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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名臣率皆忠臣，忠贞不贰素为名臣之体。但有清一代，情况似乎颇有不同。清代名臣多非效愚忠于朝廷者。
曾国藩为有清一代所谓中兴名臣，咸、同间，外有列强虎视，内有粤匪（太平天国）滋蔓，清室于命悬一线之际幸获转机，苟延社稷五十余年，多赖曾氏挽狂澜于既倒，可谓厥功甚伟；然观其《讨粤匪檄》，一则曰：“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再则曰：“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兹兹以“保教安民”为念，竟绝口不提君父忧心，社稷危殆（王闿运曾阻曾氏将此檄文“进呈御览”，或以此）。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谓曾、左辈皆目击清政大坏，吏贪民困，宫闱昏暗，初不意能救其亡也，他们的初衷皆非为清室而战，为自卫（卫教、卫土、卫家、卫民）而战也。
清室以东北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土，于汉臣不能无彼我之见，有清一代对于汉臣之猜忌亦势使然；从汉臣这一方面来说，夷夏之防，本为儒者“功课”。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一代名儒如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写《艺舟双楫》的包世臣乃至魏源，皆曾寄食于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府中，谈宴悠游，乐不思蜀，了不以“附逆”为耻。盖“发逆”、“辫妖”在他们眼中，原本半斤八两，大哥不说二哥。况从血统论，“发逆”实我同胞，“你大清”是“你大清”，与我何亲？曾、左、胡、彭诸人书生本色或有浅深，然皆为儒将盖无疑义，梅、包、魏诸人的儒者心曲安知不也是曾、左、胡、彭的名臣心事？非我族类，其心叵测，曾国藩一生临深履薄，畏祸之心未尝稍懈。位极人臣，而自奉甚薄。家书中屡以“持盈保泰”劝勉诸弟、子侄。曾氏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即因为家人病重，无钱医治，不得不举债多方。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于饥困，固可见曾文正公之清与廉，其实亦是其谨与慎也。
曾国藩的湖南同乡王闿运是晚清的经学大师，然其平生最自负的却是所谓“帝王之学”，唐浩明先生这么解释王氏的“帝王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帝王如何驾驭臣下，权臣如何挟帝王以令群僚，野心家如何窥伺方向，选择有利时机，网罗亲信，笼络人心，从帝王手中夺取最高权力，自己做九五之尊。”咸豐十年，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集苏、皖、赣三省军政大权于一手，王闿运认为自己的“帝王学”有了用武之地，于盛夏酷暑风尘仆仆赶往安徽祁门，其时湘军大营所在地。据曾国藩日记，接下来的数个月，王氏与曾氏有十四次密谈。王氏晚年对密谈内容已不再忌讳，曾坦言于自己的弟子、杨度之弟杨钧，自己曾向曾氏进言：“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何不乘机夺取江山，自己做皇帝，何苦白白替别人出力？”后者坐在书案前，一边听他讲话，一边用笔写着东西。中途，曾国藩有事出去了一下。王闿运起身走到案桌前，看曾大帅到底写些什么，结果是满纸的“妄”字和“谬”字。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据此所言则更为生动：“王壬秋（闿运字壬秋）……尝劝曾文正革清命，两人促膝密谈，及王去，曾之材官入视，满案皆以指蘸茶书一‘妄’字。”曾国藩日记对密谈内容自然是讳莫如深，但依然有蛛丝马迹可寻，曾氏日记咸丰十年七月十六日下有云：“傍夕与王壬秋久谈，夜不成寐。”若谈的只是寻常军政，何致令曾文正公辗转难眠？即使壬秋先生有所“妄”言，听者若未曾心动，又何致夜不成寐？
这里不妨提一下后话。王闿运一直活到清室逊位，民国肇造。袁世凯当国，征王为国史馆长，王慨然允。有意思的是，竟有陋儒出面阻之曰：“公以八三高年复为民国官吏，似不值得。”此语显然是欲以清朝遗老期于王氏。王氏固非忠于清室者，此真不知闿运者也，亦陋儒之所以为陋也。
曾国藩所以拒绝王闿运“取清帝而代之”的建议，并非是出于君臣名分一类的道义上的考虑（否则“以指蘸茶”所书就该是“逆”字，而非“妄”字了），而是前文所谓“畏祸”。揣其所以“畏祸”之由，盖有二端。其一，历史上以封疆大吏身份奋起“革命”，固代不绝书，然罕有成功者，远有韩信、徐敬业、李磷、朱宸濠，晚近则有清初吴三桂，皆以之身败名裂，可为殷鉴；其二，曾氏思想中本有信命数的倾向，家书中曾反复言及。清室固岌岌可危，然气数未尽。天数在彼，非人力可以夺之矣。套用梁启超评李鸿章的话，曾国藩亦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也。设若曾氏晚生三十年，未必不是蔡元培一流以“排满”为职志的革命党人，尚有疑乎？
以下诸人诸事正可与曾文正心事互相发明。与曾氏同为大清中兴柱石的左宗棠竟曾径入“贼巢”，向“贼首”洪秀全进言献策，惜秀全不能用，左氏缒城逃去。此事见于日人所著之《清史》，初听似不经之谈，然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及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于此皆言之凿凿。曾国藩的晚辈李鸿章同、光间执大清权柄数十年。李于直隶总督任上时，英国人戈登曾对其言：“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听后“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庚子义和团事起，李鸿章时为两广总督，幕中有欲李氏“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之议（梁启超《李鸿章传》）。
明、清鼎革之际曾激荡士人心魂，演成诸多可歌可泣故事的“夷夏”之辨，经康、雍两朝高压与怀柔并用，到乾隆年间，算是暂时消歇了。然咸、同以降，随着清室走向衰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情绪又开始在士人心中潜滋暗长。这种在心中发酵的情绪虽多未见诸行动，却作为历史的另外诸种可能性引动我们后人浮想。辛亥一役，各地督抚纷纷宣布独立，于“我大清”竟了无眷恋，正无足怪。从这一点上说，此种情绪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隐在力量。
曾国藩为有清一代所谓中兴名臣，咸、同间，外有列强虎视，内有粤匪（太平天国）滋蔓，清室于命悬一线之际幸获转机，苟延社稷五十余年，多赖曾氏挽狂澜于既倒，可谓厥功甚伟；然观其《讨粤匪檄》，一则曰：“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再则曰：“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兹兹以“保教安民”为念，竟绝口不提君父忧心，社稷危殆（王闿运曾阻曾氏将此檄文“进呈御览”，或以此）。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谓曾、左辈皆目击清政大坏，吏贪民困，宫闱昏暗，初不意能救其亡也，他们的初衷皆非为清室而战，为自卫（卫教、卫土、卫家、卫民）而战也。
清室以东北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土，于汉臣不能无彼我之见，有清一代对于汉臣之猜忌亦势使然；从汉臣这一方面来说，夷夏之防，本为儒者“功课”。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一代名儒如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写《艺舟双楫》的包世臣乃至魏源，皆曾寄食于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府中，谈宴悠游，乐不思蜀，了不以“附逆”为耻。盖“发逆”、“辫妖”在他们眼中，原本半斤八两，大哥不说二哥。况从血统论，“发逆”实我同胞，“你大清”是“你大清”，与我何亲？曾、左、胡、彭诸人书生本色或有浅深，然皆为儒将盖无疑义，梅、包、魏诸人的儒者心曲安知不也是曾、左、胡、彭的名臣心事？非我族类，其心叵测，曾国藩一生临深履薄，畏祸之心未尝稍懈。位极人臣，而自奉甚薄。家书中屡以“持盈保泰”劝勉诸弟、子侄。曾氏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即因为家人病重，无钱医治，不得不举债多方。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于饥困，固可见曾文正公之清与廉，其实亦是其谨与慎也。
曾国藩的湖南同乡王闿运是晚清的经学大师，然其平生最自负的却是所谓“帝王之学”，唐浩明先生这么解释王氏的“帝王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帝王如何驾驭臣下，权臣如何挟帝王以令群僚，野心家如何窥伺方向，选择有利时机，网罗亲信，笼络人心，从帝王手中夺取最高权力，自己做九五之尊。”咸豐十年，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集苏、皖、赣三省军政大权于一手，王闿运认为自己的“帝王学”有了用武之地，于盛夏酷暑风尘仆仆赶往安徽祁门，其时湘军大营所在地。据曾国藩日记，接下来的数个月，王氏与曾氏有十四次密谈。王氏晚年对密谈内容已不再忌讳，曾坦言于自己的弟子、杨度之弟杨钧，自己曾向曾氏进言：“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何不乘机夺取江山，自己做皇帝，何苦白白替别人出力？”后者坐在书案前，一边听他讲话，一边用笔写着东西。中途，曾国藩有事出去了一下。王闿运起身走到案桌前，看曾大帅到底写些什么，结果是满纸的“妄”字和“谬”字。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据此所言则更为生动：“王壬秋（闿运字壬秋）……尝劝曾文正革清命，两人促膝密谈，及王去，曾之材官入视，满案皆以指蘸茶书一‘妄’字。”曾国藩日记对密谈内容自然是讳莫如深，但依然有蛛丝马迹可寻，曾氏日记咸丰十年七月十六日下有云：“傍夕与王壬秋久谈，夜不成寐。”若谈的只是寻常军政，何致令曾文正公辗转难眠？即使壬秋先生有所“妄”言，听者若未曾心动，又何致夜不成寐？
这里不妨提一下后话。王闿运一直活到清室逊位，民国肇造。袁世凯当国，征王为国史馆长，王慨然允。有意思的是，竟有陋儒出面阻之曰：“公以八三高年复为民国官吏，似不值得。”此语显然是欲以清朝遗老期于王氏。王氏固非忠于清室者，此真不知闿运者也，亦陋儒之所以为陋也。
曾国藩所以拒绝王闿运“取清帝而代之”的建议，并非是出于君臣名分一类的道义上的考虑（否则“以指蘸茶”所书就该是“逆”字，而非“妄”字了），而是前文所谓“畏祸”。揣其所以“畏祸”之由，盖有二端。其一，历史上以封疆大吏身份奋起“革命”，固代不绝书，然罕有成功者，远有韩信、徐敬业、李磷、朱宸濠，晚近则有清初吴三桂，皆以之身败名裂，可为殷鉴；其二，曾氏思想中本有信命数的倾向，家书中曾反复言及。清室固岌岌可危，然气数未尽。天数在彼，非人力可以夺之矣。套用梁启超评李鸿章的话，曾国藩亦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也。设若曾氏晚生三十年，未必不是蔡元培一流以“排满”为职志的革命党人，尚有疑乎？
以下诸人诸事正可与曾文正心事互相发明。与曾氏同为大清中兴柱石的左宗棠竟曾径入“贼巢”，向“贼首”洪秀全进言献策，惜秀全不能用，左氏缒城逃去。此事见于日人所著之《清史》，初听似不经之谈，然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及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于此皆言之凿凿。曾国藩的晚辈李鸿章同、光间执大清权柄数十年。李于直隶总督任上时，英国人戈登曾对其言：“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执鞭效犬马之劳。”李鸿章听后“瞿然改容，舌矫而不能言”。庚子义和团事起，李鸿章时为两广总督，幕中有欲李氏“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之议（梁启超《李鸿章传》）。
明、清鼎革之际曾激荡士人心魂，演成诸多可歌可泣故事的“夷夏”之辨，经康、雍两朝高压与怀柔并用，到乾隆年间，算是暂时消歇了。然咸、同以降，随着清室走向衰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情绪又开始在士人心中潜滋暗长。这种在心中发酵的情绪虽多未见诸行动，却作为历史的另外诸种可能性引动我们后人浮想。辛亥一役，各地督抚纷纷宣布独立，于“我大清”竟了无眷恋，正无足怪。从这一点上说，此种情绪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隐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