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齐国厚葬之风颇盛。齐桓公担心，此风任其发展，“布帛尽于衣裘，林木尽于棺椁”，百姓将“无以为蔽”，国家将“无以为守备”。为此，他与丞相管仲商讨对策。管仲说，世人做什么事，不是为名便是图利。如果令厚葬者既无名又无利可图，厚葬之风定可刹住。
　　于是，王告天下：“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此令一下，厚葬之风很快便被刹住。因为，对棺椁过度者进行侮辱，名声不好；对大办丧事者治后人罪，无利可图。自然，也就很少有人敢大操大办了。
　　然而，在此后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厚葬之风忽隐忽现，至今似无绝迹……
　　某天，我居住的那个机关干部宿舍大院就上演了这样一幕：
　　院子里的马路上，突然用蓝布搭起了一个偌大的帐篷。帐篷内布置了一个灵堂，上方悬挂着一幅遗像。在烛光的映照下，我认出了这遗像上的老人：原来是隔壁那栋人家的老太太。
　　老太太寿终正寝，让家人悲伤，却也让先前颇为清静的院子着实热闹了一番：凭吊者人来人往，鞭炮声不时轰响，鼓号和唢呐轮番高奏，还有录音机声响无休无止……
　　就这样，闹腾了三天两晚。道路堵塞、影响人走车行不说，光那些高分贝的喧天鼓乐，就令四邻八舍不得安宁。其间也有一些人想去劝说，可碍于情面，忌讳“白喜事”，只好忍了。
　　大千世界，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生和死的问题。生和死处在事物的两端，生和死也是一种轮回，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当然。人类作为世间最高级的动物。其生和死虽然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但却是有别于其他万物的。对一个家庭来说，无论是新生命的诞生，还是老人的辞世，都是一件大事。正因为此，先辈去世了，才“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以一定的仪式进行安葬和祭奠。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孝敬先人、寄托哀思的表现。但凡事都应有个度，那种高设“灵堂”、大做“道场”、豪建墓地的繁杂奢华的丧葬祭奠，既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又伤风扰民，未必能表明对先辈特别的尊重和孝敬，也未必是先辈所希望的。
　　所以，悼念先辈。不在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关键在于心实意诚。对先辈最好的尊重，是传承先辈的优秀品格：对先辈最大的孝敬，是继续先辈的未竟事业。因此，祭奠先辈辞世，总的原则应该是简朴、节俭、文明，不给社会环境和公共秩序造成影响。
　　古人云：“祭而羊，不如养之厚夜。”意思是说，死后祭奠搞得再隆重，都不如生前好好地侍奉一个晚上。厚葬不如厚养，厚养不必厚葬。厚葬是劳民伤财之举，只能助长铺张浪费、攀比之风。真正的孝敬应该是生前的孝敬。有人说，生前孝是为老人，是真心；死后孝是为自己，是假意，是做给旁人看的。这话虽然有些偏颇，但于某些对先辈厚葬薄养的人来说，却是一针见血的。我看到一首打油诗，对厚葬薄养的现象进行了入木三分的鞭挞：“莫说生前赡养差。死后三天有吹打：莫说生前吃得差，丧葬宴宾有鸡鸭：莫说生前穿得差，祭幛有丝又有麻；莫说生前住得差，骨灰盒上镶象牙；莫说生前缺钱花，丧事开销八千八。”
　　面对重殓厚葬之风盛行的状况，我们必须坚决制止，因为这是关系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党风民风的大事。怎么制止？当然不能用“戮其尸”的办法，但“罪夫当丧者”，还是值得效法的。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有关殡葬改革的文件，对丧葬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南昌市也颁布了有关具体规定，对丧葬过程中的一些陈规陋习进行限制，对影响社会环境和公共秩序的做法明确了处罚办法。我相信，这一系列文件和规定的实施，必将改革丧葬旧法，破除千年旧俗。树立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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