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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集作家、翻译家和人文学者于一身的贾植芳先生，一生所经半个多世纪的苦难，成就了其从一个山村孩子到“七月派”知名作家和人文学者的炼狱之路，它不仅铸就了其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丰富多面的形象和深厚的人格魅力，也形成了其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多元的文学观念，更以知行舍一的实践理性融入他的学术品格，其贯穿一生的翻译实践在这里承担了重要功能。
关键词：贾植芳；学术贡献；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2-0104-06
集作家、翻译家和知名学者于一身的贾植芳先生，自上世纪20年代末起，开始了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历程，这半个世纪的磨难，也成就了其从一个山村孩子到知名的“七月派”作家、翻译家和人文学者的炼狱之路，行铸了其作为一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多面的形象和深厚的人格魅力，其92岁的生命为理想和追求所贯穿，充满了奔波、动荡、苦难、抗争和思考。
他从中学时代起发表文学创作，1935年春因参加进步社会活动而被北平崇实中学校方以“思想不良”之名开除，随后投身“一二·九”运动被北洋政府逮捕入狱，1936年保释出狱后即流亡日本，入东京日本大学经济科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左翼文学活动。抗战后辗转回国，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主办的“留日学生训练班”短期训练后，以随军翻译等身份先后在中条山、西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战争，几度出生入死。不久与胡风相识并为其主编的《七月》杂志投稿。1943年因策反郝鹏举而被徐州日伪政府军警监禁，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写作为生。1947年又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入狱，次年经多方营救出狱后，藏身沪西农户家中，写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一书。旋即又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逃往青岛直至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监禁13年后宣判出狱，于1966年回复旦大学接受监督劳动，“文革”中再次遭受种种折磨。1979年平反后回中文系任教，曾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之职，70多岁正式退休后直至2008年辞世，思考著述不断。
贾植芳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历史中的成就和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作为七月派作家的主要成员而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集《人生赋》、散文集《热力》、中篇小说集《人的证据》，80年代又有选集《贾植芳小说选》出版，晚年除出版自传《狱里狱外》外，还发表了大量回忆散文、书信和日记。钱理群评价贾植芳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认为其在表现形式和内在追求方面都与鲁迅等开创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有着紧密联系，并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残酷战争中的历史乐观主义，“他们对抗人的丑陋与堕落，追求人的价值、责任与存在的意义”。
不过，贾植芳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中的角色，远不是一个作家所能概括的，在作家之外，他更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的人文知识分子。如果按照现代学科的划分，他的学术实践广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领域。而在文学领域，他又同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学术翻译、通俗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多个学科中，表达他的观察与思考，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学科和翻译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关于贾植芳先生的人格精神，关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已有许多学者作出精到的概括，笔者也曾就其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立与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有过专文论述。这里仅就他的翻译实践及其成就为重点，结合他的人格与精神构成，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勾勒他的学术精神视野。当然，作为翻译家的贾植芳，他在翻译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留下的印迹，同样不是以一个职业型或者专家型翻译家的尺度可以衡量的。
贾植芳先生的英文是1930年代初在美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北京私立崇实中学所学，1936至1937年间留学东京大学社会科时学会了日文。通过这两种语言，他先后翻译了许多外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学等多个领域。他的翻译活动，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间有着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空白，这正是他生命中最为漫长的牢狱生涯。在第一阶段，先后有《人民民主的长成与发展》、《住宅问题》、《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论报告文学》、《契诃夫手记》、《俄国文学研究》等问世。后者从当时苏联等国家的英文期刊选录，编译了关于拉吉舍夫、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赫尔岑、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克罗连科、高尔基等著名俄苏作家的研究论文26篇，及时反映了国外俄苏文学研究的现状。另外，1949年他还为正气书店校阅了从日语翻译的《露和字典》。
这些译著的出版，虽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也是贾植芳的翻译成果最为集中的时期——但事实上，他的翻译活动，不仅早在日本留学时代就已开始，而且许多重要译著，并不是在安静的书斋里完成，相反都伴随着烽火硝烟、白色恐怖和种种政治斗争的风浪。其中，早年翻译的三部文学作品，更因颠沛和动荡而散佚。在晚年的忆旧散文《遗失的原稿》及自传《狱里狱外》等著作中，他曾多次提及这三部译稿的传奇。
首先是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1871-1919）的剧本《卡列尼娜·伊凡诺夫娜》。早在1937初夏，留学日本东京大学的贾植芳就利用课余时间译完此作，并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取得联系。在获得初步出版意向后，他对译稿从头校改，希望能一举顺利出版。就在译作即将完成时，“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交战，贾植芳决计回国参加抗日，从神户乘英国公司的轮船取道上海回国。船行中途时，正逢上海沦陷封港，只好改泊香港。于是，在香港居留近两个月后才回到内地。临行前，他把所有行李都寄放在香港的朋友家中，其中就包括这部译稿。十年后日本投降，几度出生入死的贾植芳终于在1946年到上海，并托香港的朋友打听那些行李所在，接到回信得知，那些行李虽有遗失，但书与译稿还在，不久即可以寄来。这已是1948年秋天了。当时贾植芳因在复旦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织创办的《学生新报》上发表揭露专制当局的《给战斗者》一文，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以“煽动学生”罪逮捕，关押在南市区看守所已经一年有余，直到那年冬季方被胡风设法保释。回家后听妻子任敏说起，不久前收到从香港寄来的一堆稿件，当时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骚扰，她正寄居在郊区的朋友家里。收到邮件通知后，她即去四川北路邮局取出，并决定把书稿送到胡风家保存。为了避人耳目，她雇一辆三轮车，还把稿件裹在一条床单里。车到时，惊慌之中付钱下车直奔胡风家，竟忘了拿车上的包裹。当时鲁迅夫人许广平恰好也在胡家，听说里面还有稿件，一起奔下三楼，但三轮车早已不见踪影了。在许广平建议下，胡风当即在《新民晚报》登遗失启示，但终于杳无音信。这部安德列耶夫的译稿就此消失。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提醒学术界，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曾把翻译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和借鉴，作为治史立论的出发点，只是建国之后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压力以及文学观念的偏狭，才导致对翻译文学价值和地位的忽视，翻译文学被贬为可有可无聊备一格的次等文学，翻译家在文学出版界也只能敬陪末座。他的这种理念，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学术实践中，就是大力倡导和支持对中外文学关系和翻译文学的研究，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著作中，不仅反复申述同样的论点，并身体力行，把现代翻译文学资料的整理提升为学科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而突破了中外文学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机械划分，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
他还进一步分析文学翻译活动的性质，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文学活动，译本的质量往往取决于译者的文学和语言素养，以及对原作的理解和判断程度，因此，一方面它是译者在具体文化语境中对历史和现实的见解表现，另一方面总是有其成就与不足之处。所以对于享有世界性声誉的著作，就更需要一代代人的重译劳动，从而日趋完整地再现作品的原始风貌和它的真实艺术境界。同时，由于社会和生活的变化，来自生活的语言本身也在变化，无论词汇还是语法结构，都有发展和进步，当代人的重译，既可以纠正因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漏译和误译之处，其语言和表达方式，也会更适合于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这就把文学翻译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当中，将个体的文学和学术翻译实践历史化、语境化，实际上启发了中国翻译文学研究的广阔视野，预示了从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等不同学科展开文学翻译研究的可能性，同时也是其学术品格的一种重要体现。
实践之知有别于理论之知和技术之知，它直接以生活世界为对象，实际上涉及了人类文化的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使科学的自我理解得以回到最终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哲学是人文科学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其最终的理想。尽管作为一名人文学者，贾植芳先生除早期所作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外，几乎再没有成体系的论著行世，但其广泛涉猎多个人文社会学科，并且在这些领域留下其富于个性的印迹。这些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既体现在晚年结集的四卷本《贾植芳文集》中，也体现在其回忆录《狱里狱外》、日记书信集《解冻时节》、《早春三年日记》里，还体现在其为数可观的文学学术翻译实践当中。
贾植芳曾反复申明：“我是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长大的文学青年，是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化密切联系社会人生的传统，在鲁迅开创的文学为人生且改造这人生的文学道路上前进……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性质、结构和组织机制等，我始终保持着不竭的探讨热望，并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现实生活。”作为一个从封建体制和传统文化中反叛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贾植芳积极投身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生活实践，以强烈的主体精神参与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文学在内的各种活动，将自由的人格追求和国家的独立、民族文化和文学复兴的使命紧密结合，从而使他在文化学术上的追求具有强烈的个体实践性和创造精神，这种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士大夫“知行合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对于当代民族文化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不仅体现在他早年的文学创作中，在他后来所从事的文学学术活动中，也获得多方面的体现。在他看来，人文学术不只是一个学问体系，也不只是一个认识论的过程，它的学术展开同时是一种由主体参与其中的文化实践；他的文化学术活动兼及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在文学内部他又是从文学创作实践转入学术研究，因此不仅熔铸了创作和研究的双重经验，而且从来就具有兼容古今、涵摄中外、并包雅俗的包容、通达的文学观念以及广阔的学术视野。
关键词：贾植芳；学术贡献；文化翻译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2-0104-06
集作家、翻译家和知名学者于一身的贾植芳先生，自上世纪20年代末起，开始了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坎坷历程，这半个世纪的磨难，也成就了其从一个山村孩子到知名的“七月派”作家、翻译家和人文学者的炼狱之路，行铸了其作为一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丰富多面的形象和深厚的人格魅力，其92岁的生命为理想和追求所贯穿，充满了奔波、动荡、苦难、抗争和思考。
他从中学时代起发表文学创作，1935年春因参加进步社会活动而被北平崇实中学校方以“思想不良”之名开除，随后投身“一二·九”运动被北洋政府逮捕入狱，1936年保释出狱后即流亡日本，入东京日本大学经济科学习，期间积极参与留日学生左翼文学活动。抗战后辗转回国，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主办的“留日学生训练班”短期训练后，以随军翻译等身份先后在中条山、西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战争，几度出生入死。不久与胡风相识并为其主编的《七月》杂志投稿。1943年因策反郝鹏举而被徐州日伪政府军警监禁，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写作为生。1947年又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入狱，次年经多方营救出狱后，藏身沪西农户家中，写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一书。旋即又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逃往青岛直至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55年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入狱，监禁13年后宣判出狱，于1966年回复旦大学接受监督劳动，“文革”中再次遭受种种折磨。1979年平反后回中文系任教，曾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之职，70多岁正式退休后直至2008年辞世，思考著述不断。
贾植芳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历史中的成就和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作为七月派作家的主要成员而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集《人生赋》、散文集《热力》、中篇小说集《人的证据》，80年代又有选集《贾植芳小说选》出版，晚年除出版自传《狱里狱外》外，还发表了大量回忆散文、书信和日记。钱理群评价贾植芳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认为其在表现形式和内在追求方面都与鲁迅等开创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有着紧密联系，并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残酷战争中的历史乐观主义，“他们对抗人的丑陋与堕落，追求人的价值、责任与存在的意义”。
不过，贾植芳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中的角色，远不是一个作家所能概括的，在作家之外，他更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的人文知识分子。如果按照现代学科的划分，他的学术实践广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多个领域。而在文学领域，他又同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学术翻译、通俗文艺学、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多个学科中，表达他的观察与思考，尤其在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学科和翻译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关于贾植芳先生的人格精神，关于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所取得的成就，已有许多学者作出精到的概括，笔者也曾就其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立与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有过专文论述。这里仅就他的翻译实践及其成就为重点，结合他的人格与精神构成，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勾勒他的学术精神视野。当然，作为翻译家的贾植芳，他在翻译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留下的印迹，同样不是以一个职业型或者专家型翻译家的尺度可以衡量的。
贾植芳先生的英文是1930年代初在美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北京私立崇实中学所学，1936至1937年间留学东京大学社会科时学会了日文。通过这两种语言，他先后翻译了许多外国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学等多个领域。他的翻译活动，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间有着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空白，这正是他生命中最为漫长的牢狱生涯。在第一阶段，先后有《人民民主的长成与发展》、《住宅问题》、《契诃夫的戏剧艺术》、《论报告文学》、《契诃夫手记》、《俄国文学研究》等问世。后者从当时苏联等国家的英文期刊选录，编译了关于拉吉舍夫、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赫尔岑、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克罗连科、高尔基等著名俄苏作家的研究论文26篇，及时反映了国外俄苏文学研究的现状。另外，1949年他还为正气书店校阅了从日语翻译的《露和字典》。
这些译著的出版，虽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也是贾植芳的翻译成果最为集中的时期——但事实上，他的翻译活动，不仅早在日本留学时代就已开始，而且许多重要译著，并不是在安静的书斋里完成，相反都伴随着烽火硝烟、白色恐怖和种种政治斗争的风浪。其中，早年翻译的三部文学作品，更因颠沛和动荡而散佚。在晚年的忆旧散文《遗失的原稿》及自传《狱里狱外》等著作中，他曾多次提及这三部译稿的传奇。
首先是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1871-1919）的剧本《卡列尼娜·伊凡诺夫娜》。早在1937初夏，留学日本东京大学的贾植芳就利用课余时间译完此作，并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取得联系。在获得初步出版意向后，他对译稿从头校改，希望能一举顺利出版。就在译作即将完成时，“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交战，贾植芳决计回国参加抗日，从神户乘英国公司的轮船取道上海回国。船行中途时，正逢上海沦陷封港，只好改泊香港。于是，在香港居留近两个月后才回到内地。临行前，他把所有行李都寄放在香港的朋友家中，其中就包括这部译稿。十年后日本投降，几度出生入死的贾植芳终于在1946年到上海，并托香港的朋友打听那些行李所在，接到回信得知，那些行李虽有遗失，但书与译稿还在，不久即可以寄来。这已是1948年秋天了。当时贾植芳因在复旦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织创办的《学生新报》上发表揭露专制当局的《给战斗者》一文，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以“煽动学生”罪逮捕，关押在南市区看守所已经一年有余，直到那年冬季方被胡风设法保释。回家后听妻子任敏说起，不久前收到从香港寄来的一堆稿件，当时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骚扰，她正寄居在郊区的朋友家里。收到邮件通知后，她即去四川北路邮局取出，并决定把书稿送到胡风家保存。为了避人耳目，她雇一辆三轮车，还把稿件裹在一条床单里。车到时，惊慌之中付钱下车直奔胡风家，竟忘了拿车上的包裹。当时鲁迅夫人许广平恰好也在胡家，听说里面还有稿件，一起奔下三楼，但三轮车早已不见踪影了。在许广平建议下，胡风当即在《新民晚报》登遗失启示，但终于杳无音信。这部安德列耶夫的译稿就此消失。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提醒学术界，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曾把翻译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和借鉴，作为治史立论的出发点，只是建国之后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压力以及文学观念的偏狭，才导致对翻译文学价值和地位的忽视，翻译文学被贬为可有可无聊备一格的次等文学，翻译家在文学出版界也只能敬陪末座。他的这种理念，体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的学术实践中，就是大力倡导和支持对中外文学关系和翻译文学的研究，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等著作中，不仅反复申述同样的论点，并身体力行，把现代翻译文学资料的整理提升为学科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而突破了中外文学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机械划分，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
他还进一步分析文学翻译活动的性质，认为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文学活动，译本的质量往往取决于译者的文学和语言素养，以及对原作的理解和判断程度，因此，一方面它是译者在具体文化语境中对历史和现实的见解表现，另一方面总是有其成就与不足之处。所以对于享有世界性声誉的著作，就更需要一代代人的重译劳动，从而日趋完整地再现作品的原始风貌和它的真实艺术境界。同时，由于社会和生活的变化，来自生活的语言本身也在变化，无论词汇还是语法结构，都有发展和进步，当代人的重译，既可以纠正因主客观原因而导致的漏译和误译之处，其语言和表达方式，也会更适合于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这就把文学翻译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当中，将个体的文学和学术翻译实践历史化、语境化，实际上启发了中国翻译文学研究的广阔视野，预示了从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翻译学等不同学科展开文学翻译研究的可能性，同时也是其学术品格的一种重要体现。
实践之知有别于理论之知和技术之知，它直接以生活世界为对象，实际上涉及了人类文化的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前提和基础，从而使科学的自我理解得以回到最终的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哲学是人文科学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其最终的理想。尽管作为一名人文学者，贾植芳先生除早期所作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外，几乎再没有成体系的论著行世，但其广泛涉猎多个人文社会学科，并且在这些领域留下其富于个性的印迹。这些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既体现在晚年结集的四卷本《贾植芳文集》中，也体现在其回忆录《狱里狱外》、日记书信集《解冻时节》、《早春三年日记》里，还体现在其为数可观的文学学术翻译实践当中。
贾植芳曾反复申明：“我是在五四文化精神哺育下长大的文学青年，是有意识地继承和发扬五四文化密切联系社会人生的传统，在鲁迅开创的文学为人生且改造这人生的文学道路上前进……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状、性质、结构和组织机制等，我始终保持着不竭的探讨热望，并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现实生活。”作为一个从封建体制和传统文化中反叛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贾植芳积极投身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生活实践，以强烈的主体精神参与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文学在内的各种活动，将自由的人格追求和国家的独立、民族文化和文学复兴的使命紧密结合，从而使他在文化学术上的追求具有强烈的个体实践性和创造精神，这种精神，同时也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士大夫“知行合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对于当代民族文化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不仅体现在他早年的文学创作中，在他后来所从事的文学学术活动中，也获得多方面的体现。在他看来，人文学术不只是一个学问体系，也不只是一个认识论的过程，它的学术展开同时是一种由主体参与其中的文化实践；他的文化学术活动兼及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文学等多个领域，在文学内部他又是从文学创作实践转入学术研究，因此不仅熔铸了创作和研究的双重经验，而且从来就具有兼容古今、涵摄中外、并包雅俗的包容、通达的文学观念以及广阔的学术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