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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希望看到的图景，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倡议并管理的共同市场。其将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起，创设出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和特别经济区（SEZ）网络，核心是连接中国、东南亚和印度洋北部的港口，以及陆地上贯穿中亚和欧洲大陆的地区。
这一倡议并非一国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别国，而是一些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发展中国家，基于共性和共同发展经济的目标而作出的选择；这一倡议旨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也是由受益国自身发起的。
在强调连通性和基础设施的本质特征的同时，在一些有着显著区别的国家之间需要更深入的思想连接—尽可能降低沟通的障碍，因为沟通对于建立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发展的基础而言是必要的。
要促进思想的连通，重要的是通过更好、更及时的交流来引导各个参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国家。政府的不同部门，比如使馆、商务部、外交部需要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民众及组织建立更高效的机制，以互相获取信息。
企业海外投资面临战略风险
即使出于好意，政府或其他超国家组织也无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对于中国这样将不干涉原则奉为外交政策基石的国家更是如此。因此，解决贸易及其他可能影响丝绸之路计划的争端，主要靠公司自身——而实现上述连通的责任也在这些公司身上。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抬头的资源民族主义成为阻碍世界顶级矿业及能源公司海外拓展的绊脚石，例如在采掘行业。所在国和当地社区不断谋求更大份额的收益，并要求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保证。一些合同签署之后的长时间里，会因抗议活动被各国政府延迟，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被取消，而投资者别无他法，只能诉诸法律，而这往往会对投资国和被投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产生敏感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当政治或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达到峰值水平时，外国投资可能会被当地的情况所绑架，比如大型水电大坝的无限期延迟以及采矿项目建设延期两年——这都是中国企业在缅甸所遇到的情况。
诚然，这种挑战并非只有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会遇到。地缘政治层面对于中国的戒心和偏见，需要由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特别是那些国有企业来解决。它们将在丝绸之路基础设施连接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各地的公司正越来越多地谈论利益相关者，而较少谈及股东。这种论调大多很肤浅，特别是在西方，缺乏实现变化的政治意愿和勇气。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则更具有这种政治意愿。中国具备可以为一种灵活、强大且富于关爱的新型企业实体奠定基调的手段和眼光，这将成为上述发展的催化剂。
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凭借其自身规模，都将在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在海外也会面临复杂的战略风险，即社会认可和与利益相关方打交道方面的问题。
奉行更富于关爱的不同经济秩序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采取更为主动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来提高自身在一带一路计划中成功的几率。它们应建立旨在扩大其赖以成功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机制。建立起应对所在国草根阶层的更好机制，将是中国公司成功的秘诀，尤其是在发生政权更迭的情况下。
攻心为上
下面推荐一种三管齐下的方法，我称之为ASC。A一致性（Alignment）——以往，中国的“慈善”项目要么是根据东道国政府的要求进行的，而实际上民众并不需要；要么是中国企业自身揣测当地人民的需求而做出的决定。保证国家发展目标、社区的需求和企业的承诺协调一致，需要精心的规划以及既是目标也是“增强剂”的商业战略。一致性可以优化公司的贡献效率，并确保公司既瞄准了所在社区的需求，也符合公司的长远目标。
S社会认可（Social License）——社会认可是指公司与业务所在地或所在国民众的社会契约，当地民众明确允许该公司的存在，给予公司开展业务所亟须的“社会合法性”，特别是那些涉及到干扰当地居民或导致其搬迁的项目，如采矿或水电工程项目。
社会认可并不是什么明确的事件或文件，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需要理解采掘业和其他行业（如银行业）所蕴含的社会风险。中国企业一直对“合法性”和环保法律法规太过重视，而“社会合法性”与前者同样重要。资源民族主义和社会认可是中国国有企业（SOE）未来十年发展的最大障碍。当政治气候发生变化时，社会认可也是对公司最好的保护。
C沟通与协商（Communication and Consultation）—沟通是建立并巩固信任、让一致性与社会认可“开花结果”的工具。这意味着要在周边社区实施系统性和持续的沟通机制，更宽泛地说，要与东道国的民众建立沟通与协商。
对话还意味着就企业社会责任（CSR）发展项目，与直接受其影响的当地人协商。很多情况下，重要的不仅是中国企业的某个特定项目获得政府支持，更重要的是赢得当地人的认同。那些被询问过意见的人，会觉得自己更受尊重，也更可能认为自己的利益与投资者达成了一致。
在对话中，其他利益相关方（如中国媒体）必须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他们需要改进方式，增强对外国受众的吸引力。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也应在“一带一路”上发挥重要作用，提供帮助、救济和支持，同时也带去价值观和理念。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海外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社会风险，与当地人打交道，需要从中国机构的董事会层面提高认识。
许多方面而言，一带一路项目对于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中国国有企业是有益的提醒。将国外经营的社会及行为准则整合进它们的经营策略，应该是改革方案的一部分。
公司不仅是贸易的载体，同时也承载着理念和价值观，它们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共有的理念和价值观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而建立连通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这些理念和价值观。
这一倡议并非一国将自身意志强加于别国，而是一些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发展中国家，基于共性和共同发展经济的目标而作出的选择；这一倡议旨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也是由受益国自身发起的。
在强调连通性和基础设施的本质特征的同时，在一些有着显著区别的国家之间需要更深入的思想连接—尽可能降低沟通的障碍，因为沟通对于建立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发展的基础而言是必要的。
要促进思想的连通，重要的是通过更好、更及时的交流来引导各个参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国家。政府的不同部门，比如使馆、商务部、外交部需要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民众及组织建立更高效的机制，以互相获取信息。
企业海外投资面临战略风险
即使出于好意，政府或其他超国家组织也无权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对于中国这样将不干涉原则奉为外交政策基石的国家更是如此。因此，解决贸易及其他可能影响丝绸之路计划的争端，主要靠公司自身——而实现上述连通的责任也在这些公司身上。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抬头的资源民族主义成为阻碍世界顶级矿业及能源公司海外拓展的绊脚石，例如在采掘行业。所在国和当地社区不断谋求更大份额的收益，并要求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的保证。一些合同签署之后的长时间里，会因抗议活动被各国政府延迟，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被取消，而投资者别无他法，只能诉诸法律，而这往往会对投资国和被投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产生敏感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当政治或经济方面的不确定性达到峰值水平时，外国投资可能会被当地的情况所绑架，比如大型水电大坝的无限期延迟以及采矿项目建设延期两年——这都是中国企业在缅甸所遇到的情况。
诚然，这种挑战并非只有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会遇到。地缘政治层面对于中国的戒心和偏见，需要由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特别是那些国有企业来解决。它们将在丝绸之路基础设施连接中发挥重要作用。
全球各地的公司正越来越多地谈论利益相关者，而较少谈及股东。这种论调大多很肤浅，特别是在西方，缺乏实现变化的政治意愿和勇气。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则更具有这种政治意愿。中国具备可以为一种灵活、强大且富于关爱的新型企业实体奠定基调的手段和眼光，这将成为上述发展的催化剂。
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凭借其自身规模，都将在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他们在海外也会面临复杂的战略风险，即社会认可和与利益相关方打交道方面的问题。
奉行更富于关爱的不同经济秩序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采取更为主动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来提高自身在一带一路计划中成功的几率。它们应建立旨在扩大其赖以成功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机制。建立起应对所在国草根阶层的更好机制，将是中国公司成功的秘诀，尤其是在发生政权更迭的情况下。
攻心为上
下面推荐一种三管齐下的方法，我称之为ASC。A一致性（Alignment）——以往，中国的“慈善”项目要么是根据东道国政府的要求进行的，而实际上民众并不需要；要么是中国企业自身揣测当地人民的需求而做出的决定。保证国家发展目标、社区的需求和企业的承诺协调一致，需要精心的规划以及既是目标也是“增强剂”的商业战略。一致性可以优化公司的贡献效率，并确保公司既瞄准了所在社区的需求，也符合公司的长远目标。
S社会认可（Social License）——社会认可是指公司与业务所在地或所在国民众的社会契约，当地民众明确允许该公司的存在，给予公司开展业务所亟须的“社会合法性”，特别是那些涉及到干扰当地居民或导致其搬迁的项目，如采矿或水电工程项目。
社会认可并不是什么明确的事件或文件，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这需要理解采掘业和其他行业（如银行业）所蕴含的社会风险。中国企业一直对“合法性”和环保法律法规太过重视，而“社会合法性”与前者同样重要。资源民族主义和社会认可是中国国有企业（SOE）未来十年发展的最大障碍。当政治气候发生变化时，社会认可也是对公司最好的保护。
C沟通与协商（Communication and Consultation）—沟通是建立并巩固信任、让一致性与社会认可“开花结果”的工具。这意味着要在周边社区实施系统性和持续的沟通机制，更宽泛地说，要与东道国的民众建立沟通与协商。
对话还意味着就企业社会责任（CSR）发展项目，与直接受其影响的当地人协商。很多情况下，重要的不仅是中国企业的某个特定项目获得政府支持，更重要的是赢得当地人的认同。那些被询问过意见的人，会觉得自己更受尊重，也更可能认为自己的利益与投资者达成了一致。
在对话中，其他利益相关方（如中国媒体）必须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他们需要改进方式，增强对外国受众的吸引力。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也应在“一带一路”上发挥重要作用，提供帮助、救济和支持，同时也带去价值观和理念。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海外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社会风险，与当地人打交道，需要从中国机构的董事会层面提高认识。
许多方面而言，一带一路项目对于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中国国有企业是有益的提醒。将国外经营的社会及行为准则整合进它们的经营策略，应该是改革方案的一部分。
公司不仅是贸易的载体，同时也承载着理念和价值观，它们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共有的理念和价值观方面起到独特的作用。而建立连通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这些理念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