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票作为西方版画艺术的一个分支，它的起源与古腾堡发明印刷术有密切的关系。在西方图书的印刷史上，一位德国人设计的一款刺猬图案的木刻版画，上面写着“慎防刺猬随时一吻”，意思是没有经过这本书的主人同意，不要私自翻阅。自此，成了世界上公认最早的藏书票。
　　回到中国，对新兴版画的杰出贡献，不得不提及版画大师杨可扬先生。从1984年，他制作第一张书票至今，已经创作了300多种藏书票，其中如《巴金珍藏》、《道涵藏书》、《鲁迅头像》、《子善藏书》、《施蛰存藏书》、《有直藏书》等都是刀刀硬朗、一气呵成的功力。他的藏书票成了版画界的典范，言简意赅，富有力度感的画面，是藏书票的金字招牌。
　　藏书票原本是舶来货，最早起源于德国，书票上一眼看去的8个拉丁字母Ex-libris是藏书票的标志性特征，加上作者题款，欧洲最早的图案多为贵族徽章等，制作以雕刻版为主。现在的瑞士国家博物馆，所存藏书票的数量比较集中，馆内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藏品是藏书票。藏书票传入我国是20世纪初。著名的文学大家鲁迅先生用他的宣纸交换来了苏联的插图木刻，以此开始提倡新兴木刻的藏书票。一开始，鲁迅把藏书票叫做“藏书图记”。对藏书票的兴趣，也源于对书本的热爱，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一日夜访内山书店，买《藏书票的话》十元。”还有“得《现代版画》一本。”足见是买书买来的兴趣，现在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内还存有一些当时创作的藏书票原作。
　　那么藏书票为什么有如此的艺术魅力呢？
　　这同藏书票与书有密切的关联，书是人类心灵的窗户。从主题来看，有思想性、知识性、私密性；从功能来看，有实用性、艺术性、交友性、收藏性、礼品性。而这些特性中人文思想性又是最为突出的，起着主导的意义。这种人文思想性又是体现在票主上的，离开了这一点，藏书票与版画就变成了同一的单纯的艺术品了。
　　版画家杨可扬在创作藏书票的时候，很重视票主的人文思想性。记得有一年茶文化节的时候，组委会要我创作一组茶文化内容的藏书票，于是我为杨可扬先生制作了一枚，创作好后，请杨可扬先生提提意见，杨可扬先生看了说：“你了解我吗？我是不喜欢喝茶的。所以藏书票一定要反映票主的思想、兴趣爱好等，要了解票主，否则就失去了藏书票的意义。”藏书票与版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版画只反映作者的创作思想，而藏书票不仅要反映作者的创作思想还要反映票主的思想、兴趣爱好等。杨可扬先生在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他给票主制作书票时，都要了解票主，反复推敲，总设法使自己创作的藏书票与票主的思想特征吻合。杨可扬先生的第一张藏书票《鱼读月》就是最为典型的反映票主思想性的一枚富有寓意的藏书票。
　　1984年4月，上海出版业在香港举办书展，有人提议请杨可扬老师制作一枚纪念书票，书展期间好印制成书笺形式分送给书友。那时香港和内地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还不多，处于陌生阶段，为了能体现上海书展的特点，给港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张藏书票的意义非常重大，有着友谊与同胞之情的倾注，于是杨可扬先生想起早年在家乡看到的一副对联，产生了灵感：“水清鱼读月，山静鸟谈天”。一句对联成了藏书票的创作背景，画面上三条鱼不约而同地游向时隐时现的月亮倒影；水面上，漂浮着几枚粉红色的花瓣，在那春江花月夜的美景下，“读月”成了鱼儿们的共识，寓意大家都来读书。这鱼儿水中游，绿意盎然作底，鱼影水动，用色不多却恰到好处，颇有雅乐之风，完全符合书展的本意，可谓极富心思。
　　杨可扬的藏书票借由那次书展的契机，来突出人们对爱书、喜书、护书的情节，对知识的渴求与阅读的安静思考，无不可以从藏书票的内容上，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个人思考，与书产生了亲密无间的默契与人文共识。
　　藏书票在中国很年轻，只有28个年头，但全国藏书票大展已经举办第14届了。自1953年成立的国际藏书票联合会以后，世界各国对艺术家的保护，使得藏书票在被文化人所重视和重拾，各类藏书票活动也慢慢复苏。此外，如鲁迅博物馆、上海弗闲斋书票社、北京燕平雅园书票部都可以买到别有风味的藏书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藏书票。杨大师的藏书票一如既往的走传统风，朴拙的造型感、奔放有收的刀法，明朗的着色，足以让他蜚声海内外。
　　编辑：沈海晨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