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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文运动产生的阶级背景
社会由不同的阶级组成，阶级变化主要表现在统治者选才任官方式的改变。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经济上的变动在政治上的反映；是下层寒士不断强大后，对上层阶级独揽大权的挑战。上层阶级试图垄断统治的状态与下层阶级不满于被奴役状态的斗争，是下层阶级不断崛起，已经开始威胁上层阶级的统治，以至于上层阶级不得不与下层阶级妥协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隋朝建立之初就选才任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建立了科举制度，为下层寒士提供了晋升的途径。同时，隋文帝为了巩固统治对收复的就贵族进行打压，客观上抑制了六朝以来煊赫的门阀士族。科举制度在中国绵延了1300余年，成为寒门弟子进入权利核心的一条有效的途径，就此，在科举制度的不断变化中可见历代阶级斗争的状况。而唐朝承袭隋朝阶级斗争的成果，科举制度不断改善，最终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统治阶级——“以皇族地主为中心，广泛包括亲贵功臣、门阀士族、庶族地主、富商、僧侣地主等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品级联合统治。”这是隋末农民起义斗争的结果，是隋朝统治阶级打压江淮地区贵族的结果，反映了统治阶级要求扩大统治基础以巩固统治的要求，也是“一批靠兼并起家的‘近代新门’”在经济上崛起后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的反映。
二、唐代阶级变化对古文运动的影响
（一）阶级的变化促使古文运动雏形的形成
孙昌武在《唐代文学运动通论》中提到了阶级变化的两个表现，其一“轻阀阅、重科举”，重科举一方面反映在当时的官员以出身进士为荣，而且往往宰辅出身自进士，可见进士科成为朝廷选官任人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科举作为调节阶级关系的重要手段的同时，也是选拔辅佐治理国家官吏的重要方式，朝廷希望通过科举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所以在唐王朝日益衰败的情况下，许多文人都提出对科举进行改革。“安史之乱”之后，文人依然以“文章关乎治乱”的观点将祸乱的原因归结为文章的浮侈，进而认为“以诗赋取士”正是对创作“浮侈文章”的大力宣扬，故而推及科举取士的弊端，要求进行改革。
其二孙昌武认为阶级关系的变化还表现在“轻经术、重文章”，与科举越来越重视进士科相比，明经科不再受到重视，因为明经大多考察的是章句经学，重背诵功底，与现实需要的经世致用背道而驰。而“章句经学是门阀士族的理论武器，是衡量等级身份的一个标准，也是门阀子弟的必要素养。”所以明经的衰落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门阀士族，而明经又是下层寒士晋升的一条途径，本身就是对门阀士族的有力抨击。随着经术的衰落，文章逐渐兴起。
在“轻阀阅、重科举，轻经术、重文章”的普遍情况下，下层寒士不再被排斥在权力的核心之外，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面对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之后的衰败，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文学就作为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有效手段不断变革，反映在文学上就产生了古文运动，这也就形成了古文运动的雏形。
（二）唐代阶级关系的变化促进古文运动的发展
社会普遍重视科举，不仅官员以进士出身为荣，而且下层寒士也可以凭借自身才学入仕，这就使大量有识之士得以参与国家治理。“安史之乱”之后的唐王朝，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的创伤，虽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距盛唐已相差甚远。在政治上，帝王的权利受到藩镇以及宦官权力的制约，对全国的控制力明显下降，看似大一统的唐王朝，早已支离破碎。在严峻的形势下，涌现出一批以地主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永贞革新。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反映在文学上就体现在古文运动的开展——既重视“文以明道”，将儒学与治国相结合，将古文作为其政治革新的手段，同时也重视文章自身文学特性用来抒情言志，表达自身的困顿。他们企图以新锐的革新重建唐王朝的辉煌，然而，永贞革新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宣告失败，兴起的知识分子也被彻底打散，被贬谪到穷乡僻壤之处。那些被逐出权力核心的知识分子，依然怀揣着振新王朝的愿望，也只能致力于古文运动，在揭露社会的不满的同时，发泄自身坎凜的遭际，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促进了古文运动的发展。
三、古文运动对唐代阶级变化的影响
（一）“明道”观念对阶级的影响
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 一条有效途径，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实施方式。即根据时代的要求，科举考试的内容在不断发生改变，随着时代的发展，唐王朝越来越重视儒学的现实意义，反映在科举选拔上，就涉及到科举考试项目的改革。认为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文章的“浮侈”，进一步就归结为科举取士的弊端——诗赋的脱离现实，无法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但是仅仅改革科举取士的方式，并未正真触及儒学的实用，也就未能真正找到“明道”的切实内涵。就这一问题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也在著作中阐释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他们否定·····文关兴衰的旧说，将国平天下的关健归结于修身正心、得人进贤，并提出了不论贵践、唯问贤愚的取士原则。”在实践上就表现在韩愈、柳宗元等凭借自己显人的地位为受教于其门下的士子通榜，为下层知识分子提供入仕的途径。
（二）行卷对阶级的影响
文人大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往往選择入仕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科举制度经过武后时期的改革，发展到中唐时期，已经成为下层寒士入仕的主要途径。进士成为科举的主要科目，其中，进士得第与否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进士科的内容；其二是行卷，因为知贡无法就一篇文章判断举子的优劣，所以行卷显得更为重要。韩愈和柳宗元在文坛占有重要的地位之后，成为显人，他们可以间接甚至直接决定举子的登第与否。加之他们喜欢提携后进，许多后进都“才踊跃地接受其文学主张，并且积极地写出符合于这种主张的作品，献给他们，以求知己”，韩愈等人则借行卷提携后进之便，推行其文学主张。在客观上，行卷为相当一部分持有相同文学主张的文人提供了入仕的门径；为他们形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文学运动提供了便利；同时韩柳等人的提携为寒士提供了庇护，成为古文运动有力支持者的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在文学而且在政治上都凝聚在一起。知识分子阶层不但在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政治上也以“文以明道”占据了社会的主流，这一阶级不断壮大，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作者简介：
李景暾（1994—），女，汉，山西省寿阳县，研究生，西北师范大学，学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唐宋
社会由不同的阶级组成，阶级变化主要表现在统治者选才任官方式的改变。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经济上的变动在政治上的反映；是下层寒士不断强大后，对上层阶级独揽大权的挑战。上层阶级试图垄断统治的状态与下层阶级不满于被奴役状态的斗争，是下层阶级不断崛起，已经开始威胁上层阶级的统治，以至于上层阶级不得不与下层阶级妥协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隋朝建立之初就选才任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建立了科举制度，为下层寒士提供了晋升的途径。同时，隋文帝为了巩固统治对收复的就贵族进行打压，客观上抑制了六朝以来煊赫的门阀士族。科举制度在中国绵延了1300余年，成为寒门弟子进入权利核心的一条有效的途径，就此，在科举制度的不断变化中可见历代阶级斗争的状况。而唐朝承袭隋朝阶级斗争的成果，科举制度不断改善，最终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统治阶级——“以皇族地主为中心，广泛包括亲贵功臣、门阀士族、庶族地主、富商、僧侣地主等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品级联合统治。”这是隋末农民起义斗争的结果，是隋朝统治阶级打压江淮地区贵族的结果，反映了统治阶级要求扩大统治基础以巩固统治的要求，也是“一批靠兼并起家的‘近代新门’”在经济上崛起后要求相应的政治地位的反映。
二、唐代阶级变化对古文运动的影响
（一）阶级的变化促使古文运动雏形的形成
孙昌武在《唐代文学运动通论》中提到了阶级变化的两个表现，其一“轻阀阅、重科举”，重科举一方面反映在当时的官员以出身进士为荣，而且往往宰辅出身自进士，可见进士科成为朝廷选官任人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科举作为调节阶级关系的重要手段的同时，也是选拔辅佐治理国家官吏的重要方式，朝廷希望通过科举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所以在唐王朝日益衰败的情况下，许多文人都提出对科举进行改革。“安史之乱”之后，文人依然以“文章关乎治乱”的观点将祸乱的原因归结为文章的浮侈，进而认为“以诗赋取士”正是对创作“浮侈文章”的大力宣扬，故而推及科举取士的弊端，要求进行改革。
其二孙昌武认为阶级关系的变化还表现在“轻经术、重文章”，与科举越来越重视进士科相比，明经科不再受到重视，因为明经大多考察的是章句经学，重背诵功底，与现实需要的经世致用背道而驰。而“章句经学是门阀士族的理论武器，是衡量等级身份的一个标准，也是门阀子弟的必要素养。”所以明经的衰落一定程度上打击了门阀士族，而明经又是下层寒士晋升的一条途径，本身就是对门阀士族的有力抨击。随着经术的衰落，文章逐渐兴起。
在“轻阀阅、重科举，轻经术、重文章”的普遍情况下，下层寒士不再被排斥在权力的核心之外，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面对唐王朝在“安史之乱”之后的衰败，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文学就作为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有效手段不断变革，反映在文学上就产生了古文运动，这也就形成了古文运动的雏形。
（二）唐代阶级关系的变化促进古文运动的发展
社会普遍重视科举，不仅官员以进士出身为荣，而且下层寒士也可以凭借自身才学入仕，这就使大量有识之士得以参与国家治理。“安史之乱”之后的唐王朝，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的创伤，虽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养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距盛唐已相差甚远。在政治上，帝王的权利受到藩镇以及宦官权力的制约，对全国的控制力明显下降，看似大一统的唐王朝，早已支离破碎。在严峻的形势下，涌现出一批以地主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永贞革新。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反映在文学上就体现在古文运动的开展——既重视“文以明道”，将儒学与治国相结合，将古文作为其政治革新的手段，同时也重视文章自身文学特性用来抒情言志，表达自身的困顿。他们企图以新锐的革新重建唐王朝的辉煌，然而，永贞革新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宣告失败，兴起的知识分子也被彻底打散，被贬谪到穷乡僻壤之处。那些被逐出权力核心的知识分子，依然怀揣着振新王朝的愿望，也只能致力于古文运动，在揭露社会的不满的同时，发泄自身坎凜的遭际，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促进了古文运动的发展。
三、古文运动对唐代阶级变化的影响
（一）“明道”观念对阶级的影响
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 一条有效途径，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实施方式。即根据时代的要求，科举考试的内容在不断发生改变，随着时代的发展，唐王朝越来越重视儒学的现实意义，反映在科举选拔上，就涉及到科举考试项目的改革。认为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文章的“浮侈”，进一步就归结为科举取士的弊端——诗赋的脱离现实，无法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但是仅仅改革科举取士的方式，并未正真触及儒学的实用，也就未能真正找到“明道”的切实内涵。就这一问题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也在著作中阐释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他们否定·····文关兴衰的旧说，将国平天下的关健归结于修身正心、得人进贤，并提出了不论贵践、唯问贤愚的取士原则。”在实践上就表现在韩愈、柳宗元等凭借自己显人的地位为受教于其门下的士子通榜，为下层知识分子提供入仕的途径。
（二）行卷对阶级的影响
文人大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他们往往選择入仕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科举制度经过武后时期的改革，发展到中唐时期，已经成为下层寒士入仕的主要途径。进士成为科举的主要科目，其中，进士得第与否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进士科的内容；其二是行卷，因为知贡无法就一篇文章判断举子的优劣，所以行卷显得更为重要。韩愈和柳宗元在文坛占有重要的地位之后，成为显人，他们可以间接甚至直接决定举子的登第与否。加之他们喜欢提携后进，许多后进都“才踊跃地接受其文学主张，并且积极地写出符合于这种主张的作品，献给他们，以求知己”，韩愈等人则借行卷提携后进之便，推行其文学主张。在客观上，行卷为相当一部分持有相同文学主张的文人提供了入仕的门径；为他们形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文学运动提供了便利；同时韩柳等人的提携为寒士提供了庇护，成为古文运动有力支持者的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在文学而且在政治上都凝聚在一起。知识分子阶层不但在文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在政治上也以“文以明道”占据了社会的主流，这一阶级不断壮大，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作者简介：
李景暾（1994—），女，汉，山西省寿阳县，研究生，西北师范大学，学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唐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