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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4月】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文学的根》（韩少功）
1985年4月，三十二岁的韩少功（1953—）在中国著名的文学杂志《作家》发表 《文学的“根”》，呼吁作家们把目光投向“本土文化”，重新拥抱三十年来被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漩涡所淹没的文化民俗传统。
1984年初，文化批评家和学者李陀（1939—）在 《创作通讯 》一文中率先使用“寻根”一词，比韩少功的呼吁早了一年余。无论李陀和韩少功是发起一场运动，还是仅仅表达一种流行的文化时代精神，一旦被理论化和定义后，寻根运动即获得了新力量，衍生为1980年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运动之一。虽然许多支持者对此运动诠释不一，但将寻根作家们联系起来，是对重新思考中国文化遗产计划的共同贡献，当时国家正试图走出“文革”的阴影，进入经济开放和市场改革的新时代。
但究竟是什么让寻根运动如此深刻呢？虽然表面上寻根作家们提到楚文化——一个催生了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历史时期——并深入审视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伦理、宗教和民俗传统，但“根”一词也可以从其他层面上理解。这场运动部分是对“文革”的回应，更宽泛地说，它回应了中共遵循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采取的文化政策。毛泽东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旨在服务工农兵的文学和艺术模式，为意识形态“正确”和“不正确”的艺术确立了准绳，并为1949至1978年间主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界的社会主义现实文学搭好了舞台。韩少功的转向传统并非基于肤浅的感伤和怀旧，而是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些风格为198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他的文章影响深远，很快被称作“寻根文学的宣言”。
寻根运动诞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激进的。因此，这场运动不只是对当代中国文化与历史关系所做的哲学探究，也是对几十年来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主导的文学形式的一场革命。虽然作为寻根运动的先驱，伤痕运动和反思运动同为“文革”的梦魇所催生，但在形式上，这两个流派与以往的文学模式的关系要清晰得多。此外，伤痕和反思文学与“文革”书写密切相关，而寻根文学则以“文革”为跳板，探索更加深层的问题，尝试新的文学形式，在某些例子中使得汉语恢复了活力。
谈论“寻根”含义的同时，韩少功等人也因为小说而成了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沿着他的《归去来》和《蓝盖子》等短篇小说的轨迹往前，韩少功在宣言之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中篇小说《爸爸爸》，小说中的白痴村民丙崽是鸡头寨集体自杀的唯一幸存者。这个与世隔绝、沉浸在无知和残暴中的村子，在小说中突显了某种奇特的原始主义。虽然 《爸爸爸》背景设定为“文革”，但韩少功试图弱化历史背景，强调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借此彻底批判中国人的民族性。
此外，阿城（1949—）的《棋王 》《树王 》《孩子王 》三部曲是寻根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小说背景为“文革”时期的云南，那曾是阿城作为下乡知青曾经度过成长岁月的地方。《棋王 》叙述在“文革”的政治荒诞中，“棋呆子”知青以一敌九，同时与八位棋手和一位象棋大师公开下盲棋，是为故事的最高潮。《树王》堪称中国生态小说的早期作品之一，揭示了“文革”中许多不当政策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孩子王》则叙述了另一位知青，意外被安排至乡村学校教书。但当他开始对学校孩子的生活有了新认识，并积极改变时，却突然被调离原职。乡村教师解职背后隐含着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广泛控诉，矛头对准扼杀创造力和批判思维的荒诞教育体制——这种荒诞程度只有作为其根源的政治体制才能与之相比。
1985年4月12日，就在韩少功发表宣言的同月，陈凯歌（1952—）的处女作《黄土地》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这是值得铭记的重要文化事件，标志着中国电影史的新一页。与该时期其他电影不同的是，《黄土地》的对话和情节并未依循当时主导中国电影的某些文学和戏剧惯例。相反地，作品以丰富的视觉语言、电影美学和新颖的电影技法为特色。影片突破电影惯用技法，使用异常高和低的地平线、山峰和峡谷的“空镜头”，以及源于传统国画的美学元素。此类美学创新背后是层次丰富的象征主义，使得《黄土地》因为拓宽了中国电影的意识形态基础，而成为一部重要作品。
尽管《黄土地》表面上可能与无数1949年后的官方电影相似（如主人公是个八路军战士，故事描述中国共产党保护传统民俗文化的行动等），但事实上，作品核心包含了含糊的道德基调和批判精神。诚然，战士顾青参与了搜集民间曲调，但文化保护的背后却是毁灭——顾青搜集民歌是为了将歌曲转成中国共产党宣传之用。雖然顾青是一个为中国共产党服务的战士，但他与过去那些社会主义英雄不同，他的表情看不到英雄的坚定决心和对理想未来的憧憬，反而是一种掩饰内心纠结的痛苦。即使他可能的确有着解放全中国的梦想，但他甚至无力从父母包办婚姻中拯救一个未成年的新娘。这样的无力为之，无疑削弱了1949年后中国对“军人英雄”的理想化。在另一层面上，《黄土地》还挑战了人物非黑即白的单调刻画，陈凯歌的人物刻画充满了丰富的人文主义，更加接近现实主义道德基调。
《黄土地》之后陈凯歌继续通过《孩子王》（1987）等作品展开他的电影探索。《孩子王》根据阿城小说改编，同时高度依赖电影语言和丰富的象征主义，进一步拓展了《黄土地》的先锋基调。陈凯歌运用原著如希腊悲剧般展开的故事，通过非戏剧化的表演和真实布景赋予现实主义基调，同时在影片中插入荒凉风景、光秃秃的树木和舞动的剪影等有力而近乎抽象的图像。该片虽然让许多观众费解，但却证成了陈凯歌在导演生涯中的探索性和毫不妥协的实验立场。几年后，《边走边唱》（1991）——一部晦涩具有哲学意味的影片，描绘盲人音乐家和他的年轻弟子穿越梦境般的世界——使得陈凯歌在中国文化之根的探索层面走得更深更远。
20世纪80年代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传统上被称为第五代导演。这是一群具有创造性的导演，在探寻和叛逆精神的推动下采用创新的电影技法，并以此反思中国历史和文化。在意识形态和艺术方面，催生该群体早期作品的想象，正与文学寻根运动背后的想象相同。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寻根运动和第五代导演几乎同时开始发展，许多电影代表作也改编自寻根文学，另则对中国文化传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和批判。两场运动的核心人物彼此密切互动，如阿城曾为几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撰写剧本，陈凯歌自传出版则可视作寻根运动的一部分。此外，二者对文学和电影形式的尝试，都挑战了此前关于何为意识形态和美学的正确看法。两大阵营的重要人物年龄相仿，大部分是“文革”时期的知青，这种经历直接影响了重要作品的出现。最后，受到新引进的西方文学和电影理论与作品深刻影响的同时，关于传统中国文化的重新思考，对二者也都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虽然1985年4月播下的电影和文化种子，进入1990年代后继续萌发着新生命，但时至今日情况已大为不同。莫言（1955—）和韩少功等重要的寻根作家仍持续写作，甚至名列官方认可的作家行列，但阿城等人几乎已经退出文坛。许多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早已抛弃了年轻时的实验电影（如《黄土地》和《孩子王》），转向商业产品。然而，最大的改变似乎来自整个社会：当中国社会持续专注于金钱和物质享受，反思、批判和质问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之根的行为似乎已经过时，甚至变得危险。1980年代中国各大学校园热烈讨论《孩子王》和《黄土地》的理想主义青年，如今已经被学习经济学和托福考试的务实青年所取代。但我们记得，在中国，曾经有一群艺术家勇于打破艺术成规，寻找他们的历史之根，挑战想象的极限。
[白睿文（Michael Berry），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王晨，自由译者]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文学的根》（韩少功）
1985年4月，三十二岁的韩少功（1953—）在中国著名的文学杂志《作家》发表 《文学的“根”》，呼吁作家们把目光投向“本土文化”，重新拥抱三十年来被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漩涡所淹没的文化民俗传统。
1984年初，文化批评家和学者李陀（1939—）在 《创作通讯 》一文中率先使用“寻根”一词，比韩少功的呼吁早了一年余。无论李陀和韩少功是发起一场运动，还是仅仅表达一种流行的文化时代精神，一旦被理论化和定义后，寻根运动即获得了新力量，衍生为1980年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运动之一。虽然许多支持者对此运动诠释不一，但将寻根作家们联系起来，是对重新思考中国文化遗产计划的共同贡献，当时国家正试图走出“文革”的阴影，进入经济开放和市场改革的新时代。
但究竟是什么让寻根运动如此深刻呢？虽然表面上寻根作家们提到楚文化——一个催生了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历史时期——并深入审视了中国悠久的文化、伦理、宗教和民俗传统，但“根”一词也可以从其他层面上理解。这场运动部分是对“文革”的回应，更宽泛地说，它回应了中共遵循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采取的文化政策。毛泽东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旨在服务工农兵的文学和艺术模式，为意识形态“正确”和“不正确”的艺术确立了准绳，并为1949至1978年间主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界的社会主义现实文学搭好了舞台。韩少功的转向传统并非基于肤浅的感伤和怀旧，而是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些风格为198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他的文章影响深远，很快被称作“寻根文学的宣言”。
寻根运动诞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激进的。因此，这场运动不只是对当代中国文化与历史关系所做的哲学探究，也是对几十年来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主导的文学形式的一场革命。虽然作为寻根运动的先驱，伤痕运动和反思运动同为“文革”的梦魇所催生，但在形式上，这两个流派与以往的文学模式的关系要清晰得多。此外，伤痕和反思文学与“文革”书写密切相关，而寻根文学则以“文革”为跳板，探索更加深层的问题，尝试新的文学形式，在某些例子中使得汉语恢复了活力。
谈论“寻根”含义的同时，韩少功等人也因为小说而成了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沿着他的《归去来》和《蓝盖子》等短篇小说的轨迹往前，韩少功在宣言之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中篇小说《爸爸爸》，小说中的白痴村民丙崽是鸡头寨集体自杀的唯一幸存者。这个与世隔绝、沉浸在无知和残暴中的村子，在小说中突显了某种奇特的原始主义。虽然 《爸爸爸》背景设定为“文革”，但韩少功试图弱化历史背景，强调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借此彻底批判中国人的民族性。
此外，阿城（1949—）的《棋王 》《树王 》《孩子王 》三部曲是寻根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小说背景为“文革”时期的云南，那曾是阿城作为下乡知青曾经度过成长岁月的地方。《棋王 》叙述在“文革”的政治荒诞中，“棋呆子”知青以一敌九，同时与八位棋手和一位象棋大师公开下盲棋，是为故事的最高潮。《树王》堪称中国生态小说的早期作品之一，揭示了“文革”中许多不当政策对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孩子王》则叙述了另一位知青，意外被安排至乡村学校教书。但当他开始对学校孩子的生活有了新认识，并积极改变时，却突然被调离原职。乡村教师解职背后隐含着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广泛控诉，矛头对准扼杀创造力和批判思维的荒诞教育体制——这种荒诞程度只有作为其根源的政治体制才能与之相比。
1985年4月12日，就在韩少功发表宣言的同月，陈凯歌（1952—）的处女作《黄土地》在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这是值得铭记的重要文化事件，标志着中国电影史的新一页。与该时期其他电影不同的是，《黄土地》的对话和情节并未依循当时主导中国电影的某些文学和戏剧惯例。相反地，作品以丰富的视觉语言、电影美学和新颖的电影技法为特色。影片突破电影惯用技法，使用异常高和低的地平线、山峰和峡谷的“空镜头”，以及源于传统国画的美学元素。此类美学创新背后是层次丰富的象征主义，使得《黄土地》因为拓宽了中国电影的意识形态基础，而成为一部重要作品。
尽管《黄土地》表面上可能与无数1949年后的官方电影相似（如主人公是个八路军战士，故事描述中国共产党保护传统民俗文化的行动等），但事实上，作品核心包含了含糊的道德基调和批判精神。诚然，战士顾青参与了搜集民间曲调，但文化保护的背后却是毁灭——顾青搜集民歌是为了将歌曲转成中国共产党宣传之用。雖然顾青是一个为中国共产党服务的战士，但他与过去那些社会主义英雄不同，他的表情看不到英雄的坚定决心和对理想未来的憧憬，反而是一种掩饰内心纠结的痛苦。即使他可能的确有着解放全中国的梦想，但他甚至无力从父母包办婚姻中拯救一个未成年的新娘。这样的无力为之，无疑削弱了1949年后中国对“军人英雄”的理想化。在另一层面上，《黄土地》还挑战了人物非黑即白的单调刻画，陈凯歌的人物刻画充满了丰富的人文主义，更加接近现实主义道德基调。
《黄土地》之后陈凯歌继续通过《孩子王》（1987）等作品展开他的电影探索。《孩子王》根据阿城小说改编，同时高度依赖电影语言和丰富的象征主义，进一步拓展了《黄土地》的先锋基调。陈凯歌运用原著如希腊悲剧般展开的故事，通过非戏剧化的表演和真实布景赋予现实主义基调，同时在影片中插入荒凉风景、光秃秃的树木和舞动的剪影等有力而近乎抽象的图像。该片虽然让许多观众费解，但却证成了陈凯歌在导演生涯中的探索性和毫不妥协的实验立场。几年后，《边走边唱》（1991）——一部晦涩具有哲学意味的影片，描绘盲人音乐家和他的年轻弟子穿越梦境般的世界——使得陈凯歌在中国文化之根的探索层面走得更深更远。
20世纪80年代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传统上被称为第五代导演。这是一群具有创造性的导演，在探寻和叛逆精神的推动下采用创新的电影技法，并以此反思中国历史和文化。在意识形态和艺术方面，催生该群体早期作品的想象，正与文学寻根运动背后的想象相同。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寻根运动和第五代导演几乎同时开始发展，许多电影代表作也改编自寻根文学，另则对中国文化传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和批判。两场运动的核心人物彼此密切互动，如阿城曾为几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撰写剧本，陈凯歌自传出版则可视作寻根运动的一部分。此外，二者对文学和电影形式的尝试，都挑战了此前关于何为意识形态和美学的正确看法。两大阵营的重要人物年龄相仿，大部分是“文革”时期的知青，这种经历直接影响了重要作品的出现。最后，受到新引进的西方文学和电影理论与作品深刻影响的同时，关于传统中国文化的重新思考，对二者也都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虽然1985年4月播下的电影和文化种子，进入1990年代后继续萌发着新生命，但时至今日情况已大为不同。莫言（1955—）和韩少功等重要的寻根作家仍持续写作，甚至名列官方认可的作家行列，但阿城等人几乎已经退出文坛。许多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早已抛弃了年轻时的实验电影（如《黄土地》和《孩子王》），转向商业产品。然而，最大的改变似乎来自整个社会：当中国社会持续专注于金钱和物质享受，反思、批判和质问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之根的行为似乎已经过时，甚至变得危险。1980年代中国各大学校园热烈讨论《孩子王》和《黄土地》的理想主义青年，如今已经被学习经济学和托福考试的务实青年所取代。但我们记得，在中国，曾经有一群艺术家勇于打破艺术成规，寻找他们的历史之根，挑战想象的极限。
[白睿文（Michael Berry），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王晨，自由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