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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原：扶持实体书店的支点
田原在《出版广角》撰文表示：对于民营书店业者来说，今年两会期间，著名作家张抗抗委员提交的关于加大实体书店政策性扶持的建议可谓是振奋人心。联想到不久前杭州和上海陆续出台的民营书店扶持政策，加之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透露出的“今年年底前预计将出台扶持民营书店发展的减税、减房租政策”等利好消息，身为书店人倍受鼓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好政策？
首先，扶持独特贡献，着眼于网络书店所不具备而实体书店必然担当的社会效益和公益贡献功能。其次，鼓励价值创新，支持书店销售文化产品和开展文化活动，促进书店从图书销售商向面向文化生活服务商转变，从单一功能转化为复合功能。
对于实体书店自身而言，生存的道路归根结底要靠自己去闯。在互联网环境下，出版业商业模式已发生革命性变革，以单一图书销售功能为主的实体书店没落是大势所趋。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究竟鹿死谁手，最终取决于读者选择，二者不能也不应该取决于政府之手。从长远来看，对于政府而言，维护市场竞争公平性，杜绝恶性价格竞争，创造有利于行业发展环境才是更为重要的事务。而对实体书店的救济和扶持政策，或许只能治其表，不能治其本。
王宇飞:
网络小说要有文学品质上的追求
王宇飞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迅速发展的网络文学，特别是网络小说，呈现出过度娱乐化的倾向。
问题一，“量比质重”压过了“质比量高”。动辄数百万字的网络小说，虽不至于完全“不堪卒读”，然而，由于几乎不受限制的想象和杜撰，抑或削足适履的生搬硬套，阅读起来很难让人享受到文学的艺术性。问题二，“眼球文学”“跟风投机”成为商业模式下的网络小说通病。主体创意重复单调、人物塑造定型化、语言简单苍白、缺少社会现实性……成为许多网络作者的创作瓶颈。问题三，文化责任让位于网络口味。为赚得点击量，追求高额利润回报，不少作品刻意迎合读者，放弃文学的社会责任。一些网络小说中不加约束的狂想和构思，为突破法理、道德底线的现象推波助澜。
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网络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已不容忽视，其趣味取向，实在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课题。网络小说不是“注水文学”，网络小说也要有文学品质上的追求。面对上述问题，网络小说到了应该踩一脚刹车，自我梳理并反思之时了。
于穆铭:
唯有深读才有深思
于穆铭在《每日新报》发表评论说：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无纸化阅读已经是当今的全球趋势。数字阅读不但没有减少人们的阅读量，反而增加了阅读的途径，使那些过去在图书馆里束之高阁的压箱宝走近寻常大众，让更多的人爱上读书。日前发布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国人的阅读率近年来一直保持增长，破除了人们对于无纸化阅读将使人们停止阅读的忧虑。
其实与无纸化阅读相比，更值得人们担心的或许是以微博和手机为代表的“浅阅读”对人类阅读能力的损害。社会超速发展导致人们只能抽零碎时间进行阅读，而这种零碎阅读的结果必然使阅读变得零碎：人们不再愿意深层次思考，对知识的掌握由理解退化为“知道”，甚至“听说过”。碎片化阅读还使人形成了一种惰性化的依赖，“万事不查书，有事找百度”，以前深度的、批判性的、理性化的知识体系被打得七零八落，系统化的知识只存在于电脑，而非人脑。
面对每天汹涌而至的信息，如果一个人不想成为被动的接收器，就必须具备更高的理性思维和判断力，而增强这种能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读书，不管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的。而且除了浮光掠影的“浅阅读”，一定量的深读同样不可或缺，虽然这在快节奏的今天显得有些不易，但唯有深读才有深思，唯深思才能培养独立人格、独立精神。
公权：
书媒广告，主动权在谁手？
北京媒体人公权在《新京报》撰文说：近来，中国出版协会力推的“图书刊发公益广告”项目成为出版界乃至文化界的新谈资。对于此事，出版界的第一个反应多是：“图书还可以做广告啊？这不是违规行为吗？”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反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出版人仍旧不敏感。在一个号称进入畅销书时代的出版业，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现实中的政令已经解除，而头脑中的限制依然存在！
当然，这么说并不表示已经肯定图书的广告前景。从目前有关方面透露的信息来看，有两点值得关注：所谓的“图书”是指传统纸质书；公益广告极有可能是为商业广告打前站。而问题是，纸质图书的广告价值空间并不被业界看好。
原因何在？重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罗恩·阿德纳和霍顿·米芙林出版公司前图书编辑威廉·文森特曾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为图书广告而准备》或有益处。这篇评论认为，“广告需要一定的受众规模和及时性才能具有价值，图书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太适合。”不仅如此，这篇文章预测，虽然“实体图书无法与其他印刷媒体竞争广告，但是电子书可以”，因为“在一个整合系统中，广告主或者出版社可在多个图书品种中放置广告，以达到能产生广告效果的、足够的发行量。及时性也能实现，因为电子书阅读器要求用户定期登录一个集中管理的系统之上。”如果这两位美国专家所言不虚，那么，未来书媒广告的赢利主动权到底掌握在谁手里，还真不好说。
田原在《出版广角》撰文表示：对于民营书店业者来说，今年两会期间，著名作家张抗抗委员提交的关于加大实体书店政策性扶持的建议可谓是振奋人心。联想到不久前杭州和上海陆续出台的民营书店扶持政策，加之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透露出的“今年年底前预计将出台扶持民营书店发展的减税、减房租政策”等利好消息，身为书店人倍受鼓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好政策？
首先，扶持独特贡献，着眼于网络书店所不具备而实体书店必然担当的社会效益和公益贡献功能。其次，鼓励价值创新，支持书店销售文化产品和开展文化活动，促进书店从图书销售商向面向文化生活服务商转变，从单一功能转化为复合功能。
对于实体书店自身而言，生存的道路归根结底要靠自己去闯。在互联网环境下，出版业商业模式已发生革命性变革，以单一图书销售功能为主的实体书店没落是大势所趋。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究竟鹿死谁手，最终取决于读者选择，二者不能也不应该取决于政府之手。从长远来看，对于政府而言，维护市场竞争公平性，杜绝恶性价格竞争，创造有利于行业发展环境才是更为重要的事务。而对实体书店的救济和扶持政策，或许只能治其表，不能治其本。
王宇飞:
网络小说要有文学品质上的追求
王宇飞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迅速发展的网络文学，特别是网络小说，呈现出过度娱乐化的倾向。
问题一，“量比质重”压过了“质比量高”。动辄数百万字的网络小说，虽不至于完全“不堪卒读”，然而，由于几乎不受限制的想象和杜撰，抑或削足适履的生搬硬套，阅读起来很难让人享受到文学的艺术性。问题二，“眼球文学”“跟风投机”成为商业模式下的网络小说通病。主体创意重复单调、人物塑造定型化、语言简单苍白、缺少社会现实性……成为许多网络作者的创作瓶颈。问题三，文化责任让位于网络口味。为赚得点击量，追求高额利润回报，不少作品刻意迎合读者，放弃文学的社会责任。一些网络小说中不加约束的狂想和构思，为突破法理、道德底线的现象推波助澜。
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网络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已不容忽视，其趣味取向，实在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课题。网络小说不是“注水文学”，网络小说也要有文学品质上的追求。面对上述问题，网络小说到了应该踩一脚刹车，自我梳理并反思之时了。
于穆铭:
唯有深读才有深思
于穆铭在《每日新报》发表评论说：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无纸化阅读已经是当今的全球趋势。数字阅读不但没有减少人们的阅读量，反而增加了阅读的途径，使那些过去在图书馆里束之高阁的压箱宝走近寻常大众，让更多的人爱上读书。日前发布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国人的阅读率近年来一直保持增长，破除了人们对于无纸化阅读将使人们停止阅读的忧虑。
其实与无纸化阅读相比，更值得人们担心的或许是以微博和手机为代表的“浅阅读”对人类阅读能力的损害。社会超速发展导致人们只能抽零碎时间进行阅读，而这种零碎阅读的结果必然使阅读变得零碎：人们不再愿意深层次思考，对知识的掌握由理解退化为“知道”，甚至“听说过”。碎片化阅读还使人形成了一种惰性化的依赖，“万事不查书，有事找百度”，以前深度的、批判性的、理性化的知识体系被打得七零八落，系统化的知识只存在于电脑，而非人脑。
面对每天汹涌而至的信息，如果一个人不想成为被动的接收器，就必须具备更高的理性思维和判断力，而增强这种能力的唯一办法就是读书，不管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的。而且除了浮光掠影的“浅阅读”，一定量的深读同样不可或缺，虽然这在快节奏的今天显得有些不易，但唯有深读才有深思，唯深思才能培养独立人格、独立精神。
公权：
书媒广告，主动权在谁手？
北京媒体人公权在《新京报》撰文说：近来，中国出版协会力推的“图书刊发公益广告”项目成为出版界乃至文化界的新谈资。对于此事，出版界的第一个反应多是：“图书还可以做广告啊？这不是违规行为吗？”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反问，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出版人仍旧不敏感。在一个号称进入畅销书时代的出版业，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现实中的政令已经解除，而头脑中的限制依然存在！
当然，这么说并不表示已经肯定图书的广告前景。从目前有关方面透露的信息来看，有两点值得关注：所谓的“图书”是指传统纸质书；公益广告极有可能是为商业广告打前站。而问题是，纸质图书的广告价值空间并不被业界看好。
原因何在？重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罗恩·阿德纳和霍顿·米芙林出版公司前图书编辑威廉·文森特曾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为图书广告而准备》或有益处。这篇评论认为，“广告需要一定的受众规模和及时性才能具有价值，图书在这两个方面都不太适合。”不仅如此，这篇文章预测，虽然“实体图书无法与其他印刷媒体竞争广告，但是电子书可以”，因为“在一个整合系统中，广告主或者出版社可在多个图书品种中放置广告，以达到能产生广告效果的、足够的发行量。及时性也能实现，因为电子书阅读器要求用户定期登录一个集中管理的系统之上。”如果这两位美国专家所言不虚，那么，未来书媒广告的赢利主动权到底掌握在谁手里，还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