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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司取名零点,是因为袁岳希望公司的调查不偏不倚,呈现中立。袁岳说:“在中国这个社会,做到中立就是最高价值”
7月19日, 星期六,上午9点,空气中有一丝清凉,新恒基大厦11楼几间开了窗的办公室在阳光斜照下显得明亮。零点公司的一些员工正在加班。一位穿短袖衬衣、短裤、凉鞋的高个子员工正跨过走廊,朗声向人问话。这个叫袁岳的人是零点最高的人,1.78米——并且,他就是董事长。
事实上,正是这个英文名字叫VICTOR(胜利者)的37岁男人,10年前一手创办了零点调查公司。今天的零点已覆盖全国80%地级以上城市的调研网络,还是国际调查业务联合网络(INRA)的中国区域合作者,“合作伙伴”有45个国家与地区的国际调查机构。而袁岳本人更是一些重要的国际论坛上的中国社会问题权威报告者。
零点登场 不偏不倚
零点在刚登场时就“出名”了,那是1993年,26岁的袁岳和5个朋友一同创办了零点调查公司,国内外媒体的记者很快就纷纷报道了这个“之前在中国少见的公司”。比如英国《金融时报》,它用大幅报道零点,以说明东方的中国真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出现了研究市场需求的调查公司。
但显然,袁岳所希望的是零点的“声誉”,而不是过耳的“名气”。他给零点确立的第一个3年目标是:可以不赚钱,但一定要打出“零点”这个品牌。刚开业没多久,袁岳开始了第一桩后来被证明是“开门红”的“生意”:和有关政府部门合力,进行中国最大私营企业的状况调查。因为站在帮政府做事的角度,在当时民间调查不能发布的情况下,他们的调查结果得以发布,零点果然凭此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和客户。另一个“后遗”成果是,当时一些不那么大的私营企业,像“新希望”等,现在“长大”了,一直是他们的忠实客户。
1994年,零点凭一个《进城民工的社会经济权利调查》课题获得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成为了中国大陆第一家获得该基金会资助资格的独立的赢利性研究机构。此后一长段时间里,零点的社会调查大部分都是以政府出“名”,他们出力,国际机构出钱的模式进行。接下来,《中国188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投资环境研究》在北京、香港、东京三地同时对外发布、《中国6市居民对通货膨胀心理承受能力研究》、《流动人口的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研究》等也相继发布。
“可以说,这10年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问题都在我们关注范围内。”袁岳笑着说,“理解中国市场,就先要理解中国社会。在中国,文化、政策的刺激因素是很强的,如果不研究这些,很难把握市场关键”。
“还有一点很重要,你抓住社会的脉搏,社会就会对你做的事情感兴趣,有所回报。”有人说这是袁岳的一大“法宝”。而在选择这些“大家伙”项目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历帮上了袁岳的忙,判断中国政治生态环境和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变得相对容易。当然,有时也会出现钉子,“零点也曾做出数据最后没能对外公布。”袁岳说。
袁岳“押宝”的结果是,在声誉日隆的同时,“我们第2年就开始有赢利了。”零点在做社会调查的同时也做商业调查,发现并掌握了很多资源优势,比如连续5年对私营企业的调查和对外资企业的调查,就让他们做商业调查时对这些方面的情况“门儿清”。
到1997年,“我们100%的业务都是‘找上门’的”,这一点很让袁岳骄傲。现在,零点的客户名单上有包括世界银行、摩托罗拉、三菱、联合利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家科委、联想电脑等长长一串名字。
有报道说,目前零点不定期地向北京市政府反映一些调查分析结果并提出建议,成为了北京市政府的“顾问”之一。 零点对北京市各个县区进行外商投资环境调查的结果还被纳入了区长、县长的政绩考核。“我们和全国20来个省市政府有合作。”袁岳说。甚至国家统计局也是他们的客户之一。
拍拍老百姓脑袋
当初让袁岳干上现在这一行,“福尔摩斯”小有“作用”。1981年,这个当时瘦高个的江苏小伙子揣着因看了福尔摩斯而萌发的侦探志向,考入了南京大学法律系。在这里,他自然放弃了侦探梦,但对法律背后的思考却让他在4年后被保送就读法学研究生。
袁岳的同学到现在还记得这个当时颇得女同学好感的“玉树临风”的小伙子:他总是那么有活力,喜欢社交,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论文,毕业后还被分配到了令人羡慕的司法部。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3年,这个小伙子竟然放弃好工作,“下海”了。
“我当时还是想做点事情,”袁岳说。在司法部工作的经历使他思考:“中国决策中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收集不及时、不准确。”他的想法是,这么多企业和公共事务需要做决策,而决策不能再靠领导“拍脑袋”,要拍也应该拍老百姓的脑袋。于是,他决定自己来做“拍老百姓脑袋”的事情。
事实上,民意调查一直是袁岳心里的一个“结”。大学时的袁就认为,法治的根本不在条文上的进步,而在于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民意,“法律,不应该是‘给’老百姓的,而应该是收集整理老百姓的意见基础上而来。”
“民意调查应该成为决策的正常方式,”袁岳认真地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就是我的理想。”
给公司取名零点,是因为袁岳希望公司的调查不偏不倚,呈现中立。袁岳说:“如果在中国这个社会,做到中立就是最高价值。”
当然,对袁岳来说,这只是他实现理想的第一步,扎实而成功的第一步。
哈佛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在零点公司网站的“零点大事记”上,2000年的大事是:袁岳就读哈佛肯尼迪学院MPA。后来的结果证明,这确实是袁岳的又一步关键好棋。
坐在这所以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者为目的的院校教室里,授课老师包括前总统、总统顾问、商界巨头。袁岳听美国4任总统的顾问讲怎么样把总统包装成“就是那么回事”,讲总统的思维方式,讲政府机构运作的“奥妙”;他和来自45个国家的同学一起学习,发现若把参照系放在全球则可找到更多解决方案;更多时候,他走出教室,不断地接触行业高层,做拜访,做演讲:对美中贸易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中心、费正清中心……哈佛广泛的校友资源让袁岳得到了项目和联系。一年后,袁岳成为哈佛希望他成为的那种人。
回国后袁岳更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不是做中国的盖洛普,我就是要做中国的零点,中国的特点和人文环境,足以培养出一个完全以本国为特征的服务品牌。”袁岳希望能创造一个以调查为中心,以大中华区为主导营业区的专业服务品牌。但他也承认这种表述过于笼统,他计划去台湾、香港、欧洲考察,以明确自己的定位和策略。“我们一定要做很稳妥的规划,”袁岳说,明年初将拿出具体的发展计划。
袁岳的两个新项目是前进咨询公司和指标网站。指标网站专门研究社会群体的消费文化,比如做中学生的消费文化调查,袁岳说“所有做中学生产品的都应该买一份这样的报告,不贵,5000元,但是可能卖出去几千份,所以还是可以赚钱的。”
而前进咨询则注重于解决问题。它可以告诉客户,零点调查出来的上百万到上亿个的数据可以转化为什么合适的行动。现在袁岳和人合办的远景投资公司也正在注册中,这个公司将比前进更“前进”:“大半的投资公司会告诉你怎么找资本,而远景是帮资本找出业绩来。”
在老本行社会调查方面,零点继续“使劲”。“1997的时候,零点32篇专项调查报告结集为《观察中国》一书出版,”袁岳说,“今年,我们还将出版调查数据结集——《时政中国》,用数据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
袁岳从椅子上支起身,手在空中象征性地划了一划,脸上带着他一贯的笑容:“我们要传达正确的声音。”
7月19日, 星期六,上午9点,空气中有一丝清凉,新恒基大厦11楼几间开了窗的办公室在阳光斜照下显得明亮。零点公司的一些员工正在加班。一位穿短袖衬衣、短裤、凉鞋的高个子员工正跨过走廊,朗声向人问话。这个叫袁岳的人是零点最高的人,1.78米——并且,他就是董事长。
事实上,正是这个英文名字叫VICTOR(胜利者)的37岁男人,10年前一手创办了零点调查公司。今天的零点已覆盖全国80%地级以上城市的调研网络,还是国际调查业务联合网络(INRA)的中国区域合作者,“合作伙伴”有45个国家与地区的国际调查机构。而袁岳本人更是一些重要的国际论坛上的中国社会问题权威报告者。
零点登场 不偏不倚
零点在刚登场时就“出名”了,那是1993年,26岁的袁岳和5个朋友一同创办了零点调查公司,国内外媒体的记者很快就纷纷报道了这个“之前在中国少见的公司”。比如英国《金融时报》,它用大幅报道零点,以说明东方的中国真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已经出现了研究市场需求的调查公司。
但显然,袁岳所希望的是零点的“声誉”,而不是过耳的“名气”。他给零点确立的第一个3年目标是:可以不赚钱,但一定要打出“零点”这个品牌。刚开业没多久,袁岳开始了第一桩后来被证明是“开门红”的“生意”:和有关政府部门合力,进行中国最大私营企业的状况调查。因为站在帮政府做事的角度,在当时民间调查不能发布的情况下,他们的调查结果得以发布,零点果然凭此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和客户。另一个“后遗”成果是,当时一些不那么大的私营企业,像“新希望”等,现在“长大”了,一直是他们的忠实客户。
1994年,零点凭一个《进城民工的社会经济权利调查》课题获得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成为了中国大陆第一家获得该基金会资助资格的独立的赢利性研究机构。此后一长段时间里,零点的社会调查大部分都是以政府出“名”,他们出力,国际机构出钱的模式进行。接下来,《中国188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投资环境研究》在北京、香港、东京三地同时对外发布、《中国6市居民对通货膨胀心理承受能力研究》、《流动人口的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研究》等也相继发布。
“可以说,这10年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问题都在我们关注范围内。”袁岳笑着说,“理解中国市场,就先要理解中国社会。在中国,文化、政策的刺激因素是很强的,如果不研究这些,很难把握市场关键”。
“还有一点很重要,你抓住社会的脉搏,社会就会对你做的事情感兴趣,有所回报。”有人说这是袁岳的一大“法宝”。而在选择这些“大家伙”项目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经历帮上了袁岳的忙,判断中国政治生态环境和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变得相对容易。当然,有时也会出现钉子,“零点也曾做出数据最后没能对外公布。”袁岳说。
袁岳“押宝”的结果是,在声誉日隆的同时,“我们第2年就开始有赢利了。”零点在做社会调查的同时也做商业调查,发现并掌握了很多资源优势,比如连续5年对私营企业的调查和对外资企业的调查,就让他们做商业调查时对这些方面的情况“门儿清”。
到1997年,“我们100%的业务都是‘找上门’的”,这一点很让袁岳骄傲。现在,零点的客户名单上有包括世界银行、摩托罗拉、三菱、联合利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家科委、联想电脑等长长一串名字。
有报道说,目前零点不定期地向北京市政府反映一些调查分析结果并提出建议,成为了北京市政府的“顾问”之一。 零点对北京市各个县区进行外商投资环境调查的结果还被纳入了区长、县长的政绩考核。“我们和全国20来个省市政府有合作。”袁岳说。甚至国家统计局也是他们的客户之一。
拍拍老百姓脑袋
当初让袁岳干上现在这一行,“福尔摩斯”小有“作用”。1981年,这个当时瘦高个的江苏小伙子揣着因看了福尔摩斯而萌发的侦探志向,考入了南京大学法律系。在这里,他自然放弃了侦探梦,但对法律背后的思考却让他在4年后被保送就读法学研究生。
袁岳的同学到现在还记得这个当时颇得女同学好感的“玉树临风”的小伙子:他总是那么有活力,喜欢社交,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论文,毕业后还被分配到了令人羡慕的司法部。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3年,这个小伙子竟然放弃好工作,“下海”了。
“我当时还是想做点事情,”袁岳说。在司法部工作的经历使他思考:“中国决策中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收集不及时、不准确。”他的想法是,这么多企业和公共事务需要做决策,而决策不能再靠领导“拍脑袋”,要拍也应该拍老百姓的脑袋。于是,他决定自己来做“拍老百姓脑袋”的事情。
事实上,民意调查一直是袁岳心里的一个“结”。大学时的袁就认为,法治的根本不在条文上的进步,而在于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民意,“法律,不应该是‘给’老百姓的,而应该是收集整理老百姓的意见基础上而来。”
“民意调查应该成为决策的正常方式,”袁岳认真地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就是我的理想。”
给公司取名零点,是因为袁岳希望公司的调查不偏不倚,呈现中立。袁岳说:“如果在中国这个社会,做到中立就是最高价值。”
当然,对袁岳来说,这只是他实现理想的第一步,扎实而成功的第一步。
哈佛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在零点公司网站的“零点大事记”上,2000年的大事是:袁岳就读哈佛肯尼迪学院MPA。后来的结果证明,这确实是袁岳的又一步关键好棋。
坐在这所以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领导者为目的的院校教室里,授课老师包括前总统、总统顾问、商界巨头。袁岳听美国4任总统的顾问讲怎么样把总统包装成“就是那么回事”,讲总统的思维方式,讲政府机构运作的“奥妙”;他和来自45个国家的同学一起学习,发现若把参照系放在全球则可找到更多解决方案;更多时候,他走出教室,不断地接触行业高层,做拜访,做演讲:对美中贸易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中心、费正清中心……哈佛广泛的校友资源让袁岳得到了项目和联系。一年后,袁岳成为哈佛希望他成为的那种人。
回国后袁岳更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不是做中国的盖洛普,我就是要做中国的零点,中国的特点和人文环境,足以培养出一个完全以本国为特征的服务品牌。”袁岳希望能创造一个以调查为中心,以大中华区为主导营业区的专业服务品牌。但他也承认这种表述过于笼统,他计划去台湾、香港、欧洲考察,以明确自己的定位和策略。“我们一定要做很稳妥的规划,”袁岳说,明年初将拿出具体的发展计划。
袁岳的两个新项目是前进咨询公司和指标网站。指标网站专门研究社会群体的消费文化,比如做中学生的消费文化调查,袁岳说“所有做中学生产品的都应该买一份这样的报告,不贵,5000元,但是可能卖出去几千份,所以还是可以赚钱的。”
而前进咨询则注重于解决问题。它可以告诉客户,零点调查出来的上百万到上亿个的数据可以转化为什么合适的行动。现在袁岳和人合办的远景投资公司也正在注册中,这个公司将比前进更“前进”:“大半的投资公司会告诉你怎么找资本,而远景是帮资本找出业绩来。”
在老本行社会调查方面,零点继续“使劲”。“1997的时候,零点32篇专项调查报告结集为《观察中国》一书出版,”袁岳说,“今年,我们还将出版调查数据结集——《时政中国》,用数据说明一个真实的中国。”
袁岳从椅子上支起身,手在空中象征性地划了一划,脸上带着他一贯的笑容:“我们要传达正确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