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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录于高善文博士的新书《经济运行的真相》，为作者自传。高善文博士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这篇自传也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经济学家。
北大往事
1988 年的北京大学，刚刚在这年5 月4 日的时候隆重纪念了建校90周年。这年秋天，我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北大，开始了此后七年在燕园的学习生活。当时的北大校园，多少还散落着一些校庆的气氛，《精神的魅力》作为杰出校友纪念校庆的一本文集，几乎是人手一本。
但一进北大，给我冲击最大的并非这些。我最深刻和最新鲜的感受是，北大像个自由市场。
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讲座、沙龙和聚会上，社会名流纷纷登场，宣讲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思考，或者自己的学术主张。学生则可以自由出入，甚至打断演讲人，提问交流。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阶梯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讲台两边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学生，手里都拿着笔记本。演讲者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眉飞色舞，不时用力地挥动双手，来强调自己的观点。讲到精彩处，教室里自发地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偶尔有学生起身提问诘难，观点犀利，见人所未见，周围的人则会报以钦佩的眼神和热烈的鼓掌，连演讲者也会连连赞叹“好问题、好问题”。
当时在北大校园里传播、争论并相互激荡的许多新思想其实是舶来品，但也有不少是本土学者的学术思考。
对刚经历了长期思想禁锢的许多人而言，对刚在高中阶段被灌输了不少形态意识教条的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这好比在一所长期不通风的房间里，突然打开了窗户，新鲜的空气涌进来，终于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不由得感觉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
高中的政治课，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自以为利刃在手，应有尽有，可以无往而不胜，可以犀利地批判其他经济和社会学说的虚伪和欺骗，可以深刻地揭穿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真实面目。
但是，面对各种竞争性学说的宣讲和介绍，我似乎毫无招架之力，深感困惑和迷茫。在那时的我看来，不少新鲜的学说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扎实的经验证据、深刻的思辨拷问，完全不是自说自话的说教，非常有说服力。这使我开始认识到，具有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寻章摘句地死记硬背是多么重要和稀缺。
高考前夕，我曾经在报考北大还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间颇为纠结。后来听人说北大思想自由、环境宽松，便选择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我有两大雅好：一是喜欢凑热闹（属于看热闹不嫌乱子大的类型），二是好为人师（属于不懂装懂的类型）。
进入北大不久，就发现这所学校的气质与我十分契合，两大雅好同时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深感当时填报志愿的选择是正确的。
尽管当时在北大，各类思想宣讲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但大多数演讲和争论还是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展开的，这也是当时报纸和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尽管高中阶段曾经着迷于物理学，进入北大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也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但进入北大不久我就认识到，经济学可真不错，热闹时髦，从之者众；又可以冒充国师，指点江山，十分合我的胃口，于是暗下决心要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
我找到一位北大经济学院的学长寻求帮助。他给了我几本书，并开列了一个书单，还嘱咐了一些要点。实际上，他的书单主要是美国大学经济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不少都是原版书目。他嘱咐的要点是，书中有感兴趣或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查阅和钻研一下相关英文文献。
当时，在大多数中国大学的经济专业，《资本论》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西方经济学是作为思想史用来批判的，但北大已经引入美国原版教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
几年以后，我进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葵花宝典”
1992 年春节过后，从南方回校的同学开始提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消息。
之后，许多同学都去了深圳。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厉以宁教授担任学院掌门人。由于他长期倡导股份制改革，并带领几位研究生学长牵头起草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再加上当时股票市场在初创阶段，交易活跃，波动巨大，投机成风，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都很关心股票市场的情况。
有天深夜，我正在宿舍上铺熟睡，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听到下铺兄弟声如洪钟般的断喝：“写得好呀！”
我心中一惊，深更半夜的，这家伙大呼小叫，是个什么情况？
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探头向床下望去，见他正在挑灯夜读。刚才他读到精彩处，心生共鸣，情不自禁，不由得一掌击在墙上，大声喝彩。原来，那声巨响，是他演习“降龙十八掌”产生的。
我寻迹望去，在书的封面上依稀看到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葵花宝典”。
我凛然起身，世上竟然真有这等奇书？这可要借过来好好研读一番，实在不行就“巧取豪夺”。
我眯起双眼，瞧个仔细。书的题目赫然是：炒股三十六招。原来刚才是看花了眼。
20 多年过去了。这位同学甫一毕业就投身证券市场，迄今已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少见的常青树，声名远播。
而我当时正着迷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效率市场假说，折服于其简洁、精巧、深刻的经济思想，以致迄今进入股票市场有年，却仍然是深山探宝，空手而归。
上海滩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南海的宫墙外，玉兰花已经凋谢；昆玉河畔，柳树刚刚抽出新芽，在春风中摇曳起舞。
夜晚时分，华灯初上，薄暮下的长安街气度恢宏，庄严大气。
我与朋友漫步在复兴门的桥头，却无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内心充满彷徨和纠结。
這是2003 年的暮春，“非典”的阴影还没有散去，而我则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一个选项是远赴美国，再念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当时我已经拿到一些录取通知书，并开始办理留学签证。 另一个选项是在国内谋一份差事，薪水优厚一些，还有一些成长空间。麻烦在于，在国内谋份差事何其不易，所谓成长空间更是一片朦胧；而留学生涯的未来路径明确清晰，容易预测。
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当年正是他的指点使我顺利转入经济系读研究生。
这时，他正在力劝我加入光大证券，从事经济数据的分析工作。新上任的光大证券总裁决心加大投入，全力转型和发展卖方研究业务；而好友则受命主理此事。
此前，我曾经在政府机构工作数年，从事公文运转，对证券公司十分陌生，也弄不懂卖方业务到底是做什么，去证券公司分析经济数据有什么价值，心中难免惶恐忐忑。
好友尖锐地指出，我已经三十出头，如果远赴美国，到四十多岁才能够安定下来，大好年华，皓首穷经，十分不值。即使四十多岁在美国谋到一份差事，薪水难言丰厚，这期间还要生孩子、置产业，经济必然不宽裕。而国内证券市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总之，他痛陈留学之非，极言在国之是，剖析利害，鞭辟入里，直似苏秦重生，张仪再世。
就这样，尽管家里人坚决反对，我也颇有疑虑，但几个月后，我还是撕掉了美国留学的签证，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去了上海。
光大证券的研究所当时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杨路上一个居民楼里，属于这所建筑的底层商铺。这个底商本来的设计是要建一个超市，由于无人承租，一楼变成一家川菜馆，二楼则成为我们的办公场所。每天中午时分，办公室便飘来菜馆炒菜的香气，和着川菜独有的麻辣味；偶尔有老鼠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又飞快地溜走了。
这一年的证券公司经营极度困难。有同事含着泪说，基层营业部的员工，一个月800 元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在居民楼里，与川菜馆一起办公，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想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我的心中开始惴惴不安。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缭绕，已经是凌晨两三点，我们刚讨论完一个演示文稿，处理好最后几个数据，大家开始吐着烟圈，随口议论卖方业务的模式和公司的未来发展。
好友大手一挥说，我们今年的分仓业务收入刚起步，差不多500 万元，几年以后，我们的业务收入会达到3 000 万元以上。到那时候，大家的个人年收入，将足以睥睨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
会议室里传出轻快的欢笑声。不是期盼，而是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公司已经快无米下锅了，能否撑到那时候都还难说呢。再说，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钱呢？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几年以后，我们的分仓业务收入已经数以亿计。
江湖之远
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投资银行（在中国称作证券公司）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市场的解读，对政府判断局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中国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当年，一些朋友听说我去证券公司做分析师、炒股票，感觉十分惋惜：干点什么正经事儿不好，非要去搞投机生意，再说，原来在政府的工作又体面、又高大上，怎么说丢就丢了呢？
在上海期间，有次打电话给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自我介绍后，客气地询问对方主要负责哪个领域的工作，接电话的人员不屑地说：“我的工作就是管你们这些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还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私募基金的午餐会，我的角色是介绍一些经济方面的判断。我站起身来，刚说明身份，就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长打断：“这些事情你们不懂的。我的分析刚上报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行货币政策司的肯定。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当时的状况：2003 年，中国证券业的研究业务刚开始蹒跚起步，没有人认为证券公司能够拿出严肃的、具有启发性的宏观研究报告。
2018 年5 月31 日上午，成都洲际酒店的大宴会厅座无虚席，连过道和后排都站着许多人，听众十分安静，神情投入而专注。
受现场气氛的感染，站在讲台上的我变得十分放松，脱离既定的演示文稿，开始谈起一段时间以来，郁积在胸中的、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觀察、思考和批判。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随口议论，有些言辞颇为尖锐，忘记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台下的摄像机正在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二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即时文稿的整理和传播速度是以分钟来计量的。
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演讲的内容立即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广州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即以头版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论，指名道姓、单刀直入地指责我在成都的演讲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一些网络评论员也认为我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试图干扰和阻挠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
作为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在媒体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这与15 年前相比，判若云泥。
一些很长时间不联系的人也打来电话，嘘寒问暖的同时，旁敲侧击地询问：目前有没有压力？人身是否安全？上下班有人跟随陪同吗？还能够自由活动吗？
实际上，这次演讲的题目倒是事前经过仔细斟酌和精心选择的，用的是故宫保和殿后边的匾额“允执厥中”，想借此表达的意思是政策要做好搭配平衡，财政、货币、监管等各司其职，协调有序，不要单兵突进，不要走极端。由于“允执厥中”这个词语出自《尚书》，艰涩难解，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后来听人说，这场成都演讲似乎确实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并引发了一些官员的巨大愤怒。
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星期以后，其他一些学者和退任官员开始加入公开批评当前政策的行列，成都的演讲开始显得不那么突兀和孤单了。
6 月下旬以后，金融市场的许多领域都开始出现明显的压力，我在成都担心的一些情况也开始显现。
7 月中下旬，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全面调整和修正，此前的批评和争论基本平息下来。
差不多1000年以前，范仲淹勉励士大夫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证券公司的研究人员从事的是商业工作，以赚钱为己任，处于江湖之远；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高尚追求，没有维护公众利益的庙堂之忧。
像在美国发生的那样，证券公司研究人员的经济分析和市场解读，也许正在成为中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过程中，值得参考的意见和想法。这一相对于15 年前的显著变化，生动地折射出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中国资本市场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40 年以前，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无与伦比的远见卓识，掉转了中国历史巨轮的航向，由此创造了前所未见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这一伟大转折必将彪炳史册。作为这一历史巨变中的一粒尘埃，我的经历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希望它像一滴水珠一样，能够折射出太阳般耀眼璀璨的光芒。
文章摘自《经济运行的真相》，有删节。
本文收录于高善文博士的新书《经济运行的真相》，为作者自传。高善文博士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这篇自传也可以让读者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经济学家。
北大往事
1988 年的北京大学，刚刚在这年5 月4 日的时候隆重纪念了建校90周年。这年秋天，我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北大，开始了此后七年在燕园的学习生活。当时的北大校园，多少还散落着一些校庆的气氛，《精神的魅力》作为杰出校友纪念校庆的一本文集，几乎是人手一本。
但一进北大，给我冲击最大的并非这些。我最深刻和最新鲜的感受是，北大像个自由市场。
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讲座、沙龙和聚会上，社会名流纷纷登场，宣讲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思考，或者自己的学术主张。学生则可以自由出入，甚至打断演讲人，提问交流。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阶梯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讲台两边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学生，手里都拿着笔记本。演讲者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眉飞色舞，不时用力地挥动双手，来强调自己的观点。讲到精彩处，教室里自发地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偶尔有学生起身提问诘难，观点犀利，见人所未见，周围的人则会报以钦佩的眼神和热烈的鼓掌，连演讲者也会连连赞叹“好问题、好问题”。
当时在北大校园里传播、争论并相互激荡的许多新思想其实是舶来品，但也有不少是本土学者的学术思考。
对刚经历了长期思想禁锢的许多人而言，对刚在高中阶段被灌输了不少形态意识教条的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这好比在一所长期不通风的房间里，突然打开了窗户，新鲜的空气涌进来，终于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不由得感觉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
高中的政治课，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自以为利刃在手，应有尽有，可以无往而不胜，可以犀利地批判其他经济和社会学说的虚伪和欺骗，可以深刻地揭穿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真实面目。
但是，面对各种竞争性学说的宣讲和介绍，我似乎毫无招架之力，深感困惑和迷茫。在那时的我看来，不少新鲜的学说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扎实的经验证据、深刻的思辨拷问，完全不是自说自话的说教，非常有说服力。这使我开始认识到，具有独立的、批判性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寻章摘句地死记硬背是多么重要和稀缺。
高考前夕，我曾经在报考北大还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间颇为纠结。后来听人说北大思想自由、环境宽松，便选择了北大。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我有两大雅好：一是喜欢凑热闹（属于看热闹不嫌乱子大的类型），二是好为人师（属于不懂装懂的类型）。
进入北大不久，就发现这所学校的气质与我十分契合，两大雅好同时得到了很好的满足，深感当时填报志愿的选择是正确的。
尽管当时在北大，各类思想宣讲呈现百家争鸣之势，但大多数演讲和争论还是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展开的，这也是当时报纸和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尽管高中阶段曾经着迷于物理学，进入北大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也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但进入北大不久我就认识到，经济学可真不错，热闹时髦，从之者众；又可以冒充国师，指点江山，十分合我的胃口，于是暗下决心要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
我找到一位北大经济学院的学长寻求帮助。他给了我几本书，并开列了一个书单，还嘱咐了一些要点。实际上，他的书单主要是美国大学经济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不少都是原版书目。他嘱咐的要点是，书中有感兴趣或弄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查阅和钻研一下相关英文文献。
当时，在大多数中国大学的经济专业，《资本论》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西方经济学是作为思想史用来批判的，但北大已经引入美国原版教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
几年以后，我进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葵花宝典”
1992 年春节过后，从南方回校的同学开始提到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消息。
之后，许多同学都去了深圳。
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厉以宁教授担任学院掌门人。由于他长期倡导股份制改革，并带领几位研究生学长牵头起草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再加上当时股票市场在初创阶段，交易活跃，波动巨大，投机成风，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都很关心股票市场的情况。
有天深夜，我正在宿舍上铺熟睡，突然一声巨响，紧接着，听到下铺兄弟声如洪钟般的断喝：“写得好呀！”
我心中一惊，深更半夜的，这家伙大呼小叫，是个什么情况？
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探头向床下望去，见他正在挑灯夜读。刚才他读到精彩处，心生共鸣，情不自禁，不由得一掌击在墙上，大声喝彩。原来，那声巨响，是他演习“降龙十八掌”产生的。
我寻迹望去，在书的封面上依稀看到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葵花宝典”。
我凛然起身，世上竟然真有这等奇书？这可要借过来好好研读一番，实在不行就“巧取豪夺”。
我眯起双眼，瞧个仔细。书的题目赫然是：炒股三十六招。原来刚才是看花了眼。
20 多年过去了。这位同学甫一毕业就投身证券市场，迄今已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少见的常青树，声名远播。
而我当时正着迷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效率市场假说，折服于其简洁、精巧、深刻的经济思想，以致迄今进入股票市场有年，却仍然是深山探宝，空手而归。
上海滩
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南海的宫墙外，玉兰花已经凋谢；昆玉河畔，柳树刚刚抽出新芽，在春风中摇曳起舞。
夜晚时分，华灯初上，薄暮下的长安街气度恢宏，庄严大气。
我与朋友漫步在复兴门的桥头，却无心欣赏身边的美景，内心充满彷徨和纠结。
這是2003 年的暮春，“非典”的阴影还没有散去，而我则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一个选项是远赴美国，再念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当时我已经拿到一些录取通知书，并开始办理留学签证。 另一个选项是在国内谋一份差事，薪水优厚一些，还有一些成长空间。麻烦在于，在国内谋份差事何其不易，所谓成长空间更是一片朦胧；而留学生涯的未来路径明确清晰，容易预测。
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当年正是他的指点使我顺利转入经济系读研究生。
这时，他正在力劝我加入光大证券，从事经济数据的分析工作。新上任的光大证券总裁决心加大投入，全力转型和发展卖方研究业务；而好友则受命主理此事。
此前，我曾经在政府机构工作数年，从事公文运转，对证券公司十分陌生，也弄不懂卖方业务到底是做什么，去证券公司分析经济数据有什么价值，心中难免惶恐忐忑。
好友尖锐地指出，我已经三十出头，如果远赴美国，到四十多岁才能够安定下来，大好年华，皓首穷经，十分不值。即使四十多岁在美国谋到一份差事，薪水难言丰厚，这期间还要生孩子、置产业，经济必然不宽裕。而国内证券市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总之，他痛陈留学之非，极言在国之是，剖析利害，鞭辟入里，直似苏秦重生，张仪再世。
就这样，尽管家里人坚决反对，我也颇有疑虑，但几个月后，我还是撕掉了美国留学的签证，一咬牙、一跺脚，转身去了上海。
光大证券的研究所当时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杨路上一个居民楼里，属于这所建筑的底层商铺。这个底商本来的设计是要建一个超市，由于无人承租，一楼变成一家川菜馆，二楼则成为我们的办公场所。每天中午时分，办公室便飘来菜馆炒菜的香气，和着川菜独有的麻辣味；偶尔有老鼠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又飞快地溜走了。
这一年的证券公司经营极度困难。有同事含着泪说，基层营业部的员工，一个月800 元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在居民楼里，与川菜馆一起办公，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想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豪言，我的心中开始惴惴不安。
会议室里灯火通明，烟雾缭绕，已经是凌晨两三点，我们刚讨论完一个演示文稿，处理好最后几个数据，大家开始吐着烟圈，随口议论卖方业务的模式和公司的未来发展。
好友大手一挥说，我们今年的分仓业务收入刚起步，差不多500 万元，几年以后，我们的业务收入会达到3 000 万元以上。到那时候，大家的个人年收入，将足以睥睨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
会议室里传出轻快的欢笑声。不是期盼，而是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公司已经快无米下锅了，能否撑到那时候都还难说呢。再说，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钱呢？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几年以后，我们的分仓业务收入已经数以亿计。
江湖之远
在美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投资银行（在中国称作证券公司）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的分析，以及对市场的解读，对政府判断局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中国的情况显然并非如此。
当年，一些朋友听说我去证券公司做分析师、炒股票，感觉十分惋惜：干点什么正经事儿不好，非要去搞投机生意，再说，原来在政府的工作又体面、又高大上，怎么说丢就丢了呢？
在上海期间，有次打电话给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自我介绍后，客气地询问对方主要负责哪个领域的工作，接电话的人员不屑地说：“我的工作就是管你们这些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还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私募基金的午餐会，我的角色是介绍一些经济方面的判断。我站起身来，刚说明身份，就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长打断：“这些事情你们不懂的。我的分析刚上报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得到了总行货币政策司的肯定。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就是当时的状况：2003 年，中国证券业的研究业务刚开始蹒跚起步，没有人认为证券公司能够拿出严肃的、具有启发性的宏观研究报告。
2018 年5 月31 日上午，成都洲际酒店的大宴会厅座无虚席，连过道和后排都站着许多人，听众十分安静，神情投入而专注。
受现场气氛的感染，站在讲台上的我变得十分放松，脱离既定的演示文稿，开始谈起一段时间以来，郁积在胸中的、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觀察、思考和批判。由于事前没有准备，随口议论，有些言辞颇为尖锐，忘记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台下的摄像机正在进行网络图文直播；二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即时文稿的整理和传播速度是以分钟来计量的。
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演讲的内容立即在网络上疯传，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第二天，广州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即以头版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论，指名道姓、单刀直入地指责我在成都的演讲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一些网络评论员也认为我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试图干扰和阻挠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
作为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在媒体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这与15 年前相比，判若云泥。
一些很长时间不联系的人也打来电话，嘘寒问暖的同时，旁敲侧击地询问：目前有没有压力？人身是否安全？上下班有人跟随陪同吗？还能够自由活动吗？
实际上，这次演讲的题目倒是事前经过仔细斟酌和精心选择的，用的是故宫保和殿后边的匾额“允执厥中”，想借此表达的意思是政策要做好搭配平衡，财政、货币、监管等各司其职，协调有序，不要单兵突进，不要走极端。由于“允执厥中”这个词语出自《尚书》，艰涩难解，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
后来听人说，这场成都演讲似乎确实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并引发了一些官员的巨大愤怒。
值得注意的是，几个星期以后，其他一些学者和退任官员开始加入公开批评当前政策的行列，成都的演讲开始显得不那么突兀和孤单了。
6 月下旬以后，金融市场的许多领域都开始出现明显的压力，我在成都担心的一些情况也开始显现。
7 月中下旬，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出现全面调整和修正，此前的批评和争论基本平息下来。
差不多1000年以前，范仲淹勉励士大夫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证券公司的研究人员从事的是商业工作，以赚钱为己任，处于江湖之远；但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高尚追求，没有维护公众利益的庙堂之忧。
像在美国发生的那样，证券公司研究人员的经济分析和市场解读，也许正在成为中国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过程中，值得参考的意见和想法。这一相对于15 年前的显著变化，生动地折射出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中国资本市场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40 年以前，邓小平同志以战略家的无与伦比的远见卓识，掉转了中国历史巨轮的航向，由此创造了前所未见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这一伟大转折必将彪炳史册。作为这一历史巨变中的一粒尘埃，我的经历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希望它像一滴水珠一样，能够折射出太阳般耀眼璀璨的光芒。
文章摘自《经济运行的真相》，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