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功甫帖》，纸本，墨迹，两行九字，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是苏轼写给朋友郭祥正（功甫）的临别便签。查201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所出20册《苏轼全集校注》，收有苏轼写给郭祥正的信札7封《与郭功父七首》（第十六册5662至5666页），而未收录《功甫帖》，想是由于此为残篇断简。值得指出的是，《与郭功父七首》皆无类似“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这样的落款。
　　一
　　2013年9月，上海收藏家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以5037万元天价买下《功甫帖》，迅即成为中国大陆收藏界的热议话题。上海博物馆的几位专家联手著文质疑真伪，使《功甫帖》由拍卖品学术考证，升级为社会新闻事件。
　　围绕着《功甫帖》真伪的争论还正如火如荼时，2014年4月初，香港苏富比“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拍”上拍“玫茵堂珍藏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以2.8124亿港元成交，该成交价刷新了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这次的买家又是上海收藏家刘益谦，当然并非偶然巧合，而是蓄意有心之举。
　　刘益谦是近几年中国艺术拍卖领域的锋头最劲的人物，他曾4亿出手的《松柏高立图》也创造了齐白石作品拍卖最高纪录。显然，刘益谦是一个破纪录的爱好者，他出现在拍卖会上就是为了刷新纪录。什么最有名买什么，什么最贵买什么，这种霸气十足的收藏风格，在时下很有代表性。
　　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至今没有走出“内行没钱买，买主是外行”的怪圈，尽管几乎所有一掷千金的买家都自认为已经在文物艺术品领域有了很高的专业修养。围绕在他们身边的当然也不乏内行懂眼的专业人士；可是这些人很难做到超越利益关系去真正起到专业顾问的作用。事实上，买家往往就是在身边的内行顾问引导或诱导下才看中某件拍品，这大概也是公开的秘密，只有财大气粗的买家一人不明白。刘益谦花5037万元天价买下《功甫帖》，不言而喻，除了自信，并没有更靠谱的鉴定能力作后盾。但是敢花如此巨款买一幅只有九个字的书法残篇，一定又离不开他所信任的专家权威们的劝导与鼓励。
　　二
　　围绕《功甫帖》的舆论风波，参与者的动机似乎并不完全出于书法鉴定与收藏理念。世人冷眼旁观，能明显地感觉到双方都难免有利益因素主导，参照金缕玉衣的成例，有理由推断5037万元的标的物已经足够调动如此规模的专家队伍参战。这些年来，艺术品收藏市场火爆，很多鉴定家、学术权威都分享到了实惠，利益的诱惑使一些专业人士放下了架子与底线，吃相很难看。
　　面对艺术收藏市场的纷纭乱象，可以借助一句古罗马法律格言来进行分析：“对谁有利（原文为拉丁文cui bono）？”“谁受益”。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进行判断分析，往往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在艺术品文物鉴定时排除感情因素，甚至不必讲什么爱国主义、传统文化瑰宝意义、文物回流，只就作品真伪论作品真伪，只就作品价值论作品价值，大肆包装与炒作拍品，无非是想实现溢价增值而已。
　　文物艺术品收藏不需要陈光标式的明星，没有专业眼光与鉴赏能力的收藏家，只是利用文物艺术品进行资本运作，他们也许会在购藏出让或捐赠过程中大赚差价或“曲线救国”，博取名誉声望等无形资产，以实现自己的既定目的，但一定与文物艺术品的文化艺术本位价值无关。在世界范围，成熟的文物艺术品收藏市场已经不再欢迎暴发户光临，因为对拍卖行或卖家来说，他们带来的麻烦比带来的利润更多。任何一个市场都不希望买家是冲动的、疯狂的甚至不计后果的。
　　三
　　2014年1月1日，上海博物馆关于《功甫帖》的研究报告全文正式公布，报告分为两篇：钟银兰、凌利中《“从法帖中双勾”——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勾摹的性质》和单国霖的《形体极相似 气韵却不畅》。作为上海文物收藏官方权威机构的上海博物馆不止一位专家联手上阵，这种做法显然并非个人行为，至少带有半官方的色彩。
　　作为回应，刘益谦当然不肯示弱。他在自己的上海龙美术馆展示了《功甫帖》原件，用现代科技设备对其进行了放大和扫描，对外公布了《功甫帖》的1200dpi高清扫描图、6000万像素高清背光图，以及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效果图。
　　据报道，《功甫帖》在高倍扫描仪和50200倍的光学放大镜下，众多自然书写特性清晰可见，例如回锋提笔处、笔画交叉处显然有较浓的墨色；偏锋扫过纸面时偶然发生的不规则缺口，聚墨处边缘有自然渗出笔画边缘的痕迹，以及自然有力的连笔游丝等。这有力地证明《功甫帖》非“双勾廓填”，馆方还援引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对《功甫帖》所做的技术鉴定，指出《功甫帖》用纸与北宋李建中《同年帖》、苏轼《致知县朝奉》为同一种纸张，完全符合北宋用纸特征。
　　双方围绕着该帖是不是双勾廓填勾摹的争论有些小题大做。事实上，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只有两行九个字的书作，任何一个造假者都明白，用勾摹的方法来复制反倒是舍近求远。一个善于临摹仿造的高手，当然会选择直接书写，因为字数少，不必花费太多的力气就能达到逼真的效果，而在复制字数多的书作如《兰亭序》《出师颂》时，字数多、行数多，不仅字字要注意惟妙惟肖，还要注意行与行之间的呼应，不露马脚的难度会几何级数地增加。
　　至于纸张问题，鉴定证明《功甫帖》使用宋代的纸并不能证明它是宋代的真迹；因为找到宋代的纸即使在今天也不算什么太难的事，造假者如果连这都不懂，那也太不够专业了。
　　四
　　到目前为止，说《功甫帖》是真迹还是赝品，都还缺少足够的证据。可以确定的是，发现是赝品的证据相对更容易，而断定是真迹的结论，则只能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如今的艺术品拍卖十拍九假，假冒伪劣是中国现今市场的痼疾，文物艺术品市场尤其严重。任何一件拍品都值得怀疑是否赝品。凡是一口咬定绝对保真的，要么是轻信自欺，要么是有意骗人。在书画鉴定时，科学的态度是谨慎、多疑、不肯定。事实上，只有假的东西才很容易让人下结论，而得出真的结论总是要小心翼翼、有所保留的。 　　即使是书画专业领域，也很少有人知道如今高科技复制手段已经达到了何等水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个虚幻的口号，事实上鉴定技术已经严重落后了。一位玉器收藏经营大家对我解释，为什么他后来专做新玉而不再做古玉时：他委托人按照他指定的款式复制加工了一件古玉，做好之后请故宫某位号称中国第一古玉专家来鉴定，老先生认真研究后，认定是古玉。
　　以前书画鉴定特别关注印鉴的真伪，但现在复制印章的技术设备，已经不再是手工仿刻，因此，印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在《功甫帖》真伪争辩中拿张珩、徐邦达、启功来说事的专家很多，其意皆曰，只要是这些神一样的鉴定权威大家著录过甚至题跋过的书画就百分之百是真迹。请容许我坦率地说，没有比这种盲目迷信更幼稚的了。这些鉴定家也都是肉眼凡胎，难免有失手打眼的时候，他们的著录在没有附上彩色图片的前提下，只证明他们见过一件在外貌形式上具有某某特点的书画以外，并不能证明他们看到过的就是后来上拍的这件作品。他们过眼鉴定过并下了结论的书画，后来被证实很成问题者，其例证很多。
　　古书画鉴定界讲究“宋元宽、明清严”，是因为宋元字画少，而年代久，变数多，不敢轻易“证伪”宋元书画，但这并能不反过来等于名家鉴真的宋元书画就都是真迹。
　　在书画收藏界，有时也能看到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独断专行的价值观体现，大家热衷地造神，崇拜“一句顶一万句”，认定有人拥有一言九鼎的所谓主流话语权，这些都是应当被破除的错误思想。真正的科学态度，应当是容许各执己见。
　　《功甫帖》争论经过了长达数月的交锋，双方都有重量级学者出场，文章已经发表很多，从大众报刊到专业报刊，烽火四起，可是仍然未见分晓，可见古代书画鉴定之难。显然，拍卖行的短暂预展在客观上就无法提供拍品为真迹的保证，根本不可能待到鉴定有了结论才上拍——这意味着，拍卖会上的古代书画对买卖双方来说基本就是两厢情愿、愿打愿挨。在造假技术如此发达、造假环境如此配套的今天，通过拍卖收藏古代书画，较之赌石，风险更大。艺术品市场一旦成了赌场，就会按赌场的规则运行；而赌场的规则是，设局的与开赌场的铁定永远是赢家。
　　《功甫帖》是真是假争论未休。作为一件书法作品，《功甫帖》的价值还处在未定之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出钱买下《功甫帖》的刘益谦，却无疑成为中国大陆最具知名度的收藏家了。这样的知名度需要花多少广告费才可能换来？可以说，作为想跻身收藏家光荣榜首的刘益谦，拍下《功甫帖》的回报已经超值了。
　　（曹鹏/经济日报新闻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