人物的心灵——在《洛丽塔》中，尽管某个特定人物的信息并非集中呈现，而是分散在不同的章节和不同人物的叙述里，也不妨碍读者对人物的理解，因为读者可以调动连续意识框架来将所有的信息点串联成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叙述者对人物的心灵阅读，人物对人物的心灵阅读，人物对群体的心灵阅读，群体对人物的心灵阅读，共同编织嵌入叙事的网络。这个网络不仅仅是单层嵌入的，还可能多层嵌入，挑战读者的认知能力。
心灵阅读与嵌入叙事的结合给文学评论带来了丰富的启示：读者的心灵作为原域（source domain）投入故事世界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使得读者直观感受虚构心灵的精巧运作;将连续的虚构意识（有些人物意识可能信息量极少）构建成完整的人物形象，使得阅读的过程不再是“读者静态的接受过程，而是更加动态的创造过程”[4]178;读者总是趋向于通过阅读获得最大的认知体验和信息量，这本质上挑战了读者心灵阅读能力的极限，赋予读者更大的阅读快感。与以往的嵌入叙事研究不同，心灵理论视角下的嵌入叙事不仅包含了宏观视角下“叙事中嵌套着叙事”，更有微观视角下的“意向中嵌套着意向”“心灵阅读中嵌套着心灵阅读”，为理解作者的叙事手法、人物的情感变化以及读者阅读中的认知模式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二、微观嵌入叙事
嵌入叙事从宏观角度看，可将关于一个人物完整的叙事嵌入到另一个人物的叙事中。从微观角度看，可以将意图和情感嵌入到意图和情感当中。相比之下，微观角度可以构建多层的嵌入式意向性（Embedded Intentionality）。嵌入式意向性是心灵阅读中独特的一部分，詹塞恩在《我们为什么阅读虚构作品：心灵理论及小说》（Why We Read Fiction： 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中详细讨论了这个概念，其概念便是“人们追踪叙事中多层意向的能力”[1]28。心灵阅读本身便是二层意向，例如：“我认为A想要B”。同时，意向具有多层递归性（recursiveness），例如：“我认为A知道B想要C知道……”便是典型的四层意向。意向的层数原则上可以是无限的，但是我们的认知结构限制了这一趋势。大部分人能够有效处理三层或四层意向，虽然认知上已经过载。但面对五层和六层意向时，大脑很难准确追踪意向中的对应信息，甚至可能出现误读。文学中，有些文本晦涩难懂，往往就是因为多层嵌入意向的出现。嵌入意向不仅挑战读者心灵阅读的极限，“同时也会将读者的情绪推向边界，使读者情不自禁发笑或深受震撼”[1]31。不少现代和后现代作品正是利用了多层嵌入意向，立足于人物意向的军备竞赛式累加，给读者增加了阅读难度。 （一） 回溯往事：亨伯特的精神困境
于晓丹曾指出亨伯特形象的特殊性：“他虽然与现实社会发生着某种关系，但他似乎对事业、职分、等级、权力等字眼所代表的现实性均不感兴趣，他似乎更从不关心政治、宗教、社会问题或日常生活中的新闻事件。”[5]75在纳博科夫的笔下，亨伯特似乎只为追逐洛丽塔而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亨伯特的形象将趋向于扁平，他是作者构建的“极端个人化的、化了妆的艺术家，是一个从社会人的日常事务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意识形象，这个形象敏于思而慎于行”[5]75，也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中具有极强“自我意识”的人物。亨伯特的生活游离于“整体现实”和“个人现实”之中，两个现实中形成的巨大张力，使亨伯特陷入困苦的泥淖，难以自拔。亨伯特关于自己精神困境的叙述往往累加了多层意向，仔细挖掘，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的痛苦与挣扎：
“在我努力分析自己的欲望、动机、行为等等的时候，我总陷入一种追忆往事的幻想，这种幻想为分析官能提供了无限的选择，并且促使想象中的每一条线在我过去那片复杂得令人发疯的境界中漫无止境地一再往外分岔。可是，我深信，从某种魔法和宿命的观点而言，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6]19
在上述自白中，亨伯特试图厘清自己恋童的根源。回溯童年时，大量的意向性嵌入其中，若将其中的意向层层分解，可得到以下五层意向：作者想让读者明白，亨伯特认为“在我努力分析自己的欲望、动机、行为等等的时候，我总陷入一种追忆往事的幻想”为分析官能提供了无限的选择”，“可是，我深信，从某种魔法和宿命的观点而言，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
通过将意向层层分解，暗藏在文字间的信息跃然纸上。首先，在这段内心独白中，叙述者经历了三次情感转向：第一次是“苦恼”。在“努力分析自己的欲望、动机、行为等等的时候”，作者为“总陷入一种追忆往事的幻想”而感到苦恼，以为追忆往事会“促使想象中的每一条线在我过去那片复杂得令人发疯的境界中漫无止境地一再往外分岔”;第二次是作者感到苦恼的同时，觉得“为分析官能提供了无限的选择”，认为回忆对自身的分析官能有益;第三次是叙述者坚定地得出的结论，即“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认为自己恋童的根源是童年时代失去安娜贝尔所致。
这三次情感转变，展现了亨伯特对“时间”的焦虑与误解。安娜贝尔是亨伯特回不去的“过去的时间”，于是洛丽塔作为“现在的时间”便成了亨伯特回到过去、重温旧梦的方式。过去与现在的时间注定无法弥合，所以当亨伯特强行将洛丽塔作为安娜贝尔的影子扯入他的个人记忆中时，“时间被残忍地扭曲了，甚至被残酷地扯裂了”[5]76。因为记忆无法召唤过去的时间，纵使亨伯特找到安娜贝尔的替身，她也只能在记忆中鲜活，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现实。时间与现实的不和谐已然为两人的未来染上了悲剧的底色。值得注意的是，亨伯特不仅失去了过去的时间，也失去了未来的时间。亨伯特的叙述在狱中完成，作为囚徒，他的未来便是监狱的高墙和死亡。对亨伯特来说，他回不到过去也没有将来，唯一拥有的便是记忆。在悲剧性的归宿中，他找到了对抗时间的方法——叙述，将洛丽塔永远地留在文字中，使她拥有超越时间的永恒力量。正如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中写道：“你将在不朽的诗中与时间同在;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7]68
同时，这三次情感转变也将亨伯特的形象打造得更具体。虽然亨伯特罪行确凿，但他并非一个心安理得的恋童癖罪犯。面对自己与洛丽塔的恋情，他的情绪百转千回，焦灼与无奈隐现在文字中。同时，他的追问与反省引领读者暂时超脱于他的罪行本身，而去思考罪恶的诱因和根源。亨伯特拷问了自身罪恶的本源——“宿命”，看似借口，却解释地恰如其分。亨伯特的罪行无需辩驳，但其原因可以有多种解读。若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来看，亨伯特的“本我”过于强大，没有得到良好的规训，追求欲望的即刻满足，导致了犯罪行为。这或许是原因，但不是根源。“本我”过于强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果如此追问下去，是否只剩下“宿命”？“每一种悲剧都在编织该悲剧的民族周围划出一道魔圈圈着人和社会的发展，人会陷入不同的生存困境，即从一种生存困境走进另一种生存困境，从一道魔圈跳入另一道魔圈。”[8]315两人反道德的“畸恋”与道德高墙的碰撞如同以卵击石，其本质展现的是诗性生存在现实生活中的残酷处境，这便是亨伯特所说的“宿命”的黑白底色。亨伯特的自省实质上呼唤的是读者关于诗性和宿命的反省。
通过将嵌入的意向分解，亨伯特的形象不再只是一个罪恶的符号，反而愈加饱满地矗立在眼前。同时，读者也在层层深入亨伯特的内心，暂时抛却他罪犯的身份，追问小说的深层意蕴。若只是粗略地阅读这段文字，读者也能将其中意思把握个大概，但是亨伯特坎坷的自省路程、作者极力呈现的逻辑递进关系便被忽略了。
（二）形象的颠覆：货真价实的恋童犯
嵌入式意向性在构建多面形象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在前文的例子中，读者层层深入亨伯特的内心，暂时抛却他罪犯的身份，呼唤心底的悲悯，但在这个例子中，亨伯特的形象被彻底颠覆。在这段文本中，嵌入意向不止于上述例子中的五层，达到了六层，将读者的心灵阅读能力推向极限。亨伯特带着洛丽塔周游美国时，在入住旅馆时遇到了一些问题：
“……不知怎么，由于我在那个安静的、富有诗意的下午十分挑剔地四处采购，我竟然想起了具有“着魔的猎人”这个吸引人的字号的旅馆或客店，夏洛特在我获得自由前不久偶然對我提过这家旅馆或客店。凭借一本旅行指南的帮助，我在布莱斯兰那个僻静的小镇上找到了它，从布莱斯兰到洛的营地开车要四个小时。我本来可以打个电话，但又怕自己的嗓音可能会失去控制，讲出一些吞吞吐吐、低沉嘶哑、很不流利的英语，就决定发一份电报，订一间明天晚上的双人房。我是一个多么滑稽、笨拙、犹豫不决的白马王子啊！要是我告诉我读者我在拟定那份电报的措辞时感到十分为难，他们有些人准会对我大肆嘲笑！”[6]170 这段文字可以分解出两组嵌入式意向性。第一组为四层嵌入式意向性：我在布莱斯兰那个僻静的小镇上找到了那个我突然间想起的夏洛特对我提过这家叫作“着魔的猎人”的旅馆。第二组为六层意向：作者想让读者知道亨伯特觉得他们有些人会嘲笑“我决定发一份订一间明天晚上的双人房的电报，鉴于我怕自己的嗓音失去控制”的行为。
第一组是亨伯特在订房之前回溯往事的片段，在这个片段中，从亨伯特追溯“着魔的猎人”的记忆源头到找到该旅馆，意向性被累加到第四層，使得名为“着魔的猎人”的旅馆成为了这组意向的重中之重，其目的正是为了推动第二组嵌入意向的发展。围绕着旅馆，作者将亨伯特隐秘的欲望展现得淋漓尽致。第二组嵌入式意向性围绕着电报和旅馆展开。亨伯特订房时的犹豫踟蹰：想订房，但“怕自己的嗓音失去控制”，于是便决定发电报，但是做下决定后又觉得有些人会嘲笑他的笨拙。这一段蜿蜒曲折的心理活动展现了亨伯特的焦灼与彷徨，激发了读者的同情。但同时，隐含读者现身了。嘲笑亨伯特笨拙的那些人暗指恋童癖惯犯。只有深谙犯罪手段的惯犯才会觉得此刻的亨伯特笨拙可笑。此时此刻，本想将自己塑造成“滑稽、笨拙、犹豫不决的白马王子”的亨伯特露出了恋童癖的丑恶嘴脸，而所有粉饰罪行的语言都成了“不可靠叙述”。前面处心积虑累加的五层嵌入意向，妄图将读者带入同情与谅解的圈套中，在隐含读者的映射下，反而折射了亨伯特的罪恶行径。亨伯特对自身的邪恶思想缺乏控制，虽知道这样的行为不光彩，但坚持为自己开脱，称之为“诗人的气质”。甚至在订房时以“埃德加”为名，暗指埃德加·爱伦·坡。爱伦·坡与自己十四岁的表妹结婚，亨伯特援引爱伦·坡的例子正是想为自己正名，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直到第六层意向，读者才幡然醒悟，让我们咬牙切齿的罪人亨伯特不过是作者操纵的产物。但是大部分读者都会停留在第五层意向中感受叙述者对文本的操控，只有将嵌入叙事层层剥开，跳进到第六层，方可领略作者的精妙叙事。
亨伯特的不可靠叙述也好，伪装也罢， 都将亨伯特的形象从平面推向复杂。“亨伯特的双重身份被相应赋予了两个使命：一是为他在谋杀审判时的自我辩护做准备，二是使他所爱着的洛丽塔得到不朽。”[9]86嵌入式意向给读者的启示便是：若想深入理解亨伯特的心路历程，须将层层嵌套的意向拆解开来，找到其罪恶的中心。但是往往作者精妙的叙事手段会将其隐藏，使得读者进入作者预设的阅读期待中。分析嵌入式意向性虽然给我们的认知机制带来极大的挑战，但是通过这一手段，读者不仅能欣赏作者高超的叙事技巧，更可以保持反思的能力以及回归作者的清醒认识。
三、宏观嵌入叙事
宏观层面的嵌入叙事关注完整叙事中嵌套的另一个完整故事。在心灵理论的映照下，叙述者阅读人物心灵所呈现的叙事，是原本叙事中嵌入的关于人物心理活动、意图和欲望的叙事。此处的嵌入叙事不再将叙述者视为叙事的唯一声音，它更加关注嵌入叙事中人物的声音。这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颇为相似，除却叙述者外的重要人物或群体共同组成了叙事的多个声部，和谐并进，共同推动整体叙事的发展。微观嵌入叙事给予读者回归作者的启示，而此处的宏观嵌入叙事将带领读者逃离作者，感受不同人物的自我意识;同时，微观嵌入叙事给了读者透视亨伯特心理活动的显微镜，宏观嵌入叙事将通过各个人物引领读者走进洛丽塔的精神世界，感受她在亨伯特罪恶行径中的放纵、挣扎与解脱。
（一）亨伯特—洛丽塔心灵阅读：洛丽塔的反叛之旅
洛丽塔的形象极大部分由亨伯特建构。亨伯特通过阅读洛丽塔的心灵，将洛丽塔的心理活动嵌套进整体叙事中。在亨伯特的笔下，洛丽塔从顺从到反叛，破蛹成蝶。纳博科夫把“自然界的‘精微之蝶’用文学的手法表现为‘超验之蝶’”[10]119。童年时的洛丽塔“是一只褐色的、不易被捕捉的蝴蝶，有伪装的本领，有适应自然的生存能力”[10]119，亨伯特描述道：“她从后面蹑手蹑脚地挨近我”[6]84，觉得洛丽塔“再次表演我上午的伎俩似的”[6]84，认为这是她精心设计的勾引计划。又写道：“这个蛮横无理的孩子异常单纯地把两条腿伸到我的膝盖上面”[6]89，不仅如此更觉得洛丽塔的勾引是“天真无邪的把戏”。[6]177此处的“异常单纯”和“天真无邪”是亨伯特对洛丽塔的天然吸引力的直观感受。自己对洛丽塔的强烈爱慕之情，使得他对洛丽塔的心灵阅读也受到了相应影响。在后面的叙事中，亨伯特甚至打趣道：“在暴露大腿的问题上，她一向特别心不在焉或者不知羞耻，或是两者都有。”[6]193然而，叙事慢慢转向了。亨伯特还打着爱的幌子向洛丽塔灌输乱伦的合法性等。“可以说，亨伯特给他的‘蛹’加入了过量的蜕皮激素与社会激素。”[10]122如此这般，洛丽塔必然走向反叛。洛丽塔向亨伯特坦白了夏令营时肉体堕落的过程，洛丽塔关于自己叛逆的叙述使得亨伯特感受到了洛丽塔已经不是当初任他摆布的少女。环游美国时，亨伯特开始察觉“洛回到汽车上的时候，脸上掠过一种痛苦的神情”。从洛丽塔的行为中，亨伯特看到了她的悲伤无助，“每天夜晚——在我刚假装睡着时就开始的抽泣。”[6]274洛丽塔如此真切的痛苦，亨伯特已无力粉饰。故事的尾声，洛丽塔逃离魔爪。过了许久，她却寄给亨伯特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经历的困苦和忧伤”，并向他借钱。亨伯特将钱交到洛丽塔手上的时候，心里还留有一丝两人能重归于好的期待，但洛丽塔决绝撕碎了亨伯特的虚妄。洛丽塔送他走时，亨伯特写道：“她和那条狗一块送我走……她看到自己还是个孩子和性感少女时就坐过的这辆汽车，神情竟然这么淡漠。”[6]447
洛丽塔和亨伯特多年的爱恋也好纠缠也罢，至此画上了句号。通过亨伯特对洛丽塔的心灵阅读，人物洛丽塔的叙事嵌入了整体叙事，从顺从到悲伤再到逃离的轨迹清晰地被亨伯特描摹出来。洛丽塔的欲望、意向在嵌入叙事中被置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它们来自于洛丽塔本人的行为和情绪，被亨伯特按照他的解读嵌入整体叙事，使得洛丽塔的叙事不再仅仅是叙述者的叙事。亨伯特一开始希望通过洛丽塔对他的勾引粉饰自己的恋童行为，但是渐渐地，他对洛丽塔的心灵阅读背叛了他原本的意图。嵌入叙事使得亨伯特不再是唯一的叙述者，洛丽塔也拥有了叙述这段经历的话语权。同时，洛丽塔的反叛也展现了亨伯特妄图操控时间，最后却落空的悲剧。亨伯特与洛丽塔的爱恋发生于洛丽塔年幼无知之时，但是随着洛丽塔年龄的增长，势必重新审视曾经的畸恋。时间给予了洛丽塔反叛的土壤和养分，亨伯特也同样明白时间的隐患，所以他才和洛丽塔踏上了环游美国的旅行，妄图将洛丽塔从现实的、流动的时间内扯出，置于两人独处的永恒的、静止的时间中。然而时间并不以亨伯特的意志为转移，内心时间和现实时间的撕裂让亨伯特不得不面对现实。 （二）亨伯特—夏洛特—洛丽塔心灵阅读：困于原生家庭的洛丽塔
洛丽塔不仅仅通过亨伯特阅读洛丽塔的心灵所构建，还由洛丽塔的母亲夏洛特·黑兹阅读洛丽塔的心灵构建，且由叙述者亨伯特来呈现夏洛特对洛丽塔的心灵阅读。双层嵌入叙事便形成了：洛丽塔的精神世界嵌入夏洛特的叙事中，夏洛特的叙事嵌入亨伯特的叙事中。帕尔马将双层嵌入叙事定义为“一个人物的心灵包含在另一个人物的心灵中”[4]230-231，认为小说人物的“情景身份”（Situated Identity）不仅由他自身的嵌入叙事构成，还包括其他人物谈及他的双层嵌入敘事。因此，洛丽塔的形象不仅仅由叙述者构建，同时由其他人物通过对洛丽塔行为及意图的推测共同构建，如夏洛特和引诱洛丽塔的圭尔蒂。夏洛特与洛丽塔虽为母女，但关系极其恶劣。两人没有其乐融融的天伦之景，争吵与互相排斥成了生活之中稀松平常之事。洛丽塔十二岁生日那天，“夏洛特·黑兹在‘你的子女的个性’一栏下面的四十个形容词中的下列十个下面画了线：寻衅生事的、吵吵闹闹的、爱找岔子的、多疑的、不耐烦的、动辄生气的、爱打听闲事的、无精打采的、不听话的（划了两道线）和固执的。” [6]127与一般母亲对孩子的肯定和欣赏不同，夏洛特认为，“她（洛丽塔）把自己看作一个小明星;我却只把她看作一个结实健康但相貌绝对平常的孩子。我看这就是我们争吵的根源。”[6]100两人平时以冷漠的方式相处，激烈争吵时关系则跌至冰点，因此不难推导出，在如此恶劣的母女关系之下，洛丽塔与继父亨伯特不伦之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母亲的报复。当夏洛特发现亨伯特与洛丽塔的奸情，向亨伯特发难时竟称自己的女儿为“讨厌的小鬼”，完全排除了洛丽塔为受害者的可能性，斩钉截铁地认为洛丽塔与亨伯特共谋做出苟且之事。
如果说亨伯特阅读洛丽塔的心灵使读者感受到两人乱伦的发展过程的话，那么夏洛特对洛丽塔的心灵阅读真切地展现了洛丽塔反常之恋的家庭因素。洛丽塔成长于单亲家庭，在父爱缺失且与母亲关系恶劣的情况下，难以避免地心理上会形成对成年男性的依恋以弥补成长过程中缺失的父爱。国内学者何岳球将洛丽塔与蝴蝶相类比，认为“洛丽塔的体型发育正常与蝶蛹对应，她的性心理早熟，出现成人特征与成虫态对应，而她的人际交往与情感表达能力明显滞后与幼虫态对应。也就是说，洛丽塔身上同时出现了幼虫—蛹—成虫的三种形态” [10]123。可见，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畸形影响、与母亲的交恶使得洛丽塔在性方面早熟和在情感交际中晚熟，为她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三）亨伯特—圭尔蒂—洛丽塔心灵阅读：来自“第三者”的启示
亨伯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双重人格的人物”，圭尔蒂实质是亨伯特的替身，“异在的诗性的隐喻，是被扭曲和毁损了的诗性的能指”[11]104，代表了亨伯特罪恶的深渊。亨伯特最后一次见到洛丽塔时，她已怀孕，盘问之下洛丽塔道出了负心汉的名字“圭尔蒂”。亨伯特怒火中烧，带枪走上复仇之路。最后两人狭路相逢之时，圭尔蒂关于洛丽塔的叙事，给整体叙事注入了新的血液。当亨伯特诘问圭尔蒂为什么伤害洛丽塔时，圭尔蒂却认为：“我把她从一个野蛮的性变态的人手里救了出来。”[6]477圭尔蒂没有丝毫悔意，是个道德沦丧的小人，但是他的叙述却给整体叙事添加了不同的色彩。“野蛮的性变态”显然指亨伯特，圭尔蒂的这一判断必然来自于洛丽塔。可见在洛丽塔逃离亨伯特与圭尔蒂厮混之时，她已经彻悟：道貌岸然的亨伯特不过是一个野蛮的性变态。与童年时对亨伯特的顺从不同，洛丽塔已经逃出了亨伯特为其构建的名为“爱”实为“耻”的牢笼，并且认真地审视亨伯特后得出这一有力的结论。
圭尔蒂的叙述并没能劝阻亨伯特的杀心，但是却使得洛丽塔的形象更加丰满起来。亨伯特的叙述记录了洛丽塔的反叛之路，夏洛特的叙述暗含了洛丽塔和亨伯特乱伦的家庭和心理诱因，那么圭尔蒂的叙述可以说使得我们从社会以及“第三者”的角度审视洛丽塔。亨伯特口中的“小妖精”和夏洛特口中的“讨厌的小鬼”，似乎都带着罪恶和不洁的烙印，都不足以构成洛丽塔完整的形象。在圭尔蒂口中，洛丽塔更像一个溺水的人，在绝望中抓住最后的浮木。圭尔蒂的叙述将我们带出之前对洛丽塔的成见，从受害者的角度来打量洛丽塔：一个被“野蛮的性变态”操纵，只想拥有一个“比较幸福一点家”的女孩。对于洛丽塔来说，她的亲人，不论是母亲还是继父，都无法带给她幸福，但在世上除去这两人却再无依靠。圭尔蒂把洛丽塔的伤痛赤裸示人，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四面楚歌、绝望困苦的洛丽塔，让我们在批判之外，多了一些悲悯。
洛丽塔的悲剧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仔细追究，除了亨伯特，夏洛特和圭尔蒂都应该站在被告席上。环境和外力的作用使懵懂无知的少女步步深陷。可见，在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要给予其良好的影响和推动力，任何揠苗助长的行为最终都是自酿苦果。这部曾被打上“不道德”烙印的作品实际上却包含了深刻的道德训诫，正如序言中所说：“作为一份病例，《洛丽塔》无疑会成为精神病学界的一本经典之作。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它超越了赎罪的各个方面。”[6]4
四、结语
心灵理论与嵌入叙事的结合为我们理解文本带来了新的视角，让我们在亨伯特的罪行之外，看到他的精神困境及与罪恶的发展历程，以及他妄图利用巧妙的文字掩盖罪恶却将自己的不堪暴露得更彻底。洛丽塔也并非只是失足少女，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从夏洛特的视角，洛丽塔失足的家庭诱因浮出水面;从圭尔蒂的视角，洛丽塔的伤痛得以示人。心灵理论与嵌入叙事产生的化学反应便是：微观角度，主人公的心理困境和隐秘的欲求得到更直观的展现，作者对文本的操控浮出水面;宏观角度，不同人物的声音共同构建了主人公的形象，逃离了作者的“上帝之手”。这些不同的人物带着不同的经历、性格和自我意识，合力构建的形象往往更有血肉，更能展现人性的复杂，比叙述者单独构建的形象更加丰满，且能唤起读者心中不同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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