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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亦称堪舆，在中国流传久矣。近年来，风水之术在国内颇为盛行。我对堪舆之术，一窍不通。然对晚清北京之风水热，与皇家风水大师英年，略知一二，兹述于下，供方家参酌。
晚清京师风水热
晚清京师风水热，首先与朝廷的提倡有很大关系。皇家无论是在紫禁城内兴修殿堂，或是在郊外为帝王寻觅“万年吉地”，都是堪舆先行。即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离不开风水先生。
咸丰皇帝仅有一子，乃慈禧所生。当时慈禧名号仅为懿嫔，地位相当低下。在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中，居然存有懿嫔在皇上宠幸后，怀胎及分娩之簿册——《懿嫔遇喜档》。在她分娩之前，风水先生也派上了用场。据记载：
成丰六年正月初九日，未正三刻，钦天监博士张熙来至懿嫔所居住之储秀宫，在其宫殿内外，仔细勘测，反复斟酌，最后才确定：储秀宫后殿，明间东边门北大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懿嫔遇喜档》)
这位到储秀宫勘测的张先生深通堪舆之术，于储秀宫后殿明间东边门北，刨喜坑一个。接着，引姥姥二名，至所挖喜坑之前，口中念念有词，谓之唱喜歌。同时将“筷子、红绸、金银、八宝”等置于喜坑之内，盖寓快生儿子、长寿发财之意。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未时，载淳出生，即后来的同治皇帝。
风水热在满族贵族高官中，尤为盛行。他们身处高位，享尽荣华富贵，很想把这种特权代代相传，于是常请风水先生相助。一品大员总管内务府大臣茂林及其兄弟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据清人笔记揭示：
堪舆之说，世多信之。尤以葬地为重，能令后世子孙穷通。光绪初，有内务府大臣茂林，与其兄庆林，即因造茔获罪者也……久慕觉生寺(即大钟寺，每逢祈雨在此)附近地方为吉壤。以明索氏茔地在彼，累代富显，遂夤缘寺主僧，购地若干亩，正在修建，而为御史所参。盖其地为祈雨设坛之地。又值光绪二、三年，晋、豫大饥之时，祈雨屡不应，遂派大臣查办，属实。庆、茂皆革职，发军台，僧亦判罪。(崇彝：《道成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1983年版，P16)
此文所述，言之不虚。我于清宫档案中，寻获其相关记载。
光绪四年四月初八日，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宝鋆等呈递有《为遵旨严议总管内务府大臣茂林等员，私行商换觉生寺官地，建茔开濠处分事折》。宝鋆等人此折递上后，皇帝余怒未消，不但将茂林兄弟革职，并且将其发配至察哈尔充军。(《察哈尔都统穆图善等为废员茂林庆林报效军台津贴银两请旨赏收折》之《光绪朝录副奏折档》)盖因其行为破坏了皇家风水。
风水热在汉族官僚及百姓中也大有市场。我有一典型材料，可为佐证。陈炽，字次亮，好学深思，忧国忧民，19世纪80年代即为在中国开设议院奔走呼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陈炽居然也是风水之说的虔诚信徒。他于光绪二十二年给友人之信称：
炽今岁南旋，营办葬事，向有山地一段，在舍东一里之遥，系一友周某所择，以形势论，似非虚假。惟周君已作古人，炽于峦头，略曾究心于理气，懵无所识，山地关系利害，与平阳(原)大不相同。又祖遗山庄破旧，现须略加修改，一切皆须请高明指授，始可动工。
兴国地师虽多，能者亦少。闻府上前此所延某君，学问文章，均超我辈，即以堪舆论，亦杨曾之亚也。但不识此君今在何方?能否年里延请，以开茅塞而决群疑。承吾弟执爱逾恒，可否乞费心代作一书商订，如果惠然肯来，一切当以师礼事之，不敢作寻常款待也。(陈炽：《致木斋仁棣函》，原稿本)
收信人木斋，李盛铎也。不论是陈炽，还是李盛铎，都是晚清很有学问、头脑机敏之人，均为京师强学会之成员，而对风水之学，如此信服，着实令人惊叹!
皇家风水大师英年
清皇室看重风水，于是，官场中一些颇有名气的风水先生应运而生。风水先生英年，就专门为皇家看风水。《清史稿》辑有英年传：
英年，字菊侪，姓何氏，隶内务府，为汉军正白旗人。以贡生考取笔帖式。累迁郎中兼护军参领。光绪中，历奉宸苑卿、左翼总兵、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工部右侍郎，调户部。拳匪乱作，以英年、载澜副载勋、刚毅统之。载勋等出示，招致义民助攻使馆，英年弗能阻，匪益横，任意戕杀官民。联军既陷京师，两宫幸西安，英年充行在查营大臣，旋授左都御史。行次猗氏，知县玉宝供张不备，疏劾之。款成，各使议惩首祸，英年褫职论斩，羁西安狱，寻赐自尽。(柯劭惠等：《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二)
《清史稿》中，对其何以能由笔帖式迅速升任左翼总兵、正红旗副都统，并任工部堂官、左都御史等高官，未能予以揭示。崇彝，乃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俊之孙，对英年升官原因，有妙笔揭示。崇彝云：
本寒士，通风鉴之术，以夤缘李莲英辈，正值光绪十二、三年，修三海、颐和园之役，为看苑中风水，盖先得内侍消息，凡宫中所欲作者，皆迎合懿旨，故得进身。数年之间，由三院卿(不记何院)骤升工部侍郎，且兼左右翼总兵。(《道成以来朝野杂记》，P24)
所谓通风鉴之术，就是会看风水。按照崇彝的说法，英年官运亨通的原因是因为精通堪舆之术，又有李莲英作内应，因此，宦途一帆风顺。崇彝的说法，我以为非常可信。我所见到的由英年开列的堪舆风水单，凡两件。
其一日，英年奏，为选择颐和园寿膳房开凿井座方位吉日事：
奴才英年，谨看得颐和园寿善房，开凿井座，宜在头层房院内东南巽方，谨择于四月初九乙卵日，宜用明堂，己卯时兴修吉。光绪十七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殊批奏折档》)
其二日，英年呈，颐和园开钻山门桶等工，择得动土兴修吉日吉时单：
奴才英年，谨看得听鹂馆正殿之西，顺山殿西山前廊，开钻山门桶一座；顺西泊岸，向南添修爬山踏跺一座；钻山门外，添安木影壁一座；系辛方芒种后月德合在辛，宜修造西北维。谨择于五月十六壬辰日，宜用明堂，乙巳时动土兴修吉。(同上)
英年这两件为颐和园寿膳房、听鹂馆等一系列相关建筑物所开的风水单，不但指明了方位及朝向，而且还确定了兴工动土的具体时间，是颐和园建筑史上之稀见史料，也是研究近代风水史的重要实物。
七王坟前风水之争
英年的风水之术是否灵验，不得而知，史书亦缺乏记载。英年在发现慈禧与光绪皇帝之间嫌隙日深之后，又为慈禧出谋划策：要使皇帝服服贴贴，还应从风水上着手。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裰，即非常热衷于风水之说。
奕裰乃道光帝之七子，坊间称“七王爷”。七王坟乃醇亲王奕譞邀请京师有名的风水先生李唐选定。(《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P440)奕譞专门为此于同治七年撰写了《九月十九日看定妙高峰风水志并序》和《遣色克图同堪舆赴妙高峰兴工定穴志感》。其文略谓：
秋间，闻有堪舆李唐，字尧民，深通斯术。于是请假邀与俱往。……北行二十 余里，甫露峰峦，尧民即遥瞩称善。至则层嶂巍峨，丛林秀美，遍山流水潺潺，其源澄澈如镜。山高三里许，凭凌一望，目极百里，洵大观也。尧民深赞不已，指古松西北，为来龙正脉，点穴最佳。余喜极，不复狐疑，一言决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报档》，综合类)
以上便是奕譞在妙高峰选择陵寝基址的过程。奕裰在选定坟址后，兴奋至极，又根据堪舆先生的指点，进一步在生圹培养“生气”。奕裰称：
老松高六丈许，银杏树一株，围三丈五尺，清荫盈亩，重实累累，皆数百年物也。水源出石罅，周砌以后，游鱼千余头，堪舆云是“生气”。
奕譞所选定生圹，果真给他带来了好运。六年之后，同治帝因天花一命呜呼后，慈禧独断专行，违背祖制，将醇亲王之子载湉舌立为新皇帝。然而，福兮祸之所伏。奕譞死后仅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帝后党争日趋尖锐。光绪帝锐意主战，战败后颁布朱谕要发奋维新。这·系列举动使贪恋权位的慈禧坐立不安。作为风水先生的英年，看准时机，向慈禧献风水之策，帮助其制服政敌。据王照揭示：
醇亲王墓道前，有银杏树一株，其树八九合抱，高数十丈，盖百年之物。英年谄事太后，谓皇家风水，全被此枝占去，请伐之以利本枝。太后大喜，然末敢轻动，因奏闻于德宗。德宗大怒，并传谕曰：尔等谁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乃又求太后，太后坚执益烈，相持月余。一日，上退朝，闻内侍言，太后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七王园寝矣。上急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于舆中号啕大哭，因往时到此，即遥见亭亭如盖之白果树，今却不见。连哭二十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方斫其根，虑其复生萌叶也。诸臣奏云，太后亲执斧先砍三下，始令诸人伐之，故不敢违也。上无语，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此光绪二十三年事也。(王照口述、王树栅笔录，《德宗遗事》民国排印本)
英年此计能打动慈禧，盖因堪舆之说的核心内容，“尤以葬地为重，能令后世子孙穷通”。我多次鉴别王氏之论说，大多与清档记载相吻合。我以为王照所述大体可靠。此处所述关于英年献策，砍伐白果树以断醇王府风水之说，可于《翁同稣日记》中稍稍得到证实。
光绪帝是日卯初从颐和园出行，直到未初三刻始返回，整整用了八个多小时。可见，除去往返奔波，他还在七王坟逗留了很长时间。面对生父坟前金元时遗留的古银杏树，平白无故地被砍去，皇帝胸中该掀起何等狂涛巨澜，是可想而知的。
风水大师的不归路
一般说来，风水先生大都头脑机敏，长于计算。英年由于有李莲英帮助，在修三海、建颐和园诸项工程中，屡显身手，颇为慈禧看重。然而，英年的祸福推估，在光绪二十五年的己亥建储之后，出了重大偏差，以至于踏上了不归路。
当时，慈禧已把光绪帝打入冷宫，而驻北京外交官却对慈禧试图以大阿哥溥儁取代光绪帝的“己亥建储”，表示明确反对。他们还对因变法而遭受杀戮的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深表同情。这使慈禧十分恼火。而此时由山东境内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庚子年初夏，山东、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民众，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号，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城。
义和团的出现，对英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尽管朝野上下不少人对义和团法术深表怀疑；可是，英年对义和团采取了坚定支持的态度。余以为，英年支持义和团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英年同义和团一样，相信风水之说。
义和团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对八卦风水之说深信不疑。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对铁路、电线、轮船等外洋事物颇为仇视。山东有所谓“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王照：《行脚山东记》，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P410)的谣传。
义和团憎恨铁道、电线、大轮船的根源，除去对帝国主义列强疯狂掠夺的仇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根深蒂固的风水之说。他们认为这些西洋的东西破坏了风水，带来了天灾人祸。而且，义和团的旗帜、名号及头巾上，常有八卦中的“；”符号，或者“离”字。各坛供奉的神主或分队，多与“乾字团”、“坎字团”相关。从理论上看，英年与义和团在信仰方面。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英年一直是看慈禧老佛爷的脸色行事。当京师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英年已经看到了慈禧利用义和团排斥外洋的政治倾向。
庚子五月二十五日，慈禧颁布了对列强的宣战诏书。它是向在京的外国使馆及教堂等地，发起攻击的动员令，故列强后来议和时，要追究此诏主要起草者军机章京连文冲的责任。(《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22，P17，见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同日，慈禧还对天津城厢之义和团多所褒奖。
慈禧之所以敢于向列强同时宣战，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把义和团当作是一支可以用来抵御洋枪洋炮的军事力量。就在颁诏向列强宣战的同一天，《上谕档》记载了两件与英年有关之史料。
一件是：“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夏季档)
另一件是：“交值年旗，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钦此。相应传知贵总兵、署总兵钦遵可也。此交。五月二十五日。”
《上谕档》以如此突出的位置，记载对英年之任命，很是引人注目，似乎说明慈禧在利用义和团与列强抗衡的决策中，对风水先生英年破格拔擢，寄予的厚望。慈禧实际上是希望能于冥冥之中，得到风水神灵的佑助。
庚子五月二十七日，即宣战诏书颁布之后的第二天，慈禧又宣布任命了京津地区义和团之统领。其任命书称：
义和团民分集京师及_天津一带，未便无所统属。著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并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印务参领文瑞，著派为翼长。该团众努力王家，同仇敌忾，总期众志成城，始终毋懈，是为至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P176)
英年作为京津地区义和团统领，仅排在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之后，名列第三，可见其地位已相当显赫。据胡思敬记载：
自载漪倡剿夷之说，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贝子溥伦，皆起言兵。朝廷既招抚拳匪为团民，恐诸团游散无归，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载澜、刚毅、英年佐之，于是庄王府设立总坛，聚众至三四千人，倾公帑赡养之。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胡思敬：《驴背集》，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2册，P487)
据此可知，在庚子年夏季京师动乱中，清廷以庄亲王载勋作为义和团的统领，而以大阿哥之父端郡王载漪为核心，再加上军机大臣刚毅及左翼总兵英年构成了满族贵族中组织统率义和团的骨干人物。当然，在他们四人中间，态度不尽相同。据《清史稿》记载称：“载勋等出示，招致义民助攻使馆，英年弗能阻，匪益横，任意戕杀官民。”据此观之，英年对载勋招集团民，攻击使馆之告示，似乎并不甚认可，但既_为统领，又不便反其道而行之。
庚子七月二十日，京城陷落。英年跟随慈禧西逃，官至左都御史，护卫行营，亦格外出力。可是，好景不长。为响应帝国主义列强“惩凶”之要求，奉旨议和的李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书，追究庄亲王及英年等人之昏庸误国之罪。李鸿章于离沪前联合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上奏谓，以各国公使、领事要求，请朝廷“先将统率拳匪之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右翼总兵载澜、左翼总兵英年及庇纵拳匪之端郡王载漪、查办不实之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先行分别革职撤差，听候惩办”。(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P591)
迫于压力，慈禧始而将英年革职，后又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英年关入西安的监狱。为了免其一死，慈禧又向列强哀求。
光绪二十七年春节，作为行在的西安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此乃庚子颠簸流离之后的第一个春节。身陷囫囵的英年，饱受牢狱之苦，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风鉴之术，已经全然无助。正月初六日，英年得到了慈禧将“斩监候”改为“赐自尽”的新年礼物，于是悬梁自尽。京师人叹息称：“平生为他人看风水，于己身何不慎处之!妙高峰醇王园寝，亦英侍郎所定。伐树之役，或出于主张，冥冥中或亦造因也。”(《道成以来朝野杂记》，P24)
(本文编辑：谢宁)
晚清京师风水热
晚清京师风水热，首先与朝廷的提倡有很大关系。皇家无论是在紫禁城内兴修殿堂，或是在郊外为帝王寻觅“万年吉地”，都是堪舆先行。即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离不开风水先生。
咸丰皇帝仅有一子，乃慈禧所生。当时慈禧名号仅为懿嫔，地位相当低下。在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中，居然存有懿嫔在皇上宠幸后，怀胎及分娩之簿册——《懿嫔遇喜档》。在她分娩之前，风水先生也派上了用场。据记载：
成丰六年正月初九日，未正三刻，钦天监博士张熙来至懿嫔所居住之储秀宫，在其宫殿内外，仔细勘测，反复斟酌，最后才确定：储秀宫后殿，明间东边门北大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懿嫔遇喜档》)
这位到储秀宫勘测的张先生深通堪舆之术，于储秀宫后殿明间东边门北，刨喜坑一个。接着，引姥姥二名，至所挖喜坑之前，口中念念有词，谓之唱喜歌。同时将“筷子、红绸、金银、八宝”等置于喜坑之内，盖寓快生儿子、长寿发财之意。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未时，载淳出生，即后来的同治皇帝。
风水热在满族贵族高官中，尤为盛行。他们身处高位，享尽荣华富贵，很想把这种特权代代相传，于是常请风水先生相助。一品大员总管内务府大臣茂林及其兄弟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据清人笔记揭示：
堪舆之说，世多信之。尤以葬地为重，能令后世子孙穷通。光绪初，有内务府大臣茂林，与其兄庆林，即因造茔获罪者也……久慕觉生寺(即大钟寺，每逢祈雨在此)附近地方为吉壤。以明索氏茔地在彼，累代富显，遂夤缘寺主僧，购地若干亩，正在修建，而为御史所参。盖其地为祈雨设坛之地。又值光绪二、三年，晋、豫大饥之时，祈雨屡不应，遂派大臣查办，属实。庆、茂皆革职，发军台，僧亦判罪。(崇彝：《道成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1983年版，P16)
此文所述，言之不虚。我于清宫档案中，寻获其相关记载。
光绪四年四月初八日，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宝鋆等呈递有《为遵旨严议总管内务府大臣茂林等员，私行商换觉生寺官地，建茔开濠处分事折》。宝鋆等人此折递上后，皇帝余怒未消，不但将茂林兄弟革职，并且将其发配至察哈尔充军。(《察哈尔都统穆图善等为废员茂林庆林报效军台津贴银两请旨赏收折》之《光绪朝录副奏折档》)盖因其行为破坏了皇家风水。
风水热在汉族官僚及百姓中也大有市场。我有一典型材料，可为佐证。陈炽，字次亮，好学深思，忧国忧民，19世纪80年代即为在中国开设议院奔走呼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陈炽居然也是风水之说的虔诚信徒。他于光绪二十二年给友人之信称：
炽今岁南旋，营办葬事，向有山地一段，在舍东一里之遥，系一友周某所择，以形势论，似非虚假。惟周君已作古人，炽于峦头，略曾究心于理气，懵无所识，山地关系利害，与平阳(原)大不相同。又祖遗山庄破旧，现须略加修改，一切皆须请高明指授，始可动工。
兴国地师虽多，能者亦少。闻府上前此所延某君，学问文章，均超我辈，即以堪舆论，亦杨曾之亚也。但不识此君今在何方?能否年里延请，以开茅塞而决群疑。承吾弟执爱逾恒，可否乞费心代作一书商订，如果惠然肯来，一切当以师礼事之，不敢作寻常款待也。(陈炽：《致木斋仁棣函》，原稿本)
收信人木斋，李盛铎也。不论是陈炽，还是李盛铎，都是晚清很有学问、头脑机敏之人，均为京师强学会之成员，而对风水之学，如此信服，着实令人惊叹!
皇家风水大师英年
清皇室看重风水，于是，官场中一些颇有名气的风水先生应运而生。风水先生英年，就专门为皇家看风水。《清史稿》辑有英年传：
英年，字菊侪，姓何氏，隶内务府，为汉军正白旗人。以贡生考取笔帖式。累迁郎中兼护军参领。光绪中，历奉宸苑卿、左翼总兵、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工部右侍郎，调户部。拳匪乱作，以英年、载澜副载勋、刚毅统之。载勋等出示，招致义民助攻使馆，英年弗能阻，匪益横，任意戕杀官民。联军既陷京师，两宫幸西安，英年充行在查营大臣，旋授左都御史。行次猗氏，知县玉宝供张不备，疏劾之。款成，各使议惩首祸，英年褫职论斩，羁西安狱，寻赐自尽。(柯劭惠等：《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二)
《清史稿》中，对其何以能由笔帖式迅速升任左翼总兵、正红旗副都统，并任工部堂官、左都御史等高官，未能予以揭示。崇彝，乃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俊之孙，对英年升官原因，有妙笔揭示。崇彝云：
本寒士，通风鉴之术，以夤缘李莲英辈，正值光绪十二、三年，修三海、颐和园之役，为看苑中风水，盖先得内侍消息，凡宫中所欲作者，皆迎合懿旨，故得进身。数年之间，由三院卿(不记何院)骤升工部侍郎，且兼左右翼总兵。(《道成以来朝野杂记》，P24)
所谓通风鉴之术，就是会看风水。按照崇彝的说法，英年官运亨通的原因是因为精通堪舆之术，又有李莲英作内应，因此，宦途一帆风顺。崇彝的说法，我以为非常可信。我所见到的由英年开列的堪舆风水单，凡两件。
其一日，英年奏，为选择颐和园寿膳房开凿井座方位吉日事：
奴才英年，谨看得颐和园寿善房，开凿井座，宜在头层房院内东南巽方，谨择于四月初九乙卵日，宜用明堂，己卯时兴修吉。光绪十七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朝殊批奏折档》)
其二日，英年呈，颐和园开钻山门桶等工，择得动土兴修吉日吉时单：
奴才英年，谨看得听鹂馆正殿之西，顺山殿西山前廊，开钻山门桶一座；顺西泊岸，向南添修爬山踏跺一座；钻山门外，添安木影壁一座；系辛方芒种后月德合在辛，宜修造西北维。谨择于五月十六壬辰日，宜用明堂，乙巳时动土兴修吉。(同上)
英年这两件为颐和园寿膳房、听鹂馆等一系列相关建筑物所开的风水单，不但指明了方位及朝向，而且还确定了兴工动土的具体时间，是颐和园建筑史上之稀见史料，也是研究近代风水史的重要实物。
七王坟前风水之争
英年的风水之术是否灵验，不得而知，史书亦缺乏记载。英年在发现慈禧与光绪皇帝之间嫌隙日深之后，又为慈禧出谋划策：要使皇帝服服贴贴，还应从风水上着手。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裰，即非常热衷于风水之说。
奕裰乃道光帝之七子，坊间称“七王爷”。七王坟乃醇亲王奕譞邀请京师有名的风水先生李唐选定。(《近代京华史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P440)奕譞专门为此于同治七年撰写了《九月十九日看定妙高峰风水志并序》和《遣色克图同堪舆赴妙高峰兴工定穴志感》。其文略谓：
秋间，闻有堪舆李唐，字尧民，深通斯术。于是请假邀与俱往。……北行二十 余里，甫露峰峦，尧民即遥瞩称善。至则层嶂巍峨，丛林秀美，遍山流水潺潺，其源澄澈如镜。山高三里许，凭凌一望，目极百里，洵大观也。尧民深赞不已，指古松西北，为来龙正脉，点穴最佳。余喜极，不复狐疑，一言决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报档》，综合类)
以上便是奕譞在妙高峰选择陵寝基址的过程。奕裰在选定坟址后，兴奋至极，又根据堪舆先生的指点，进一步在生圹培养“生气”。奕裰称：
老松高六丈许，银杏树一株，围三丈五尺，清荫盈亩，重实累累，皆数百年物也。水源出石罅，周砌以后，游鱼千余头，堪舆云是“生气”。
奕譞所选定生圹，果真给他带来了好运。六年之后，同治帝因天花一命呜呼后，慈禧独断专行，违背祖制，将醇亲王之子载湉舌立为新皇帝。然而，福兮祸之所伏。奕譞死后仅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帝后党争日趋尖锐。光绪帝锐意主战，战败后颁布朱谕要发奋维新。这·系列举动使贪恋权位的慈禧坐立不安。作为风水先生的英年，看准时机，向慈禧献风水之策，帮助其制服政敌。据王照揭示：
醇亲王墓道前，有银杏树一株，其树八九合抱，高数十丈，盖百年之物。英年谄事太后，谓皇家风水，全被此枝占去，请伐之以利本枝。太后大喜，然末敢轻动，因奏闻于德宗。德宗大怒，并传谕曰：尔等谁敢伐此树者，请先砍我头。乃又求太后，太后坚执益烈，相持月余。一日，上退朝，闻内侍言，太后于黎明带内务府人往七王园寝矣。上急命驾出城，奔至红山口，于舆中号啕大哭，因往时到此，即遥见亭亭如盖之白果树，今却不见。连哭二十里。至园，太后已去，树身倒卧。数百人方斫其根，虑其复生萌叶也。诸臣奏云，太后亲执斧先砍三下，始令诸人伐之，故不敢违也。上无语，步行绕墓三匝，顿足拭泪而归，此光绪二十三年事也。(王照口述、王树栅笔录，《德宗遗事》民国排印本)
英年此计能打动慈禧，盖因堪舆之说的核心内容，“尤以葬地为重，能令后世子孙穷通”。我多次鉴别王氏之论说，大多与清档记载相吻合。我以为王照所述大体可靠。此处所述关于英年献策，砍伐白果树以断醇王府风水之说，可于《翁同稣日记》中稍稍得到证实。
光绪帝是日卯初从颐和园出行，直到未初三刻始返回，整整用了八个多小时。可见，除去往返奔波，他还在七王坟逗留了很长时间。面对生父坟前金元时遗留的古银杏树，平白无故地被砍去，皇帝胸中该掀起何等狂涛巨澜，是可想而知的。
风水大师的不归路
一般说来，风水先生大都头脑机敏，长于计算。英年由于有李莲英帮助，在修三海、建颐和园诸项工程中，屡显身手，颇为慈禧看重。然而，英年的祸福推估，在光绪二十五年的己亥建储之后，出了重大偏差，以至于踏上了不归路。
当时，慈禧已把光绪帝打入冷宫，而驻北京外交官却对慈禧试图以大阿哥溥儁取代光绪帝的“己亥建储”，表示明确反对。他们还对因变法而遭受杀戮的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深表同情。这使慈禧十分恼火。而此时由山东境内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庚子年初夏，山东、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民众，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号，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城。
义和团的出现，对英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尽管朝野上下不少人对义和团法术深表怀疑；可是，英年对义和团采取了坚定支持的态度。余以为，英年支持义和团的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英年同义和团一样，相信风水之说。
义和团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对八卦风水之说深信不疑。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对铁路、电线、轮船等外洋事物颇为仇视。山东有所谓“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王照：《行脚山东记》，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P410)的谣传。
义和团憎恨铁道、电线、大轮船的根源，除去对帝国主义列强疯狂掠夺的仇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根深蒂固的风水之说。他们认为这些西洋的东西破坏了风水，带来了天灾人祸。而且，义和团的旗帜、名号及头巾上，常有八卦中的“；”符号，或者“离”字。各坛供奉的神主或分队，多与“乾字团”、“坎字团”相关。从理论上看，英年与义和团在信仰方面。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英年一直是看慈禧老佛爷的脸色行事。当京师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英年已经看到了慈禧利用义和团排斥外洋的政治倾向。
庚子五月二十五日，慈禧颁布了对列强的宣战诏书。它是向在京的外国使馆及教堂等地，发起攻击的动员令，故列强后来议和时，要追究此诏主要起草者军机章京连文冲的责任。(《德国外交档案》，编号V22，P17，见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同日，慈禧还对天津城厢之义和团多所褒奖。
慈禧之所以敢于向列强同时宣战，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把义和团当作是一支可以用来抵御洋枪洋炮的军事力量。就在颁诏向列强宣战的同一天，《上谕档》记载了两件与英年有关之史料。
一件是：“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夏季档)
另一件是：“交值年旗，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钦此。相应传知贵总兵、署总兵钦遵可也。此交。五月二十五日。”
《上谕档》以如此突出的位置，记载对英年之任命，很是引人注目，似乎说明慈禧在利用义和团与列强抗衡的决策中，对风水先生英年破格拔擢，寄予的厚望。慈禧实际上是希望能于冥冥之中，得到风水神灵的佑助。
庚子五月二十七日，即宣战诏书颁布之后的第二天，慈禧又宣布任命了京津地区义和团之统领。其任命书称：
义和团民分集京师及_天津一带，未便无所统属。著派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并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印务参领文瑞，著派为翼长。该团众努力王家，同仇敌忾，总期众志成城，始终毋懈，是为至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P176)
英年作为京津地区义和团统领，仅排在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之后，名列第三，可见其地位已相当显赫。据胡思敬记载：
自载漪倡剿夷之说，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贝子溥伦，皆起言兵。朝廷既招抚拳匪为团民，恐诸团游散无归，命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载澜、刚毅、英年佐之，于是庄王府设立总坛，聚众至三四千人，倾公帑赡养之。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胡思敬：《驴背集》，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2册，P487)
据此可知，在庚子年夏季京师动乱中，清廷以庄亲王载勋作为义和团的统领，而以大阿哥之父端郡王载漪为核心，再加上军机大臣刚毅及左翼总兵英年构成了满族贵族中组织统率义和团的骨干人物。当然，在他们四人中间，态度不尽相同。据《清史稿》记载称：“载勋等出示，招致义民助攻使馆，英年弗能阻，匪益横，任意戕杀官民。”据此观之，英年对载勋招集团民，攻击使馆之告示，似乎并不甚认可，但既_为统领，又不便反其道而行之。
庚子七月二十日，京城陷落。英年跟随慈禧西逃，官至左都御史，护卫行营，亦格外出力。可是，好景不长。为响应帝国主义列强“惩凶”之要求，奉旨议和的李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书，追究庄亲王及英年等人之昏庸误国之罪。李鸿章于离沪前联合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上奏谓，以各国公使、领事要求，请朝廷“先将统率拳匪之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右翼总兵载澜、左翼总兵英年及庇纵拳匪之端郡王载漪、查办不实之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先行分别革职撤差，听候惩办”。(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P591)
迫于压力，慈禧始而将英年革职，后又不得不忍痛割爱，将英年关入西安的监狱。为了免其一死，慈禧又向列强哀求。
光绪二十七年春节，作为行在的西安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此乃庚子颠簸流离之后的第一个春节。身陷囫囵的英年，饱受牢狱之苦，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风鉴之术，已经全然无助。正月初六日，英年得到了慈禧将“斩监候”改为“赐自尽”的新年礼物，于是悬梁自尽。京师人叹息称：“平生为他人看风水，于己身何不慎处之!妙高峰醇王园寝，亦英侍郎所定。伐树之役，或出于主张，冥冥中或亦造因也。”(《道成以来朝野杂记》，P24)
(本文编辑：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