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规定，要求写规划的不能编指南，写指南的不能申请承担项目，承担项目的不能参加评审，结果把一流、二流、三流专家全筛掉，留下四流专家评审前沿科研项目，结果四流专家还不懂行……”
　　“我们原来的科研制度是在资金不足、物质匮乏的条件下设计的，现在条件正在逐步改善，但我们的很多思维和做法仍未与时俱进……”
　　7月24日，破解科技创新体制机制障碍及建议座谈会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举行。面对《紫光阁》杂志社的各位同志，与会科学家围绕科研领域体制机制障碍各抒己见，不仅反映了大量亟待破解的难题，还提出了许多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思路。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科研政策体制亟待革新
　　过去，中国的科研工作长期处于紧跟国际前沿的状态，并由此形成了思维定势：有了新构想和新思路之后，先要摸清外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然后再据此决定下一步行动。现在，随着时代发展和科研人员努力，我国已在全球科研“第一梯队”站稳了脚跟，有些研究已属填补世界空白的开创性研究，是行走在“无人区”的全新探索，没有标准可以参考，没有先例可供借鉴——我们应该成为新标准的制定者。然而，现有科研政策和项目管理制度仍未跟上科研人员的脚步，对科技创新形成了很大制约。
　　目前，在空白领域萌生新构想的科学家申报立项时，都被主管部门要求必须提供国外相关领域现有研究成果报告，以便对新构想进行评估，待确定研究价值和可行性后，再决定是否给予立项支持。矛盾也就由此产生：填补空白的科研构想鲜有国外先例可循，但是没有可供参考的国外成果就无法评估新构想的科研价值，也就难以获得立项支持，由此形成了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尴尬局面。中国科学院院士詹文龙举了一个例子。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民族药物研发和产业转化方面，非常愿意同中亚邻国合作。因为新疆分院研发的新型民族药品在国内必须经历漫长的审批程序，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如果与中亚邻国合作，几个月后就能拿到新药批文，回过头来“出口转内销”，便能迅速通过国内审批。由此可见，国内针对科技创新的政策空间有待拓展，科研管理体制亟需完善。
　　“争帽子”“记工分”——人才评价体系需要改进
　　当前，一些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分别设立了众多的人才遴选项目或计划，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在实际执行中，这些项目在短期内似乎可以起到吸引人才、激励人才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些计划过分强调“头衔”和“帽子”，从长远来看，势必助长科研领域的“急功近利”风气，阻碍科研人员成长，不利于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春认为，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提出崭新的科学理论和发明颠覆性的技术手段，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造福人类。这一切都需要科研人员投入毕生精力，潜心研究、不懈努力才能做到。但是，面对一项项人才遴选项目带来的“真金白银”，不少科研人员开始为“争帽子”而搞科研，为“追头衔”而写文章，“优青”“百人”“杰青”“长江”“千人”“万人”不断“进取”，如此得陇望蜀，一发不可收拾。实际上，由于评选过频、项目过多、学科差异、工作量大，导致有关部门过分看重定量指标——SCI数量、引用指标、科研经费等。这种以定量评价为核心的“记工分”模式，就是目前在科研人才评价体系中盛行的“GDP主义”。在此背景下，许多青年科研人员沦为“文章写手”，只知在某些容易出文章的热点研究方向上盲从跟风、人云亦云，无暇关注科学难题、技术瓶颈，甚至完全忘掉了“探索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突破关键技术问题”的初心。长此以往，将败坏我国学术界攻坚克难、诚信守笃、合作共赢的良好学风，高水平原创性成果会越来越少，建设创新型科技强国的進程也将受到阻碍。
　　“抢人才”“挖墙脚”——必须制止人才无序竞争
　　眼下，国内科研机构对优秀人才的争夺愈演愈烈，存在着明显的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特别是“双一流”提出后，东部地区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纷纷到西部地区“挖墙脚”，严重危害了西部地区的科研工作。詹文龙院士指出，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曾是中科院系统内实力很强的机构，但目前大量人才已被“挖”到东部地区，导致兰州分院科研工作每况愈下。国家必须有效治理这种无序竞争，否则西部地区那些事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基础性科学研究项目将受到严重损害。
　　此外，教育系统和科技系统在人才流动领域需要统一协调。中科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副局长聂常虹表示，人才流动是正常的，国际人才流动也是正常的，但国内高端人才是有限的，如果在无序竞争中挖来抢去，势必造成国家的巨大损失和资源浪费。例如，某所大学要挖一个院士，开价一亿元人民币，书记校长直接与院士开价码，什么条件都可以提。尽管有关国家部委已经出台政策，从纵向上严格限制高等院校使用财政经费“高薪挖人”，但由于各高校横向收入比例很高，地方捐款、企业捐款等收入在支出人员费时不受限制，“高薪挖人”的情况仍屡见不鲜。因此，国家应加强顶层设计与干预，建立各部委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从政策、经费、人才等多个层面进行规范，认真解决人才流动领域的无序竞争问题。
　　“黄金年华”莫荒废——青年科研人员待遇需提高
　　科研工作要发展，关键在于人才。但“科研人员待遇不高”目前已成为制约青年科研工作者创新、影响创新积极性的主要因素。不少科研院所的优秀人才因买房、子女入学等问题而选择与现实妥协，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肖立业提出，一方面，国家有必要出台相关激励政策，为有实际困难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解决住房、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以便让他们在“黄金年华”静心专注科研。国家也可考虑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人才荟萃的大城市兴建“科学城”，配套解决青年科研人员的实验场地、家庭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另一方面，国家对科研机构的改革应适当考虑青年科研人员的思想波动情况，在加强对研究院所稳定支持的同时，可尝试大幅度减少竞争性经费的比重。此举既能为青年科研人员“加油”，又能替他们“减压”，有助于营造良好的研究创新环境。与会科研人员也表示，长期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当科研人员处于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时，他们才能将主要精力投入科学研究，才能取得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政府的手越伸越长”——科研应有更大的自主权
　　科学创新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国家行政部门应赋予科研机构和科学家更大的自主权，从体制机制上为他们松绑解套，提供充分的信任和资金支持。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赵作权指出，只要充分信任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他们就能在更广阔的领域中与全世界开展科研竞争。为此，国家应当探索建立基本科研制度，要让科学家从“跑项目、跑经费”的繁琐工作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到科研一线；要为基层科研人员营造良好的条件，让他们静下心来搞科研，而不必再为“五斗米折腰”。倘若一个国家缺乏基本的科研制度，那就意味着所有科研机构的院长、所长都无法决定各自领域的未来，也就意味着难以取得前沿科研成果，如此一来，整个国家的发展建设将陷入停滞。赵作权表示，建立国家层面的基本科研制度应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在科研系统取消考核。现行考核制度存在上级主管部门权力过大、管得过宽、抓得太细等缺陷，科研机构和科学家必须耗费大量精力去应付形形色色的考核和检查。从目前来看，过多的考核让不少科研人员觉得“政府的手越伸越长”，科学家感到自己正在逐渐丧失科研自主权，而这种自主权正是取得创新性成果的前提。二是在管理科研机构的行政部门实行任期制度。有关部门负责科研工作的领导同志应定期轮换交流，以避免固化的思维模式阻碍科研工作发展。此外，相关行政部门还应积极营造尊重科学家、尊重科研规律的氛围，提升具体办事人员的服务意识和科学意识，让手握审批权力的处长和科长们更好地为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排忧解难，帮助他们取得更好的科研成果。三是要完善科研政策体系。依托人大立法听证，广泛征求科研领域各方意见，认真研究政策制定、法规执行、项目评估、经费审计等一系列问题，使基本科研制度从一个个“零件”变成一辆随时都能启动行驶的“汽车”，从而减少科研政策执行当中的部门利益纠葛和首长意志影响。
　　“见物不见人”——科研经费缺乏頂层设计
　　国内科研经费使用方面有个特点：重视对设备和场地的支持，缺少对人员的支持；有钱买昂贵的进口设备，没钱养设备维护人员；有钱建设实验平台，没钱运行实验……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怪现象，恰恰暴露了我国科研经费缺乏顶层设计的问题。一是针对纯基础研究和国家战略项目的科研经费不足。与会科研人员指出，虽然财政部已经加大了对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力度，但自然科学基金委主要资助自由探索，对体现国家意志的基础研究并无充足支持，今年国家部署的重点科研计划中，基础研究比例也非常小。二是项目经费和基本经费结构不合理，间接经费比例有待提高，经费报销难问题尚未根本性解决。目前，经费报销难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仍然存在经费结构不合理的根源性问题。国家划拨的科研经费中，用于支付科研人员报酬的经费同工资结构差距很大， 国家有必要出台相关政策，加大对智力劳动的经费支持。若有关部门能尽快解放思想、调整经费结构，则国家无须增加太多投入即可激发科研人员的活力和热情，科研产出效率也会大幅提高。中科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副局长聂常虹谈到，中科院此前在上海药物研究所进行了“三权”（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试点。一年内，该研究所合同转让收入接近10亿元，是前五年的收入总和，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其经验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