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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分期大致可以确定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古典文艺学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为古典文艺学嬗变时期。第三个时期为现代文艺学的形成与曲折发展时期。第四时期为现代文艺学开放与多元化时期。文艺学历史分期问题，不仅是学理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文艺学自身是否独立的问题。过去有关文艺学史分期问题。大多采用以历史事件、政治事件或有影响的人物思想为线索的做法。应该说，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它能够以简单化的方式，理清理论的发展脉络，同时也能看清文艺学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密切关系。而缺陷在于：这种做法消解了文艺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关系。文艺学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忽视了历史人物在文艺学构建中的作用。
关键词：文艺学；历史分期；历史回顾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艺学历史分期问题，不仅是学理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文艺学自身是否独立的问题。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分期大致可以确定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古典文艺学形成时期，时间为19世纪末之前。第二个时期为古典文艺学嬗变时期，时间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第三个时期为现代文艺学的形成与曲折发展时期，时间为20世纪30至70年代末。第四时期为现代文艺学开放与多元化时期。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一、古典文艺学形成期
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形成，除了古典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繁荣等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审美思潮的直接作用。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是“和谐”。“和谐”的特征“就是把构成美的一切元素，素质地辩证地结合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具体地说，就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内容与形式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和谐自由的关系中所呈现的对象性属性。”在古典和谐美学中，在“和谐”范畴内部，存在着“优美”与“壮美”两个美学范畴的对立与冲突。尽管“优美”与“壮美”处于相互冲突与对立之中，但由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观念的东西决不能超越现实，所以，“优美”与“壮美”这对美学范畴的对立，也只能在“和谐”的范围之内，决不能冲出“和谐”美的圈子。
从根本上讲，古典和谐美学的形成，决不是主观意识的自我生成。它是在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优越。那时的人们只要遵循自然界的四时变化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自然似乎就可以慷慨地向人们献出他们所要的一切。由此也决定了人们对待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问题的态度和方式。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意识上对客体的亲近感。“天人合一”是这种现实关系的哲学概括。当我们的祖先不用站在大自然的对立面来审视自然，并通过与自然的斗争获取生存权，以及了解自然规律时候。他们就将更多的思考空间留给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产生的是主张“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的话，那么，宗法社会产生的则是儒家思想。儒家比较注重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维护家、国、天下绵延有序地发展。儒家特别强调个人“君子”风范的养成。因为只有养成“君子”风范，人与人之间才能和睦相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才会以个人服从社会而消解。于是，在“三纲五常”伦理规范的约束下，“君子”风范成为人们向往的一种人格境界。于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一致性，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就形成了“和谐”的终极观念，并影响到其他一切思想观念的形成。在古典主义文学艺术中，“和谐”同样是其主导观念。在“和谐”审美理想的统摄下，古典文学艺术中主观与客观、现实与理想、再现与表现、情感与理智、内容与形式、时间与空间等因素，只是在“和谐”圈子中的对立与冲突。它们始终未能冲破这个“和谐”圈子。比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在文学艺术中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和谐”的统摄下，理想是未能超越现实的理想，而现实也是包含着理想的现实。因此，中国古典文艺学要求文学创作在接受心理与创作原则之间保持协调。与此相关联，文学创作就少了、甚至缺少了以揭露现实生活中个人与社会冲突、理想与现实相对抗而形成的悲剧之说。如果有，也大多是“拖着一条光明的尾巴”而结束。接受者所获得的只是心理浅层面的满足，而缺少了对社会、对人生深层的理性思考。
在上述美学思想支配下，中国古典文艺学形成了。受儒家、道家、佛教等思想影响，一系列概念与范畴(比如“气”、“道”、“虚”、“实”、“味”、“兴”、“观”、“群”、“怨”、“比德”、“比德”、“畅神”、“形神”、“意象”“韵味”、“意境”等)得以形成，并产生了许多文艺学观点，如在审美本质上强调真与善统一论、“文”与“质”和谐论；在文艺创造上强调“诗言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审美标准上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随着文学创作实践、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发展，刘勰的《文心雕龙》构成了第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学体系。以及以后出现的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金圣叹对《水浒传》的点评、毛宗冈对《三国演义》的评论、脂砚斋对《红楼梦》的点评等等，对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古典文艺学嬗变期
中国古典文艺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同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特别是美学思想的影响。在其总体框架中，古典文艺学未能超出“和谐”的美学要求。尽管有道家与佛教的影响，但儒家的影响却是更明显的。古典文艺学强调了文学的伦理教化作用，“文以载道”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评价标准。注重创作中内容与形式、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在欣赏与批评标准上，注重了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强调“意境”等特点。但古典文艺学并未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以寄生的形式存在于美学、政治伦理学等学科之中。
古典文艺学嬗变期，指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一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着缓慢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在东南沿海露出端倪，生产关系从服务于生产力出发，也在悄悄地变化着。受此影响，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和谐”推向了“崇高”。(由“和谐”向“崇高”过渡，不仅仅是美学概念的演变，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化。作为对历史现实的尊重以及剔除大量历史偶然性的逻辑推演，“崇高”范畴的出现，是近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化的历史必然)。作为美学范畴的“崇高”是指“在构成美的各种元素所形成的和谐统一体中，突出强调发展其对立的、斗争的方面。在这个美的有机体内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等各种因素过程都处于严肃对立、尖锐冲突、激烈动荡之中，而且越来越向分裂、对峙、两极化发展。”这种美学思想的变化，必然在文艺学与文学创作中得到反映。具体体现为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再现与表现、时间与空间、内容与形式等因素处于激烈冲突与对抗之中。而在接受者的审美心理上必然产生强烈的变化感、不稳定感甚至是痛感。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批有识之士被西方枪炮声震醒，他们跳出传统文化的圭臬，睁开眼睛审视着中西文化的差异，由此而深感传统文化的缺陷，于是要求改变这种现状。具体到文艺学中，就是要求改变传统的以“和谐”为本的文艺学，而倡导以“崇高”为特征的文艺学与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的文艺学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局面。一方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但他所讲的社会作用与传统文艺学所强调的文学的教化作用是有原则区别的。梁启超强调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其目的在于冲破旧社会，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简言之，这次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与以往强调社会作用的目的恰恰相反，一个主张破坏，一个强调维护)。另一方则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强调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梁启超的主张相反，王国维在强调“学术独立”的前提下，要求文学从实用功利中解脱出来，以求自身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把学术研究指向人生意义与价值关怀。为达此目的，他从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中寻找理论支持，强调理想与现实、再现与表现、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等因素的冲突与对立。从而在人生悲剧中寻求意义与价值(这就与古典文艺学时期，反对悲剧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果说“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对传统文艺学与观念，还保留一点点眷恋的话，那么，以“打烂孔家店”为标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以西方现代思想的利刃，彻底割断了现代文艺学与古典文艺学的纽带。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革命在“科学”、“民主”的指引下，与传统文学观念作了彻底的决裂，他们以西方学术观念为动力，将中国文艺学及文学创作推向了现代社会。这首先体现在文体革命上。梁启超等人也提及文体革命，但由于他们是立足于本土文化来谈论文体革命，所以最终古文并没有被改掉，相反却成了人们强调开民智的重要手段。秉承“科学”与“民主”精神，陈独秀、胡适等人首先从文体革命人手，以期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白话文运动是文体革命的重要内容。正如周作人所讲：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固然重要，但形式也非常重要。因为旧小说的形式无力装下新思想的丰富内容。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决不仅仅是形式的改变，而是由形式到内容的一次全新的变革。因为内容与形式是对立统一的。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内容起积极的反作用。鲁迅的白话文创作从文学创作上实践了文学革命的要求。他的《狂人日记》、《药》等，用新的形式展现了新的思想内容，他向接受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美世界。
其次，个性的张扬是这次文学革命的又一重要成果，它对建立新的文艺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古典文艺学时期，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是建立在个人统一于社会之中的和谐统一。因此，个人的价值必须依靠社会、团体加以说明。这反映在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中，就是以理智限制情感(尽管古典文艺学中强调情感与理智的和谐统一，但在“文以载道”的要求下，“发乎情，止乎礼义”是情感统一到理智之中最好的结局。即便是注重文学创作中的情感，但这情感也决不是个人的情感，而是社会的民族的情感)。这种作法的最终结果就是个体被社会所淹没。情感被理智所指引。王国维等人在西方哲学与美学理论的启发下，发现了这一文化弊端，并提出用审美情感来冲击沉闷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用悲剧的巨大崇高性唤醒人们沉睡的个体意识。但由于当时传统势力的强大，这种努力并未能完全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以其强大的火力彻底摧毁了传统势力的影响。正如郁达夫所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则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是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这种个性主义张扬的文学主张，不仅体现于文学创作之中，而且也体现为以此为理论对创作实践加以研究与指导。比如这一时期胡适用个性主义的理论对《红楼梦》的研究。胡适认为《红楼梦》是作者个人的自叙传。自叙传的提出，对传统文学观念是一个巨大打击。这表明西方的人本主义已经成为冲击传统文学观念的强大武器。它作为新的观念深人到了文艺学的建构中，并造成了现实与理想。个体与社会等因素的分裂与对抗。
最后，审美意识的改变。前面提到古典美学强调“和谐”，而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和谐”转向“崇高”。作为美学范畴。崇高更强调范畴内部各种因素的对立与冲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就是要求文学创作要真实客观地再现现实，决不能以主观理想代替客观现实。这种观念的转变，一方面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学创作，正如鲁迅所说，中国过去的文学就是“瞒”与“骗”的文学；另一方面要求文学创作，决不能从某一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社会现实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了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重估，悲剧意识的产生。这在王国维的美学理论中就存在着。悲剧意识的产生，不仅改变了传统“瞒”与“骗”的文学的写作传统，而且也注意到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个人与社会抗衡的力量。
三、现代文艺学的形成与曲折发展期
经过近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国传统文艺学彻底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而最终让位于现代文艺学。现代文艺学的出现与建构，一方面是受西方思想观念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特别是文学创作实践的要求。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文艺学在走向现代社会后，它逐渐抖落掉附着于身上的外物，走向独立与自觉。然后，这种理论的要求由于外在客观现实的限制，并没有真正得以实现。现代文艺学正是在中国革命尖锐而复杂的斗争实践的推动下，进入了形成与曲折发展时期。
正如梁启超提倡小说改革运动在于强民力、新民智等功利目的一样，现代文艺学从其在中国大地上落户那天起，它就背负着沉重的政治任务。它在向着独立、自觉的学科方向发展时，总是与政治斗争等其他意识形态形式交织在一起。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文艺学经历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次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给现代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苏联的文艺学的模本等，成为构建现代文艺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现代文艺学逐渐建构起来。在文学的性质与特征上，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与生活关系上。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在文学与政治关系上，在阶级社会中，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作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坚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尽管以后改为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文学的功能上。文学具有认识功能与教育功能，同时也有审美功能(只是审美功能往往受到政治的影 响而被忽视)。在文学的欣赏与批评标准问题上，一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大多数情况下，是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这与恩格斯的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是有区别的)。尽管在标准问题上，也讲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文学批评的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斗争的实际需要，文学必须旗帜鲜明地为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鸣锣开道。于是，政治标准与党性原则往往取代了艺术标准与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在文学欣赏问题上，同样强调了文学欣赏中的认识意义与社会意义。而文学艺术家个人主观情感的表露，在这种文学观念下，都被标上资产阶级的印记，打人另类。由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在“五四”文学运动中又进一步得到加强的审美意识，在现代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中，已经被认识功能与教育功能挤压到被忽略不计的地步。在创作方法问题上，由于把创作方法与世界观联系起来，并以世界观代替创作方法，这就导致了对创作方法的纯文学评价转变为政治评价。于是，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学发展史中的一条重要主线。而以注重审美感受、歌颂理想、抒发情感的浪漫主义，则在以集体行为为特征的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中，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即便依据是高尔基关于浪漫主义的两种政治标准的划分，积极浪漫主义也没能在现代文艺学中获得它应有的地位(高尔基认为浪漫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消极浪漫主义，另一种是积极浪漫主义。他说道：“消极浪漫主义——它或者粉饰现实，想使人和现实妥协；或者使人逃避现实，坠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无底深渊中去，坠入到‘人生的命运之谜’，爱与死等思想中去……积极浪漫主义，则力图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唤起他们心中对于现实，对于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
应该说，现代文艺学在从古典文艺学形态走向现代文艺学形态的过程中，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来建立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完成了古典形态文艺学的现代转型。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受当时国内国际政治环境影响，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在完成转型的过程中，也丢失了许多不应该丢失的东西。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所倡导的文体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为新的政治八股文。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消失了，文学作为文学的特征没有了，留下的只是政治的传话筒，图解政治的工具。文学创作、文学欣赏、文学批评中的个体意识在激烈的阶级对抗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集体无意识所取代，个人情感被阶级情感代替。悲剧意识失去了自身的美学意义，而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内容。于是。文学创作中的悲剧创作要以政治目的为标准，解放前的悲剧旨在揭露与批评反动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欺压，并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悲惨命运，以唤起人们斗争的热情与旺盛的斗志。建国后，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在这一新制度下，广大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只是胜利的喜悦。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悲剧是不存在的。换言之，悲剧成为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禁区。
另外，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所开创的文学独立与自觉的理论尝试，在现代形态的文艺学中，由于受到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它的独立品格在日益萎缩。在现实与理想、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内容与形式等对立因素中，日益偏向于现实、客观、社会、内容。由于对“文学是人学”文学观念的批判，导致了理想、主观、个人、形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与忽视。“人性”、“人道主义”等人本主义观念，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彻底批判掉了，而留下的只能是阶级斗争中产生出的阶级情感。人类之间的博大之爱被作了阶级化处理。由于受别林斯基等人文学观点的影响，混淆了文学与科学的本质区别，以科学的观点看待文学创作及文学的功能，最终使文学失去了自身的文学性。再者，由于过多地注重从外部对文学的研究，也使文学失去了自身的特征。比如过去的文艺学中，在谈及文学自身特征时，更多有谈及文学作品的体裁、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由于强调了内容决定形式，而内容又与社会现实密切相联，这就决定了文学作品的形式本身也带有政治色彩，而就形式本身却少有关注。
总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开始构建。它在师承“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同时，逐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以此批判西方的文学观点与理论观点，建立起具有强烈政治功用色彩的文艺学。文艺学自身的逻辑发展要求改变这种现状。因此，一旦时机成熟，这种观念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必将走向进一步完善。
四、开放与多元化时期
任何理论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文艺学也不例外。当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的急剧变化、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西方各种思潮的纷纷传人，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观念变革的开始。正如前面所讲，这场观念的变革是由文学创作实践的推动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人们思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等问题提供了广阔的探讨空间。由此而引发的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以及人性与异化问题的深入探讨，成为新时期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发展的先导。于是乎，在这一巨大的思考空间中，伴着人们思想的日益解放，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究竟如何与时代同步、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并能指导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成为新时期文艺学探讨的一个关键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人们在多层次上展开理论探讨。这一时期的理论探讨的起因，一方面来源于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自身的缺陷，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难有作为的现实；另一方面就是西方各种思潮的纷纷传人，激活了积淀于人们心头深处的思考。而这两方面的最终指向就是文艺学的独立与自觉，文艺学如何以文学性参与社会活动，并发挥其积极的理论作用。
应该说，这次文艺学的探讨是深入的，同时也是全面的。它不仅涉及到文学研究方法的问题、比较文学研究(并以此达到中西交流的目的)、美学思想在文艺学构建中的作用问题，而且进一步导向了文艺学的自我完善与独立。这具体体现于文学主体性与文学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当代文艺学如何面对传统文艺学以及西方文艺学的问题、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这次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探讨，加速了文艺学回归自身的速度。文艺学在回归自身的同时，也采取了更加灵活多变的态度，从而使新时期文艺学呈现出多元化开放的态势。另外，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有向“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主张回归的迹象。但这决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新时期文艺学与前一时期文艺学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强调了文学自身的自足性。它在首先确定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的同时。把文学作品与客观现实、作家、接受者四者组成一个以文学自足性为本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立体图景。既注意到文学在客观现实中的特殊性，也注意到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适性。同时，真正把文学看作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它既与其他社会思潮保持密切联系，双方相互影响，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一门独立学科的面目参与社会活动。由于文学是动态的过程，它就与传统文艺学、西方文艺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等各种理论资源，在变动的过程中 产生联系，并形成相互影响的动态模式。
首先，新时期文艺学又重新找回了审美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当代文艺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不断进行文学审美化的过程。回顾百年文艺学发展史，文艺学伴着政治的威力进入权力的中心，并成为政治斗争的晴雨表。但它又在这个权力中心中失去了自我，而沦为政治的工具、附属物。文艺学为了重生，借助了审美力量，将其从政治的急流中拉了上来，文艺学又一次与美学理论联姻(第一次应该是从王国维开始的，他借助于美学的力量，提出了文学的独立、个性的张扬等文学主张)。于是，就有了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之说。“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是对文学活动的特殊性质的概括，指文学是一种交织着无功利与功利、形象与理性、情感与认识等综合特性的话语活动。”这一界说，不仅涉及文学的救助方式，而且强调了文艺学、文学创作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审美特征这一点上。审美以相对独立自由远离政治、宗教、伦理道德，而且也强调了文学活动自身的特点：即文学是功利与无功利、形象与理性、情感与认识、表现与再现等因素的和谐统一。这以审美是一种自由的象征的形式，暗示了文学的广阔的自由空间，同时也以多种因素对立统一实现了对古典美学“和谐”观念的认同，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辩证发展。
文学主体性的强调，一方面确保了文艺学、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地位，另一方面也恢复了创作主体、欣赏主体、批评主体的自由状态。同时，也确定了情感在文学创作、文学欣赏、文学批评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相联系，浪漫主义也将取得与现实主义一样的合法地位。
当新时期对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独立做出不遗余力的努力，并最终使文艺学走向自身时，文艺学也同时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失去现实滋养的文艺学，会显得苍白无力。当世界走向多极化道路后，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与吸收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时期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如何保持自身的自足性与开放性，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另外，任何文化形态都有其历史承继关系以及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问题。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在走向自主与独立后，同时也失去了它鲜活的现实基础，以及现实的不同要求对它的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文艺学会失去前进的目标与动力。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因为过去文艺学还没有走向自主与独立时，它的作用只能是被动地、受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支配。而当文艺学返回自身后，它对现实的作用是以独立自主的身份显示的。它以主动的姿态完成着理论对现实的指导，同时这个过程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文艺学也会从现实中获取前进的动力与丰富的资源。
责任编辑 李美云
关键词：文艺学；历史分期；历史回顾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艺学历史分期问题，不仅是学理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文艺学自身是否独立的问题。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分期大致可以确定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古典文艺学形成时期，时间为19世纪末之前。第二个时期为古典文艺学嬗变时期，时间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第三个时期为现代文艺学的形成与曲折发展时期，时间为20世纪30至70年代末。第四时期为现代文艺学开放与多元化时期。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一、古典文艺学形成期
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形成，除了古典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繁荣等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审美思潮的直接作用。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是“和谐”。“和谐”的特征“就是把构成美的一切元素，素质地辩证地结合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具体地说，就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内容与形式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和谐自由的关系中所呈现的对象性属性。”在古典和谐美学中，在“和谐”范畴内部，存在着“优美”与“壮美”两个美学范畴的对立与冲突。尽管“优美”与“壮美”处于相互冲突与对立之中，但由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决定了观念的东西决不能超越现实，所以，“优美”与“壮美”这对美学范畴的对立，也只能在“和谐”的范围之内，决不能冲出“和谐”美的圈子。
从根本上讲，古典和谐美学的形成，决不是主观意识的自我生成。它是在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优越。那时的人们只要遵循自然界的四时变化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自然似乎就可以慷慨地向人们献出他们所要的一切。由此也决定了人们对待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问题的态度和方式。优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意识上对客体的亲近感。“天人合一”是这种现实关系的哲学概括。当我们的祖先不用站在大自然的对立面来审视自然，并通过与自然的斗争获取生存权，以及了解自然规律时候。他们就将更多的思考空间留给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产生的是主张“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的话，那么，宗法社会产生的则是儒家思想。儒家比较注重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维护家、国、天下绵延有序地发展。儒家特别强调个人“君子”风范的养成。因为只有养成“君子”风范，人与人之间才能和睦相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才会以个人服从社会而消解。于是，在“三纲五常”伦理规范的约束下，“君子”风范成为人们向往的一种人格境界。于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一致性，反映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就形成了“和谐”的终极观念，并影响到其他一切思想观念的形成。在古典主义文学艺术中，“和谐”同样是其主导观念。在“和谐”审美理想的统摄下，古典文学艺术中主观与客观、现实与理想、再现与表现、情感与理智、内容与形式、时间与空间等因素，只是在“和谐”圈子中的对立与冲突。它们始终未能冲破这个“和谐”圈子。比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在文学艺术中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和谐”的统摄下，理想是未能超越现实的理想，而现实也是包含着理想的现实。因此，中国古典文艺学要求文学创作在接受心理与创作原则之间保持协调。与此相关联，文学创作就少了、甚至缺少了以揭露现实生活中个人与社会冲突、理想与现实相对抗而形成的悲剧之说。如果有，也大多是“拖着一条光明的尾巴”而结束。接受者所获得的只是心理浅层面的满足，而缺少了对社会、对人生深层的理性思考。
在上述美学思想支配下，中国古典文艺学形成了。受儒家、道家、佛教等思想影响，一系列概念与范畴(比如“气”、“道”、“虚”、“实”、“味”、“兴”、“观”、“群”、“怨”、“比德”、“比德”、“畅神”、“形神”、“意象”“韵味”、“意境”等)得以形成，并产生了许多文艺学观点，如在审美本质上强调真与善统一论、“文”与“质”和谐论；在文艺创造上强调“诗言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审美标准上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随着文学创作实践、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发展，刘勰的《文心雕龙》构成了第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学体系。以及以后出现的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金圣叹对《水浒传》的点评、毛宗冈对《三国演义》的评论、脂砚斋对《红楼梦》的点评等等，对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二、古典文艺学嬗变期
中国古典文艺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同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特别是美学思想的影响。在其总体框架中，古典文艺学未能超出“和谐”的美学要求。尽管有道家与佛教的影响，但儒家的影响却是更明显的。古典文艺学强调了文学的伦理教化作用，“文以载道”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评价标准。注重创作中内容与形式、理智与情感、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在欣赏与批评标准上，注重了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强调“意境”等特点。但古典文艺学并未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以寄生的形式存在于美学、政治伦理学等学科之中。
古典文艺学嬗变期，指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一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正在发生着缓慢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在东南沿海露出端倪，生产关系从服务于生产力出发，也在悄悄地变化着。受此影响，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和谐”推向了“崇高”。(由“和谐”向“崇高”过渡，不仅仅是美学概念的演变，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化。作为对历史现实的尊重以及剔除大量历史偶然性的逻辑推演，“崇高”范畴的出现，是近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变化的历史必然)。作为美学范畴的“崇高”是指“在构成美的各种元素所形成的和谐统一体中，突出强调发展其对立的、斗争的方面。在这个美的有机体内部，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等各种因素过程都处于严肃对立、尖锐冲突、激烈动荡之中，而且越来越向分裂、对峙、两极化发展。”这种美学思想的变化，必然在文艺学与文学创作中得到反映。具体体现为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再现与表现、时间与空间、内容与形式等因素处于激烈冲突与对抗之中。而在接受者的审美心理上必然产生强烈的变化感、不稳定感甚至是痛感。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批有识之士被西方枪炮声震醒，他们跳出传统文化的圭臬，睁开眼睛审视着中西文化的差异，由此而深感传统文化的缺陷，于是要求改变这种现状。具体到文艺学中，就是要求改变传统的以“和谐”为本的文艺学，而倡导以“崇高”为特征的文艺学与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的文艺学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局面。一方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但他所讲的社会作用与传统文艺学所强调的文学的教化作用是有原则区别的。梁启超强调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其目的在于冲破旧社会，而迎接新时代的到来。简言之，这次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与以往强调社会作用的目的恰恰相反，一个主张破坏，一个强调维护)。另一方则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强调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梁启超的主张相反，王国维在强调“学术独立”的前提下，要求文学从实用功利中解脱出来，以求自身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把学术研究指向人生意义与价值关怀。为达此目的，他从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中寻找理论支持，强调理想与现实、再现与表现、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等因素的冲突与对立。从而在人生悲剧中寻求意义与价值(这就与古典文艺学时期，反对悲剧形成鲜明的对比)。
如果说“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对传统文艺学与观念，还保留一点点眷恋的话，那么，以“打烂孔家店”为标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以西方现代思想的利刃，彻底割断了现代文艺学与古典文艺学的纽带。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革命在“科学”、“民主”的指引下，与传统文学观念作了彻底的决裂，他们以西方学术观念为动力，将中国文艺学及文学创作推向了现代社会。这首先体现在文体革命上。梁启超等人也提及文体革命，但由于他们是立足于本土文化来谈论文体革命，所以最终古文并没有被改掉，相反却成了人们强调开民智的重要手段。秉承“科学”与“民主”精神，陈独秀、胡适等人首先从文体革命人手，以期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白话文运动是文体革命的重要内容。正如周作人所讲：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固然重要，但形式也非常重要。因为旧小说的形式无力装下新思想的丰富内容。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决不仅仅是形式的改变，而是由形式到内容的一次全新的变革。因为内容与形式是对立统一的。内容决定形式，但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内容起积极的反作用。鲁迅的白话文创作从文学创作上实践了文学革命的要求。他的《狂人日记》、《药》等，用新的形式展现了新的思想内容，他向接受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美世界。
其次，个性的张扬是这次文学革命的又一重要成果，它对建立新的文艺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古典文艺学时期，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是建立在个人统一于社会之中的和谐统一。因此，个人的价值必须依靠社会、团体加以说明。这反映在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中，就是以理智限制情感(尽管古典文艺学中强调情感与理智的和谐统一，但在“文以载道”的要求下，“发乎情，止乎礼义”是情感统一到理智之中最好的结局。即便是注重文学创作中的情感，但这情感也决不是个人的情感，而是社会的民族的情感)。这种作法的最终结果就是个体被社会所淹没。情感被理智所指引。王国维等人在西方哲学与美学理论的启发下，发现了这一文化弊端，并提出用审美情感来冲击沉闷的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用悲剧的巨大崇高性唤醒人们沉睡的个体意识。但由于当时传统势力的强大，这种努力并未能完全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以其强大的火力彻底摧毁了传统势力的影响。正如郁达夫所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则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是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这种个性主义张扬的文学主张，不仅体现于文学创作之中，而且也体现为以此为理论对创作实践加以研究与指导。比如这一时期胡适用个性主义的理论对《红楼梦》的研究。胡适认为《红楼梦》是作者个人的自叙传。自叙传的提出，对传统文学观念是一个巨大打击。这表明西方的人本主义已经成为冲击传统文学观念的强大武器。它作为新的观念深人到了文艺学的建构中，并造成了现实与理想。个体与社会等因素的分裂与对抗。
最后，审美意识的改变。前面提到古典美学强调“和谐”，而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和谐”转向“崇高”。作为美学范畴。崇高更强调范畴内部各种因素的对立与冲突。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就是要求文学创作要真实客观地再现现实，决不能以主观理想代替客观现实。这种观念的转变，一方面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学创作，正如鲁迅所说，中国过去的文学就是“瞒”与“骗”的文学；另一方面要求文学创作，决不能从某一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社会现实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了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重估，悲剧意识的产生。这在王国维的美学理论中就存在着。悲剧意识的产生，不仅改变了传统“瞒”与“骗”的文学的写作传统，而且也注意到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个人与社会抗衡的力量。
三、现代文艺学的形成与曲折发展期
经过近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国传统文艺学彻底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而最终让位于现代文艺学。现代文艺学的出现与建构，一方面是受西方思想观念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特别是文学创作实践的要求。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文艺学在走向现代社会后，它逐渐抖落掉附着于身上的外物，走向独立与自觉。然后，这种理论的要求由于外在客观现实的限制，并没有真正得以实现。现代文艺学正是在中国革命尖锐而复杂的斗争实践的推动下，进入了形成与曲折发展时期。
正如梁启超提倡小说改革运动在于强民力、新民智等功利目的一样，现代文艺学从其在中国大地上落户那天起，它就背负着沉重的政治任务。它在向着独立、自觉的学科方向发展时，总是与政治斗争等其他意识形态形式交织在一起。在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文艺学经历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次政治运动。这些政治运动与阶级斗争，给现代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苏联的文艺学的模本等，成为构建现代文艺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现代文艺学逐渐建构起来。在文学的性质与特征上，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在文学与生活关系上。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的反映。在文学与政治关系上，在阶级社会中，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作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坚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尽管以后改为文学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文学的功能上。文学具有认识功能与教育功能，同时也有审美功能(只是审美功能往往受到政治的影 响而被忽视)。在文学的欣赏与批评标准问题上，一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大多数情况下，是机械唯物主义反映论)，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这与恩格斯的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是有区别的)。尽管在标准问题上，也讲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文学批评的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斗争的实际需要，文学必须旗帜鲜明地为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鸣锣开道。于是，政治标准与党性原则往往取代了艺术标准与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在文学欣赏问题上，同样强调了文学欣赏中的认识意义与社会意义。而文学艺术家个人主观情感的表露，在这种文学观念下，都被标上资产阶级的印记，打人另类。由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在“五四”文学运动中又进一步得到加强的审美意识，在现代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中，已经被认识功能与教育功能挤压到被忽略不计的地步。在创作方法问题上，由于把创作方法与世界观联系起来，并以世界观代替创作方法，这就导致了对创作方法的纯文学评价转变为政治评价。于是，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学发展史中的一条重要主线。而以注重审美感受、歌颂理想、抒发情感的浪漫主义，则在以集体行为为特征的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中，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即便依据是高尔基关于浪漫主义的两种政治标准的划分，积极浪漫主义也没能在现代文艺学中获得它应有的地位(高尔基认为浪漫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消极浪漫主义，另一种是积极浪漫主义。他说道：“消极浪漫主义——它或者粉饰现实，想使人和现实妥协；或者使人逃避现实，坠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无底深渊中去，坠入到‘人生的命运之谜’，爱与死等思想中去……积极浪漫主义，则力图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唤起他们心中对于现实，对于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
应该说，现代文艺学在从古典文艺学形态走向现代文艺学形态的过程中，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来建立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完成了古典形态文艺学的现代转型。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受当时国内国际政治环境影响，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在完成转型的过程中，也丢失了许多不应该丢失的东西。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所倡导的文体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变为新的政治八股文。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消失了，文学作为文学的特征没有了，留下的只是政治的传话筒，图解政治的工具。文学创作、文学欣赏、文学批评中的个体意识在激烈的阶级对抗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集体无意识所取代，个人情感被阶级情感代替。悲剧意识失去了自身的美学意义，而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内容。于是。文学创作中的悲剧创作要以政治目的为标准，解放前的悲剧旨在揭露与批评反动阶级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欺压，并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悲惨命运，以唤起人们斗争的热情与旺盛的斗志。建国后，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在这一新制度下，广大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只是胜利的喜悦。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悲剧是不存在的。换言之，悲剧成为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禁区。
另外，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所开创的文学独立与自觉的理论尝试，在现代形态的文艺学中，由于受到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它的独立品格在日益萎缩。在现实与理想、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内容与形式等对立因素中，日益偏向于现实、客观、社会、内容。由于对“文学是人学”文学观念的批判，导致了理想、主观、个人、形式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与忽视。“人性”、“人道主义”等人本主义观念，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彻底批判掉了，而留下的只能是阶级斗争中产生出的阶级情感。人类之间的博大之爱被作了阶级化处理。由于受别林斯基等人文学观点的影响，混淆了文学与科学的本质区别，以科学的观点看待文学创作及文学的功能，最终使文学失去了自身的文学性。再者，由于过多地注重从外部对文学的研究，也使文学失去了自身的特征。比如过去的文艺学中，在谈及文学自身特征时，更多有谈及文学作品的体裁、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由于强调了内容决定形式，而内容又与社会现实密切相联，这就决定了文学作品的形式本身也带有政治色彩，而就形式本身却少有关注。
总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开始构建。它在师承“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精神同时，逐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以此批判西方的文学观点与理论观点，建立起具有强烈政治功用色彩的文艺学。文艺学自身的逻辑发展要求改变这种现状。因此，一旦时机成熟，这种观念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必将走向进一步完善。
四、开放与多元化时期
任何理论都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文艺学也不例外。当时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的急剧变化、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西方各种思潮的纷纷传人，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观念变革的开始。正如前面所讲，这场观念的变革是由文学创作实践的推动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人们思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价值、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等问题提供了广阔的探讨空间。由此而引发的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以及人性与异化问题的深入探讨，成为新时期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发展的先导。于是乎，在这一巨大的思考空间中，伴着人们思想的日益解放，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究竟如何与时代同步、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并能指导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成为新时期文艺学探讨的一个关键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人们在多层次上展开理论探讨。这一时期的理论探讨的起因，一方面来源于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自身的缺陷，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难有作为的现实；另一方面就是西方各种思潮的纷纷传人，激活了积淀于人们心头深处的思考。而这两方面的最终指向就是文艺学的独立与自觉，文艺学如何以文学性参与社会活动，并发挥其积极的理论作用。
应该说，这次文艺学的探讨是深入的，同时也是全面的。它不仅涉及到文学研究方法的问题、比较文学研究(并以此达到中西交流的目的)、美学思想在文艺学构建中的作用问题，而且进一步导向了文艺学的自我完善与独立。这具体体现于文学主体性与文学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当代文艺学如何面对传统文艺学以及西方文艺学的问题、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这次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论探讨，加速了文艺学回归自身的速度。文艺学在回归自身的同时，也采取了更加灵活多变的态度，从而使新时期文艺学呈现出多元化开放的态势。另外，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有向“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学主张回归的迹象。但这决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新时期文艺学与前一时期文艺学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强调了文学自身的自足性。它在首先确定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的同时。把文学作品与客观现实、作家、接受者四者组成一个以文学自足性为本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立体图景。既注意到文学在客观现实中的特殊性，也注意到文学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适性。同时，真正把文学看作一个运动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它既与其他社会思潮保持密切联系，双方相互影响，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一门独立学科的面目参与社会活动。由于文学是动态的过程，它就与传统文艺学、西方文艺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等各种理论资源，在变动的过程中 产生联系，并形成相互影响的动态模式。
首先，新时期文艺学又重新找回了审美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当代文艺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不断进行文学审美化的过程。回顾百年文艺学发展史，文艺学伴着政治的威力进入权力的中心，并成为政治斗争的晴雨表。但它又在这个权力中心中失去了自我，而沦为政治的工具、附属物。文艺学为了重生，借助了审美力量，将其从政治的急流中拉了上来，文艺学又一次与美学理论联姻(第一次应该是从王国维开始的，他借助于美学的力量，提出了文学的独立、个性的张扬等文学主张)。于是，就有了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之说。“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是对文学活动的特殊性质的概括，指文学是一种交织着无功利与功利、形象与理性、情感与认识等综合特性的话语活动。”这一界说，不仅涉及文学的救助方式，而且强调了文艺学、文学创作作为意识形态的形式，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审美特征这一点上。审美以相对独立自由远离政治、宗教、伦理道德，而且也强调了文学活动自身的特点：即文学是功利与无功利、形象与理性、情感与认识、表现与再现等因素的和谐统一。这以审美是一种自由的象征的形式，暗示了文学的广阔的自由空间，同时也以多种因素对立统一实现了对古典美学“和谐”观念的认同，同时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辩证发展。
文学主体性的强调，一方面确保了文艺学、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地位，另一方面也恢复了创作主体、欣赏主体、批评主体的自由状态。同时，也确定了情感在文学创作、文学欣赏、文学批评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相联系，浪漫主义也将取得与现实主义一样的合法地位。
当新时期对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的独立做出不遗余力的努力，并最终使文艺学走向自身时，文艺学也同时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失去现实滋养的文艺学，会显得苍白无力。当世界走向多极化道路后，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与吸收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时期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如何保持自身的自足性与开放性，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另外，任何文化形态都有其历史承继关系以及不同质的文化之间的相互借鉴问题。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最后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形态的文艺学在走向自主与独立后，同时也失去了它鲜活的现实基础，以及现实的不同要求对它的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文艺学会失去前进的目标与动力。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因为过去文艺学还没有走向自主与独立时，它的作用只能是被动地、受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支配。而当文艺学返回自身后，它对现实的作用是以独立自主的身份显示的。它以主动的姿态完成着理论对现实的指导，同时这个过程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文艺学也会从现实中获取前进的动力与丰富的资源。
责任编辑 李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