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祖贻之所以受到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重用，一方面由于他才干出众，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广东时与南京政府财政要员宋子文颇有交往。
　　宋子文是在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时被金融界所熟知。当时，孙为了保证北伐军费开支，打算筹备中央银行。
　　宋子文担任广东中央银行行长后，广州市面金融混乱，中央银行因缺乏准备金而滥发的纸币毫无信用。为筹备充足现金，防止出现无法兑现的情况，他专门派人至香港，向贝祖诒拆借。贝当然不敢擅自做主，他秘密电告北京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请示，张密嘱贝祖诒前往广州与宋子文面谈。最后，中国银行借给广东中央银行50万，用这笔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才得以流通。正是这次见面，让宋贝双方相互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很快从业务关系转为朋友关系。
　　身为半个政客半个商人，从1928年起，宋子文便在南京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并先后担任中央银行总裁、国民政府委员、国防会议委员、特别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行政院副院长等多项职务。凭借职务便利和自身魅力，宋子文得以与当时众多金融名流结交，成为金融界的重要人物，也为宋家日后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官僚资本家族之一打下基础。
　　币制改革是宋子文金融生涯中最具争议的一部分，而这项工作，恰是在他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期间完成的。
　　1935年，蒋介石、孔祥熙与宋子文就金融问题进行密谈，认为要扭转当时的金融恐慌和财政困难，必须加强对实力雄厚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控制，使之绝对听命于中央。为此，他们首先以一纸命令增加了中国银行的官股，使之与私股在数量上持平，接着调任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通过修改《中国银行条例》，将原来的总经理负责制改为董事长负责制。
　　宋子文在中国银行上任后，为了安定人心，立即表示中国银行今后的营业方针不变，并将“铲除一切官僚之习惯，而努力于国际汇兑，注重进出口之贸易业务，与中央银行完全不相冲突，如此方可使各行以本身之力量，发展业务”。
　　为了让资历甚久、具有丰富实际经验并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宋汉章（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能够接受自己，宋子文甚至刻意对其表现“谦恭”，自称是宋汉章的“远房侄子”。
　　无论宋子文的真实用意如何，他主持中国银行后的一系列措施以及严格的经营管理，确是让中国银行取得了极大发展。根据1937年4月宋子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满两年的统计，中国银行存款较他上任时增加了2.12亿元，放款增加了2.21亿元，汇款增加了4.2亿元。
　　宋子文进驻中国银行期间，为了控制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于1934年10月中旬决定征收白银出口税，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立即颁布了关于改革币制的紧急法令，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所有金融流通必须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现金。毫无疑问，币制改革对于我国货币统一及各地经济交流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成为日后官僚买办金融垄断事业的重要手段。通过币制改革，官僚资本完全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在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中。宋子文所直接控制的中国银行实际上被动起着桥梁作用。其中是非功过，绝非一言可以盖论。
　　抗战胜利后，宋子文接替已犯众怒的孔祥熙重掌财政经济大权。但由于战时经济已遭重创，加之国民党疲于应付内战、贪腐严重，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国统区的通货膨胀犹如脱缰野马，法币陷入深渊。宋子文采取了经济自由化、开放黄金外汇市场、大量抛售黄金吸引游资等一系列措施，试图重新恢复秩序，但形势已经无法逆转，宋子文的政策也引起国民党内不同派系的反对。政学系、CC系等利用新闻媒介掀起倒宋潮，宋被迫于1947年2月提出辞职，黯然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