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有壬夫人拒受汪精卫赠金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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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有壬是清末著名维新志士唐才常的次子,早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曾任湖北省银行行长,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调查部主任。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1931年1月,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2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2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12月任交通部次长。在他任职外交部次长期间,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察哈尔协定》,丧失华北大部分主权,使华北门户大开,主持对日外交的唐有壬难辞其咎。
  1935年12月25日,唐有壬在其上海寓所门前被刺身亡。关于唐有壬的死,在当时有多种说法。作为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代表中国政府与日交涉中的一些曲意逢迎行为,是秉承政府意志还是个人行为暗通款曲,外界是无法确定的,所以有人说因为他是亲日派,出卖了国家的利益,被当局授意暗杀。在此之前汪精卫于1935年11月被孙凤鸣刺杀受伤,此事系蒋介石授意的说法甚嚣尘上,紧接着被看作是汪派的唐有壬被杀,怀疑蒋的人自然大有人在。另一种说法是因为唐的亲日卖国行为,被爱国侠士处死。总而言之,唐有壬的死与其对日外交的软弱和退让有关是毋庸置疑的。多年后唐有壬之死真相大白于天下,“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成员龚柏舟、裘积玉①实施了此次暗杀。唐有壬死后官方举行了吊唁活动,在南京的蒋介石亲赴上海参加了追悼会,向死者遗孀欧阳立徵及亲属致以慰问并以个人名义赠送了一万元抚恤金。对于唐有壬的死,汪精卫也是很悲伤的,他本人由于受伤未愈不能亲自前往吊唁,曾派人赠送现金以示慰问。此后,汪因忙于自己的事务,对住在上海的唐夫人一家渐渐疏远。②
  投敌后的汪精卫派亲信
  赠款欧阳立徵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唐家在江湾的住处毁于炮火,欧阳立徵带着母亲和儿女随着西逃的人流回到湖南老家躲避,不料战局节节败退,战事很快西移,逃往湖南的人越来越多,且又纷纷向更安全的大西南撤退。欧阳立徵思忖湖南绝非长久安全之所,一个女流之辈乱世之中带着一家老小到处逃亡既不现实更不安全,于是又带着家人辗转到达香港,后又返回上海,住进租界,冀求租界里较为安宁平静。她回到上海不久,就发生了汪精卫出走投敌事件。
  1938年底,汪精卫同蒋介石彻底决裂,下定决心实行他所谓的曲线救国,成为千夫所指的汉奸。当他藏身在越南河内的时候,曾给欧阳立徵去函表示慰问,同时并送上请帖邀请唐夫人出席其女儿的婚礼,唐夫人鉴于汪的身份没有前往。1939年4月,汪精卫从河内潜往上海,一段时间里,忙着同日方秘密联系,准备另立中央政府。此时正是汪急需用人之际,汪派很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招兵买马,尽量拉拢和利诱各方人员。汪精卫派亲信李芳到唐宅,对唐夫人施以感情联络。李芳是湖北黄陂人,曾留学英、法,先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湖南特派员、江汉关监督兼国民政府特派湖北交涉员、外交部视察专员、中华民国驻苏联新西伯利亚总领事③等职 ,与唐有壬算得上旧识加同僚,派他去联系唐夫人就显得不那么突兀。李芳得命后,于5月19日前往唐宅,他向欧阳立徵转达了汪精卫对他们一家老小挂念之意,并称汪考虑到他们家生活困顿,特赠送1000元接济,同时提出汪精卫希望唐夫人能在汪集团中担任某项职务,领取稳定薪水,这样就可以长久地解决家庭经济来源。汪精卫集团之所以希望欧阳立徵能为己所用,除了因为欧阳立徵具有唐有壬夫人身份外,与其本人亦有很大的关系。她出身名门,祖父欧阳中鹄乃湖南名儒,是“浏阳二杰”谭嗣同、唐才常的老师。外祖父刘人熙,清末曾任广西道员、湖南教育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任湖南都督府民政司长,后退出政坛创设“船山学社”。她的兄长即当时著名的戏剧家欧阳予倩。欧阳立徵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非一般封建社会家庭妇女可比。况且唐有壬与汪精卫长期共事,在汪集团中有不少朋友旧部,其兄唐蟒当时仍在上海,与汪联系较为紧密,但还处于摇摆犹豫状态,所以汪精卫从内心希望唐夫人加入汪集团工作,借以影响唐的旧部家人,并且由于她的身份背景,必然会在社会上产生一定的影响。
  唐夫人拒绝为汪所用,
  托胡鄂公电告蒋介石、孔祥熙
  欧阳立徵作为妻子一直坚信丈夫唐有壬内心是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他的外交行为并非出于本意,她非常清楚社会上种种猜测和传说,也明白丈夫死因蹊跷。殷鉴不远,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和个人情感问题,而是牵涉到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唐夫人先是婉言谢绝李芳的建议,声明自己不能为汪工作,但李芳不管不顾,仍坚持将钱留下。唐夫人知道汪的此种行为无疑会置自己于不义和危险的境地,且自己虽一再拒绝,但汪还一再拉拢,对自己无疑是莫大的侮辱。当时汪精卫住在百老汇大厦,戒备森严,唐夫人无法亲自将款退回,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国民政府知道自己不为汪所用的决心。于是唐夫人找到唐有壬的朋友,当时在上海代表孔祥熙同日本秘密接洽的胡鄂公商量解决办法。说到胡鄂公,那绝对称得上一个传奇人物,他1909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任鄂军水陆军总指挥,民国时期先后任众议院议员、总统府政治咨议、参议院议员、国务院秘书、国务院参议、湖北省政务厅厅长、教育部次长等职。上世纪20年代他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组建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曾经共事,并为营救李大钊积极奔走。30年代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者,后因种种原因逐渐脱离中共。30年代后期又为孔祥熙赏识,1939年作为孔的私人政治经济顾问在上海活动。他和国共两党及汪日都有很深的关系,同唐有壬也是旧识,可说是帮助欧阳立徵的不二人选。欧阳立徵委托胡鄂公发报给重庆的蒋介石、孔祥熙,表明自己不为汪所用的立场,并表示收到的1000元也托胡设法上缴充公。因胡鄂公此时为行政院官邸秘书处④工作,一直在上海从事日方情报搜集和对日斡旋工作,于是利用自己特殊身份于5月20日代欧阳立徵发电报给蒋介石和孔祥熙。当时上海情报工作人员电报由于战争不能直接发往重庆,而要先发至行政院官邸秘书处驻港情报人员,再由香港转发重庆。所以此电由胡鄂公先发往香港情报人员⑤。电报全文如下:   重庆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孔钧鉴:密。立徵自先夫有壬为国捐躯以来,寄迹沪滨,奉母课儿,仍度凄凉岁月。八一三战起,江湾首当其冲,蜗居毁于炮火,立徵感怀国难,流泪神伤,遂患神经衰弱失眠等症。尔时为老母儿辈安全起见,举室绕道回湘,未几战局西移,湘省亦频惊风鹤,立徵个人虽无足惜,而高堂弱息,付托无人,何忍见其陷于锋镝。故又扶老携幼,转徙播越于敌机轰炸之下,初移居九龙,继转道来沪。未久,惊魂未定,忽睹汪先生精卫离渝赴越之报,不禁瞿然而惊。立徵一介女流,对国事有所不能已于言者,先夫在生之日,尝受知于蒋、汪二公,以奉行国策,折冲樽俎,精神上备受刺激,每返与立徵言国步艰危至此,政府当前国策须待最后关头始放弃和平而言牺牲,吾辈外交官处境甚难,用心至苦,而局外人或不见谅,与其贻讥于无裨国事,曷若引退以遂初衷。立徵辄加慰勉,谓当抱定国家至上主义,一时之毁誉不必萦怀,将来之是非必可大白。孰意先夫以勇于任事之一念,终以不见谅而献其微躯于国家。今者汪先生忽于抗战国策之下,中道乖离,妄倡和议,立徵诚恐因是而先夫之志终无以大白,其不见谅于生前,仍不见谅于身后。用是绕室徙倚,夜不交睫,窃念先夫所居为国家之公职,非受一人之私惠,国家当时之国策,非出一人之私意,倘先夫生存于今日,必在最高领袖之指导下,抗战救国旗帜下,竭其股力,继之以忠贞,一伸其报国之志,一吐其过去抑郁之气,此徵所断言者也。乃徵正抱难言之隐痛,而事实忽生奇突之发展。日昨某君以汪先生之命馈以法币千元,其人不顾徵一再婉却,强委而去,汪先生眷念旧属惠及妻孥,人非木石,宁不知感,然汪先生恐惧流言之日,徵义不当受其之惠,以伤先夫之志,而增徵无涯之戚。……徵以未亡人之身,对国家无所于求,惟祝抗战胜利,使我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则先夫死而瞑目。……除将汪先生馈款一千元缴呈政府外,谨此电呈,敬希明察。欧阳立徵叩。号⑥。
  在此电报中,欧阳立徵吐露了丈夫当年因国事精神备受折磨、郁郁寡欢、想要引退但又必须担负责任的痛苦和委屈,自己因丈夫不被世人谅解而死于非命的苦闷,希望通过拒绝接受汪精卫赠款事实,表明自己拥护政府抗日国策的坚定立场,且能对丈夫的死有一个交待。蒋介石、孔祥熙得知此情后,对唐夫人明大义识大节的行为深为赞扬,回电指示胡鄂公表达对唐夫人的嘉许和慰问。胡于6月4日到唐宅转达了高层慰勉之意,唐夫人深受感动,她告诉胡因这次汪到上海,随员中有不少人是唐有壬的旧部,所以汪不止一次派人到家里劝她出来工作,“欺骗诱惑,无所不至”,希望这样可以影响唐的旧部,但都被拒绝。唐夫人将李芳留下的法币1000元交胡鄂公,请他代为缴呈中央,并称此款或充作抗日经费,或以无名氏名义捐助救济重庆难民。胡将唐夫人的情况电告重庆,并提出“唐夫人以孤苦之身,处不嘤之境,能大节不苟,实不可多得,中央设予明令褒奖,借作激励之资,于抗战前途不无补裨”,并将1000元由中央银行电汇香港,请转重庆。孔祥熙在收到电报后,在电文上批示“汇2000元送唐夫人” ⑦。
  唐夫人将赠款上缴中央后
  受到汪精卫亲信恫吓
  国民政府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宣传事例打击汪精卫的,6月13日,上海《大英夜报》重庆通讯登载了汪精卫赠款被唐夫人上缴中央的消息,让汪精卫及其手下感到羞辱和震怒。当晚李芳来到唐家,对唐夫人予以指责和恐吓,要求唐夫人否认此事,唐夫人并未退缩,据理力争,双方火药味十足。第二天上午,李芳再次登门,这次态度更加强硬,声色俱厉,强迫唐夫人在报上发表声明,表明其致重庆电系国民政府方面冒名之作,并无收受汪赠款之事。如果唐夫人不照办的话,将采取激烈手段。至于什么激烈手段,那就由唐夫人自己去猜好了。正闹得厉害之时,唐家适有客人来访,李芳只好暂时离开。当日下午李芳又来唐宅,这次又进了一步,带来了已经为唐夫人拟好的启事,同来的另一人并公然持枪威胁,强迫欧阳立徵在启事上签字,准备次日在报上登载。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欧阳立徵没有屈服,断然拒绝。恼羞成怒的李芳及随从对唐家强行进行了搜查,搜去了唐夫人给蒋介石的电文底稿。李芳临走时威胁唐夫人,如果第二天报上见不到她的否认声明,那她的子女兄弟将大祸临头。
  李芳走后,唐夫人决定子女停止上学,立即搬家,但当时她的母亲病倒在床,当晚未能成行。第二天,也就是6月15日,天还未亮,李芳的电话就打来了,威胁说要马上来和唐夫人面谈。唐夫人连老母也顾不上了,立刻带上儿女转移到朋友家。早上7点左右,李芳果然带人到了唐宅,不见唐夫人及子女,四下搜寻,除了病重的老太太外,找不到其他人和有价值的资料,气得跳足大骂。等来等去没有结果,悻悻而去。唐夫人托朋友在住家旁边打探,于李芳等人走后赶紧将老母亲接出。不出所料,下午2点刚过,李芳又杀了个回马枪,当然扑了个空,他留下一人继续监视唐宅。李芳推断唐夫人带着年幼的儿女和病中的老母不会躲得太远,一定藏身在亲朋家中,他非常熟悉唐有壬的社会关系,于是乘坐自己车牌为824的汽车连日到唐的亲朋中打探找寻。唐夫人见汪派的人找得太紧,既不安全又怕连累朋友,遂和胡鄂公商量带家人到香港躲避。在胡的帮助下,联系了6月20日上海开往香港的客船,准备避避风头。在此期间,胡鄂公收到香港来电,行政院长孔祥熙已批准褒扬唐夫人,并奖励法币2000元。但6月17日胡鄂公得到消息,李芳也将于20日乘同一条船去香港,赴港的目的是为追踪唐夫人或是有其他事情大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唐夫人与李芳同船必定凶多吉少。为安全计,唐夫人决定延期赴港,避免与李芳同船。事后得到消息李芳确实去了香港,只不过是22日动身,将于7月5日返回上海。鉴于李芳已暂时离开上海,而赴港路费和在港居住费用太高,唐夫人决定暂不赴港,趁此时机,举家搬到一处较为安全的住所,这才摆脱了李芳等的纠缠 ⑧。
  行政院明令褒扬唐夫人
  拒绝汪氏赠金义举
  7月3日,唐夫人收到胡鄂公转交的来自重庆的奖励金2000元法币后,请胡致电孔祥熙:密。敬烦转呈行政院长孔钧鉴:东电敬悉。顷承南湖先生交来国币二千元,甘霖远被,存殁同沾。窃立徵号电所陈,为国民应守之立场,并以表明先夫唐有壬未竟之志,乃蒙殷殷关注,宠锡兼金,在钧座有不遗细□(档案原件中此字不清——作者注)之明,而立徵则深抱受之有愧之感,至明令褒奖,尤不敢承。专此电谢,兼为钧座神福。欧阳立徵叩。江。申⑨ 。但是,明令褒扬一直没有发表,胡鄂公于8月11日致电香港请转重庆,提出“当此汪四处发表悖逆言论动摇人心之际,中央为顽廉立懦、稳定抗战人心计,此项褒扬明令似有早日发表之必要” ⑩。其实,孔祥熙并没有忘记此事,命驻香港的盛升颐负责办理,因为明令褒扬有一定的程序,当时胡鄂公汇到香港的1000元法币已汇重庆,但不知捐到何处,而此事的所有材料又在香港,所以又委托香港方面查找线索,并将此事前后经过写成详细材料,作为褒扬必须的依据 11。
  1939年9月29日,行政院对唐夫人褒扬的明令终于发表:故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之妻欧阳立徵,出身名门,深明大义,坚却汪逆赠金不获,乃将所贻法币一千元悉数呈缴,充作抗战经费,绍前徽于漆室,巾帼扬休;继遗志于泉台,藁砧含笑。核其行事,合予褒扬。宣诸国人,用资矜式。此令。12 褒扬令文依然通过胡鄂公转达给唐夫人,欧阳立徵在读到令文后,于10月21日由胡转电孔祥熙:院长孔钧鉴:密。顷读钧院训令,对于立徵拒金小节奖勉有加,具见国家爱护人民、焕发人心之至意,感奋莫名。立徵自迁徙避扰以来,深居简出,沪地陷孤危,尤感杌陧,屡思转赴内地稍尽国民天职。只以家务系累,未克成行。迩闻湘北捷报,不胜庆贺,一俟抗战胜利之日,当躬诣崇辕,敬聆训迪,并谢殷殷关注之盛德也。欧阳立徵。叩。马。13
  欧阳立徵深明大义拒绝汪氏赠款一事很快传开来,特别是行政院褒扬令公布后,影响更大,她受到当时抗日进步力量的广泛赞扬,被视为敢于同汪精卫卖国集团斗争的女中豪杰。
  新中国成立后,欧阳立徵满怀热情参加了新中国建设,而在上海东躲西藏的儿女中,女儿唐连成终身从事外语翻译和教学,儿子唐满成成为我国著名的舞蹈家、舞蹈教育家,都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专门人才,这是后话。
  (作者为重庆市档案馆编研处调研员、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民国两大悬案揭密——唐有壬、杨永泰被刺真相》,陈有光,《贵州文史天地》1997年第6期。
  ②、⑤、⑥重庆市档案馆馆藏0008–1–15。
  ③《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第90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④孔祥熙时任行政院院长。行政院官邸秘书处为孔直接控制的情报机构。
  ⑦、⑧重庆市档案馆馆藏0008–1–16。
  ⑨、⑩重庆市档案馆馆藏0008–1–22,重庆市档案馆馆藏0008–1–18。
  11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0008–1–58、0008–1–71。
  12 《行政院公报》渝字第二卷第十九号。1939年11月1日出版。
  13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0008–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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