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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方希望是“两权”分离的，不是十足意义上的家族企业，但在中国经济界，许多人还是将刘永行看做是家族企业的领袖人物。因为他和他的兄弟们共同创造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奇迹，而且他本人有较为成熟的家族企业理论。
不久前，有人将刘永行和刘永好兄弟二人做了一次比较。根据双方的经营思路和行为方式，将他们两人的差异总结为四个方面：
其一，刘永行强调专业化发展，主要做饲料，别的行业很少进入；而刘永好则比较注重多元化发展，除了做饲料，还做房地产、金融、制药、外贸、印刷、化工等许多产业；
其二，刘永行很长一段时期内只做产业经营，不参与资本经营，他在银行贷款都很少，甚至自己经常有几个亿的现金存在银行账上闲着。当然自2000年开始，刘永行也渐渐进入了资本运营的领域。而刘永好分家后很快就进入资本运营，并且做得很出色；
其三，刘永好分家将新希望上市，由家族企业变成公众公司，而刘永行则对上市兴趣不大；
其四，刘永好边做企业边参与政治活动，在全国政协、全国工商联等组织都有重要职务，而刘永行只做企业，不参与政治和政治活动。
多年来，刘永行一直较推崇家族式企业，他认为家族式企业是效率最高的企业模式。
《商务周刊》：去年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好像还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同时由于环境原因也出现了一些规模缩小的现象。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刘永行：2001年以来，民营企业的地位确实提高了不少，但这种提高还太慢了。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效率很高，可是国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还太少。比如说大型工程，总是先要发包给国营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然后再层层分包，分包到最后实际进行工程的，都还是一些私营老板。但是每一层转包分包的企业都要剥一层皮，到了私营企业拿到工程时，他想不偷工减料都不行，否则就要赔钱。相对于国企，民营企业的效率要高，所以只要放开民企的进入领域，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提高。又比如说电力行业，中国的煤价全世界最低，人力也便宜，但电价却非常之高，这还是由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如果电力行业开放，我们东方希望也想进入。
据我了解，从2001年以来，民营企业的投资有下降趋势。这其中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税费负担过重，原来有些已经做大的民营企业现在又在变小，由实业公司变成了个体户。因为个体户是包税制的，而实业公司的账目清楚，因此税负就重。除了高科技以外，现在实业方面各行业盈利困难，大量中小企业从实业转向了投资，变成了买房族、炒股族。因此政策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减税，把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改善一下。
《商务周刊》：去年以来，一批家族式企业纷纷上市，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刘永行：一个公司，原来操作的资产不过一亿或几亿，一上市就筹资10个亿、甚至十几个亿，这样的上市对公司有好处吗？对于一个公司来讲，上市可能会使其发展出现了一个断裂带，这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股民的钱虽然名义上甚至不用付息，但是他们的钱投进来，是希望你给他们带来比银行利率更高的收益率。企业家应该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民营企业的信誉是靠自己做出来的，我们赔了钱不会有国家给你来债转股，甚至危机关头的大额贷款你也不能指望。虽然现在上市钱好拿，但是作为民营企业家，我们要冷静。所以我将来上市的话，首先是所用资金的项目一定要清楚，其次我并不希望股价创造什么高位奇迹。我希望投资我企业的人都能长久地赚钱。这个基础只能是做好实业。
《商务周刊》：您曾说过，家族企业永远不会消失，您的理由是什么？
刘永行：家族式的企业是企业发展很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经营者对企业资产是高度负责的，他是不会乱花的，所以说家族式的企业永远不会消亡。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就有40%是由家族式所有或经营。中国现在这几年出现贬低家族企业的趋向，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家族企业并不是一种落后的形式，它是企业发展的最为普遍最为有效的方式。但它和任何企业一样有它的弱点。尽管它高效率、对企业高度负责任、决策迅速，但它的弊端第一是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低，不能有效地分散风险；第二是公司的规模做大了以后，难以保证最优秀的人才在最高位置上。如果不能找到最优秀的人才在最高位置上，那么企业的发展规模就要受到限制。这就是家族企业的弱点。
《商务周刊》：中国家族企业的高效率来自何处？
刘永行：家族企业的效益是非常高的。他没有明确的会计、出纳、厂长、经理，甚至没有明确的保管，什么事都是一家人兼起来的，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事。社会法制不健全，法制观念淡薄，信用水平不高，这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企业的管理成本。以饲料企业为例，这对中小型企业影响最大。需要150人的饲料工厂，中国的国有企业大概要200-300人左右，我们希望集团大概要100人左右。而我在美国看到，同等规模的饲料工厂只要7个人。很多人认为这与人家的机械化水平有关，这是完全错的。以饲料工厂来说，中国的饲料企业机械化的程度是高于美国的。因为在美国的饲料行业，像这种规模的小厂，基本上属于要淘汰的工厂，一般是六七十年代建的，自动化程度很低；都是机械化控制的。而我国的中小型饲料厂几乎所有都是新建的、自动化的。
那么差别在哪里呢？我们所有的工厂都有一个大围墙.保安、收货员、发货员、化验室、地磅房，而美国工厂都没有。在国外，比如在美国，这些统统都不要，这些都是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小型的生产资料没人偷，所以不需要门卫、保安；就是偷了也卖不掉，也就是说员工也不会偷；他的交易是建立在合同基础上，企业关系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所以他进货时对方就按规定给你送来，送来之后，工厂都有地磅房，厂长就在计算机控制室里，不见面就把货称了，然后拉到地坑里面把货下掉了，这都是计算机完成的。从技术角度说，我们也能完成，但在我们这里却决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可能会有假货。国内的法制和信用程度，严重地制约了我们的生产力，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在我们100多人的工厂里，仔细分析，有一半人是不需要的，对剩下的一半人再分析，才是我们的能力问题、文化程度和机械化水平问题，至少一大部分人是不需要的。
《商务周刊》：如果将上市公司和家族类企业结合会很好吗？
刘永行：上市公司有规模、便于聚集人才。这是他的优点，但他的管理环节也很多，这也是国际上大型的上市公司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温州的个体户资金效率是最高的，全世界所有的企业都比不上他们。国际上大型企业净资本回报率达到10%就是高的，20%就高得不得了，30%就可能是最优秀的企业了。但个体户资金的回报率是百分之百的，所以说创立个体户是最好的形式。但它做大起来需要很长时间。可是上市公司一下子就可以把几十亿资金集中起来，他的资金回报率也许只有5%、10%，但它的总量大。所以说各有各的好处，不能完全从效率观念说家族企业非常好，从规模观念说上市公司好，这只是社会企业界的分工，只有把家族企业的效率和上市公司的规模组合起来，社会体制才会完善。
《商务周刊》：您一直说，要把东方希望作成百年老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刘永行：家族企业也能做大做久，关键取决于是不是有最优秀的人在企业的最高层，在与GE公司CEO对话之后，我对企业文化有了新理解，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创始人或最高负责人的世界观和处事风格，作为一种行为准则，灌输到员工中去，在员工中达成一种共识，并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从而成为企业员工自觉的行为规范。正是这样的“希望文化”维系了希望集团19年的发展，并将在今后一直影响下去。
不久前，有人将刘永行和刘永好兄弟二人做了一次比较。根据双方的经营思路和行为方式，将他们两人的差异总结为四个方面：
其一，刘永行强调专业化发展，主要做饲料，别的行业很少进入；而刘永好则比较注重多元化发展，除了做饲料，还做房地产、金融、制药、外贸、印刷、化工等许多产业；
其二，刘永行很长一段时期内只做产业经营，不参与资本经营，他在银行贷款都很少，甚至自己经常有几个亿的现金存在银行账上闲着。当然自2000年开始，刘永行也渐渐进入了资本运营的领域。而刘永好分家后很快就进入资本运营，并且做得很出色；
其三，刘永好分家将新希望上市，由家族企业变成公众公司，而刘永行则对上市兴趣不大；
其四，刘永好边做企业边参与政治活动，在全国政协、全国工商联等组织都有重要职务，而刘永行只做企业，不参与政治和政治活动。
多年来，刘永行一直较推崇家族式企业，他认为家族式企业是效率最高的企业模式。
《商务周刊》：去年以来，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但好像还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同时由于环境原因也出现了一些规模缩小的现象。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刘永行：2001年以来，民营企业的地位确实提高了不少，但这种提高还太慢了。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效率很高，可是国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领域还太少。比如说大型工程，总是先要发包给国营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然后再层层分包，分包到最后实际进行工程的，都还是一些私营老板。但是每一层转包分包的企业都要剥一层皮，到了私营企业拿到工程时，他想不偷工减料都不行，否则就要赔钱。相对于国企，民营企业的效率要高，所以只要放开民企的进入领域，整个社会的效率就会提高。又比如说电力行业，中国的煤价全世界最低，人力也便宜，但电价却非常之高，这还是由于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如果电力行业开放，我们东方希望也想进入。
据我了解，从2001年以来，民营企业的投资有下降趋势。这其中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税费负担过重，原来有些已经做大的民营企业现在又在变小，由实业公司变成了个体户。因为个体户是包税制的，而实业公司的账目清楚，因此税负就重。除了高科技以外，现在实业方面各行业盈利困难，大量中小企业从实业转向了投资，变成了买房族、炒股族。因此政策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减税，把民营企业的投资环境改善一下。
《商务周刊》：去年以来，一批家族式企业纷纷上市，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刘永行：一个公司，原来操作的资产不过一亿或几亿，一上市就筹资10个亿、甚至十几个亿，这样的上市对公司有好处吗？对于一个公司来讲，上市可能会使其发展出现了一个断裂带，这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股民的钱虽然名义上甚至不用付息，但是他们的钱投进来，是希望你给他们带来比银行利率更高的收益率。企业家应该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民营企业的信誉是靠自己做出来的，我们赔了钱不会有国家给你来债转股，甚至危机关头的大额贷款你也不能指望。虽然现在上市钱好拿，但是作为民营企业家，我们要冷静。所以我将来上市的话，首先是所用资金的项目一定要清楚，其次我并不希望股价创造什么高位奇迹。我希望投资我企业的人都能长久地赚钱。这个基础只能是做好实业。
《商务周刊》：您曾说过，家族企业永远不会消失，您的理由是什么？
刘永行：家族式的企业是企业发展很有效的一种方式。因为经营者对企业资产是高度负责的，他是不会乱花的，所以说家族式的企业永远不会消亡。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就有40%是由家族式所有或经营。中国现在这几年出现贬低家族企业的趋向，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家族企业并不是一种落后的形式，它是企业发展的最为普遍最为有效的方式。但它和任何企业一样有它的弱点。尽管它高效率、对企业高度负责任、决策迅速，但它的弊端第一是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低，不能有效地分散风险；第二是公司的规模做大了以后，难以保证最优秀的人才在最高位置上。如果不能找到最优秀的人才在最高位置上，那么企业的发展规模就要受到限制。这就是家族企业的弱点。
《商务周刊》：中国家族企业的高效率来自何处？
刘永行：家族企业的效益是非常高的。他没有明确的会计、出纳、厂长、经理，甚至没有明确的保管，什么事都是一家人兼起来的，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事。社会法制不健全，法制观念淡薄，信用水平不高，这极大地增加了中国企业的管理成本。以饲料企业为例，这对中小型企业影响最大。需要150人的饲料工厂，中国的国有企业大概要200-300人左右，我们希望集团大概要100人左右。而我在美国看到，同等规模的饲料工厂只要7个人。很多人认为这与人家的机械化水平有关，这是完全错的。以饲料工厂来说，中国的饲料企业机械化的程度是高于美国的。因为在美国的饲料行业，像这种规模的小厂，基本上属于要淘汰的工厂，一般是六七十年代建的，自动化程度很低；都是机械化控制的。而我国的中小型饲料厂几乎所有都是新建的、自动化的。
那么差别在哪里呢？我们所有的工厂都有一个大围墙.保安、收货员、发货员、化验室、地磅房，而美国工厂都没有。在国外，比如在美国，这些统统都不要，这些都是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小型的生产资料没人偷，所以不需要门卫、保安；就是偷了也卖不掉，也就是说员工也不会偷；他的交易是建立在合同基础上，企业关系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所以他进货时对方就按规定给你送来，送来之后，工厂都有地磅房，厂长就在计算机控制室里，不见面就把货称了，然后拉到地坑里面把货下掉了，这都是计算机完成的。从技术角度说，我们也能完成，但在我们这里却决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呢？可能会有假货。国内的法制和信用程度，严重地制约了我们的生产力，付出了高昂的成本。在我们100多人的工厂里，仔细分析，有一半人是不需要的，对剩下的一半人再分析，才是我们的能力问题、文化程度和机械化水平问题，至少一大部分人是不需要的。
《商务周刊》：如果将上市公司和家族类企业结合会很好吗？
刘永行：上市公司有规模、便于聚集人才。这是他的优点，但他的管理环节也很多，这也是国际上大型的上市公司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温州的个体户资金效率是最高的，全世界所有的企业都比不上他们。国际上大型企业净资本回报率达到10%就是高的，20%就高得不得了，30%就可能是最优秀的企业了。但个体户资金的回报率是百分之百的，所以说创立个体户是最好的形式。但它做大起来需要很长时间。可是上市公司一下子就可以把几十亿资金集中起来，他的资金回报率也许只有5%、10%，但它的总量大。所以说各有各的好处，不能完全从效率观念说家族企业非常好，从规模观念说上市公司好，这只是社会企业界的分工，只有把家族企业的效率和上市公司的规模组合起来，社会体制才会完善。
《商务周刊》：您一直说，要把东方希望作成百年老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刘永行：家族企业也能做大做久，关键取决于是不是有最优秀的人在企业的最高层，在与GE公司CEO对话之后，我对企业文化有了新理解，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创始人或最高负责人的世界观和处事风格，作为一种行为准则，灌输到员工中去，在员工中达成一种共识，并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从而成为企业员工自觉的行为规范。正是这样的“希望文化”维系了希望集团19年的发展，并将在今后一直影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