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小藏君日记

　　2022年是启功先生诞辰110周年。在世人的想像中，很多才华横溢的大家，通常性格要么有着自己的﹃孤僻古怪﹄，要么道骨仙风、难以企及。但说来也怪，这一点上，我所认为的启功先生，却永远是那个幽默的、笑眯眯的﹃老头儿﹄，低调得如邻家爷爷般的形象。
　　不显山不露水，流淌在他作品中的是为人处世的通透，时间好像就停留在那里，没有离开。
　　前不久，笔者拜访民俗钱币收藏家陆昕，在观花赏泉之际，有幸一睹其钱币之外的其他文房雅藏。

　　陆先生早年醉心金石雅玩，字画碑帖、砖石木瓦无所不收，藏品精深，数量颇丰。他笑盈盈地呈出一幅手札镜框，说：“知道你喜欢启功先生的书法，我这里收藏有一幅启先生的手札，请弟赏玩。”笔者定睛一瞧，只见一纸对开题跋，行草字体，点画生动，气韵流畅，牵丝引线，满纸灿然，堪称启先生手札中的精品之作。
　　急问出处，了解到这是陆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自拍场所得。于是手捧镜框，再次低头细看，见该手札纸老墨沉，时代感浓郁，韵味十足，初断为启先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所书。再细读文字，是一篇论印之作。征得陆先生同意，笔者用手机仔细拍了数张，以为留念。

应为老友印谱所题

　　近日得空，笔者将此篇文字详释并书列其下，与读者诸君共赏：
　　“仆未习铁笔，于刀法无所闻，然颇好观印谱，以其刃锋所值，仅在毫忽之间，文字安排，不出方寸之地;而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自元明以迄近代，名家辈出，风格不同，每轶秦汉之轨。年来头眩，艰于读书，每获金石文字，钉壁玩赏，或得名家印拓，朱泥烂然，卧而披之，又有墨蜡金石文字所不能及者矣。禹民先生印学源出牧甫，而博取众长，自成一派，及门之士，多振誉当时，盖有自成也。启功。”（文末附白文“启功”、朱文“元白”小玺各一）
　　由文字可知，这是一篇题跋之作，是启功为京城篆刻名家金禹民的印谱所题。
　　金禹民1906年出生于北京，满族。他师从寿石工先生，广涉古玺汉印，擅篆刻书法，尤精印钮雕刻。1939年至1949年，他任北京大学文学系篆刻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故宫博物院书法篆刻专家。启功与之相知相交已久，特别敬佩金先生刻苦自学的精神，其自用印中不少都是金先生所刻，二人之间常有题赠之作。《金禹民印存》的序言即是启功所写，序中说：
　　“当代金石篆刻名家金禹民先生，既是我熟识的朋友，又是我常向有志求学的青年常举的一位榜样……我求金先生给我刻过许多印，我仔细把玩起来，在我所能说得出的感受，大致是这样：每划的刀口，总是那么自然的、准确的、平正的、不加修饰的。下刀处那么恰当，行刀处那么理直气壮，效果上又是那么令人寻味无尽。”
　　金禹民先生是1982年2月8日逝世的，上述序言是1982年8月写的，《金禹民印存》是1983年4月正式出版的。根据内容初步推断，这幅题跋应该是金禹民在世时所题，当为1982年之前所书。

资料中的佐证

　　题跋中还提到，“年来头眩，艰于读书，每获金石文字，钉壁玩赏，或得名家印拓，朱泥烂然，卧而披之”，由此可推知，这幅题跋大约是启功在1972年至1977年间，创作于西直门内的小乘巷寓所（1958年至1981年，启功一直借居于小乘巷亲戚家）。笔者之所以下此判语，是因为启功早年间患美尼尔综合征（参见《启功年谱》），1973年他61岁的时候曾写过一篇《自述病歷》供医生参考，其中写道：
　　“自幼体较弱，十余岁时后，每饮水过多，则眼前出现金色曲线，视物只见其半，此像过后，即头痛，吐出黄水方愈（此与今病不知有无远因，姑写出供参考）。此症至卅余岁后渐愈未发。1958年、1959年间，一日忽见墙壁旋转，旋即停止，医云血压高，亦未再犯。至1967年夏，忽觉眩晕，此后便时时发作，自清晨眩起，至日暮始止，呕吐各色之水，由清至黄至褐色。约近五年逐渐减轻，自1972年又犯，至今……”

　　《启功年谱》1976年下又有这样几条记载：
　　7月24日
　　致林散之感谢函：累奉惠赐书画，敬悬斗室壁间，起居瞻对，如承提命，攻错他山，获益深厚。
　　7月28日
　　当日3时42分，唐山市发生7.8级大地震。震后多日连续余震不断。先生的眩晕症又旧病复发。一日外出时，突然晕倒在小乘巷口，幸好无大碍，苏醒后回家曾自题对联一副：小乘廿番春，四壁如人扶又倒;浮生余几日，一身随意去还来。
　　当时居室屋檐的墙壁也坏了，墙上还挂着他写的草书条幅，见此景又生感慨之情，随即集唐宋人的名句自嘲：草圣数行留坏壁（刘禹锡句），故人不用赋招魂（苏东坡句）。 　　这几条记载中无一例外都提到了1972年至1976年间，先生的头晕目眩症状又多次出现。其时，启功住在西城小乘巷斗室之中，每每有书画佳作则钉于壁上欣赏。
　　此外，在笔者担任责编的《启功论诗绝句忆注》一书中，作者俞宁先生也写道：
　　“后来他患上了美尼尔氏综合征，蒙启大妈（北京话称大爷的夫人为‘大妈’，即伯母之意）委托，无论他到哪里去，总得由我跟着，生怕他因头晕而摔倒。”“然而我记忆最深的是不知何人写的一个斗方，上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先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把它用图钉钉在小乘巷寓所的南墙上。”
　　上世纪70年代初，俞宁先生曾多年出入于小乘巷中，长于启先生和启夫人左右。他的回忆也间接印证了这段题跋文字中的内容。

见证一段稳定生活

　　再从书法的角度来看这幅题跋，这篇文字似是截取之作，推测前面应该至少还有一页，讲述所跋之物。按内容来看，当是金禹民的印谱，且由外人持来，请启功题跋，于是乃有“及门之士，多振誉当时，盖有自成也”之语。若是金先生请启先生题跋，那这题跋的话语恐怕就得另行组织，启先生得叙述原委了。
　　就字体风格而言，这两页题跋中，“启体”瘦长劲健的风格已经初步形成，如“源”“笔”“毫”“层”“穷”等字;但大多数字依然严格按照传统书风运笔结字，有着浓郁的法帖风味和书卷气息。
　　考诸《启功年谱》，从1972年至1977年间，启功“接受标点《廿四史》的任务，每天到中华书局上班直到1977年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在这段较稳定的日子里，除按時完成标点任务之外，能有一些供自己支配的时间，老伴有病住院，晚上就去医院陪护照料，休息时可以写字、作画，与友人聊天相互切磋。偶尔也在休息时到中华书局北边的小酒馆要盘花生米，喝一点酒放松放松。这一时期他临写过唐人写经和许多碑帖，也赠送给友人无以计数的书法条幅、中堂或册页……可以说这是他书法活动的鼎盛时期。”
　　对照先生流传于世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书法作品，无论是尺幅大字或是寸楷小字，都逐渐形成了遵循“黄金分割率”的“启体”风格;且这一时期，随着先生声名日隆，社会职务渐多，俗事纷杂，像上述这样的看书、临帖、习字的美好时光是少之又少了。因此在笔者看来，这样书卷气息浓郁而又传统一路的手札精品，应该是启功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所书。当然是否确切，还请业内专家和知情者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