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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文化背景,成为影响翻译作品文化倾向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以勒菲弗尔的“三要素”之一: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来阐释翻译过程文化归属的问题。本文并非探求哪种文化更能成为译作的方向,但是主张尊重译者对原作的再创作,尊重译者所处的文化氛围和理论背景。
关键词:文化归属 译者 政治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孙正聿教授在他著名哲学课堂——哲学与人生中谈到:当一个人从事一种职业、一种工作时,他工作的痕迹会深深烙上这个人的文化背景。孙正聿教授谈到的文化背景,是一种理论背景,是概念的系统化结果。孙正聿教授的理论让我想起了勒费佛尔“三要素”中的有关译者与政治意识形态理论,两位学者都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都认为人的文化背景、理论背景影响了、甚至是决定了一个人在从事一种职业时所表现的文化倾向,这也造成了翻译界不同派别的争执。
一方面,部分翻译理论家认为:应该尊重原文,尽量保持原文的风格、思想笔锋。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家则认为,翻译其实也是一个再创造的结果,要给予译者足够的空间,发挥译者的多方面的文化储备、理论内涵,把源文译成有特色的本民族作品。这种看法在近世相互焦灼了近一百年,笔者认为翻译过程中的译者文化背景、理论背景对源文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两种语言间找到平衡,翻译出优秀的作品。
翻译工作中译者的文化归属问题,更是冲突与矛盾并存。中国的翻译理论教育、研究还不是很完善,最近复旦大学首获翻译教学资格证,随着翻译教学开展,开始了中国译者系统教育的先河。一直以来,翻译工作者大都是半道出家,或者出国留学的回国的学者,并没有接受系统的翻译的理论教育,致使很多翻译工作者在处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归属问题上很难把握。
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源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必须做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源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
同理,如果对原著做过多的改动,就会改变作品的初衷,使得作品变成了译者的作品。因此,在两个文化系统中求的一种把握,既有译者的再创作,又有原作的主旨,才是一个合格的优秀的翻译工作者。
以下的翻译案例,就最好的说明了译者对两种冲突文化的把握。
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 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推翻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源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
以上两部翻译作品,都具有特定时期的文化特征,傅东华在对姓氏的处理上显示出对中国文化的偏重,使得《漂》成为具有中国文化氛围的《漂》。苏曼殊在翻译《悲惨世界》的时候就更有作者的主观文化倾向了,尤其是那段批判孔子的话,无论如何也是将是翻译界的绝唱了。
另外,还有一些经典的翻译对白:
例一:Let me have the skates. You don’t know how to skate. Don’t be a dog in the manger.
译文:把冰鞋给我,你不会滑冰,不要狗占马槽(或者译成“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为妥)。
例二:There you are the dog in the manger! You won’t let him discuss you affairs, and you are annoyed when he talks about his own.
译文:你狗占马槽!你不让他谈你的事,可他讲他自己的事你又恼了(或者译为“你不干还不让别干!”才达意)。
这两段对白,更形象的说明了翻译过程中文化归属的矛盾问题。译者在翻译过程既要尊重原文,又要受到自身文化的影响,导致了翻译过程一些读者感觉不对劲,译者也感到很难把握的问题。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谚语、习俗语言表达可能更是准确,但是这样有时候又脱离了原作的主旨,很难把握。
最后,就翻译过程中文化所处的位置而言,笔者认为比较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位置,即译者会适度,既牺牲源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既立足译语文化的文化背景,又兼顾源语文化的特殊性。
但是纵观翻译语言的发展思路,笔者更认为在两者兼顾的同时,应该偏重译语文化对源文的影响,这样才能翻译出符合本国国民阅读习惯的作品,才能被大众所接受。
参考文献:
[1] 李亚舒、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王东风、张凤春:《语境与翻译》,《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
[5] 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
作者简介:张春艳,女,1970—,吉林省永吉县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翻译,工作单位: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文化归属 译者 政治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孙正聿教授在他著名哲学课堂——哲学与人生中谈到:当一个人从事一种职业、一种工作时,他工作的痕迹会深深烙上这个人的文化背景。孙正聿教授谈到的文化背景,是一种理论背景,是概念的系统化结果。孙正聿教授的理论让我想起了勒费佛尔“三要素”中的有关译者与政治意识形态理论,两位学者都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都认为人的文化背景、理论背景影响了、甚至是决定了一个人在从事一种职业时所表现的文化倾向,这也造成了翻译界不同派别的争执。
一方面,部分翻译理论家认为:应该尊重原文,尽量保持原文的风格、思想笔锋。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家则认为,翻译其实也是一个再创造的结果,要给予译者足够的空间,发挥译者的多方面的文化储备、理论内涵,把源文译成有特色的本民族作品。这种看法在近世相互焦灼了近一百年,笔者认为翻译过程中的译者文化背景、理论背景对源文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两种语言间找到平衡,翻译出优秀的作品。
翻译工作中译者的文化归属问题,更是冲突与矛盾并存。中国的翻译理论教育、研究还不是很完善,最近复旦大学首获翻译教学资格证,随着翻译教学开展,开始了中国译者系统教育的先河。一直以来,翻译工作者大都是半道出家,或者出国留学的回国的学者,并没有接受系统的翻译的理论教育,致使很多翻译工作者在处理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归属问题上很难把握。
翻译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而是两套不同文化系统的相遇和冲击。源语文化系统和译语文化系统,无论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权力关系等各层面上,都有各自独特的“规范”。译者面对不同的文化系统,必须做出适当的取舍。如果以源语文化为主导,不对原著做适当的“修枝剪叶”,译文便会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面目,而迫使译语文化让步,结果是译文“晦涩难解”,很难进入译语文化系统。
同理,如果对原著做过多的改动,就会改变作品的初衷,使得作品变成了译者的作品。因此,在两个文化系统中求的一种把握,既有译者的再创作,又有原作的主旨,才是一个合格的优秀的翻译工作者。
以下的翻译案例,就最好的说明了译者对两种冲突文化的把握。
傅东华在翻译玛格丽特·米歇尔的《飘》时,为了让译文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意识,有意将男、女主人公Red Butler和Scalet译成了颇具中国色彩的“白瑞德”和“赫思佳”。傅东华是不必字真句确地译的拥护者,他从译语文化出发,将原语的姓氏文化隐形,从而把读者引入他所营造的文学氛围。
苏曼殊在译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时,为了呼应当时提倡西方“科学”、“民主”和“打倒孔家店”、推翻封建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特意杜撰了一段故事,并增加了源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男德,同时借男德之口,吐出了一段批判孔子的话。
以上两部翻译作品,都具有特定时期的文化特征,傅东华在对姓氏的处理上显示出对中国文化的偏重,使得《漂》成为具有中国文化氛围的《漂》。苏曼殊在翻译《悲惨世界》的时候就更有作者的主观文化倾向了,尤其是那段批判孔子的话,无论如何也是将是翻译界的绝唱了。
另外,还有一些经典的翻译对白:
例一:Let me have the skates. You don’t know how to skate. Don’t be a dog in the manger.
译文:把冰鞋给我,你不会滑冰,不要狗占马槽(或者译成“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为妥)。
例二:There you are the dog in the manger! You won’t let him discuss you affairs, and you are annoyed when he talks about his own.
译文:你狗占马槽!你不让他谈你的事,可他讲他自己的事你又恼了(或者译为“你不干还不让别干!”才达意)。
这两段对白,更形象的说明了翻译过程中文化归属的矛盾问题。译者在翻译过程既要尊重原文,又要受到自身文化的影响,导致了翻译过程一些读者感觉不对劲,译者也感到很难把握的问题。如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谚语、习俗语言表达可能更是准确,但是这样有时候又脱离了原作的主旨,很难把握。
最后,就翻译过程中文化所处的位置而言,笔者认为比较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位置,即译者会适度,既牺牲源语文化的某些“规范”,也打破译语文化的某些“规范”;既立足译语文化的文化背景,又兼顾源语文化的特殊性。
但是纵观翻译语言的发展思路,笔者更认为在两者兼顾的同时,应该偏重译语文化对源文的影响,这样才能翻译出符合本国国民阅读习惯的作品,才能被大众所接受。
参考文献:
[1] 李亚舒、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 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王东风、张凤春:《语境与翻译》,《中国当代翻译百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年。
[5] 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年。
作者简介:张春艳,女,1970—,吉林省永吉县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翻译,工作单位: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