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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译者所接触到的是两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国民心理的文字，因此在两者之间的转换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问题。本文从翻译实践的“不可译因素”层面着手，通过诗歌的翻译、特殊词语的翻译、流行语的翻译、现实生活差异、文化差异等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探索。
关键词： 翻译 不可译 差异
一般来说，“不可译”这一命题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理论层面的“不可译性”，一个是实践层面的“不可译因素”①。本文试以实践层面的“不可译因素”为对象，以日汉翻译为中心，从诗歌的翻译、特殊词语的翻译、流行语的翻译、现实生活差异、文化差异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诗歌的翻译
每一个伟大民族、伟大文化的背后，必然流淌着一条星辉灿烂的诗歌长河。可以说，诗歌是一种文化最简练的载体，但其背后所蕴藏的本民族的文化、文明背景却是无比深厚的。因此，不同语言之间诗歌的翻译，就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要讨论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避开诗歌的翻译是无法谈及的。
下面试举一个诗歌日译汉的经典例句：
“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
这是“俳圣”松尾芭蕉的代表作《古池》（1687）。按字面意思可直译为：古池塘，蛙跳入，水声。俳句是用简练的语言将某一情景再现，读者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来想象、感受、欣赏。读这首俳句，我们联想到的是空旷，静寂，没有波涟的古池塘，一只蛙跳入水中，声音清晰地传入耳中。实际上入水声本来并不大，通常不会引起格外注意，由于周围过于寂静，感觉上声音很大，令人心动。一个小生命发出的声响与古池塘的寂静形成对比，使人产生很多联想。一静一动，回味无穷，这也就是这首俳句的精妙所在。
前面我们简要分析了这首俳句的内涵，接下来问题就是：怎样将这种内涵用汉语表达出来？这个问题在中国日语界一直是见仁见智，观点各不尽相同。下面将比较有代表性的中文译本列举如下：
○古池——青蛙跳进水里的声音。（周作人）
○蛙跃古池内，静潴传清响。（彭恩华）
○古池塘，青蛙入水，发清响。（李芒）
○古池幽且静，沉沉碧水深。青蛙忽跳入，激荡是清音。（檀可）
○幽幽古池畔，青蛙跳破镜中天，叮咚一声喧。（陈德文）②
本文在此无意探讨各种译法的优劣（实际上，关于此诗的汉译的探讨文章也可谓是汗牛充栋），只是想通过本例思考：翻译，是否能够将原诗的意思与神韵百分百地传达出来？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至少是很难的。也就是说，在诗歌翻译中，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传达原意的，就是因为其中有不可译因素的存在。
二、特殊词语的翻译
特殊词语主要包括专有名词、谚语、成语、惯用语等。专有名词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所表示的事物往往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与普通名词相比，它缺乏对事物的概括力，词语之间也不能进行任意的重新组合。一些人名、地名即属此类。日语为汉字词语的一般可以直接转用，但是需要注意中日两国汉字的细微差别，这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中日简繁体字转换问题；如果有日本人独创的汉字或者有假名的，一般应该加注，否则会使人迷惑不解。比如“横浜”一般按习惯译成“横滨”，而不译成“横浜”。这是因为“浜”为日语简化字，其繁体字为“濱”，而“濱”的汉语简化字为“滨”，所以“横浜”汉译成“横滨”。
再比如风靡一时的日本电视剧《阿信的故事》的译法。原文“おしん”，汉语中有两种译法，即“阿信”和“阿辛”。但是作者桥田寿贺子本人说过这样一段话：剧本名不用汉字而用假名，是因为“しん”这个音寄托了对女主人公无限的热爱和赞美，远非一个汉字可以表达。这个“しん”既是表示忍耐（日语为“辛抱”）的“辛”，又是真心待人的“真”和“心”，同时，它还是相信的“信”，前进的“进”，创新的“新”。因此，选用“信”或“辛”，都有欠全面。于是又有人主张译成“阿xin”。这个确实也有先例，比如鲁迅先生的名篇《阿Q正传》即属此类，但用在翻译上，总让人感觉有些不伦不类。正因为汉语中没有类似日语假名的表音文字，所以在翻译上就造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谚语、成语、惯用语的翻译，首先要做到达意，要把它们本身的意义用中文准确地表达出来。应准确理解词语的全部意义，不能望文生义。如日语中的“落花流水”，就没有现代汉语中的一败涂地、大势已去等含义，相反，表示的是男女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八方美人”并非指美女，而是意为八面玲珑，含有贬义色彩。再如“ほれた目には痘痕も笑窪”这句谚语本意是指在情侣的眼中，满脸的麻子都会被认为是酒窝，一般翻译作“情人眼里出西施”，但也有人认为译为“情侣看麻脸，满面是酒窝”更加原汁原味。
三、流行语的翻译
流行语的翻译历来很难，这是因为流行语本身内涵丰富，概括力强。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往往就剥夺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要翻译流行语，首先要研究怎么尽可能地保持原文的丰富内涵和社会文化背景，至少要提醒读者去注意、去思考、去了解原文所涵盖的社会文化背景，正确地把握住流行语的意义。否则，单纯的文字翻译便只能是流于肤浅的、表面的双语转换。
比如，日语中的“太陽族”一词一般直接翻译为“太阳族”，对于不了解其来源的中国人来说，看到这个词恐怕会首先理解为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之意。但是这个词在日本恰恰是颓废、迷茫的代名词。这就造成了中日两国语言上巨大的理解差异。这是因为这个词源于石原慎太郎1955年发表的小说《太陽の季節》。小说描写了一群典型的战后派青年。他们感情冷漠，玩世不恭，无视传统伦理道德，整日游手好闲却又自诩为看破红尘，后改编成电影，在日本轰动一时，“太陽族”也成了1956年的流行语。因此，在日本这个特定的社会中，说起“太陽族”，人们能够立刻准确地抓住它的内涵，但是在中国由于缺乏这个词出生的文化土壤，很容易出现理解偏差。
流行语的翻译，除了考虑社会文化背景之外，还必须注意表现语言自身的特色，尽量使译文做到形神兼备。例如将“駅弁大学”译成“野鸡大学”，既形象生动，又符合原意，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译法。从翻译的角度看，如果按照传统的翻译观，仅仅从语言的层次进行转换，把翻译的重点放在词和句的形式及其对等上，那就有可能在新的语言土壤和文化环境中扼杀原文的生命。因为语言系统一转换，词和句中所存在的“意”和“味”就脱离了原文的环境，脱离了原有的文化空间和意义所依赖的上下文关系。
四、现实生活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可译性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活内容。而作为生活信息载体的各种语言所表现的，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事物。但由于人类本身包括本能，欲望和感觉在内的体质结构，和大体经历过类似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以及处于同一地球这种地理等自然环境结构基本相同，由此产生的语言自然有许多可以互相对应的相近、相似以至相同之处，这也就是所谓语言的共性，这种共性是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但是语言之间在存在共性的同时，必然也存在着个性，这种个性的存在，使翻译变得不再是件易事。也就是说，在翻译实践中，必须考虑到各自生活现实的差异所带来的语言的不同。当原语中所叙述的现实是目的语中所没有的时候，便可能导致不可译情形的发生。
中日两国号称“一衣带水”，地域相近，又由于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使两国的生活习惯、风俗等各个方面有不少的相通之处，但是，生活上也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比如在日本有种叫做“天婦羅”的食品，它不是某个具体菜肴的名称，而是对油炸食品的总称。但它跟中国的油炸食品是不同的。为了突出原料本味，在日本，“天婦羅”挂糊时一般调制很薄的糊，中国菜挂糊时一般要求将原料全部包在糊中，而“天婦羅”特别是原料为绿叶素菜的时候，仍然可以看见包裹的原料，有时菜叶的一面有糊，而另一面几乎没有糊。对用鱼肉或大虾制作的“天婦羅”来讲，虽然原料四周沾满糊，但仅仅是很薄的一层。这也是“天婦羅”的一大特色。并且食用的时候要拿调料蘸着吃，这种调料一般由松鱼干汁、酱油、海米汁中添加少量的砂糖和萝卜泥调和均匀而成。但中国的油炸食品就不常见这种吃法。因此，单纯翻译成“油炸食品”，中国人是不能从中理解到日本这种食品的独特之处的。也有人为了保持原汁原味而按照其汉字直译为“天妇罗”，但在这个汉字在没有像“干部”、“寿司”等从日语引进来的汉语外来语那样被大多数的中国人所直观理解之前，这种译法难免使人不知所云。
因此，在遇到翻译本国所不大常见到的现实生活的时候，对译者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按其汉字音译加注，要么译成一个似是而非的事物。这种现实生活中差异所带来的翻译上的难题，是“不可译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不过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增多，这个差异是可以慢慢缩小的。例如原本日语中的“寿司”就基本已成为一个汉语词汇了。而这种差距的缩小正是译者所希望看到的。
五、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可译性
各民族之间，由于文化传统不同，语言中潜在的文化和心理现实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译者如何拨开这层迷雾，抓住深藏于其中的文化、国民心理的实质，是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一个难题。这种背后存在文化隔膜的词语，严格来说，只能解释，而没有办法以对等语翻译它。但解释毕竟不能等同于翻译，于是产生了不可译的问题。
“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深受中国人的喜爱，中国有很多城市以此为市花。这是因为被人格化了的荷花被赋予了某种高贵的品格。但是，同样是荷花，日本人却忌讳，认为荷花是丧花。日本人从中联想到的是死的暗影，视之为不吉利的象征，因此其广植于日本的寺院，寓意人生无常、苦海无边。可见，字面上同是荷花，而这种心理感受的传达却是翻译中的“对等语”所实现不了的。再比如狐狸，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是狡猾的象征，但在日本，狐狸被当做农耕神，农民向它来祈求赐予五谷丰登。
综上所述，译者的任务是要在原文与译文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着力为读者建立一个相应的阅读空间，但从实践的角度看，这种阅读空间的重建在语言、文化和心理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中，确实存在着不可译性或者说有限制的可译性。因而，翻译不可能百分之百传达所有内容，而只能力求无限接近原文。换言之，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所有的翻译都存在着不可译的因素。
注释：
①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63.
②高宁.日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20.
参考文献：
［1］叶渭渠.扶桑掇琐.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2］林少华.落花之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
［3］高宁.越界与误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4］高宁.日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5］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关键词： 翻译 不可译 差异
一般来说，“不可译”这一命题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理论层面的“不可译性”，一个是实践层面的“不可译因素”①。本文试以实践层面的“不可译因素”为对象，以日汉翻译为中心，从诗歌的翻译、特殊词语的翻译、流行语的翻译、现实生活差异、文化差异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诗歌的翻译
每一个伟大民族、伟大文化的背后，必然流淌着一条星辉灿烂的诗歌长河。可以说，诗歌是一种文化最简练的载体，但其背后所蕴藏的本民族的文化、文明背景却是无比深厚的。因此，不同语言之间诗歌的翻译，就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要讨论翻译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避开诗歌的翻译是无法谈及的。
下面试举一个诗歌日译汉的经典例句：
“古池や蛙飛び込む水の音。”
这是“俳圣”松尾芭蕉的代表作《古池》（1687）。按字面意思可直译为：古池塘，蛙跳入，水声。俳句是用简练的语言将某一情景再现，读者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来想象、感受、欣赏。读这首俳句，我们联想到的是空旷，静寂，没有波涟的古池塘，一只蛙跳入水中，声音清晰地传入耳中。实际上入水声本来并不大，通常不会引起格外注意，由于周围过于寂静，感觉上声音很大，令人心动。一个小生命发出的声响与古池塘的寂静形成对比，使人产生很多联想。一静一动，回味无穷，这也就是这首俳句的精妙所在。
前面我们简要分析了这首俳句的内涵，接下来问题就是：怎样将这种内涵用汉语表达出来？这个问题在中国日语界一直是见仁见智，观点各不尽相同。下面将比较有代表性的中文译本列举如下：
○古池——青蛙跳进水里的声音。（周作人）
○蛙跃古池内，静潴传清响。（彭恩华）
○古池塘，青蛙入水，发清响。（李芒）
○古池幽且静，沉沉碧水深。青蛙忽跳入，激荡是清音。（檀可）
○幽幽古池畔，青蛙跳破镜中天，叮咚一声喧。（陈德文）②
本文在此无意探讨各种译法的优劣（实际上，关于此诗的汉译的探讨文章也可谓是汗牛充栋），只是想通过本例思考：翻译，是否能够将原诗的意思与神韵百分百地传达出来？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至少是很难的。也就是说，在诗歌翻译中，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传达原意的，就是因为其中有不可译因素的存在。
二、特殊词语的翻译
特殊词语主要包括专有名词、谚语、成语、惯用语等。专有名词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所表示的事物往往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与普通名词相比，它缺乏对事物的概括力，词语之间也不能进行任意的重新组合。一些人名、地名即属此类。日语为汉字词语的一般可以直接转用，但是需要注意中日两国汉字的细微差别，这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中日简繁体字转换问题；如果有日本人独创的汉字或者有假名的，一般应该加注，否则会使人迷惑不解。比如“横浜”一般按习惯译成“横滨”，而不译成“横浜”。这是因为“浜”为日语简化字，其繁体字为“濱”，而“濱”的汉语简化字为“滨”，所以“横浜”汉译成“横滨”。
再比如风靡一时的日本电视剧《阿信的故事》的译法。原文“おしん”，汉语中有两种译法，即“阿信”和“阿辛”。但是作者桥田寿贺子本人说过这样一段话：剧本名不用汉字而用假名，是因为“しん”这个音寄托了对女主人公无限的热爱和赞美，远非一个汉字可以表达。这个“しん”既是表示忍耐（日语为“辛抱”）的“辛”，又是真心待人的“真”和“心”，同时，它还是相信的“信”，前进的“进”，创新的“新”。因此，选用“信”或“辛”，都有欠全面。于是又有人主张译成“阿xin”。这个确实也有先例，比如鲁迅先生的名篇《阿Q正传》即属此类，但用在翻译上，总让人感觉有些不伦不类。正因为汉语中没有类似日语假名的表音文字，所以在翻译上就造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谚语、成语、惯用语的翻译，首先要做到达意，要把它们本身的意义用中文准确地表达出来。应准确理解词语的全部意义，不能望文生义。如日语中的“落花流水”，就没有现代汉语中的一败涂地、大势已去等含义，相反，表示的是男女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八方美人”并非指美女，而是意为八面玲珑，含有贬义色彩。再如“ほれた目には痘痕も笑窪”这句谚语本意是指在情侣的眼中，满脸的麻子都会被认为是酒窝，一般翻译作“情人眼里出西施”，但也有人认为译为“情侣看麻脸，满面是酒窝”更加原汁原味。
三、流行语的翻译
流行语的翻译历来很难，这是因为流行语本身内涵丰富，概括力强。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往往就剥夺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要翻译流行语，首先要研究怎么尽可能地保持原文的丰富内涵和社会文化背景，至少要提醒读者去注意、去思考、去了解原文所涵盖的社会文化背景，正确地把握住流行语的意义。否则，单纯的文字翻译便只能是流于肤浅的、表面的双语转换。
比如，日语中的“太陽族”一词一般直接翻译为“太阳族”，对于不了解其来源的中国人来说，看到这个词恐怕会首先理解为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之意。但是这个词在日本恰恰是颓废、迷茫的代名词。这就造成了中日两国语言上巨大的理解差异。这是因为这个词源于石原慎太郎1955年发表的小说《太陽の季節》。小说描写了一群典型的战后派青年。他们感情冷漠，玩世不恭，无视传统伦理道德，整日游手好闲却又自诩为看破红尘，后改编成电影，在日本轰动一时，“太陽族”也成了1956年的流行语。因此，在日本这个特定的社会中，说起“太陽族”，人们能够立刻准确地抓住它的内涵，但是在中国由于缺乏这个词出生的文化土壤，很容易出现理解偏差。
流行语的翻译，除了考虑社会文化背景之外，还必须注意表现语言自身的特色，尽量使译文做到形神兼备。例如将“駅弁大学”译成“野鸡大学”，既形象生动，又符合原意，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译法。从翻译的角度看，如果按照传统的翻译观，仅仅从语言的层次进行转换，把翻译的重点放在词和句的形式及其对等上，那就有可能在新的语言土壤和文化环境中扼杀原文的生命。因为语言系统一转换，词和句中所存在的“意”和“味”就脱离了原文的环境，脱离了原有的文化空间和意义所依赖的上下文关系。
四、现实生活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可译性
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生活内容。而作为生活信息载体的各种语言所表现的，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事物。但由于人类本身包括本能，欲望和感觉在内的体质结构，和大体经历过类似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以及处于同一地球这种地理等自然环境结构基本相同，由此产生的语言自然有许多可以互相对应的相近、相似以至相同之处，这也就是所谓语言的共性，这种共性是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但是语言之间在存在共性的同时，必然也存在着个性，这种个性的存在，使翻译变得不再是件易事。也就是说，在翻译实践中，必须考虑到各自生活现实的差异所带来的语言的不同。当原语中所叙述的现实是目的语中所没有的时候，便可能导致不可译情形的发生。
中日两国号称“一衣带水”，地域相近，又由于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使两国的生活习惯、风俗等各个方面有不少的相通之处，但是，生活上也存在着诸多的差异。比如在日本有种叫做“天婦羅”的食品，它不是某个具体菜肴的名称，而是对油炸食品的总称。但它跟中国的油炸食品是不同的。为了突出原料本味，在日本，“天婦羅”挂糊时一般调制很薄的糊，中国菜挂糊时一般要求将原料全部包在糊中，而“天婦羅”特别是原料为绿叶素菜的时候，仍然可以看见包裹的原料，有时菜叶的一面有糊，而另一面几乎没有糊。对用鱼肉或大虾制作的“天婦羅”来讲，虽然原料四周沾满糊，但仅仅是很薄的一层。这也是“天婦羅”的一大特色。并且食用的时候要拿调料蘸着吃，这种调料一般由松鱼干汁、酱油、海米汁中添加少量的砂糖和萝卜泥调和均匀而成。但中国的油炸食品就不常见这种吃法。因此，单纯翻译成“油炸食品”，中国人是不能从中理解到日本这种食品的独特之处的。也有人为了保持原汁原味而按照其汉字直译为“天妇罗”，但在这个汉字在没有像“干部”、“寿司”等从日语引进来的汉语外来语那样被大多数的中国人所直观理解之前，这种译法难免使人不知所云。
因此，在遇到翻译本国所不大常见到的现实生活的时候，对译者来说，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按其汉字音译加注，要么译成一个似是而非的事物。这种现实生活中差异所带来的翻译上的难题，是“不可译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不过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增多，这个差异是可以慢慢缩小的。例如原本日语中的“寿司”就基本已成为一个汉语词汇了。而这种差距的缩小正是译者所希望看到的。
五、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可译性
各民族之间，由于文化传统不同，语言中潜在的文化和心理现实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译者如何拨开这层迷雾，抓住深藏于其中的文化、国民心理的实质，是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一个难题。这种背后存在文化隔膜的词语，严格来说，只能解释，而没有办法以对等语翻译它。但解释毕竟不能等同于翻译，于是产生了不可译的问题。
“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深受中国人的喜爱，中国有很多城市以此为市花。这是因为被人格化了的荷花被赋予了某种高贵的品格。但是，同样是荷花，日本人却忌讳，认为荷花是丧花。日本人从中联想到的是死的暗影，视之为不吉利的象征，因此其广植于日本的寺院，寓意人生无常、苦海无边。可见，字面上同是荷花，而这种心理感受的传达却是翻译中的“对等语”所实现不了的。再比如狐狸，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它是狡猾的象征，但在日本，狐狸被当做农耕神，农民向它来祈求赐予五谷丰登。
综上所述，译者的任务是要在原文与译文之间搭起一座桥梁，着力为读者建立一个相应的阅读空间，但从实践的角度看，这种阅读空间的重建在语言、文化和心理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中，确实存在着不可译性或者说有限制的可译性。因而，翻译不可能百分之百传达所有内容，而只能力求无限接近原文。换言之，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所有的翻译都存在着不可译的因素。
注释：
①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63.
②高宁.日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20.
参考文献：
［1］叶渭渠.扶桑掇琐.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2］林少华.落花之美.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
［3］高宁.越界与误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
［4］高宁.日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5］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