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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是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这一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数据显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共推出50台剧目，其中包括17台新创剧目，11台原创剧目以及33台复排剧目。全年演出共计794场，全年观众达29万人次左右。其中上海市内演出602场，包括进社区演出45场、进学校演出85场，进楼宇和商圈演出23场，下基层演出53场，近4.8万社区、学生、白领观众受益。国内巡演165场，境外巡演27场。
北京话剧演出稳定增长，全年演出4915场，同比增长7.8%。其中儿童剧市场火热，科普剧、历史剧等创新形式与寓教于乐相结合，受到亲子家庭欢迎，全年共演出了3848场。
这一年，各类话剧活动红红火火，“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演出季”“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展演”“全国话剧优秀新剧目展演季”“第三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活动”等竞相登场，但是优秀剧本的缺失、戏剧票价过高等老问题仍未有转变的迹象。
从新剧目来看，主旋律题材话剧创作一枝独秀，但手法陈旧、主题先行的老毛病依旧存在，缺少突破，亟待总结与反思。
中国话剧是110年前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萌生的，草创之初，缺少剧本、导演、演员、观众。如今，这“四缺”的问题基本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艺术表现形式的多元化，新的矛盾又浮现出来，等待着更多的戏剧人去开掘、去破解。
是贵族艺术还是大众艺术？
主旋律题材话剧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现象，以往有过不少探讨。一般来说，这类作品体現了一个时代的主流精神，在提振人心、凝聚共识、表达正能量方面有其特殊的作用，也更能够得到政府的重视与褒扬，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影响甚大。
2017年，主旋律题材话剧仍然是各个国有院团原创的重点，国家话剧院的开年大戏《人民的名义》是一部现实主义反腐大戏，由周梅森编剧，王晓鹰导演。据介绍，该剧艺术地再现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反腐斗争的惊心动魄，为观众呈现出一场反腐高压下信念与权欲的博弈。国家话剧院的《谷文昌》是文化部庆祝十九大召开重点创作的剧目。全剧讲述了谷文昌在担任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期间，对党忠诚，心系百姓，让“荒岛”变为“宝岛”的事迹。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大型话剧《国际歌》聚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上海，全剧通过对具有坚定革命信仰的夏若冰的形象塑造，表现了一批有志青年怀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背负中华民族的希望，发动并依靠工人阶级，践行《国际歌》的题旨与要义，在危难中不畏惧、不退缩、不逃避，坚定勇敢地寻求着中国未来之道路。天津人艺推出的大型原创航天题材话剧《九天揽月》，是向建军90周年献礼之作。讲述了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火箭博士郑华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放弃了美国丰厚的待遇，投身于中国导弹研究事业的故事。武汉人艺的大型原创话剧《王荷波》截取了党的纪检工作奠基人王荷波革命生涯中的几个片段，再现了他从一名普通钳工历练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命历程。辽宁人艺的大戏《开炉》演绎了东北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英雄的奉天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除奸、抵抗活动。宁夏演艺集团话剧院的《闽宁镇移民之歌》展现了宁夏生态移民搬迁历史工程，讲述了在移民搬迁的过程中移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表达了移民群众对中央及地方党委、政府实施生态移民这项民生工程的感恩之情。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话剧团创作排演的叙述体话剧《从湘江到遵义》展现了湘江战役后，红军将士面临多路强敌围追堵截、内部思想不统一等困境，在迷惘、焦灼、痛苦中凭借坚定信念艰难探索，最终迎来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召开。
这些主旋律题材话剧投入巨大，不乏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加盟，获得了包括国家艺术基金在内的各类资助与嘉奖，媒体也提供了相当大的篇幅进行报道，但似乎并未得到相应的观众认可与市场肯定。原因还是老问题：观念陈旧、缺乏新意、主题简单、掺水严重。一些主旋律题材话剧的“速朽”，不仅是公共资源巨大的浪费，还对戏剧生态造成破坏，并且潜在地带来了话剧创作新的危机。
为纪念话剧诞生110周年，文化部、中国文联联合召开了座谈会。会议在回顾了中国话剧的110年历程后指出：我国的话剧事业面临新机遇，也面临新要求。一些话剧艺术工作者就聚焦现实题材创作等方面做了发言。话剧艺术家徐晓钟谈道：中国话剧110年的历程，形成了有我国历史特点的传统。他认为：当下中国话剧面临着许多重要课题，比如话剧工作者如何面对新语境下多元化文化需求的观众。“为了适应剧场‘新观众’的需要，部分戏剧的创作者和组织者着意迎合低级趣味、娱乐需求，存在着浮躁、短视、急功近利等现象。有的话剧创作缺乏生活根基，文化蕴涵缺失；有的小剧场戏剧‘快餐化’，也有某些大剧院的戏剧‘不接地气’，存在着思想不够精深、艺术不够精湛、制作不够精良的问题。”
比起一些泛泛的表态，徐晓钟的话还是比较中肯的。中国话剧面临的重要课题还可以再加上一条：如何警惕贵族化与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话剧是舶来品、洋玩意儿，自其发生便具有启蒙色彩，为了落地生根，曾自觉地借鉴传统戏剧，很快便成为一种新兴的大众文化。钱理群先生曾指出：中国话剧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摇摆于广场艺术和剧场艺术之间，而中国现代话剧正是在广场戏剧与剧场戏剧相互对立与渗透中得到发展的。110年过去，脱离现实生活，脱离最广大的人群所思所想，唯领导、专家口味的现象层出不穷，“投资是政府，领导是观众，获奖是目的，仓库是归宿”，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揭示了当下一些所谓大戏创作的实质。历史上，戏剧消费也曾经为少数精英阶层所独占，但在消费社会阶段，伴随着大众文化的成熟，话剧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承担着传播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一旦孤芳自赏，成为“圈子文化”，它的贵族化倾向渐显，也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大多数观众，最终陷入绝境。
我们不时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话：“原来主旋律话剧也可以这么好看，这么感人，这么接地气。”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主旋律并非福星高照，也非洪水猛兽。问题的出现，是我们对这类题材创作的理解不够深入，进行了貌似讨巧，实则低级化、庸俗化的呈现。 2017年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酗酒者莫非》应该是最受关注的一部戏剧作品。该剧由波兰导演陆帕根据中国作家史铁生的小说改编。五个小时的演出时长，令每个人都会在这部戏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并沉浸回味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酗酒者莫非》也是一部主旋律作品，它表现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苦恼与困惑。陆帕说：“戏剧更像一个仪式。它比心理专家更能帮助我们自我了解，也更可能改变人生。我们在看戏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新的思考问题的角度。”
这便是戏剧存在的价值。
商业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吗？
“知乎”上有一个帖子《为什么话剧票的价格这么高？》，其中写道：“作为一种大众艺术，话剧的票价怎么这么高，这样如何能大众化？而与之相比，一张电影票却要便宜得多。”
笔者大致看了一下后面的跟帖，倒是总体上为话剧的高票价做各种各样善意的说明。票价这个问题过于复杂，牵涉到不同的体制、政策、规模等问题，但做戏能赚钱，也无需隐瞒，开心麻花不是已经成为“中国话剧第一股”了吗？由《盗墓笔记》小说改编的话剧，第一部总票房近3500万。第二部仅首轮演出就狂卷2000万票房，刷新了国内话剧市场的多项票房纪录。陈佩斯的喜剧《托儿》，在全国各地连续演出达120场，票房近4000万元。一家有影响的刊物还登出了这样标题的文章：《中国话剧：资本正在到来，时代刚刚开始》。
话剧的商业化，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赞成也好，反对也罢，它都在那里。正方的观点是，可以促进话剧市场的繁荣，吸引更多观众；反方则认为，这样做无异于饮鸩止渴，话剧会因此沾染铜臭，变得肤浅。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简单地否定一个从前没有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不过，我们的确发现，当下戏剧生态中的某些问题，确与所谓的市场化有关。
在2017年的中国话剧舞台上，我们不缺乏主题先行、内容浅白之作，但深入内心、叩击灵魂、引人深思的力作却是稀缺品。本来，即便从戏剧史的角度看，这样的作品同样不可多得，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来自漫长岁月的累积。但至少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代一代的戏剧人努力的方向。
在现实中，如果说，国有剧团的天平常常向“政治正确”的一方倾斜的话，民营机构则更多是在商言商。一些团体与从业人员对剧作的选择常常是“生意眼”。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专业剧场演出的话剧场次中，60%以上为民营戏剧团体创作演出，2017年的数据尚未见到，但无疑为上升趋势。
民营戏剧团体没有政府的资助，家底儿要自己攒，一切依赖票房，于是，为卖座、赢利，或走明星路线，或走“大IP”路线，对严肃的题材敬而远之。一位制作人直言：国有院团的话剧，都“太严肃、苦大仇深。人们笑不起来。看完以后心情不舒畅”。于是，在一部号称情感喜剧的说明书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似是而非、暧昧含混的《导演的话》：“两性关系探讨了千年，到现在基本都成了隔靴搔痒的无用功。当繁育后代不再是必要的前提，两性关系似乎有了无限的可能。现代国家的崛起、自由精神的张扬、个人价值的追求，给人们享受生命之美、两性关系的愉悦提供了便利与动力。”
当剧场里充斥着迎合当下、迎合个人趣味的戏剧产品，衡量艺术的审美标准就变得混乱，许多演出，从话剧艺术的角度看毫无价值，甚至在倒退。这种因追逐利润而生的现象甚至在向一些不差钱的国有院团渗透，一些颇有成就的导演迷恋于所谓的民族化、眼花缭乱的大制作、载歌载舞，以吸引观众的眼球，这已经失去了话剧应有的性质。审美上与当代世界戏剧的差距在拉大。戏剧学者丁罗男指出：“繁荣的戏剧舞台，离不开黄钟大吕般的大制作，也缺不了短小精干的舞台表达。”在他看来，当下话剧市场之“火”，明显偏重于商业类戏剧而非小剧场创作。“2017年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于9月在北京举办，21部参演作品中，话剧有12部，戏曲有9部。但是，数据显示，这几年，小剧场话剧的演出场次、票房收入都在持续下降。
2017年11月1日，彼得·布鲁克的最新作品《战场》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开演。30年前，彼得·布鲁克排演了9小时的剧场史诗《摩诃婆罗多》，轰动世界剧坛。而《战场》则是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进行重新创作，全长只有70分钟。联合导演玛丽·赫莲娜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彼得希望人们去聆听某种宁静、寂静。这种宁静、寂静并不是那种强加于人的，而是大家一起分享的一种寂静。当叙事足够强的时候，人们就可以做到静下心来去聆听这样的一种寂静。”正因为如此，《战场》的风格简洁、干净，展现了一位戏剧大家返璞归真的追求。遗憾的是，中国戏剧界并不买账。一些业内人士在微信朋友圈表示“太简单了”“大师也不过如此”等等。在话剧舞台日益综艺化、娱乐化的当下，他们忘了，一点都不酷炫华丽恰恰是话剧艺术的本原。
相比中国电影，话剧从策划创作到宣发营销，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在大众传媒发达的时代，对剧目进行广泛宣传，扩大影响，吸引观众，天经地义。但如今的话剧要靠过度包装与宣传才能收到一定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悲哀。网上不负责任的叫卖，最终为高票价找到合理的理由，许多戏动辄上千元的票价，令许多真正热爱话剧的觀众因为买不起票无法走进剧场。长此以往的恶性循环、竭泽而渔，话剧的市场永远不能真正地红火起来。
“话剧热”背后隐藏着的这些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理顺，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曾表示：话剧正处于“新时期戏剧”以后又一个繁荣时期，参与戏剧创作的力量更为多元，演出的场次和观众人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票房业绩更是以前难以想象的。“话剧在‘走’市场的最初过程中，可以用娱乐性的作品去探寻发展之路。但是，一定要避免泛娱乐化的现象。”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也指出：“放眼全球，我们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戏剧这个行业的定位应是非营利的，就中国话剧市场现状来看，离这一步还很遥远。”希望这样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
观看之道 2016年，英国学者尼尔·麦克格雷格的《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一书引进中国出版。从这部有趣的書中可以了解到，伊丽莎白时代，公共戏剧是一种全新的商业娱乐形式，观众来到剧场看戏，往往带着各种水果、点心，甚至酒精饮料，这与现代剧场的秩序完全不同。今天，中国的话剧观众都是有着体面职业收入和高雅情趣的人，彬彬有礼的他们不会在剧场中做任何不得体的举动。但是，关于话剧，一份说明书是不够的。
2017年北京人艺的一些剧目引发了购票长龙，据报道，2017年6月话剧《茶馆》开票时，有观众凌晨3时许就排队买票，开票仅6个小时，《茶馆》的12场演出票就全部售罄，680元的最高票价一度被炒到了3000元。此种火爆现象还吸引了一些外媒的注意，视为中国“文化消费环境大有改善”的佐证。此外，乌镇戏剧节的一票难求，二、三线城市出现话剧热等，都是一些为戏剧界津津乐道的新闻。
但是，必须指出，与话剧观众的增加相比，“审美准备”却不容乐观。许多年轻观众进剧场，不过是尝尝鲜，是一种缺乏持续性的行为。一些人或许只是为了发个朋友圈，获得点赞。话剧票务市场在逐渐地向二、三线城市下沉，以此寻求新的增长点。这不能说是坏事，但话剧的审美，最终是不可能像某些商业电影那样，靠讨好“小镇青年”来完成的。
演后交流是很多剧团、剧场喜欢的一个做法，但有质量的交流委实有限，虽然很难判断积极参与、勇于提问的观众是否代表话剧观众的主流，但比起国外同类场合，眼下话剧观众的戏剧常识以及对戏剧的理解的确不容乐观。有业内人士表示：我们不能只“适应”，只“服从”，更不能无原则地一味“迁就”，甚至对非健康、非审美的创作倾向不做辨析、批评，一味听之任之。
2017年，学者易中天首次担任编剧的话剧《模范监狱》在京沪两地演出，吸引了不少观众。戏的选材、立意都令戏剧界耳目一新，但平心而论，编剧技术上的问题很多。导演或许“慑于”名人的威力，舞台呈现循规蹈矩，缺乏新意。凡此种种，一般观众很难辨别判断，除了新闻媒体一味地叫好，似乎也没有戏剧界的专业人士对此客观地加以评析。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铸剑》的演出。第七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闭幕大戏《铸剑》先后在上海、哈尔滨、北京上演。该剧改编自鲁迅的同名小说，特邀波兰导演格热戈日·亚日那与中国演员合作，著名演员史可在剧中饰演母亲莫邪，饰演国王的是波兰表演艺术家莱赫·洛托茨基。《铸剑》表达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经典著作的理解。演出后，观众分歧很大。有人认为创作者误读了鲁迅的作品，看不懂；有人认为“外来的和尚”被高估了。本来这是个可以进行很好的学术探讨的案例，但无论是演后谈环节，还是后来的媒体报道，均未见到严谨、客观的评价与对观众的有效引导。
话剧110年，媒体上照例又热闹了一阵，但也只是热闹了一阵而已，缺少反思，无关忧患。比之于人，110岁是罕见的高寿，但对一种艺术样式来说，却很年轻。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戏剧传统，我们不必为中国话剧比古希腊戏剧迟到了两千年、比莎士比亚小了四百年而妄自菲薄。当我们跋涉于这条艰苦而神圣的戏剧之途、一页一页书写着我们自己历史的时候，却应落笔庄严，爱惜名誉与光荣，否则，到了120年、130年，我们又将拿什么作为华诞之礼呢？
（张晓欧：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原旭春
数据显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共推出50台剧目，其中包括17台新创剧目，11台原创剧目以及33台复排剧目。全年演出共计794场，全年观众达29万人次左右。其中上海市内演出602场，包括进社区演出45场、进学校演出85场，进楼宇和商圈演出23场，下基层演出53场，近4.8万社区、学生、白领观众受益。国内巡演165场，境外巡演27场。
北京话剧演出稳定增长，全年演出4915场，同比增长7.8%。其中儿童剧市场火热，科普剧、历史剧等创新形式与寓教于乐相结合，受到亲子家庭欢迎，全年共演出了3848场。
这一年，各类话剧活动红红火火，“纪念中国话剧110周年演出季”“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展演”“全国话剧优秀新剧目展演季”“第三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活动”等竞相登场，但是优秀剧本的缺失、戏剧票价过高等老问题仍未有转变的迹象。
从新剧目来看，主旋律题材话剧创作一枝独秀，但手法陈旧、主题先行的老毛病依旧存在，缺少突破，亟待总结与反思。
中国话剧是110年前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萌生的，草创之初，缺少剧本、导演、演员、观众。如今，这“四缺”的问题基本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及艺术表现形式的多元化，新的矛盾又浮现出来，等待着更多的戏剧人去开掘、去破解。
是贵族艺术还是大众艺术？
主旋律题材话剧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现象，以往有过不少探讨。一般来说，这类作品体現了一个时代的主流精神，在提振人心、凝聚共识、表达正能量方面有其特殊的作用，也更能够得到政府的重视与褒扬，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影响甚大。
2017年，主旋律题材话剧仍然是各个国有院团原创的重点，国家话剧院的开年大戏《人民的名义》是一部现实主义反腐大戏，由周梅森编剧，王晓鹰导演。据介绍，该剧艺术地再现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反腐斗争的惊心动魄，为观众呈现出一场反腐高压下信念与权欲的博弈。国家话剧院的《谷文昌》是文化部庆祝十九大召开重点创作的剧目。全剧讲述了谷文昌在担任福建省东山县委书记期间，对党忠诚，心系百姓，让“荒岛”变为“宝岛”的事迹。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大型话剧《国际歌》聚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上海，全剧通过对具有坚定革命信仰的夏若冰的形象塑造，表现了一批有志青年怀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背负中华民族的希望，发动并依靠工人阶级，践行《国际歌》的题旨与要义，在危难中不畏惧、不退缩、不逃避，坚定勇敢地寻求着中国未来之道路。天津人艺推出的大型原创航天题材话剧《九天揽月》，是向建军90周年献礼之作。讲述了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火箭博士郑华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放弃了美国丰厚的待遇，投身于中国导弹研究事业的故事。武汉人艺的大型原创话剧《王荷波》截取了党的纪检工作奠基人王荷波革命生涯中的几个片段，再现了他从一名普通钳工历练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生命历程。辽宁人艺的大戏《开炉》演绎了东北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期，英雄的奉天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除奸、抵抗活动。宁夏演艺集团话剧院的《闽宁镇移民之歌》展现了宁夏生态移民搬迁历史工程，讲述了在移民搬迁的过程中移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表达了移民群众对中央及地方党委、政府实施生态移民这项民生工程的感恩之情。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话剧团创作排演的叙述体话剧《从湘江到遵义》展现了湘江战役后，红军将士面临多路强敌围追堵截、内部思想不统一等困境，在迷惘、焦灼、痛苦中凭借坚定信念艰难探索，最终迎来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召开。
这些主旋律题材话剧投入巨大，不乏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加盟，获得了包括国家艺术基金在内的各类资助与嘉奖，媒体也提供了相当大的篇幅进行报道，但似乎并未得到相应的观众认可与市场肯定。原因还是老问题：观念陈旧、缺乏新意、主题简单、掺水严重。一些主旋律题材话剧的“速朽”，不仅是公共资源巨大的浪费，还对戏剧生态造成破坏，并且潜在地带来了话剧创作新的危机。
为纪念话剧诞生110周年，文化部、中国文联联合召开了座谈会。会议在回顾了中国话剧的110年历程后指出：我国的话剧事业面临新机遇，也面临新要求。一些话剧艺术工作者就聚焦现实题材创作等方面做了发言。话剧艺术家徐晓钟谈道：中国话剧110年的历程，形成了有我国历史特点的传统。他认为：当下中国话剧面临着许多重要课题，比如话剧工作者如何面对新语境下多元化文化需求的观众。“为了适应剧场‘新观众’的需要，部分戏剧的创作者和组织者着意迎合低级趣味、娱乐需求，存在着浮躁、短视、急功近利等现象。有的话剧创作缺乏生活根基，文化蕴涵缺失；有的小剧场戏剧‘快餐化’，也有某些大剧院的戏剧‘不接地气’，存在着思想不够精深、艺术不够精湛、制作不够精良的问题。”
比起一些泛泛的表态，徐晓钟的话还是比较中肯的。中国话剧面临的重要课题还可以再加上一条：如何警惕贵族化与狭隘的功利主义倾向。话剧是舶来品、洋玩意儿，自其发生便具有启蒙色彩，为了落地生根，曾自觉地借鉴传统戏剧，很快便成为一种新兴的大众文化。钱理群先生曾指出：中国话剧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摇摆于广场艺术和剧场艺术之间，而中国现代话剧正是在广场戏剧与剧场戏剧相互对立与渗透中得到发展的。110年过去，脱离现实生活，脱离最广大的人群所思所想，唯领导、专家口味的现象层出不穷，“投资是政府，领导是观众，获奖是目的，仓库是归宿”，这个顺口溜形象地揭示了当下一些所谓大戏创作的实质。历史上，戏剧消费也曾经为少数精英阶层所独占，但在消费社会阶段，伴随着大众文化的成熟，话剧进入了寻常百姓家，作为一种精神产品，承担着传播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一旦孤芳自赏，成为“圈子文化”，它的贵族化倾向渐显，也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大多数观众，最终陷入绝境。
我们不时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话：“原来主旋律话剧也可以这么好看，这么感人，这么接地气。”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主旋律并非福星高照，也非洪水猛兽。问题的出现，是我们对这类题材创作的理解不够深入，进行了貌似讨巧，实则低级化、庸俗化的呈现。 2017年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酗酒者莫非》应该是最受关注的一部戏剧作品。该剧由波兰导演陆帕根据中国作家史铁生的小说改编。五个小时的演出时长，令每个人都会在这部戏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并沉浸回味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酗酒者莫非》也是一部主旋律作品，它表现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苦恼与困惑。陆帕说：“戏剧更像一个仪式。它比心理专家更能帮助我们自我了解，也更可能改变人生。我们在看戏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新的思考问题的角度。”
这便是戏剧存在的价值。
商业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吗？
“知乎”上有一个帖子《为什么话剧票的价格这么高？》，其中写道：“作为一种大众艺术，话剧的票价怎么这么高，这样如何能大众化？而与之相比，一张电影票却要便宜得多。”
笔者大致看了一下后面的跟帖，倒是总体上为话剧的高票价做各种各样善意的说明。票价这个问题过于复杂，牵涉到不同的体制、政策、规模等问题，但做戏能赚钱，也无需隐瞒，开心麻花不是已经成为“中国话剧第一股”了吗？由《盗墓笔记》小说改编的话剧，第一部总票房近3500万。第二部仅首轮演出就狂卷2000万票房，刷新了国内话剧市场的多项票房纪录。陈佩斯的喜剧《托儿》，在全国各地连续演出达120场，票房近4000万元。一家有影响的刊物还登出了这样标题的文章：《中国话剧：资本正在到来，时代刚刚开始》。
话剧的商业化，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赞成也好，反对也罢，它都在那里。正方的观点是，可以促进话剧市场的繁荣，吸引更多观众；反方则认为，这样做无异于饮鸩止渴，话剧会因此沾染铜臭，变得肤浅。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简单地否定一个从前没有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不过，我们的确发现，当下戏剧生态中的某些问题，确与所谓的市场化有关。
在2017年的中国话剧舞台上，我们不缺乏主题先行、内容浅白之作，但深入内心、叩击灵魂、引人深思的力作却是稀缺品。本来，即便从戏剧史的角度看，这样的作品同样不可多得，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来自漫长岁月的累积。但至少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代一代的戏剧人努力的方向。
在现实中，如果说，国有剧团的天平常常向“政治正确”的一方倾斜的话，民营机构则更多是在商言商。一些团体与从业人员对剧作的选择常常是“生意眼”。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专业剧场演出的话剧场次中，60%以上为民营戏剧团体创作演出，2017年的数据尚未见到，但无疑为上升趋势。
民营戏剧团体没有政府的资助，家底儿要自己攒，一切依赖票房，于是，为卖座、赢利，或走明星路线，或走“大IP”路线，对严肃的题材敬而远之。一位制作人直言：国有院团的话剧，都“太严肃、苦大仇深。人们笑不起来。看完以后心情不舒畅”。于是，在一部号称情感喜剧的说明书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似是而非、暧昧含混的《导演的话》：“两性关系探讨了千年，到现在基本都成了隔靴搔痒的无用功。当繁育后代不再是必要的前提，两性关系似乎有了无限的可能。现代国家的崛起、自由精神的张扬、个人价值的追求，给人们享受生命之美、两性关系的愉悦提供了便利与动力。”
当剧场里充斥着迎合当下、迎合个人趣味的戏剧产品，衡量艺术的审美标准就变得混乱，许多演出，从话剧艺术的角度看毫无价值，甚至在倒退。这种因追逐利润而生的现象甚至在向一些不差钱的国有院团渗透，一些颇有成就的导演迷恋于所谓的民族化、眼花缭乱的大制作、载歌载舞，以吸引观众的眼球，这已经失去了话剧应有的性质。审美上与当代世界戏剧的差距在拉大。戏剧学者丁罗男指出：“繁荣的戏剧舞台，离不开黄钟大吕般的大制作，也缺不了短小精干的舞台表达。”在他看来，当下话剧市场之“火”，明显偏重于商业类戏剧而非小剧场创作。“2017年全国小剧场戏剧优秀剧目展演”于9月在北京举办，21部参演作品中，话剧有12部，戏曲有9部。但是，数据显示，这几年，小剧场话剧的演出场次、票房收入都在持续下降。
2017年11月1日，彼得·布鲁克的最新作品《战场》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开演。30年前，彼得·布鲁克排演了9小时的剧场史诗《摩诃婆罗多》，轰动世界剧坛。而《战场》则是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进行重新创作，全长只有70分钟。联合导演玛丽·赫莲娜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彼得希望人们去聆听某种宁静、寂静。这种宁静、寂静并不是那种强加于人的，而是大家一起分享的一种寂静。当叙事足够强的时候，人们就可以做到静下心来去聆听这样的一种寂静。”正因为如此，《战场》的风格简洁、干净，展现了一位戏剧大家返璞归真的追求。遗憾的是，中国戏剧界并不买账。一些业内人士在微信朋友圈表示“太简单了”“大师也不过如此”等等。在话剧舞台日益综艺化、娱乐化的当下，他们忘了，一点都不酷炫华丽恰恰是话剧艺术的本原。
相比中国电影，话剧从策划创作到宣发营销，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在大众传媒发达的时代，对剧目进行广泛宣传，扩大影响，吸引观众，天经地义。但如今的话剧要靠过度包装与宣传才能收到一定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悲哀。网上不负责任的叫卖，最终为高票价找到合理的理由，许多戏动辄上千元的票价，令许多真正热爱话剧的觀众因为买不起票无法走进剧场。长此以往的恶性循环、竭泽而渔，话剧的市场永远不能真正地红火起来。
“话剧热”背后隐藏着的这些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理顺，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曾表示：话剧正处于“新时期戏剧”以后又一个繁荣时期，参与戏剧创作的力量更为多元，演出的场次和观众人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票房业绩更是以前难以想象的。“话剧在‘走’市场的最初过程中，可以用娱乐性的作品去探寻发展之路。但是，一定要避免泛娱乐化的现象。”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也指出：“放眼全球，我们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戏剧这个行业的定位应是非营利的，就中国话剧市场现状来看，离这一步还很遥远。”希望这样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
观看之道 2016年，英国学者尼尔·麦克格雷格的《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一书引进中国出版。从这部有趣的書中可以了解到，伊丽莎白时代，公共戏剧是一种全新的商业娱乐形式，观众来到剧场看戏，往往带着各种水果、点心，甚至酒精饮料，这与现代剧场的秩序完全不同。今天，中国的话剧观众都是有着体面职业收入和高雅情趣的人，彬彬有礼的他们不会在剧场中做任何不得体的举动。但是，关于话剧，一份说明书是不够的。
2017年北京人艺的一些剧目引发了购票长龙，据报道，2017年6月话剧《茶馆》开票时，有观众凌晨3时许就排队买票，开票仅6个小时，《茶馆》的12场演出票就全部售罄，680元的最高票价一度被炒到了3000元。此种火爆现象还吸引了一些外媒的注意，视为中国“文化消费环境大有改善”的佐证。此外，乌镇戏剧节的一票难求，二、三线城市出现话剧热等，都是一些为戏剧界津津乐道的新闻。
但是，必须指出，与话剧观众的增加相比，“审美准备”却不容乐观。许多年轻观众进剧场，不过是尝尝鲜，是一种缺乏持续性的行为。一些人或许只是为了发个朋友圈，获得点赞。话剧票务市场在逐渐地向二、三线城市下沉，以此寻求新的增长点。这不能说是坏事，但话剧的审美，最终是不可能像某些商业电影那样，靠讨好“小镇青年”来完成的。
演后交流是很多剧团、剧场喜欢的一个做法，但有质量的交流委实有限，虽然很难判断积极参与、勇于提问的观众是否代表话剧观众的主流，但比起国外同类场合，眼下话剧观众的戏剧常识以及对戏剧的理解的确不容乐观。有业内人士表示：我们不能只“适应”，只“服从”，更不能无原则地一味“迁就”，甚至对非健康、非审美的创作倾向不做辨析、批评，一味听之任之。
2017年，学者易中天首次担任编剧的话剧《模范监狱》在京沪两地演出，吸引了不少观众。戏的选材、立意都令戏剧界耳目一新，但平心而论，编剧技术上的问题很多。导演或许“慑于”名人的威力，舞台呈现循规蹈矩，缺乏新意。凡此种种，一般观众很难辨别判断，除了新闻媒体一味地叫好，似乎也没有戏剧界的专业人士对此客观地加以评析。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铸剑》的演出。第七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闭幕大戏《铸剑》先后在上海、哈尔滨、北京上演。该剧改编自鲁迅的同名小说，特邀波兰导演格热戈日·亚日那与中国演员合作，著名演员史可在剧中饰演母亲莫邪，饰演国王的是波兰表演艺术家莱赫·洛托茨基。《铸剑》表达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经典著作的理解。演出后，观众分歧很大。有人认为创作者误读了鲁迅的作品，看不懂；有人认为“外来的和尚”被高估了。本来这是个可以进行很好的学术探讨的案例，但无论是演后谈环节，还是后来的媒体报道，均未见到严谨、客观的评价与对观众的有效引导。
话剧110年，媒体上照例又热闹了一阵，但也只是热闹了一阵而已，缺少反思，无关忧患。比之于人，110岁是罕见的高寿，但对一种艺术样式来说，却很年轻。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戏剧传统，我们不必为中国话剧比古希腊戏剧迟到了两千年、比莎士比亚小了四百年而妄自菲薄。当我们跋涉于这条艰苦而神圣的戏剧之途、一页一页书写着我们自己历史的时候，却应落笔庄严，爱惜名誉与光荣，否则，到了120年、130年，我们又将拿什么作为华诞之礼呢？
（张晓欧：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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