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98年，朱元璋死，其孙朱允炆即位，即建文帝。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帝王，面对叔叔辈的诸多藩王，心存恐惧，他作出了正确但不成熟的选择——削藩；而他的四叔朱棣在作了充分准备后，于公元1399年7月，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用“恢复祖宗旧制”为旗号，挥师南下，发起“靖难之役”，争夺帝位。经过四年苦战，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皇权，登上皇位，即历史上的永乐帝。
　　永乐皇帝打败了建文帝，所带来的不只是朱氏家族皇权的沉浮，而是封建专制的加强，国势的衰亡；更有人性的沦丧，社会的停滞。
　　生性“仁明孝友”的朱允炆，21岁的时候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他初登大宝之时，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开始着手变革他所开创的大明王朝，史称“建文新政”。（1）“秀才朝廷”。他全面改革洪武吏治，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力图创造出和谐的宽政。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2）宽刑省狱。建文帝在当皇太孙时就已经意识到太祖用刑过重，就曾向祖父请求更定《大明律》。他把《大明律》与历朝法律作比较，认为《大明律》用刑过重，更改了其中量刑较重的部分律法。建文帝即位仅一个多月，就下诏全国行宽政、平反冤狱。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自由，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的罪犯比洪武朝减少了2/3。建文帝的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对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的一种调整，也反映了建文帝与太祖执政风格的迥异。（3）减轻赋税。下令免除拖欠租税，赈济灾荒；下诏优养老人，令官府为民间卖子为奴者赎身；限制僧道占田数量，余田均给贫民……
　　种种新政与洪武年间相比大相径庭。他祖父时农民呼号：“自从有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而在建文年间，却是“安于生业、家给人足、外户不阖、路不拾遗”，时人淡论，均言“四载宽政解严霜”。在皇权至高无上的中国，纵观二十四史，一个登上皇位而没有丧失人性的人少之又少。明代思想家李贽曾说，朱元璋对待人才“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盖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照以阳春”。
　　当朱棣率兵攻入京城，随着皇宫中的熊熊烈火，建文帝的生死成为千古之谜。而他在位的四年中，微微出现的一缕使这老大帝国具有人性的曙光也随着这千古之谜永远尘封在历史之中。
　　靖难之役，破城之日，南京的大臣们匍匐一片，但那些在洪武年间饱受摧残、生命尊严得不到丝毫保证的文人士大夫们，愿意为建文帝而死：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全家被戮而昂然不屈；陈迪口中塞入了儿子被炒熟的鼻舌，吐出后仍骂不绝口；铁铉耳鼻被割，又被寸磔后投入油锅，却始终不向朱棣下跪……在“瓜蔓抄”的大屠杀下，大多数只要向朱棣表示效忠便可以保住身家性命甚至荣华富贵，而数万文人与他们的家人愿意极其惨烈地为一个失败的皇帝去死，这是不能用简单的愚忠来看待的。“士为知己者死”，对于文人来说，皇上尊重他们的人格、学问，是最大的知己。他们在生存死亡之间选择时，心里都会明白，与朱元璋性格相同的朱棣根本不会拿他们当人看待的。
　　我们看一个人的活动或举措时，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仅从道义的角度考虑，而要看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民族的团结与进步、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的愿望与利益等。从建文帝为期四年的统治来看，如果没有朱棣的靖难起兵，历史上可能在继“建文新政”之后，顺应时代潮流的是“建文盛世”；在宋代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大环境下，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不是在明末，而是在明初；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也可能像西欧那样会出现“文艺复兴”，而不是封建文明的回光返照——“永乐盛世”；如果没有朱棣的靖难起兵，历史为建文帝提供了施展雄才大略的舞台，就不可能有落后战胜先进、野蛮战胜文明的大清王朝，也就更不可能有鸦片战争及社会性质的改变……
　　建文帝年间的史实，明朝的官修史书从未明确记载，明帝的世系中，他也一直没有正式的地位，他的事迹大多存于民间传说与野记杂闻。直到清朝乾隆元年，乾隆皇帝才给他上了谥号，为“恭闵惠皇帝”，一个具有人性的皇帝数百年后才被一个武力征服天下的王朝所承认，这应该是历史上的一个大玩笑了吧。我总觉得，西哲的那句名言——“历史，就是耐心等待被虐待者获救的福音”确实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