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身为高中生的我，最擅长的就是考试。每次埋头在试卷上奋笔疾书，都有打一场仗的兴奋与专注。考试结束后的分数与成绩排名就是战况与战绩，我深陷其中，为名列前茅心怀喜悦，为名次退步黯然神伤……那是一种精神极度贫乏与不稳定的状态，我异常挣扎。
　　我觉得经历过高考炼狱还能保持平常心态的小孩，都挺了不起的。
　　然而另一个事实也毋庸置疑——我是应该感谢高考的。18岁之前，我生活在一个边城，没有高考，我不可能离开那里。我今天拥有的生活，追根溯源，都跟30多年前的那场考试有关，是那场重要的考试，让我在阶层的梯子上攀爬了一格。
　　我不会轻描淡写地说高考不重要。因为是这场相对公平的考试助我实现了地域与阶层的流动，帮我获得了起步之初的生存资源，让我的人生有了一个体面的起点。
　　而我的付出与代价，也只有我自己才能明了。
　　高中三年，似囚笼中的生活，我既是囚犯，又是看管自我的狱卒。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为了一场考试，听课、复习、背诵、做题、考试……无限循环，日复一日，把自己锻造成了学习机器。
　　那时，生活中没有任何快乐：没有求知的快乐，没有玩耍的快乐，没有人际交往的快乐，没有徜徉于自然的快乐，甚至连睡眠的快乐也不能心安理得地享有。我和我的同学压缩一切出于人性的需求，把自己交付出来，交给一种功利化的学习生活。
　　在心智最应该得以成长、情感最为饱满丰富的年龄，我们却只是一味地压抑天性，否认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志，人就这样一天天地僵直木讷了。
　　人毕竟不是机器，单调枯燥的生活过久了，内心会有干涸感，会产生“越狱”的渴望。我渴望读书，漫无目的地读，读优美的文字，读不为考试的无用之书。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部小说，就像溺水的人挣扎着浮出水面后呼吸到的一口氧气。
　　每一次短暂“越狱”，都会受到自我的严厉谴责。当别人都埋头苦读的时候，你却在读一本小说，你会觉得自己是个罪人——糟蹋时间，辜负父母，可能还会自毁前程。
　　犹如一只惊慌怯懦的兔子，被某种莫名的东西追赶，在时光原野上狂乱地奔跑——我后来想，那莫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应该就是恐惧吧。害怕被社会甩下，害怕与主流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于是拼了命地凭着那种半生不熟的能力奔跑、奔跑……
　　多年以后，我读到张曼菱在北大的演讲稿：
　　“……你们能够考入北大的那种因素、那个分数，其实并不是那么光荣，那么有力量，那么有积极意义的。相反，它是一种消极的标志。
　　“……是你们比你们的同学更能够接受压抑、配合压抑……压抑了你们青春的个性。是这种对压抑的服从，使你们成为考试机器，使你们得了高分，进了北大。我称之为‘压抑的胜利’，你们赢了吗？”
　　看到这里，我几乎热泪盈眶，这么多年了，终于有人说出了我隐约感受到的东西。
　　实际上，从高三开始我就严重厌学了。
　　高二下学期，我们已经学完高中阶段所有课程，高三整整一年都用来复习与巩固知识。为了确保高考这最后一战，这样的安排大概是聪明妥当的。
　　做不完的试卷，讲不完的题目，上不完的自习……无穷无尽地重复，反复演练以保证熟能生巧。夜晚，日光灯在头顶嗡嗡作响，笔尖在试卷或作业本上嗒嗒跳跃，除此之外，教室里一切都是沉寂的。我想冲破这种巨大的威压，如同一棵草妄图顶开巨石。
　　整个过程，像一场被迫参加的长跑比赛，肺部因为缺氧仿佛要爆炸了，终点却还遥不可及。平时我的排名都在班级前三之列，高考成绩出来我是第五名。也就是说，经过一年的复习巩固，我的成绩呈退步趋势。谢天谢地，高三只有一年，要是时间再长一点，我怀疑我就考不上大学了。
　　对于有血有肉的人而言，热爱——厌倦——休整——重新出发是最正常的人性反应。意志是一种稀缺资源，当对意志的压抑、消耗、剥夺过度，人就会感到不适，厌倦就是不适感最常见的表征。
　　实际上，厌倦是一种消极反抗。它提醒你已经身处悬崖边缘，它逼迫你去做出新的选择。这个选择可能很不寻常，也未必导向成功，但对于身为独特个体的你，那是种顺应天性的召唤，让你迷途知返。
　　接着说我自己的高考。我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学不会微积分，甚至丧失了学习的愿望与动力，每天都很难熬。18岁的我每天都在想：我的一辈子就要这样过去吗？永远没有机会去读我想读的书？永远没有机会去尝试写作的梦想？进大学的新鲜喜悦未及体会，我先感到了绝望。
　　有一次到别的寝室通知一件事儿，看到一个同学桌上放着从图书馆借来的一本小说，我忍不住就看了起来。总觉得它随时会被人拿走，我的眼珠快速地从左扫到右，又从右扫到左。
　　一个女生说：“你看书的样子很贪婪。”
　　回想一下，在心思最彷徨善感、頭脑最如饥似渴的年月，我都是“饿”着的，这一不留神就显出“贪婪”来了。
　　这种“贪婪”最终促使我下决心，转到了心心念念向往的中文系——我要感谢20世纪黄金的80年代，那个时代，以及我身处的南京大学，都有一种开放宽容的风气，愿意为学生提供发展自我潜力的环境。
　　到了中文系，我过上了日日可以看小说、看闲书的生活。当时宿舍有6个女孩，根据个人看书的嗜好分为港台派、山药蛋派、先锋派，一个酷爱哲学的女孩荣膺“穿裙子的尼采”称号。我是名著派——概因我在宽仅90厘米的单人床内侧搁了一块木板，上面全是托尔斯泰、卢梭、狄更斯、罗曼·罗兰等作家的作品。
　　我们还愿打愿挨地订了个室规：周末必须关在寝室写作，交出文章才许出门。我们很肉麻地把写文章的事叫作“杜鹃啼血”，坐在拥挤的宿舍里，像中学生写不出作文一样咬笔杆，写几行瞥瞥人家，不时询问一下：“你‘啼’出来没有？”
　　文章写好后，大家共享两个笔名：一个叫贝禾——取“稿费”两字的偏旁再左右交换一下;一个叫火鸟——取“烤鸭”的偏旁，预备拿了稿费去吃烤鸭。之后，委派两个女生拿到报社去投稿。
　　那是最愉悦轻松的一段读书生活。至今我对中文系心存感激，觉得那是天下最好的科系。
　　回想起青春时代的道路，“我已给过攀爬，我已悬崖勒马”。我也感谢我的厌学，虽然当时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只要这个痛苦没有杀死你，就会转化成自省的力量。
　　章红，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现任职于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有《放慢脚步去长大》《那年夏天》《白杨树成片地飞过》《对幸福我怎能麻木》《你吸引怎样的灵魂》《慢慢教，养出好小孩》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