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天，出生于重庆的蒙古族姑娘席慕蓉，随家人为避战乱南下香港，并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清苦而安稳的童年。5年后举家迁至中国台湾，她开始习画，并创作诗歌和散文，逐步成长为破销量纪录的现象级作家。上世纪80年代，她的影响力开始溢出台湾岛内，作品被盗印、铺满了大陆的大小书店，与同龄的台湾作家三毛一起，成为那个时代众多文学青年的偶像。
　　有人说，席慕蓉设想了很多情境来写诗，但其实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人在少年时期特别敏感，自己受伤或者让别人受伤，很多诗也都是在寂寞受伤时写的。所有的诗人想要叙述的，都是自己的生命。诗是一个困惑的人用一颗困惑的心，在辨识着自己此刻的处境。席慕蓉说：“我在诗中的感情，绝对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拟设。所以我曾经写过，‘诗是挽留，为那些没能挽留住的一切；诗是表达，为当时无法也无能表达的混乱与热烈，还有初初萌发的不舍；诗，是已经明白绝无可能之后的暗自设想：如果，如果曾经是可能……’”
　　1989年8月1日，台湾解除了公教人员不得赴大陆的禁令。8月底，她怀揣着无限的乡愁与热望，终于重新踏上了阔别40年的大陆，回到祖辈栖居的内蒙古。到达大草原的那天晚上，当初识的亲人都已睡去，她在万籁俱寂的星空下忍不住号啕大哭。这一趟还乡之旅，成为她人生和写作的分水岭，此后的每一年她都会多次回到内蒙古高原，从大兴安岭到锡林郭勒，从乌兰巴托到克什克腾，翻越山川、草原、戈壁、大漠，去探访和记录游牧民族的生活，寻找潜藏于自身血脉里的历史文化基因。
　　她的写作主题和风格亦随之变化，从以抒发个人爱情、乡愁与人生为主题，进行温柔、细腻、浪漫、多情的诗歌创作，转向以散文为主探索游牧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她写下了蒙古长调歌王哈札布、喀尔玛克流浪者丹僧、鄂温克女猎人玛丽亚·索等人的故事。近年来，她的写作向更早期的民族史延伸，创作出《英雄噶尔丹》《英雄博尔术》等一系列叙事长诗，以此纪念族人心中世代传颂的英雄人物。
　　与此同时，她对自己家族历史的寻根也逐步深入。她的外祖父穆隆嘎（汉名乐景涛，1884年～1944年）曾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担任过民国政府监察委员、国府委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她的父亲席振铎（蒙文名汉译为拉席敦多克）毕业于辅仁大学，曾任民国政府参政员、立法委员，后长期任教于德国；母亲乐竹芳（蒙文名汉译为巴音毕力格）曾任国民大会蒙古察哈尔八旗群代表；二伯父尼玛鄂特索尔（汉名尼冠洲，1894年～1936年）曾任察哈尔盟明安旗总管，创办学社大力翻译出版蒙汉书籍，后因反对日本干预内蒙古自治运动而遭暗杀。
　　翻开那部厚重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她发现家人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内蒙古近代史上，他们曾为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抛洒热血，乃至牺牲生命。她的家族，牵连着寻求族群存活的血泪史。对民族和家族历史渊源的追寻，让她明白自己与这片广袤土地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因而，自从她踏上那片高原，她在精神上就再也未曾远离。
　　她在文章中喟然长叹：“就是那里，曾经有过千匹良驹，曾经有过无数洁白乖驯的羊群，曾经有过许多生龙活虎般的骑士在草原上奔驰，曾经有过不熄的理想，曾经有过极痛的牺牲，曾经因此而在蒙古族近代史上留下了名字的那个家族啊！就在那里，已成废墟。”穿越过幽暗斑驳的时空隧道，一切恍若隔世，她对故乡的情感愈发炽热奔腾。
　　她的散文书写也因此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格局，当她彻底融入蒙古族同胞的大家庭中，成为其中名副其实的一员，她开始关注现代文明的一些根本性命題，去追问何为现代、何为传统、何为民族国家。她为草原生态被肆意污染破坏而疾呼，她说草原不是只属于游牧族群，而是属于全人类，草原的生产力是依靠牧民、牲畜、草原三者和谐共处才形成的，一些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可能需要千百年才能恢复原貌，而这与现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
　　而今，年近八旬的席慕蓉依旧神采奕奕，才思敏捷，情感和精力饱满充沛，只是听力大不如前。她在2019年推出了新的作品集《我给记忆命名》，这是一本日记与散文合集，书写时间横跨半个世纪，涉及诗歌创作、还乡之旅、家族历史。她说：“有些事物如果再不记下来，恐怕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因此，我给记忆命名，或许，它们就会有了归属、有了顾盼、有了呼应。我给记忆命名，只因我的痴心。”
　　无论身在何处，她始终笔耕不辍，她说现在才是自己创作的真正“高峰期”。她仍旧在努力书写新的英雄叙事长诗，还受到叶嘉莹、齐邦媛、痖弦等前辈的指点和鼓励。对她的采访，正是在她赴天津参加叶嘉莹的学术研讨活动之后，她们相识近二十载，有着同族情谊，更有着诗人灵性的契合相通，我们的谈话也由此开启。
　　（摘自《新京报》）（责编 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