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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90—201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最活跃、结构性变迁最剧烈的时期，与就业相关的社会情境和公共政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进而可能作用于两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及性别差异。本文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通过对女性劳动力的市场参与机会与参与结果的纵向比较分析，试图辨识时期效应和性别制度效应。结果发现，在此期间两性的在业概率双双下降，但女性的降幅远超男性;两性的收入水平双双提升，但男性的增速远超女性，故职场机会和就业结果的性别差异均随市场化的推进而加大。“双降”和“双升”应被解读为时代特征，是市场化和城镇化的结果;而在这种“变态”中彰显出来的随时间而加大的性别差异，则是一以贯之的“常态”，应被视为传统性别规制的延续及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强化效应。未来的公共政策须进一步提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平等意识、细化保障女性就业的法律制度，从而帮助女性（和男性）实现自己的职业期待与家庭期待。
关键词：市场化改革;女性就业;劳动收入;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0）05-0001-1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0.00.035
一、引言
劳动力市场参与是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基础前提，是她们获得全方位发展和实现纵向社会流动的一个主要途径，也是提升女性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地位、推动性别关系更趋于平等的重要渠道。从理论上看，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现代化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三产业比重的增长等宏观因素，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改善、经济社会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参与能力的持续提升等微观原因，女性的市场就业前景理应更为广阔，劳动力市场收益理应得到相应改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问题愈发严峻。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年度报告《全球性别平等差距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性别平等状况首次出现倒退;报告估算，在世界范围内，要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尚需100年;而要实现职场的性别平等，则需217年;2019年的报告还显示实现收入的性别平等更需257年，比此前任何一次报告的时间都长。也就是说，性别平等事业的倒退，主要是因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差距的拉大。
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性别平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显示，在健康和教育领域，性别差异基本消失、女性甚至超过男性。但是，在快速进步之时，也存在诸多不和谐之音。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压缩性发展[1]，给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带来了愈发严峻的挑战，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变化给女性提供了许多新的和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但迄今为止，相较于男性，女性的就业门槛依旧更高、职场中断依旧更显、就业领域依旧更窄、收入水平依旧更低，劳动力市场上显性与隐性的性别差异并存，女性工作—家庭的角色冲突更为凸现[2]。而且，学历越高，就业的性别差异越大。那么，为什么在女性人力资本不断改善的背景下，就业形势却愈发严峻？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究竟透视出怎样的制度和结构的要因？特别是，从历史的视域来看，在过去几十年中，结构性因素的变迁是否对两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机会及其结果带来有差异的影响？
本文关注后一个问题，主要目的是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以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为度量指标，纵向分析这20年中，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探讨两性之间的异同。这20年正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之期，而大变革必然对女性就业带来全方位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在此期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起步、慢行到快进的路径旅程。粗略地讲，1990年，市场改革刚刚起步，处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末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成分还较淡薄;但从1993年开始，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如火如荼，社会事业快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急剧变化，就业途径和就业模式等也都经历了相应的改变。2003年后，市场化改革基本成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因此，在考察市场经济转型期女性劳动力的市场参与时，最好有不同时点的数据，而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恰恰形成了一个前后环环相扣、依次渐变的时间光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实验链条和变迁视角：市场体制深入改革前、改革中、改革后，即形成了有差异的就业结构环境。另一方面，得益于各类市场的持续扩大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性别平等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以及低龄群体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的消失、婚姻自主性的增强和子女数量的大幅度减少等，女性的市场参与能力大大提升。由此，女性理应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与就业结果，但理论与现实之间是否一定契洽同步呢？
聚焦于这样的研究问题，本文试图突破过往研究多着眼于单个时点的局限，将女性的劳动就业置于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现代化进程呈现跨越式和压缩式发展、文化更具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历史时期中，透视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这无疑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有益补充;此外，本文的分析结果也具政策意义，可为促进女性的平等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寻求良策;同时，职场上的性别平等也有助于推动其他领域的性别平等，进而激发性别红利或性别平等红利。
二、文獻回顾与理论假设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全球普遍的社会现象，是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性问题，故相关的理论解读、实证分析和质性的经验探究[2-5]都为数众多，此处不做详述。这里主要围绕本文的研究主题，对相关理论的主要观点、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历史变迁及其影响要素进行简要回顾，以为后面的数据分析提供学理支撑。
1.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历时回顾 将劳动就业置于一个较长的时间历程，从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来观察，不难发现，中国女性就业的历史一直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性别平等的政治旅程密切相关[6]，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女性产业工人约仅占全部产业工人的7.5%[7]，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市场参与率持续攀升，直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才停止增长。总体而言，在改革开放早期，得益于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轻工业的转型调整和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兴盛，女性获得了较好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回报。但是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深入转型过程中及其后，女性成为这一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20世纪90年代后“企业办社会”被视为加重了企业负担，耗费了企业经营者的精力，妨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故而也被视为影响企业走向市场、获得更快发展的一大障碍。为此，逐步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成为企业进行市场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和目标。“企业的归企业、社会的归社会”的改革思路，驱动企业逐渐剥离了其社会责任，不断对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再社会化，以提升市场竞争力。不仅生儿育女的责任完全回归家庭，更主要的是，女性因生儿育女的生理功能和传统文化规制赋予的更多的育儿责任，均被视为不利于以市场机制最大化地配置社会资源的障碍，故女性也被视为（相对于男性而言）企业的负担。于是，在国有企业改制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她们更多地被转岗或下岗[8];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下岗人员总共达2000万人，其中女性占60%[6]。在企业体制改革初步完成后，对女性就业的负面认知进一步强化，更多的女性被抛出逐利的市场洪流之外。
20多年前的研究发现，尽管女工下岗人数增多，经受着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转业阵痛[9]，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变革、现代产业结构的建立，给女性就业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她们的就业率持续上升，第二产业的女性就业人数居高不下，第三产业女性就业人数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城镇女性手中的“铁饭碗”被打破，女性整体被抛入竞争激烈的市场浪潮之中，从而使得她们在就业问题上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如就业结构失调和固化、职业地位下降、劳动权益受到侵犯等[10]。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就业的性别歧视不仅未因时间的推移而缓解[11]，反而进一步加剧。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相对于男性而言明显降低，而该趋势与近年部分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持续升高形成鲜明对比;即便离婚率上升增加了女性劳动力的供给，也不足以中和市场化给女性就业率带来的影响，且她们在市场工资的相对状况方面也有所恶化[12]。因此，尽管第三产业兴起且日渐兴盛，其总值于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女性本应有更好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机会，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未能给女性带来相应的机会。
2.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三种理论视域
当传统的性别文化规制不仅未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而发生相应淡化，反而得以强化时，必然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区隔和两性在其间的不同际遇。从起点、过程和结果来看当下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学界发现了“两高、一窄、两低”的特征，即就业门槛高和职场中断概率高、就业选择窄、职业声望低和工资收入低[2];尽管这些特征并非今天出现的新现象，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更为凸显。为此，学界形成了诸多理论视角，以解释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其中，以下三種理论视域影响较大，即经济学的人力资本视角、社会学的社会性别视角、管理学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视角。他们从各自的学科视域出发，对职场的性别区隔现象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传统经济学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差异之所以存在，并不在于职场对女性的歧视，而主要在于女性人力资本较低（以及家庭分工的理性决策）给企业带来的回报较低之故[12]。的确，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劳动力市场参与及表现的重要决定因素，既影响人们的就业意愿，也直接制约就业结果或回报。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临界值时，劳动力市场分割显著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尤其是会显著影响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13]。无论是哪一类所有制企业，性别差异都显著存在;但是，在私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中，性别差异更大[14]。即便是在大学生中，男性收到面试通知的次数比女性高约42%[15]。但是，经济学视角最大的局限是它忽视了女性人力资本较低背后的原因;而且这种说法很难解释为何在当下青年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反超男性的背景下，即便是在年轻群体中，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机会、过程与结果仍不如男性的社会现实。实际上，研究发现，学习成绩越好、学历越高，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越严重[15-16]。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她们的就业领域更狭窄、适合她们的岗位更少，而与此同时，她们对职业发展的要求却更高，难以随便将就;另一方面，她们的竞争对手更多：对于较好的职位，既要与其他同样优秀的女性和男性竞争，也要与普通的男性竞争。
社会学者对于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关注往前推进了一步，它不仅看到了两性人力资本的差异，也看到了这种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如以父权制度为根本的文化规制和附着于其上，或对其予以强化的制度政策。他们追问的是，在“男主外”的性别分工模式已被彻底撼动、女性全面进入公共领域的情境下，传统的性别文化规制为何未能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他们继续拷问，若人力资本是决定两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及其表现的根本要素，那么，今天正规人力资本已然不输于同辈男性群体的低龄女性，其劳动力市场参与应与同辈男性无异，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却依旧伴随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甚至这类女性的就业环境更为严峻。因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经济结构、社会文化规制及人口再生产功能等因素相互作用和彼此强化，制约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及人力资本再投资的机会，从而使得女性在雇用、培训、晋升、回报等各个就业环节面临隐性或显性的歧视。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主要在于劳动力市场基于性别、母职期待和母职行为的歧视——无论这种歧视背后的原因为何[2，17]——或拒绝录用女性，或将她们安排在次要与低薪岗位[18-19]，或在晋升过程中对男性和女性提供双重标准。 管理学的学者强调，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与公共政策对家庭的支持不足密切相关：当传统社会分工模式被打破后，与育儿相关的公共政策不仅未及时跟进，反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而基本消失，由此使得女性面临更大的工作—家庭压力，在“铁饭碗”被打破后，女性必须同时既与男性竞争，也与相同性别的同辈竞争;双重竞争使得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更大的弱势[20]。可见，管理学视角主要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政策及其对女性的支持。
通过上面的简要回顾不难发现，这三类视角关注的议题逐层深入：从关注“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办”，经济学者看到的主要是一个现象，社会学者注重的是现象背后的原因，而管理者进一步追问如何基于对现象和原因的探究制定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以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最近几年，随着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的推行，有关二孩生育与女性就业的关系问题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新的生育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以及对如何通过有利于双职工家庭尤其是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的公共政策的出台与落实，来促进女性的平等就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极大的关注本身就已透视出了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弱势;而在该现象背后，投射出的和强化的均是传统的性别文化规制——为什么在新政推行之后，社会和学界只关心女性的就业问题，而非两性的就业问题？这是因为在整个社会中子女养育依旧被视为是女性的主要责任，而非视之为两性的共同责任。
本文将以这些理论框架为引领，利用数据来检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女性的职场表现和两性之间的差距，考察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性别差距的变动状况。无论是就业还是劳动所得的收入，相关研究并不少见，但本文不同于现有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将性别与时期要素进行整合，从而真正考察市场化给就业带来的影响，辨识哪些是时期效应、哪些是性别效应。在现有研究中，很少学者同时将这两个元素进行综合考虑;即便有，学界在操作化职场的性别区隔时，往往有这样几种处理方式：一是仅考虑女性样本，而这一处理虽然必要，但它只能提供女性自身的情况，却因缺乏比较的视角而难以判断分析结果究竟是女性独有特征还是两性共同的特征;二是将数据合并到一起，单独度量性别或（和）时期变量，而该操作虽可分别考察不同时期男性和女性的职场表现，但难以同时考察性别—时期的互动作用。基于数据分析，本文还将对主要数据分析结果进行深度解读，从而深化学界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变动趋势的理解。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随着定量研究的发展，国内社会调查数据越来越多，且有些调查也是历时调查（虽然未必是纵向追踪调查）。但多数调查，即便是历时调查，前后的研究设计和调查重点并不完全一致，故或主要信息之间的兼容性较差，或主要信息缺乏。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尽管不是追踪相同样本，但其主要目的相同，均在于把握妇女在健康、教育、劳动就业、婚姻家庭等领域的发展，两性之间的差异及其变动状况等很契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因此，本文利用这三次调查数据，回应前面提出的研究问题，考察转型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影响。关于本调查的基本情况，请分别参考陶春芳、蒋永萍主编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21]、蒋永萍《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22]、宋秀岩主编的《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23]总论部分。对于本数据的优势和局限，可参阅杨菊华的分析[24]。
本文将这三个时点中符合条件的样本聚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涉及“就业”行为，这一行为必然与年龄有关，故首先需要确定合适的研究对象。一方面，考虑到中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性别差异，女性多在55岁甚至50岁退休，出于性别之间的可比性，本文将样本限定在55岁（含）以下。另一方面，若在调查时点，受访者在校或已失去工作能力，便无市场参与的可能。换言之，本文将分析对象限定在25—55岁、不在学、具有工作能力的城镇和农村受访者。就劳动力市场参与而言，城乡之间差距甚大;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城乡人口都会受到影响，性别效应可能也对城乡人口有不同作用，故本文包括城乡样本，将城乡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而予以观察。同时，虽然本文关注的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但这种表现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故样本同时包括男性和女性。剔除所用变量有缺失的样本外，最后用于数据分析的样本量共有52751人，其中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样本总数依次为17680人、15516人、19555人，占比分別为33.52%、29.41%和37.07%。在全部样本中，女性有24761人，占46.94%;男性共27990人，占53.06%。
2.变量操作
本文的因变量是劳动力市场参与。基于数据的可及性和历时的可比考虑，本文利用两个指标：就业身份（每期受访时是否在业）和劳动所得的收入，分别测量市场参与机会和参与回报。就业身份是一个简单的二分类测量，1表示在业，0表示不在业。收入包括所有与就业有关的收入来源，为连续变量，用于衡量市场参与的回报率或度量就业结果。
本文关注在1990—2010年间，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故性别和时点是主要预测变量。基于二者生成一个包括六个分类的复合变量：即1990年男性、1990年女性、2000年男性、2000年女性、2010年男性、2010年女性，用来考量在不同时期，两性劳动力市场的具体表现。
基于前面介绍的理论框架和现有其他研究发现，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控制受访者的年龄（以5岁为间隔，度量为6个年龄组）、受教育程度（度量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婚姻状况（未婚、在婚、其他）、子女数量（无孩、一孩、两孩或多孩）、性别观念（综合指标，由6个反映性别观念的问题——如男主外、女主内——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而成;取值越大，表明性别观念越平等）。这些变量适用于对就业身份和劳动收入两个因变量的分析;而劳动收入是条件样本，即仅包括受访时在业之人。因其与职业声望和工作时间密切相关，故在分析收入时，还控制职业（党政群团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商业服务人员、普通工人、农民、其他）、每天工作时长（小时，连续测量）。 3.主要变量的描述
针对就业而言，当将全部样本汇总一起时，在这20年间，25—55岁受访者的就业比例单调下降（尽管后两期差别甚小），从近95%降至85%以下，即2010年的就业比例相比1990年低10个百分点（见图1）;当所有时点聚合在一起时，女性的就业比例低于男性12个百分点。在这三个时期，两性的就业比例变动模式有别：男性的在2000年降幅较大，但2010年却有回升，故变化呈“U”型模式，而女性的就业比例随时间单调下降。图1还显示，在这三个时期，女性就业比例的最高值均不及男性就业比例的最低值——1990年的就业比例最高，但依旧低于男性就业最低期的2000年;而在2010年男性就业比例有所回升时，女性的就业比例持续下降。同样重要的是，女性就业比例在1990年和2000年间降幅最大，印证了前面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更多女性下岗等问题。
将年龄按五岁组划分，分性别描绘各年龄组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就业比例及其异同（见图2）可知，总体而言，在所有时点，就业比例与年龄负向相关。两性之间既有明显的共性，也有突出的差异，且年代越早、就业比例越高，而年龄越大、性别差异越大。就时期来看，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大于男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且其最大的差异在于低龄段，而男性的最大差异多表现在高龄段。如图2a所示，三条曲线差别较小，而图2b的曲线呈不规则的倒“U”型，即最低年龄和最高年龄的就业比例相对较低。1990年，25—29岁男性的就业比例高达98.60%，同期女性的就业比例也达93.39%;2010年，同龄男性的就业比例下降了4.3个百分点，而女性的则下降了17个百分点;即便是女性就业的峰值年龄（30—34岁），1990年高达96.07%，但2010年仅为81.87%，而男性的降幅不到2个百分点。
收入差距也随时间而扩大。图3展示了全部样本、分性别、分时期和同时分性别—时期样本的劳动收入。在这20年中，两性受访者的收入增幅巨大。然而，若不区分时点，就会抹平时期之间的巨大差别。同时区分时期和性别，则可清晰地观察到，在任何时期，两性的收入差距都很巨大，尤其在2010年，收入的性别差距进一步加剧。尽管均值深受极端值的影响，但它依然提供了趋势性的变动信息。
进一步地，分别利用收入的均值和中位数，计算女性与男性的收入之比，得到的结果大不相同。按均值计算，则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女性的收入分別是男性的77.65%、62.02%和52.88%;按中位数计算，这三个数值分别仅为33.33%、60.00%和41.67%。可见，若以均值视之，则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逐期降低;若以中位数视之，则女性与男性的收入之比呈现倒“U”型。这种差异说明，在这20年的早期阶段，女性群体内的收入差距更大、变异性更强，有些样本的收入远超其他样本。
四、模型分析结果
数据的基本特征证实，在过去20年中，无论是在业还是劳动收入，女性相对而言日渐更为弱势。但问题是，究竟是市场化过程，还是其他因素，抑或是它们的共同作用，引致了这种弱势呢？
如上所述，受访者目前是否在业为二分类测量，可采用logit模型;劳动收入为连续度量，OLS模型是基本模型选择。不过，是否在业可能存在选择性，且这种选择性可能会影响到主要自变量的劳动收入分布效应，进而作用于收入水平[2]。为加以识别，本文首先检验样本是否真的存在选择性。用性别—时期这一复合变量、年龄、婚姻状况、民族、城乡、受教育程度、性别观念和子女数量等变量作为因变量的选择变量进行分析，发现是否在业具有高度显著的选择性。故此，本文采用可有效应对样本选择性的Heckman选择模型进行建模，以便得到更为一致的参数估计。
1.全部样本在业概率和劳动收入的模型预测结果
表1展示了在业概率和收入的选择模型分析结果。首先，在性别—时期因素中，相对于1990年男性的在业概率，同期女性的在业概率显著更低，且该特点不仅见于1990年的女性，也见于其他两个年份的男性和女性，所不同的是2000年和2010年女性的降幅大大高于男性的降幅。这表明，一方面，在同一时点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更可能处于在业状况中;另一方面，即便控制了其他因素（如经济学者强调的人力资本和社会学者强调的性别观念），在业概率随时间而降的模式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前面提到，这20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要素变动最剧烈之时。而在经济结构变动过程中，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尤其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治国、女持家”的角色分工有所回潮，从而不仅使得女性的受益低于男性，而且也使得她们成为市场化成本的主要背负者。当然，仅用性别角色观念或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来对这一现象予以解释固然重要，但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发现，因为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男性的在业概率也同样在降低，表明在业概率降低是一种时代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就业形式，人们对“就业”的理解进行了重新定义;同时，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创造就业的能力是否会降低，而就业弹性是否会增强，由此带来在业概率的降低？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从时点来看，劳动收入结果呈现出相反的变动趋势。除1990年的女性外，其他性别—时期因素与收入的关系均为正向，即只有1990年的女性收入低于对照组。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男性的增幅，2010年尤其如此。综合来看，它透视出的意蕴与是否在业相类似：一是性别效应，即在同一时期，女性收入都低于男性;二是时期效应，即两性都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收入均随时间而增长，而女性的增幅较缓，则可能是传统性别规制与市场化相联手，在新时期继续蔓延的结果。换言之，相较于女性，男性在市场化过程中得到了更大的回报。
就控制变量而言，在年龄因素中，30—39岁年龄组的人与对照组（25—29岁）相比，无论是在业概率还是收入水平都更高。很多25—29岁的年轻人完成学业不久，还刚刚步入社会，从劳动力市场获得的新人力资本较低，工作经验依旧不足，且正规人力资本的转化能力尚浅;相反，年龄的增长、劳动经验的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的扩展等，不仅可能改善他们的就业机会，而且也会通过就业机会而改善他们的收入水平。并且，30—39岁之人年富力强，很多人在职场上摸爬滚打了数年，一定程度的资历决定了其较高的收入水平。但45—55岁的中年人相对于年轻人，在业概率明显降低，这可能是受到退休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龄政策的影响——在这个年龄段，有些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或特殊职业之人或已脱离职场——特别是在1990—2000年中，企业改制迫使很多45岁及以上的人转岗、下岗，过早地离开了劳动力市场，由此降低了45岁及以上人口的在业概率。 年龄与劳动收入的关系与在业概率有所不同：相较于对照组，只有50—55岁组人群的收入显著偏低，其他年龄组与对照组相比，收入都显著更高，且它与年龄的关系呈倒“U”型，顶点在35—39岁（或到35—44岁），即35—44岁这10年，是个体收入最高之龄。一旦过了50岁，收入骤降。
婚姻状况与在业概率的关系缺乏统计显著性，但在婚之人的收入水平高于未婚和离异、丧偶之人。一方面，在婚姻市场上，高收入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优势，故普遍而言，收入高的人必然比收入低的人更容易找到伴侣;另一方面，婚姻形成、组建家庭后，人们（尤其是男性）必须努力工作，养家糊口，故婚姻会带来收入的增长。所以，在年龄段相同的前提下，结婚会提高人们（主要是男性）的收入。民族与收入没有显著的统计关系，但汉族受访者的在业概率低于少数民族人口，其背后的原因显然值得进一步探讨。户籍与这两个因变量的关系恰恰相反：农村户籍人口的在业概率显著高于城镇人口，而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城镇人口。在业概率高可能与城乡就业的形式有关。农村户籍人口总在耕田种地;有些农村青少年早早辍学外出打工，而年长者因没有退休工资只能持续劳作，这些都会提升农村户籍人口的在业概率;相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且多靠体力吃饭，他们不耕作就没有收入来源，即便耕作收入也不高。
受教育程度与两个因变量的关系性质是一致的：显著地提高在业概率和劳动收入——除初中学历与在业概率显著负相关外。与仅有小学及以下学历之人相比，高中、职高和大专及以上学历之人的在业概率更高，且包括初中在内的所有其他教育层次之人的收入水平也更高。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不仅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可提升就业质量，进而影响收入水平;同时良好的教育还会改善人们的社会资本，进而也会促进就业、提升收入水平。
模型结果显示，性别观念越平等，人们在受访时在业的概率越高、收入也越高。有趣的是，子女数量与这两个因变量的关系截然相反，即与在业概率正向相关、与劳动收入负向关联：拥有一个孩子及以上的人群比无子女的人的在业概率显著更高，且子女数量越多，在业概率越高，而它对收入水平并未呈现出单调的提升模式。这个发现本身很有意思，也与笔者仅仅利用2010年的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在这個结果的背后，可能杂糅了诸如时期、队列、年龄、性别等众多要素，而在不同时期，子女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效应可能不完全相同。关于这一点，还需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在收入模型中，我们还纳入了每周的工作时间和职业类别。结果显示，工作时间越长，收入水平越高;就职业类型而言，商业服务人员、普通工人、农民等人群，都比党政群团负责人的收入低，且都高度显著。在这20年中，党政群团负责人拥有的不仅是只“铁饭碗”，而且可能是只“金饭碗”：相比其他大类的职业而言，这类职业的职业声望更高、失业风险较低，收入来源更为稳定，故劳动收入的水平也更高;从中我们还看到，专业技术人员和办公室文员的收入与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而这也与各自的职业性质密切相关。
2.分性别在业概率和劳动收入的模型预测结果
以上诸多控制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因男性和女性而不同呢？接下来，本文将样本按性别加以区分，分别对二者进行平行模型分析。表2和表3分别展示了在业概率与收入水平的模型结果。由此可知，在时期因素中，与表1的结果一致，相对于1990年来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2000年和2010年的在业概率都显著低于1990年。从系数来看，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受到的市场化冲击大于女性，特别是在2000年，其在业概率降幅甚至比2010年更大;也就是说，男性受到的市场冲击在2010年有所缓解，而女性受到的冲击是持续性的，而这与前面的描述性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年龄与在业概率的关系在不同性别之间差别甚大，也与总样本模型略有不同。在男性群体中，只有30—34岁的人在业概率与24—29岁的人无显著差别，而其余所有年龄段的在业概率都在降低;相反，对女性来说，30—34岁和35—39岁这两个年龄组的人在业概率都显著高于对照组，且40—44岁女性的在业概率虽不显著，也高于25—29岁的人;只是到45岁以后，在业概率才显著降低。
在婚男性比未婚男性显著拥有更高的在业概率，而在婚女性比未婚女性的在业概率显著更低，性别之间的差异和性别之内的差异都很明显。在其他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性别观念和子女数量与在业率的关系也值得一提。就男性而言，只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显著影响在业概率——换言之，大专学历似是一个分水岭：低于它的男性，在业概率基本无差。对于女性，只要不是初中教育，其他受教育水平的人的在业概率都会更高，且职高与大专的效应都高度显著。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小学学历和初中学历均属“低学历”，对应的工作难度低，初中学历可做的工作，小学学历也可做，但初中学历的人或不愿意接受“低端”工作却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就造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现状，由此带来较低的在业概率，但这个推断是否合理，尚需验证。性别观念显著提升女性的在业概率，却对男性的在业概率无显著作用。子女数量与两性的在业概率具有一致的关系，但两个或多个孩子对男性在业概率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女性的促进作用。
由表3可知，在时期因素中，2000年和2010年受访者的收入都高于1990年，且高度显著，这一特征不因性别而有别;从系数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时期对两性收入的作用程度趋于一致。
年龄对男性和女性收入的影响高度显著，同样也不因性别而不同，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工作阅历与经验，接触到越来越广的人脉圈，在论资排辈的就业市场，年龄越大、进入职场的时间越长，社会地位越高，由此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此外，在婚、汉族、城镇户口、受教育程度、工作时间等变量都对收入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人们通过婚姻、与生俱来的民族属性、先天或后天获得的城镇户籍等获得正向的工资溢价;性别观念降低男性的收入，但对女性的收入起到积极的提升作用;拥有子女明显降低了女性的收入，而只有拥有3个及以上子女，才会对男性的收入带来抑制;从职业类型来看，党政群团等身份有利于提高女性的收入，但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男性，收入水平最高。 五、结論与讨论
本文将研究时间聚焦于1990—2010年这20年间，将研究主题聚焦于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这20年是中国社会最活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结构性变迁最剧烈、婚姻家庭关系重新调整的大变革时期。与女性就业相关的社会情境和公共政策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过渡，又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低龄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渐渐赶上甚至超过男性。同时，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事业也给予了更大的关注。所有这些，加上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都是有利于提升女性职场表现、有助于缓解劳动力市场参与性别差异的结构要因。本文正是将女性就业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针对25—55岁具有劳动能力，且不在校之人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在过去20年中，两性的在业比例双双下降，且女性的降速远超男性。不过，男性的在业比例和在业概率最低期见于2000年，展现出“U”型模式，即他们在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阵痛之后，就业机会得以回升;而女性的则是单调下降。这表明，在社会转型期，市场化改革给两性的就业机会都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但对女性的挑战大于对男性的挑战。随着市场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深入推进，“让妇女回家”、“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潮有所回潮，且在本文关注的20年中，女性更可能被转岗、被下岗，而女性回家之风一旦初起，就难以遏制、难以反转，由此带来女性在业比例的更大降幅和持续降低。当然，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对于“就业”概念的认知可能被重新定义，实际的就业形态可能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此也会影响受访者对“在业”问题的回应。
第二，在1990—2010年间，在业人口的劳动收入得到巨大提升。然而，与在业一样，男性的收入提升幅度超过女性的提升速度，故这方面的性别差异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大，即便模型控制了人力资本、工作时间和大的职业类型等可能直接影响收入的变量。毫无疑问，两性收入的双双提升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效应，并通过时期这个变量呈现出来。反过来，两性之间收入差异的扩大，则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和基于角色观念而形成的性别分工（如她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所带来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际遇有关，是性别和市场化的联手效应。在传统观念与角色分工依旧持续，甚至受到强调的情势下，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多地惠及男性，而非平等地惠及两性，从而拉大了劳动力市场参与机会及其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哪怕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已开始与男性比肩。
第三，是否在业和收入的性别差异是多种因素形塑的结果，包括人力资本要素（如受教育程度、通过年龄透视出来的劳动经验等）、社会资本要素（如户籍、婚姻状况、职业等）、家庭要素（如子女数量）等。这些变量都以各自的方式作用于因变量。然而，市场化改革在其间总是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即便模型控制了诸多其他要素，性别—时期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全部样本，还是分性别的样本都是如此，虽然系数有所变动。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迁，的确对两性市场参与机会及其结果带来有差异的影响，以更多地惠及男性的模式加大了两性之间的差距，由此回应了本文起篇提出的研究问题。
如前所言，一直以来，职场的性别差异是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公共政策等多学科的重要学术关切，而在这种关切的背后，不仅涉及理念之争，而且也是社会现实在学术领域的投射。在业概率的“双降”和劳动收入的“双升”应被解读为时代特征，是市场化和城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这种“变态”中彰显出来的随时间而加大的性别差异则是一以贯之的“常态”，应被视为传统性别规制的延续及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强化效应。的确，尽管在过去70余年中，中国从法律制度、公共政策等方面，自上而下地持续倡导并践行性别平等，但这些政策往往是纲领性的;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借助国家强大的意志和当时整体向上的社会和时代精神而得以推行，但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利益群体及其关系等都被重塑，纲领性的政策条规对市场的逐利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显得软弱无力甚至失灵，从而造成性别平等理念与行为的脱节。更有甚者，在市场化改革初期，面对就业压力，学界、社会甚至政府官员多次提出，让妇女回家养育孩子，把就业岗位让给男性。这透视出就连平等的理念也受到侵蚀——所谓的性别平等是有条件的平等，是以不损害男性利益为前提的。外面的世界依旧必须是男性的，但也可以是女性的，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就看从男性的角度是否有这一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施舍性的可以”或“无奈性的可以” [25]。正如金一虹所言，女性劳动力如同蓄水池，需时取用，可有可无。这一特点在计划经济时代即已存在，在市场化时期更被放大和强化。所谓两性“平分秋色”，有时候难免停留在口号层面或只是政治正确的一种话语[26]。
显然，在短期内，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和女性的弱势地位不会发生彻底改变，国内和国际都是如此——世界经济论坛的《性别平等差距报告》已然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悲观看待职场性别平等的理由。自上而下看，（至少笔者期待）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将会在社会上得到更大的认同，公平、公正的市场规范与原则将会逐步建立与完善，可操作性的政策法规也会愈加完善和落地，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将会有更多适于女性的就业岗位和机会。自下而上看，在城镇化过程中，更多女性自身的平等意识也会觉醒且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能力亦会持续改善（人力资本低的年长者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011年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首次超过男性，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疑会对包括职场参与在内的两性关系带来更深刻、更深远的影响。
但也要看到，2010年以来社会进入较为平稳的发展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更为剧烈。同时，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相继推行，女性面临的家庭—工作平衡困境也更大。如果说教育的改善提升了女性的就业能力，由此可能改善其就业机会的话，那么经济的下行和生育政策的调整都可能反向、直接或间接地制约她们的市场表现，由此可能进一步激化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距。研究表明，在全面两孩政策环境下，女性遭遇更大的就业歧视，而这种歧视说到底是社会性别制度的不平等在当代社会的延续。随着出生率的降低和传统意义上人力资源的减少，女性的人力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对于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意义重大。因此，未来的公共政策，必须避免原则性的法律制度保障过度、实际上的落地保障严重不足或与需求不符的错位等问题，给两性提供契合真实需求的家庭支持或家庭友好政策，从性别平等意识的进一步提升、法律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公共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等方面，帮助两性实现自己的职业期待和家庭期待。在新的政策背景下，还必须特别注意到未来的家庭支持政策是针对夫妻双方和所有其他相关家庭成员的，而不仅仅是针对女性的;否则，家庭责任又会更多地落到女性头上，她们也将面临更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困境。 参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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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爱华]
关键词：市场化改革;女性就业;劳动收入;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0）05-0001-18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0.00.035
一、引言
劳动力市场参与是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基础前提，是她们获得全方位发展和实现纵向社会流动的一个主要途径，也是提升女性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地位、推动性别关系更趋于平等的重要渠道。从理论上看，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现代化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第三产业比重的增长等宏观因素，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改善、经济社会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参与能力的持续提升等微观原因，女性的市场就业前景理应更为广阔，劳动力市场收益理应得到相应改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问题愈发严峻。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年度报告《全球性别平等差距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性别平等状况首次出现倒退;报告估算，在世界范围内，要实现完全的男女平等尚需100年;而要实现职场的性别平等，则需217年;2019年的报告还显示实现收入的性别平等更需257年，比此前任何一次报告的时间都长。也就是说，性别平等事业的倒退，主要是因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差距的拉大。
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性别平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显示，在健康和教育领域，性别差异基本消失、女性甚至超过男性。但是，在快速进步之时，也存在诸多不和谐之音。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市场化的深入推进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压缩性发展[1]，给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带来了愈发严峻的挑战，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变化给女性提供了许多新的和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但迄今为止，相较于男性，女性的就业门槛依旧更高、职场中断依旧更显、就业领域依旧更窄、收入水平依旧更低，劳动力市场上显性与隐性的性别差异并存，女性工作—家庭的角色冲突更为凸现[2]。而且，学历越高，就业的性别差异越大。那么，为什么在女性人力资本不断改善的背景下，就业形势却愈发严峻？在这种现象的背后，究竟透视出怎样的制度和结构的要因？特别是，从历史的视域来看，在过去几十年中，结构性因素的变迁是否对两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机会及其结果带来有差异的影响？
本文关注后一个问题，主要目的是利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以就业机会和劳动收入为度量指标，纵向分析这20年中，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探讨两性之间的异同。这20年正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之期，而大变革必然对女性就业带来全方位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在此期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起步、慢行到快进的路径旅程。粗略地讲，1990年，市场改革刚刚起步，处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末期，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成分还较淡薄;但从1993年开始，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改革如火如荼，社会事业快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急剧变化，就业途径和就业模式等也都经历了相应的改变。2003年后，市场化改革基本成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因此，在考察市场经济转型期女性劳动力的市场参与时，最好有不同时点的数据，而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恰恰形成了一个前后环环相扣、依次渐变的时间光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一个实验链条和变迁视角：市场体制深入改革前、改革中、改革后，即形成了有差异的就业结构环境。另一方面，得益于各类市场的持续扩大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性别平等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以及低龄群体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的消失、婚姻自主性的增强和子女数量的大幅度减少等，女性的市场参与能力大大提升。由此，女性理应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与就业结果，但理论与现实之间是否一定契洽同步呢？
聚焦于这样的研究问题，本文试图突破过往研究多着眼于单个时点的局限，将女性的劳动就业置于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社会转型最为迅速、现代化进程呈现跨越式和压缩式发展、文化更具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历史时期中，透视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这无疑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有益补充;此外，本文的分析结果也具政策意义，可为促进女性的平等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寻求良策;同时，职场上的性别平等也有助于推动其他领域的性别平等，进而激发性别红利或性别平等红利。
二、文獻回顾与理论假设
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全球普遍的社会现象，是诸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共性问题，故相关的理论解读、实证分析和质性的经验探究[2-5]都为数众多，此处不做详述。这里主要围绕本文的研究主题，对相关理论的主要观点、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的历史变迁及其影响要素进行简要回顾，以为后面的数据分析提供学理支撑。
1.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历时回顾 将劳动就业置于一个较长的时间历程，从每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来观察，不难发现，中国女性就业的历史一直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性别平等的政治旅程密切相关[6]，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女性产业工人约仅占全部产业工人的7.5%[7]，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的市场参与率持续攀升，直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才停止增长。总体而言，在改革开放早期，得益于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轻工业的转型调整和沿海地区制造业的兴盛，女性获得了较好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回报。但是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深入转型过程中及其后，女性成为这一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20世纪90年代后“企业办社会”被视为加重了企业负担，耗费了企业经营者的精力，妨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故而也被视为影响企业走向市场、获得更快发展的一大障碍。为此，逐步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成为企业进行市场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和目标。“企业的归企业、社会的归社会”的改革思路，驱动企业逐渐剥离了其社会责任，不断对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再社会化，以提升市场竞争力。不仅生儿育女的责任完全回归家庭，更主要的是，女性因生儿育女的生理功能和传统文化规制赋予的更多的育儿责任，均被视为不利于以市场机制最大化地配置社会资源的障碍，故女性也被视为（相对于男性而言）企业的负担。于是，在国有企业改制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她们更多地被转岗或下岗[8];到1997年底，我国企业下岗人员总共达2000万人，其中女性占60%[6]。在企业体制改革初步完成后，对女性就业的负面认知进一步强化，更多的女性被抛出逐利的市场洪流之外。
20多年前的研究发现，尽管女工下岗人数增多，经受着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转业阵痛[9]，但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变革、现代产业结构的建立，给女性就业提供了新的市场机会，她们的就业率持续上升，第二产业的女性就业人数居高不下，第三产业女性就业人数显著上升。与此同时，城镇女性手中的“铁饭碗”被打破，女性整体被抛入竞争激烈的市场浪潮之中，从而使得她们在就业问题上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如就业结构失调和固化、职业地位下降、劳动权益受到侵犯等[10]。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就业的性别歧视不仅未因时间的推移而缓解[11]，反而进一步加剧。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相对于男性而言明显降低，而该趋势与近年部分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持续升高形成鲜明对比;即便离婚率上升增加了女性劳动力的供给，也不足以中和市场化给女性就业率带来的影响，且她们在市场工资的相对状况方面也有所恶化[12]。因此，尽管第三产业兴起且日渐兴盛，其总值于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女性本应有更好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机会，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未能给女性带来相应的机会。
2.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三种理论视域
当传统的性别文化规制不仅未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而发生相应淡化，反而得以强化时，必然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区隔和两性在其间的不同际遇。从起点、过程和结果来看当下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学界发现了“两高、一窄、两低”的特征，即就业门槛高和职场中断概率高、就业选择窄、职业声望低和工资收入低[2];尽管这些特征并非今天出现的新现象，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更为凸显。为此，学界形成了诸多理论视角，以解释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其中，以下三種理论视域影响较大，即经济学的人力资本视角、社会学的社会性别视角、管理学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视角。他们从各自的学科视域出发，对职场的性别区隔现象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传统经济学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差异之所以存在，并不在于职场对女性的歧视，而主要在于女性人力资本较低（以及家庭分工的理性决策）给企业带来的回报较低之故[12]。的确，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劳动力市场参与及表现的重要决定因素，既影响人们的就业意愿，也直接制约就业结果或回报。当人力资本水平高于临界值时，劳动力市场分割显著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尤其是会显著影响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13]。无论是哪一类所有制企业，性别差异都显著存在;但是，在私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中，性别差异更大[14]。即便是在大学生中，男性收到面试通知的次数比女性高约42%[15]。但是，经济学视角最大的局限是它忽视了女性人力资本较低背后的原因;而且这种说法很难解释为何在当下青年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反超男性的背景下，即便是在年轻群体中，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机会、过程与结果仍不如男性的社会现实。实际上，研究发现，学习成绩越好、学历越高，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越严重[15-16]。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她们的就业领域更狭窄、适合她们的岗位更少，而与此同时，她们对职业发展的要求却更高，难以随便将就;另一方面，她们的竞争对手更多：对于较好的职位，既要与其他同样优秀的女性和男性竞争，也要与普通的男性竞争。
社会学者对于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关注往前推进了一步，它不仅看到了两性人力资本的差异，也看到了这种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如以父权制度为根本的文化规制和附着于其上，或对其予以强化的制度政策。他们追问的是，在“男主外”的性别分工模式已被彻底撼动、女性全面进入公共领域的情境下，传统的性别文化规制为何未能发生相应的变化？进而，他们继续拷问，若人力资本是决定两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及其表现的根本要素，那么，今天正规人力资本已然不输于同辈男性群体的低龄女性，其劳动力市场参与应与同辈男性无异，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却依旧伴随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甚至这类女性的就业环境更为严峻。因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经济结构、社会文化规制及人口再生产功能等因素相互作用和彼此强化，制约着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及人力资本再投资的机会，从而使得女性在雇用、培训、晋升、回报等各个就业环节面临隐性或显性的歧视。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主要在于劳动力市场基于性别、母职期待和母职行为的歧视——无论这种歧视背后的原因为何[2，17]——或拒绝录用女性，或将她们安排在次要与低薪岗位[18-19]，或在晋升过程中对男性和女性提供双重标准。 管理学的学者强调，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与公共政策对家庭的支持不足密切相关：当传统社会分工模式被打破后，与育儿相关的公共政策不仅未及时跟进，反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而基本消失，由此使得女性面临更大的工作—家庭压力，在“铁饭碗”被打破后，女性必须同时既与男性竞争，也与相同性别的同辈竞争;双重竞争使得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更大的弱势[20]。可见，管理学视角主要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政策及其对女性的支持。
通过上面的简要回顾不难发现，这三类视角关注的议题逐层深入：从关注“是什么”，到“为什么”，再到“怎么办”，经济学者看到的主要是一个现象，社会学者注重的是现象背后的原因，而管理者进一步追问如何基于对现象和原因的探究制定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以推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最近几年，随着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的推行，有关二孩生育与女性就业的关系问题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新的生育政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以及对如何通过有利于双职工家庭尤其是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的公共政策的出台与落实，来促进女性的平等就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极大的关注本身就已透视出了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弱势;而在该现象背后，投射出的和强化的均是传统的性别文化规制——为什么在新政推行之后，社会和学界只关心女性的就业问题，而非两性的就业问题？这是因为在整个社会中子女养育依旧被视为是女性的主要责任，而非视之为两性的共同责任。
本文将以这些理论框架为引领，利用数据来检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女性的职场表现和两性之间的差距，考察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性别差距的变动状况。无论是就业还是劳动所得的收入，相关研究并不少见，但本文不同于现有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它将性别与时期要素进行整合，从而真正考察市场化给就业带来的影响，辨识哪些是时期效应、哪些是性别效应。在现有研究中，很少学者同时将这两个元素进行综合考虑;即便有，学界在操作化职场的性别区隔时，往往有这样几种处理方式：一是仅考虑女性样本，而这一处理虽然必要，但它只能提供女性自身的情况，却因缺乏比较的视角而难以判断分析结果究竟是女性独有特征还是两性共同的特征;二是将数据合并到一起，单独度量性别或（和）时期变量，而该操作虽可分别考察不同时期男性和女性的职场表现，但难以同时考察性别—时期的互动作用。基于数据分析，本文还将对主要数据分析结果进行深度解读，从而深化学界对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变动趋势的理解。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随着定量研究的发展，国内社会调查数据越来越多，且有些调查也是历时调查（虽然未必是纵向追踪调查）。但多数调查，即便是历时调查，前后的研究设计和调查重点并不完全一致，故或主要信息之间的兼容性较差，或主要信息缺乏。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尽管不是追踪相同样本，但其主要目的相同，均在于把握妇女在健康、教育、劳动就业、婚姻家庭等领域的发展，两性之间的差异及其变动状况等很契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因此，本文利用这三次调查数据，回应前面提出的研究问题，考察转型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影响。关于本调查的基本情况，请分别参考陶春芳、蒋永萍主编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21]、蒋永萍《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22]、宋秀岩主编的《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23]总论部分。对于本数据的优势和局限，可参阅杨菊华的分析[24]。
本文将这三个时点中符合条件的样本聚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涉及“就业”行为，这一行为必然与年龄有关，故首先需要确定合适的研究对象。一方面，考虑到中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性别差异，女性多在55岁甚至50岁退休，出于性别之间的可比性，本文将样本限定在55岁（含）以下。另一方面，若在调查时点，受访者在校或已失去工作能力，便无市场参与的可能。换言之，本文将分析对象限定在25—55岁、不在学、具有工作能力的城镇和农村受访者。就劳动力市场参与而言，城乡之间差距甚大;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城乡人口都会受到影响，性别效应可能也对城乡人口有不同作用，故本文包括城乡样本，将城乡作为一个控制变量而予以观察。同时，虽然本文关注的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但这种表现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故样本同时包括男性和女性。剔除所用变量有缺失的样本外，最后用于数据分析的样本量共有52751人，其中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的样本总数依次为17680人、15516人、19555人，占比分別为33.52%、29.41%和37.07%。在全部样本中，女性有24761人，占46.94%;男性共27990人，占53.06%。
2.变量操作
本文的因变量是劳动力市场参与。基于数据的可及性和历时的可比考虑，本文利用两个指标：就业身份（每期受访时是否在业）和劳动所得的收入，分别测量市场参与机会和参与回报。就业身份是一个简单的二分类测量，1表示在业，0表示不在业。收入包括所有与就业有关的收入来源，为连续变量，用于衡量市场参与的回报率或度量就业结果。
本文关注在1990—2010年间，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故性别和时点是主要预测变量。基于二者生成一个包括六个分类的复合变量：即1990年男性、1990年女性、2000年男性、2000年女性、2010年男性、2010年女性，用来考量在不同时期，两性劳动力市场的具体表现。
基于前面介绍的理论框架和现有其他研究发现，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控制受访者的年龄（以5岁为间隔，度量为6个年龄组）、受教育程度（度量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婚姻状况（未婚、在婚、其他）、子女数量（无孩、一孩、两孩或多孩）、性别观念（综合指标，由6个反映性别观念的问题——如男主外、女主内——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而成;取值越大，表明性别观念越平等）。这些变量适用于对就业身份和劳动收入两个因变量的分析;而劳动收入是条件样本，即仅包括受访时在业之人。因其与职业声望和工作时间密切相关，故在分析收入时，还控制职业（党政群团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商业服务人员、普通工人、农民、其他）、每天工作时长（小时，连续测量）。 3.主要变量的描述
针对就业而言，当将全部样本汇总一起时，在这20年间，25—55岁受访者的就业比例单调下降（尽管后两期差别甚小），从近95%降至85%以下，即2010年的就业比例相比1990年低10个百分点（见图1）;当所有时点聚合在一起时，女性的就业比例低于男性12个百分点。在这三个时期，两性的就业比例变动模式有别：男性的在2000年降幅较大，但2010年却有回升，故变化呈“U”型模式，而女性的就业比例随时间单调下降。图1还显示，在这三个时期，女性就业比例的最高值均不及男性就业比例的最低值——1990年的就业比例最高，但依旧低于男性就业最低期的2000年;而在2010年男性就业比例有所回升时，女性的就业比例持续下降。同样重要的是，女性就业比例在1990年和2000年间降幅最大，印证了前面提到的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更多女性下岗等问题。
将年龄按五岁组划分，分性别描绘各年龄组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就业比例及其异同（见图2）可知，总体而言，在所有时点，就业比例与年龄负向相关。两性之间既有明显的共性，也有突出的差异，且年代越早、就业比例越高，而年龄越大、性别差异越大。就时期来看，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大于男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且其最大的差异在于低龄段，而男性的最大差异多表现在高龄段。如图2a所示，三条曲线差别较小，而图2b的曲线呈不规则的倒“U”型，即最低年龄和最高年龄的就业比例相对较低。1990年，25—29岁男性的就业比例高达98.60%，同期女性的就业比例也达93.39%;2010年，同龄男性的就业比例下降了4.3个百分点，而女性的则下降了17个百分点;即便是女性就业的峰值年龄（30—34岁），1990年高达96.07%，但2010年仅为81.87%，而男性的降幅不到2个百分点。
收入差距也随时间而扩大。图3展示了全部样本、分性别、分时期和同时分性别—时期样本的劳动收入。在这20年中，两性受访者的收入增幅巨大。然而，若不区分时点，就会抹平时期之间的巨大差别。同时区分时期和性别，则可清晰地观察到，在任何时期，两性的收入差距都很巨大，尤其在2010年，收入的性别差距进一步加剧。尽管均值深受极端值的影响，但它依然提供了趋势性的变动信息。
进一步地，分别利用收入的均值和中位数，计算女性与男性的收入之比，得到的结果大不相同。按均值计算，则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女性的收入分別是男性的77.65%、62.02%和52.88%;按中位数计算，这三个数值分别仅为33.33%、60.00%和41.67%。可见，若以均值视之，则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逐期降低;若以中位数视之，则女性与男性的收入之比呈现倒“U”型。这种差异说明，在这20年的早期阶段，女性群体内的收入差距更大、变异性更强，有些样本的收入远超其他样本。
四、模型分析结果
数据的基本特征证实，在过去20年中，无论是在业还是劳动收入，女性相对而言日渐更为弱势。但问题是，究竟是市场化过程，还是其他因素，抑或是它们的共同作用，引致了这种弱势呢？
如上所述，受访者目前是否在业为二分类测量，可采用logit模型;劳动收入为连续度量，OLS模型是基本模型选择。不过，是否在业可能存在选择性，且这种选择性可能会影响到主要自变量的劳动收入分布效应，进而作用于收入水平[2]。为加以识别，本文首先检验样本是否真的存在选择性。用性别—时期这一复合变量、年龄、婚姻状况、民族、城乡、受教育程度、性别观念和子女数量等变量作为因变量的选择变量进行分析，发现是否在业具有高度显著的选择性。故此，本文采用可有效应对样本选择性的Heckman选择模型进行建模，以便得到更为一致的参数估计。
1.全部样本在业概率和劳动收入的模型预测结果
表1展示了在业概率和收入的选择模型分析结果。首先，在性别—时期因素中，相对于1990年男性的在业概率，同期女性的在业概率显著更低，且该特点不仅见于1990年的女性，也见于其他两个年份的男性和女性，所不同的是2000年和2010年女性的降幅大大高于男性的降幅。这表明，一方面，在同一时点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更可能处于在业状况中;另一方面，即便控制了其他因素（如经济学者强调的人力资本和社会学者强调的性别观念），在业概率随时间而降的模式并未发生本质变化。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前面提到，这20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要素变动最剧烈之时。而在经济结构变动过程中，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尤其是“男主外、女主内”、“男治国、女持家”的角色分工有所回潮，从而不仅使得女性的受益低于男性，而且也使得她们成为市场化成本的主要背负者。当然，仅用性别角色观念或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来对这一现象予以解释固然重要，但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发现，因为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男性的在业概率也同样在降低，表明在业概率降低是一种时代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就业形式，人们对“就业”的理解进行了重新定义;同时，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创造就业的能力是否会降低，而就业弹性是否会增强，由此带来在业概率的降低？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从时点来看，劳动收入结果呈现出相反的变动趋势。除1990年的女性外，其他性别—时期因素与收入的关系均为正向，即只有1990年的女性收入低于对照组。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男性的增幅，2010年尤其如此。综合来看，它透视出的意蕴与是否在业相类似：一是性别效应，即在同一时期，女性收入都低于男性;二是时期效应，即两性都得益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收入均随时间而增长，而女性的增幅较缓，则可能是传统性别规制与市场化相联手，在新时期继续蔓延的结果。换言之，相较于女性，男性在市场化过程中得到了更大的回报。
就控制变量而言，在年龄因素中，30—39岁年龄组的人与对照组（25—29岁）相比，无论是在业概率还是收入水平都更高。很多25—29岁的年轻人完成学业不久，还刚刚步入社会，从劳动力市场获得的新人力资本较低，工作经验依旧不足，且正规人力资本的转化能力尚浅;相反，年龄的增长、劳动经验的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的扩展等，不仅可能改善他们的就业机会，而且也会通过就业机会而改善他们的收入水平。并且，30—39岁之人年富力强，很多人在职场上摸爬滚打了数年，一定程度的资历决定了其较高的收入水平。但45—55岁的中年人相对于年轻人，在业概率明显降低，这可能是受到退休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女性退休年龄政策的影响——在这个年龄段，有些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或特殊职业之人或已脱离职场——特别是在1990—2000年中，企业改制迫使很多45岁及以上的人转岗、下岗，过早地离开了劳动力市场，由此降低了45岁及以上人口的在业概率。 年龄与劳动收入的关系与在业概率有所不同：相较于对照组，只有50—55岁组人群的收入显著偏低，其他年龄组与对照组相比，收入都显著更高，且它与年龄的关系呈倒“U”型，顶点在35—39岁（或到35—44岁），即35—44岁这10年，是个体收入最高之龄。一旦过了50岁，收入骤降。
婚姻状况与在业概率的关系缺乏统计显著性，但在婚之人的收入水平高于未婚和离异、丧偶之人。一方面，在婚姻市场上，高收入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优势，故普遍而言，收入高的人必然比收入低的人更容易找到伴侣;另一方面，婚姻形成、组建家庭后，人们（尤其是男性）必须努力工作，养家糊口，故婚姻会带来收入的增长。所以，在年龄段相同的前提下，结婚会提高人们（主要是男性）的收入。民族与收入没有显著的统计关系，但汉族受访者的在业概率低于少数民族人口，其背后的原因显然值得进一步探讨。户籍与这两个因变量的关系恰恰相反：农村户籍人口的在业概率显著高于城镇人口，而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城镇人口。在业概率高可能与城乡就业的形式有关。农村户籍人口总在耕田种地;有些农村青少年早早辍学外出打工，而年长者因没有退休工资只能持续劳作，这些都会提升农村户籍人口的在业概率;相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且多靠体力吃饭，他们不耕作就没有收入来源，即便耕作收入也不高。
受教育程度与两个因变量的关系性质是一致的：显著地提高在业概率和劳动收入——除初中学历与在业概率显著负相关外。与仅有小学及以下学历之人相比，高中、职高和大专及以上学历之人的在业概率更高，且包括初中在内的所有其他教育层次之人的收入水平也更高。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不仅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可提升就业质量，进而影响收入水平;同时良好的教育还会改善人们的社会资本，进而也会促进就业、提升收入水平。
模型结果显示，性别观念越平等，人们在受访时在业的概率越高、收入也越高。有趣的是，子女数量与这两个因变量的关系截然相反，即与在业概率正向相关、与劳动收入负向关联：拥有一个孩子及以上的人群比无子女的人的在业概率显著更高，且子女数量越多，在业概率越高，而它对收入水平并未呈现出单调的提升模式。这个发现本身很有意思，也与笔者仅仅利用2010年的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在这個结果的背后，可能杂糅了诸如时期、队列、年龄、性别等众多要素，而在不同时期，子女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效应可能不完全相同。关于这一点，还需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在收入模型中，我们还纳入了每周的工作时间和职业类别。结果显示，工作时间越长，收入水平越高;就职业类型而言，商业服务人员、普通工人、农民等人群，都比党政群团负责人的收入低，且都高度显著。在这20年中，党政群团负责人拥有的不仅是只“铁饭碗”，而且可能是只“金饭碗”：相比其他大类的职业而言，这类职业的职业声望更高、失业风险较低，收入来源更为稳定，故劳动收入的水平也更高;从中我们还看到，专业技术人员和办公室文员的收入与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而这也与各自的职业性质密切相关。
2.分性别在业概率和劳动收入的模型预测结果
以上诸多控制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因男性和女性而不同呢？接下来，本文将样本按性别加以区分，分别对二者进行平行模型分析。表2和表3分别展示了在业概率与收入水平的模型结果。由此可知，在时期因素中，与表1的结果一致，相对于1990年来说，无论男性还是女性，2000年和2010年的在业概率都显著低于1990年。从系数来看，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男性受到的市场化冲击大于女性，特别是在2000年，其在业概率降幅甚至比2010年更大;也就是说，男性受到的市场冲击在2010年有所缓解，而女性受到的冲击是持续性的，而这与前面的描述性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年龄与在业概率的关系在不同性别之间差别甚大，也与总样本模型略有不同。在男性群体中，只有30—34岁的人在业概率与24—29岁的人无显著差别，而其余所有年龄段的在业概率都在降低;相反，对女性来说，30—34岁和35—39岁这两个年龄组的人在业概率都显著高于对照组，且40—44岁女性的在业概率虽不显著，也高于25—29岁的人;只是到45岁以后，在业概率才显著降低。
在婚男性比未婚男性显著拥有更高的在业概率，而在婚女性比未婚女性的在业概率显著更低，性别之间的差异和性别之内的差异都很明显。在其他控制变量中，受教育程度、性别观念和子女数量与在业率的关系也值得一提。就男性而言，只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显著影响在业概率——换言之，大专学历似是一个分水岭：低于它的男性，在业概率基本无差。对于女性，只要不是初中教育，其他受教育水平的人的在业概率都会更高，且职高与大专的效应都高度显著。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小学学历和初中学历均属“低学历”，对应的工作难度低，初中学历可做的工作，小学学历也可做，但初中学历的人或不愿意接受“低端”工作却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于是就造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现状，由此带来较低的在业概率，但这个推断是否合理，尚需验证。性别观念显著提升女性的在业概率，却对男性的在业概率无显著作用。子女数量与两性的在业概率具有一致的关系，但两个或多个孩子对男性在业概率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女性的促进作用。
由表3可知，在时期因素中，2000年和2010年受访者的收入都高于1990年，且高度显著，这一特征不因性别而有别;从系数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时期对两性收入的作用程度趋于一致。
年龄对男性和女性收入的影响高度显著，同样也不因性别而不同，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工作阅历与经验，接触到越来越广的人脉圈，在论资排辈的就业市场，年龄越大、进入职场的时间越长，社会地位越高，由此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此外，在婚、汉族、城镇户口、受教育程度、工作时间等变量都对收入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人们通过婚姻、与生俱来的民族属性、先天或后天获得的城镇户籍等获得正向的工资溢价;性别观念降低男性的收入，但对女性的收入起到积极的提升作用;拥有子女明显降低了女性的收入，而只有拥有3个及以上子女，才会对男性的收入带来抑制;从职业类型来看，党政群团等身份有利于提高女性的收入，但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男性，收入水平最高。 五、结論与讨论
本文将研究时间聚焦于1990—2010年这20年间，将研究主题聚焦于市场化改革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这20年是中国社会最活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结构性变迁最剧烈、婚姻家庭关系重新调整的大变革时期。与女性就业相关的社会情境和公共政策均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过渡，又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低龄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渐渐赶上甚至超过男性。同时，国内和国际社会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事业也给予了更大的关注。所有这些，加上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都是有利于提升女性职场表现、有助于缓解劳动力市场参与性别差异的结构要因。本文正是将女性就业置于这样的背景下，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针对25—55岁具有劳动能力，且不在校之人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在过去20年中，两性的在业比例双双下降，且女性的降速远超男性。不过，男性的在业比例和在业概率最低期见于2000年，展现出“U”型模式，即他们在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阵痛之后，就业机会得以回升;而女性的则是单调下降。这表明，在社会转型期，市场化改革给两性的就业机会都形成了一定的挑战，但对女性的挑战大于对男性的挑战。随着市场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深入推进，“让妇女回家”、“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潮有所回潮，且在本文关注的20年中，女性更可能被转岗、被下岗，而女性回家之风一旦初起，就难以遏制、难以反转，由此带来女性在业比例的更大降幅和持续降低。当然，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对于“就业”概念的认知可能被重新定义，实际的就业形态可能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此也会影响受访者对“在业”问题的回应。
第二，在1990—2010年间，在业人口的劳动收入得到巨大提升。然而，与在业一样，男性的收入提升幅度超过女性的提升速度，故这方面的性别差异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大，即便模型控制了人力资本、工作时间和大的职业类型等可能直接影响收入的变量。毫无疑问，两性收入的双双提升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效应，并通过时期这个变量呈现出来。反过来，两性之间收入差异的扩大，则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和基于角色观念而形成的性别分工（如她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所带来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际遇有关，是性别和市场化的联手效应。在传统观念与角色分工依旧持续，甚至受到强调的情势下，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多地惠及男性，而非平等地惠及两性，从而拉大了劳动力市场参与机会及其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哪怕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已开始与男性比肩。
第三，是否在业和收入的性别差异是多种因素形塑的结果，包括人力资本要素（如受教育程度、通过年龄透视出来的劳动经验等）、社会资本要素（如户籍、婚姻状况、职业等）、家庭要素（如子女数量）等。这些变量都以各自的方式作用于因变量。然而，市场化改革在其间总是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即便模型控制了诸多其他要素，性别—时期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无论是全部样本，还是分性别的样本都是如此，虽然系数有所变动。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迁，的确对两性市场参与机会及其结果带来有差异的影响，以更多地惠及男性的模式加大了两性之间的差距，由此回应了本文起篇提出的研究问题。
如前所言，一直以来，职场的性别差异是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和公共政策等多学科的重要学术关切，而在这种关切的背后，不仅涉及理念之争，而且也是社会现实在学术领域的投射。在业概率的“双降”和劳动收入的“双升”应被解读为时代特征，是市场化和城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这种“变态”中彰显出来的随时间而加大的性别差异则是一以贯之的“常态”，应被视为传统性别规制的延续及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强化效应。的确，尽管在过去70余年中，中国从法律制度、公共政策等方面，自上而下地持续倡导并践行性别平等，但这些政策往往是纲领性的;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借助国家强大的意志和当时整体向上的社会和时代精神而得以推行，但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利益群体及其关系等都被重塑，纲领性的政策条规对市场的逐利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显得软弱无力甚至失灵，从而造成性别平等理念与行为的脱节。更有甚者，在市场化改革初期，面对就业压力，学界、社会甚至政府官员多次提出，让妇女回家养育孩子，把就业岗位让给男性。这透视出就连平等的理念也受到侵蚀——所谓的性别平等是有条件的平等，是以不损害男性利益为前提的。外面的世界依旧必须是男性的，但也可以是女性的，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就看从男性的角度是否有这一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施舍性的可以”或“无奈性的可以” [25]。正如金一虹所言，女性劳动力如同蓄水池，需时取用，可有可无。这一特点在计划经济时代即已存在，在市场化时期更被放大和强化。所谓两性“平分秋色”，有时候难免停留在口号层面或只是政治正确的一种话语[26]。
显然，在短期内，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和女性的弱势地位不会发生彻底改变，国内和国际都是如此——世界经济论坛的《性别平等差距报告》已然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悲观看待职场性别平等的理由。自上而下看，（至少笔者期待）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将会在社会上得到更大的认同，公平、公正的市场规范与原则将会逐步建立与完善，可操作性的政策法规也会愈加完善和落地，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将会有更多适于女性的就业岗位和机会。自下而上看，在城镇化过程中，更多女性自身的平等意识也会觉醒且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能力亦会持续改善（人力资本低的年长者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011年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首次超过男性，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疑会对包括职场参与在内的两性关系带来更深刻、更深远的影响。
但也要看到，2010年以来社会进入较为平稳的发展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更为剧烈。同时，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相继推行，女性面临的家庭—工作平衡困境也更大。如果说教育的改善提升了女性的就业能力，由此可能改善其就业机会的话，那么经济的下行和生育政策的调整都可能反向、直接或间接地制约她们的市场表现，由此可能进一步激化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距。研究表明，在全面两孩政策环境下，女性遭遇更大的就业歧视，而这种歧视说到底是社会性别制度的不平等在当代社会的延续。随着出生率的降低和传统意义上人力资源的减少，女性的人力资源，尤其是人才资源对于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意义重大。因此，未来的公共政策，必须避免原则性的法律制度保障过度、实际上的落地保障严重不足或与需求不符的错位等问题，给两性提供契合真实需求的家庭支持或家庭友好政策，从性别平等意识的进一步提升、法律制度的进一步细化、公共政策的进一步完善等方面，帮助两性实现自己的职业期待和家庭期待。在新的政策背景下，还必须特别注意到未来的家庭支持政策是针对夫妻双方和所有其他相关家庭成员的，而不仅仅是针对女性的;否则，家庭责任又会更多地落到女性头上，她们也将面临更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困境。 参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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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