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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前期，在北国青城呼和浩特市西郊，矗起了一座当时属于高新科技的化纤企业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七化纤厂，用内蒙古乌梁素海的芦苇浆粕为原料，生产棉型粘胶纤维（人造棉）、毛型粘胶纤维（人造毛）及数种不同型号的中长纤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托起这家企业的主力军，竟全是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绍兴及呼市的知青，他们被为称兵团战士。
“土八路”领导的“嫩知青”挑起大梁
1969年1月24日，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正式组建了正军级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招收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北国草原“屯垦戍边”，兵团连以上干部为现役军人；兵团战士穿军装，不戴帽徽领章。当时全兵团辖6个师约十余万人，穿衣、盖被是个大问题，兵团党委了解到内蒙古乌梁素海（淡水湖）的芦苇年产量可达10万吨，1964年时自治区有关方面曾将该地芦苇制成浆粕运往上海，成功纺出2吨多化纤丝，于是决定创办化纤纺织厂解决被服问题，同时也为内蒙地方上的纺织厂提供原料。1969年4月，兵团司令部正式下令开始筹建兵团五·七化纤厂，调来了一批团营连级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该厂分为两个分厂：化纤分厂建在呼市西郊孔家营子，俗称西厂；纺织分厂建在东郊，俗称东厂。两个分厂因设备、产品不同，管理机制无法趋同，故均独立组织生产经营。化纤西厂下设四个连队：生产化纤丝产品的车间称为一连，动力和二硫化碳生产车间称为二连，机修车间为三连，后勤服务（食堂等）及试剂车间称为四连（后二硫化碳车间与试剂车间重组为四连，后勤改为厂直属部门）。生产工人是兵团战士，他们担任车间的操作、机修及有关技术工作。初创的1970年，全厂兵团战士为676名，次年9月又增加绍兴知青120多人，共达到816人，占全厂总人数的90%以上，兵团战士大的十八九岁，小的仅十五六岁。
化纤生产在当时是个高技术含量的行业，白手起家的兵团化纤厂，技术力量稀缺，筹建时全厂仅有一名工程师，行政管理人员都是“土八路”（现役军人和复员老兵），都是头一次接触企业管理和技术，生产操作全靠兵团战士。为了驾驭好现代化的技术设备，顺利实现喷丝织布，厂领导没有被当时“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技术”的极左思潮所左右，一开始就重视抓紧对兵团战士的知识技术培训，使处于娇生惯养年龄段的知青能尽快变成熟练工，为此，厂生产准备组突击编写了《粘胶纤维生产讲义》，作为对兵团战士技术启蒙的教材，同时又将刚刚接收的来自上海、呼市知青战士送到上海的化纤一、二、三厂和国棉十五厂、二十一厂，学习粘胶纤维纺丝和二硫化碳生产工种、软水处理等操作技术；另将一批战士送往大同煤矿机械厂培训，学习机械设备的检修保全，
上海的培训自1969年6月中下旬开始，共有战士201人，从事化纤生产工种为152名，其他工种战士49名，战士们编为一个培训连，由现役干部担任连长和指导员，还成立了党、团支部加强管理。培训中，他们组织技术人员给战士们上课，讲授《粘绞纤维生产讲义》的理论知识；又让兵团战士到各培训厂车间、工段上岗，向工人师傅学习操作技术。培训连向有关工厂提出要求，希望能配备技术熟练的师傅对兵团战士进行结对子帮教，运用“一帮一”、“一对红”形式，让战士们拜师傅学技术。有关企业也放手让兵团战士到各岗位进行顶岗，在师傅们手把手指导下学习操作。经过九个月的学徒生活，兵团战士基本掌握了化纤生产的操作规程及相关技术，于1970年3月回到呼市投入了厂房建设和设备安装，这批兵团战士后来成为该厂一连、二连的生产骨干。
吃“钢丝面”，“吐”化纤丝
知青进入兵团化纤厂后，开始半军事化集体生活，一起住宿、学习和训练。初创时期来不及给兵团战士建住房，借用了自治区畜牧研究所的马棚做宿舍，每间约六七平方米，马棚又低又矮，室内高低不平，窗口小、采光差，冬天取暖季节，室内还要烧铁炉子，空气非常浑浊。这些兵团战士来自城市，有的家庭住宅条件较好，但他们没一个人发怨言，大家都做好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高高兴兴地在马棚内“闹革命”（学习和住宿）。兵团战士为供给制，发衣服鞋帽，进厂初每月发13.50元津贴，包括了伙食费和零用钱两部分。当时内蒙生活艰苦，要吃粗粮，供应兵团战士的口粮中只30%为细粮（大米、白面），70%是粗粮（玉米面、莜麦面粉、高梁、粢米粉、荞麦面粉等），厂里按粗细粮比例给战士们发饭票，男性战士控制不好自己的粗细粮比例，往往前半个月就把细粮吃光了，后面只能天天吃“钢丝面”、啃土豆片。名字吓人的“钢丝面”是呼市独有的，样子像金黄色毛线，实际上是用玉米粉压制而成的一种面条，因没有粘度，下水煮会散成糊糊，只能蒸吃，这也算是那个年代当地人的一大“发明”，并成为呼市居民的主食之一。南方去的兵团战士不习惯吃粗粮，但由于树立了扎根边疆、让火热青春燃烧的思想谁备，也逐渐丢掉了对大米的“依恋”，适应了吃“钢丝面”。冬天，呼市的蔬菜品种单调，大地被冰雪覆盖，生产不出新鲜蔬菜（当地还没有暖棚种菜技术），一年里有半年多时间要吃窖藏的白菜、土豆、胡萝卜，战士们戏称是“学‘老三篇’，干‘三班倒’，吃‘老三菜’”。
1970年9月，兵团化纤厂陆续迎来了正式试产运转，9月10日，二连的几个车间率先投入运行，当日锅炉、冷冻、空调等设备顺利试车；9月12日，二硫化碳车间投料生产成功；动力车间产汽的是旧式K4式锅炉，全部靠兵团战士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战士们要从室外煤场用小车把燃煤推上高台，再一锹锹送入炉膛中，一个班下来要推送的煤论吨数计。呼市的冬天，室外达摄氏零下20多度，外场铲煤工穿着白茬羊皮袄、戴棉手套还冻得瑟瑟发抖；到了炉前，却又要在摄氏70度以上高温环境中受炙烤；操作时，煤粉煤灰满车间弥漫，8小时下来，满身满脸都是乌黑煤灰，连眼珠子也分不淸，下班后真累，有时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擦把脸就脏着身子躺到床上去了。更重要的是烧锅炉责任大，若脱水会爆炸，所以当班时必须时刻关注炉中的水位，年轻的兵团战士克服了上夜班犯困，加强了责任心，从没发生过锅炉脱水事故。二连的二硫化碳车间也是技术含量大的工序，操作不当会爆燃，投产前，厂部会同连队专门召开安全会议，要求严守操作规程，投产前反复检查防爆炸装置，演练应急使用消防器材，终于一次性投料成功。 9月21日夜，一连化纤车间试产，不料一波三折。当晚8时，兵团总部和厂部领导前来“督战”，8名上海籍战士（大都是中专、技校毕业的知青）受命上岗，他们启动纺丝设备的运转电闸，又将第一批粘胶原料投入机械容器，这时，机台上迅速升起15只喷丝头，像春蚕一样开始吐丝。但仅持续半个小时，因过滤孔太小，加上粘胶原料质量不合格，喷丝停止，被迫停车重新调试，后来两次开车，也都只各坚持一小时。第二天，连队发动维修保全工和厂部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研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检查设备，于当晚再次试车，但喷丝质量仍不稳定，闹了个三纺三停。23日又针对问题进行全面检修，到当晚上第三次开车时，设备运转才开始正常，喷出的白色粘胶丝（人造棉）粗细均匀，符合设计的质量要求，这次连续开机10天才停工检修，《兵团战友报》正式报道化纤厂试产成功。
一群刚出校门的兵团战士终于托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化纤企业，填补了内蒙古地区纺织史上的空白。投产第一年，化纤丝产量为50吨，第二年上升到281吨，1973年达到1212吨，此外，还生产出副产品二硫化碳、硫酸试剂、元明粉等。到1976年时，化纤丝产量又达到1520吨，成为内蒙古地区的轻纺骨干企业之一。
一代“老兵团”在这里锻炼成长
内蒙兵团化纤厂的上海籍战士有一个特点，即绝大部分是中专、技校生，而不是“老三屆”的中学生，这是因为考虑到化纤生产工种技术性强，故兵团在上海征召战士时，有意在中专、技校挑选知青。40年后，这些上海籍老内蒙兵团战士说起奔赴内蒙的经历都无限感慨，曾担任内蒙驻沪办白云宾馆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的徐松华，当时正在上海第一技校待分配，他因向往参军未成，听说兵团招人，能穿军装，便奔去报名，但父亲舍不得儿子去远方，把家里户口簿藏了起来，他与父亲争了一场才拿户口簿，与同学杨芃原一起去报了名。到化纤厂后，徐松华当了连队文书；杨芃原当上了一连的操作工，纺丝车间试生产的按钮就是由他启动操作的；有次他参加二硫化碳车间事故抢险，因设备爆炸差点危及生命，从此他更加留意钻研化学知识，工余时间手不释卷，现在已是复旦大学化学系著名教授、博导。担任浦东新区路桥监理公司副总经理的谭剑文说，1969年时，她所在的上海纺织干校停课，一天她与同学蒋小川闲逛到设在校内的内蒙兵团招兵处，好奇地向几位军人询问情况，听说兵团过的是军事化生活，勾起她们到边疆闯世界的向往，便打听加入兵团的条件，对方称要“政审”，蒋小川犯了愁，因为她父母都在台湾。军人开玩笑地说：你这种出身的人最好写血书表决心。其实她们作为大专生不是上山下乡的对象，但认了真的蒋小川回到宿舍就刺破手指写了血书，终于圆了兵团梦。到内蒙兵团后，因学历高，二人都被分配在厂化验室做技术工作，上世纪90代浦东开发，谭剑文作为人才引进回沪，“闺蜜”蒋小川移民去了美国。在化纤厂120多名上海籍战士中，还有一些是两兄弟、两姐妹同去的，他们中有的人后来成为各自单位的领导、技术骨干、企业家等，还有献身为航天事业成为关键技术岗位技术负责人。
当时由于在呼市工作的上海籍人很少，因此，兵团化纤厂的上海知青不仅是重要的技术骨干，也是呼市市民中瞩目的群体。厂领导对上海籍战士的评价是见识广、操作技术掌握得快，爱学习，是生产技术主力军之一。这些兵团战士从黄浦江畔来到塞外，什么都感到陌生，为了把自己“炼”成战士，他们自觉过艰苦生活，追求政治进步，姑娘们藏起了上海带来的时尚衣服，整天穿军装，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考验。刚到呼市时，一些女孩子嘻嘻哈哈，看着呼市街道两旁高高的白杨树、富有特色的清真寺和旧城区的北方风习民居，感到很新鲜也很“浪漫”，但不久就开始想家，节假日尤其难熬。1970年除夕之夜，因头一次在外地过春节，一连部分女战士在一起聚餐，开始时大家又唱又跳很兴奋，但唱着唱着就有人“哇”的一声哭起来，现场顿时“炸了锅”，相拥着喊爹叫妈哭成一团。第二天连队干部听说后去慰问做思想工作，战士们却已到车间加班了。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呼市物质条件更是匮乏，女孩子买不到化妆品、高跟皮鞋。想起来令人难以相信，每年到近中秋节那两三天，月饼断档不说，你跑遍呼市街头，可以连一只圆的面粉制的大饼也买不到。上海、绍兴的战士为了改善生活，只能利用回南方探亲的机会带吃的东西，一名战士探亲回呼市，要七八个战士骑自行车去火车站帮助拉“行李”，大包、小包里装的都是大米、卷子面及零食。
呼市的兵团战士中有些人是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子女，他们也照样住马棚、干重体力活、啃土豆片、嚼“钢丝面”，没有半点特殊，也从没发生家长向领导打招呼要求照顾的事。二连的战士高宏峰、沙力进、李明生等父亲级别都不低，但他们不怕脏不怕累，安心烧锅炉当班长，干得极为出色，最后都成长为人才。二硫化碳车间技术要求高，机械设备难驾驭，年轻的兵团战士经验不足，发生过数起火灾，但人人都勇敢扑到火中抢险，一名呼市籍兵团战士献出了生命。绍兴籍的100多名兵团战士是1971年到达化纤厂的，这些来自浙东水乡的年轻人，年龄特别小，个子也小，十六七岁的嫩学生干不动重体力活，有的一进车间就哭，但后来都熬过了劳动关、吃粗粮关。出身名医世家、父亲是绍兴市人民医院院长的钟华华，当时才17岁，在家从没干过体力活，被分到锅炉房后咬牙坚持铲煤、推煤车，手上起了很多血泡，有次锅炉检修，炉膛内高温未退，他让同伴往手套、口罩、棉衣上浇透冷水，然后钻进炉膛去，灼热的炉膛顷刻就把他的湿衣、湿手套烤成水汽，不久就被烫晕了，醒来时发现正被副连长赵庆汉（原为地方技工）抱着送往厂卫生室救治，“细皮嫩肉”的钟华华后来当上了连队文书。
兵团战士在化纤厂的各个技术岗位上唱主角，刻苦学习技术。建厂投产之初，技术人员稀缺，平均每个主车间一名技术员也配不齐，其中动力车间仅有一名锅炉技工，机修车间、二硫化碳车间都没有技术员，主持行政生产的副厂长厂王耀石感到，只能自己培养人才，他引导年轻兵团战士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高操作水平，培养实干作风。王耀石虽是职业军人，但他带头钻研技术，成为化纤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他的行为带动了厂里学技术风气。该厂借当时推广上海机床广自办“七·二一”大学的大气候，于1971年办起了厂业余技校，请内蒙古大学化学系老师执教，结合生产需要编写教材，对战士们进行无机化学、生产工艺、粘胶纤维性能原理等知识的启蒙。1972年，二连掀起了学技术的热潮，为了帮助战士们弄清学技术与走“白专道路”的区别，连党支部发起了一场“政治挂帅”与掌握生产技术关系的大讨论，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学习知识技术的讲话，打消了大家的顾虑，战士们不仅学会了独立操作锅炉、冷冻、软水处理等设备，而且能独立检修，有的战士掌握了过去“八级技工”的本领，“文革”后这个连队走出了一位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一位作家、一位北京协和医权威放射科专家，一位任职绍兴市城建委和国资委的主任。
1975年底，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化纤厂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厅，更名为内蒙古化学纤维厂，现役军人撤离或转业，兵团战士转为国企正式职工。近年，他们都陆续退休，其中相当部分的上海籍“老兵团”已融入呼市，原兵团化纤厂的老战士个个都为边疆建设奉献了青春。
（作者为北京军区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报社编辑，现役军人，1975年9月转业，现为上海作家、东方网评论员）
责任编辑 殷之俊
“土八路”领导的“嫩知青”挑起大梁
1969年1月24日，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军区正式组建了正军级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招收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到北国草原“屯垦戍边”，兵团连以上干部为现役军人；兵团战士穿军装，不戴帽徽领章。当时全兵团辖6个师约十余万人，穿衣、盖被是个大问题，兵团党委了解到内蒙古乌梁素海（淡水湖）的芦苇年产量可达10万吨，1964年时自治区有关方面曾将该地芦苇制成浆粕运往上海，成功纺出2吨多化纤丝，于是决定创办化纤纺织厂解决被服问题，同时也为内蒙地方上的纺织厂提供原料。1969年4月，兵团司令部正式下令开始筹建兵团五·七化纤厂，调来了一批团营连级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该厂分为两个分厂：化纤分厂建在呼市西郊孔家营子，俗称西厂；纺织分厂建在东郊，俗称东厂。两个分厂因设备、产品不同，管理机制无法趋同，故均独立组织生产经营。化纤西厂下设四个连队：生产化纤丝产品的车间称为一连，动力和二硫化碳生产车间称为二连，机修车间为三连，后勤服务（食堂等）及试剂车间称为四连（后二硫化碳车间与试剂车间重组为四连，后勤改为厂直属部门）。生产工人是兵团战士，他们担任车间的操作、机修及有关技术工作。初创的1970年，全厂兵团战士为676名，次年9月又增加绍兴知青120多人，共达到816人，占全厂总人数的90%以上，兵团战士大的十八九岁，小的仅十五六岁。
化纤生产在当时是个高技术含量的行业，白手起家的兵团化纤厂，技术力量稀缺，筹建时全厂仅有一名工程师，行政管理人员都是“土八路”（现役军人和复员老兵），都是头一次接触企业管理和技术，生产操作全靠兵团战士。为了驾驭好现代化的技术设备，顺利实现喷丝织布，厂领导没有被当时“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技术”的极左思潮所左右，一开始就重视抓紧对兵团战士的知识技术培训，使处于娇生惯养年龄段的知青能尽快变成熟练工，为此，厂生产准备组突击编写了《粘胶纤维生产讲义》，作为对兵团战士技术启蒙的教材，同时又将刚刚接收的来自上海、呼市知青战士送到上海的化纤一、二、三厂和国棉十五厂、二十一厂，学习粘胶纤维纺丝和二硫化碳生产工种、软水处理等操作技术；另将一批战士送往大同煤矿机械厂培训，学习机械设备的检修保全，
上海的培训自1969年6月中下旬开始，共有战士201人，从事化纤生产工种为152名，其他工种战士49名，战士们编为一个培训连，由现役干部担任连长和指导员，还成立了党、团支部加强管理。培训中，他们组织技术人员给战士们上课，讲授《粘绞纤维生产讲义》的理论知识；又让兵团战士到各培训厂车间、工段上岗，向工人师傅学习操作技术。培训连向有关工厂提出要求，希望能配备技术熟练的师傅对兵团战士进行结对子帮教，运用“一帮一”、“一对红”形式，让战士们拜师傅学技术。有关企业也放手让兵团战士到各岗位进行顶岗，在师傅们手把手指导下学习操作。经过九个月的学徒生活，兵团战士基本掌握了化纤生产的操作规程及相关技术，于1970年3月回到呼市投入了厂房建设和设备安装，这批兵团战士后来成为该厂一连、二连的生产骨干。
吃“钢丝面”，“吐”化纤丝
知青进入兵团化纤厂后，开始半军事化集体生活，一起住宿、学习和训练。初创时期来不及给兵团战士建住房，借用了自治区畜牧研究所的马棚做宿舍，每间约六七平方米，马棚又低又矮，室内高低不平，窗口小、采光差，冬天取暖季节，室内还要烧铁炉子，空气非常浑浊。这些兵团战士来自城市，有的家庭住宅条件较好，但他们没一个人发怨言，大家都做好了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高高兴兴地在马棚内“闹革命”（学习和住宿）。兵团战士为供给制，发衣服鞋帽，进厂初每月发13.50元津贴，包括了伙食费和零用钱两部分。当时内蒙生活艰苦，要吃粗粮，供应兵团战士的口粮中只30%为细粮（大米、白面），70%是粗粮（玉米面、莜麦面粉、高梁、粢米粉、荞麦面粉等），厂里按粗细粮比例给战士们发饭票，男性战士控制不好自己的粗细粮比例，往往前半个月就把细粮吃光了，后面只能天天吃“钢丝面”、啃土豆片。名字吓人的“钢丝面”是呼市独有的，样子像金黄色毛线，实际上是用玉米粉压制而成的一种面条，因没有粘度，下水煮会散成糊糊，只能蒸吃，这也算是那个年代当地人的一大“发明”，并成为呼市居民的主食之一。南方去的兵团战士不习惯吃粗粮，但由于树立了扎根边疆、让火热青春燃烧的思想谁备，也逐渐丢掉了对大米的“依恋”，适应了吃“钢丝面”。冬天，呼市的蔬菜品种单调，大地被冰雪覆盖，生产不出新鲜蔬菜（当地还没有暖棚种菜技术），一年里有半年多时间要吃窖藏的白菜、土豆、胡萝卜，战士们戏称是“学‘老三篇’，干‘三班倒’，吃‘老三菜’”。
1970年9月，兵团化纤厂陆续迎来了正式试产运转，9月10日，二连的几个车间率先投入运行，当日锅炉、冷冻、空调等设备顺利试车；9月12日，二硫化碳车间投料生产成功；动力车间产汽的是旧式K4式锅炉，全部靠兵团战士手工操作，劳动强度大，战士们要从室外煤场用小车把燃煤推上高台，再一锹锹送入炉膛中，一个班下来要推送的煤论吨数计。呼市的冬天，室外达摄氏零下20多度，外场铲煤工穿着白茬羊皮袄、戴棉手套还冻得瑟瑟发抖；到了炉前，却又要在摄氏70度以上高温环境中受炙烤；操作时，煤粉煤灰满车间弥漫，8小时下来，满身满脸都是乌黑煤灰，连眼珠子也分不淸，下班后真累，有时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擦把脸就脏着身子躺到床上去了。更重要的是烧锅炉责任大，若脱水会爆炸，所以当班时必须时刻关注炉中的水位，年轻的兵团战士克服了上夜班犯困，加强了责任心，从没发生过锅炉脱水事故。二连的二硫化碳车间也是技术含量大的工序，操作不当会爆燃，投产前，厂部会同连队专门召开安全会议，要求严守操作规程，投产前反复检查防爆炸装置，演练应急使用消防器材，终于一次性投料成功。 9月21日夜，一连化纤车间试产，不料一波三折。当晚8时，兵团总部和厂部领导前来“督战”，8名上海籍战士（大都是中专、技校毕业的知青）受命上岗，他们启动纺丝设备的运转电闸，又将第一批粘胶原料投入机械容器，这时，机台上迅速升起15只喷丝头，像春蚕一样开始吐丝。但仅持续半个小时，因过滤孔太小，加上粘胶原料质量不合格，喷丝停止，被迫停车重新调试，后来两次开车，也都只各坚持一小时。第二天，连队发动维修保全工和厂部技术人员一起攻关研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检查设备，于当晚再次试车，但喷丝质量仍不稳定，闹了个三纺三停。23日又针对问题进行全面检修，到当晚上第三次开车时，设备运转才开始正常，喷出的白色粘胶丝（人造棉）粗细均匀，符合设计的质量要求，这次连续开机10天才停工检修，《兵团战友报》正式报道化纤厂试产成功。
一群刚出校门的兵团战士终于托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化纤企业，填补了内蒙古地区纺织史上的空白。投产第一年，化纤丝产量为50吨，第二年上升到281吨，1973年达到1212吨，此外，还生产出副产品二硫化碳、硫酸试剂、元明粉等。到1976年时，化纤丝产量又达到1520吨，成为内蒙古地区的轻纺骨干企业之一。
一代“老兵团”在这里锻炼成长
内蒙兵团化纤厂的上海籍战士有一个特点，即绝大部分是中专、技校生，而不是“老三屆”的中学生，这是因为考虑到化纤生产工种技术性强，故兵团在上海征召战士时，有意在中专、技校挑选知青。40年后，这些上海籍老内蒙兵团战士说起奔赴内蒙的经历都无限感慨，曾担任内蒙驻沪办白云宾馆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的徐松华，当时正在上海第一技校待分配，他因向往参军未成，听说兵团招人，能穿军装，便奔去报名，但父亲舍不得儿子去远方，把家里户口簿藏了起来，他与父亲争了一场才拿户口簿，与同学杨芃原一起去报了名。到化纤厂后，徐松华当了连队文书；杨芃原当上了一连的操作工，纺丝车间试生产的按钮就是由他启动操作的；有次他参加二硫化碳车间事故抢险，因设备爆炸差点危及生命，从此他更加留意钻研化学知识，工余时间手不释卷，现在已是复旦大学化学系著名教授、博导。担任浦东新区路桥监理公司副总经理的谭剑文说，1969年时，她所在的上海纺织干校停课，一天她与同学蒋小川闲逛到设在校内的内蒙兵团招兵处，好奇地向几位军人询问情况，听说兵团过的是军事化生活，勾起她们到边疆闯世界的向往，便打听加入兵团的条件，对方称要“政审”，蒋小川犯了愁，因为她父母都在台湾。军人开玩笑地说：你这种出身的人最好写血书表决心。其实她们作为大专生不是上山下乡的对象，但认了真的蒋小川回到宿舍就刺破手指写了血书，终于圆了兵团梦。到内蒙兵团后，因学历高，二人都被分配在厂化验室做技术工作，上世纪90代浦东开发，谭剑文作为人才引进回沪，“闺蜜”蒋小川移民去了美国。在化纤厂120多名上海籍战士中，还有一些是两兄弟、两姐妹同去的，他们中有的人后来成为各自单位的领导、技术骨干、企业家等，还有献身为航天事业成为关键技术岗位技术负责人。
当时由于在呼市工作的上海籍人很少，因此，兵团化纤厂的上海知青不仅是重要的技术骨干，也是呼市市民中瞩目的群体。厂领导对上海籍战士的评价是见识广、操作技术掌握得快，爱学习，是生产技术主力军之一。这些兵团战士从黄浦江畔来到塞外，什么都感到陌生，为了把自己“炼”成战士，他们自觉过艰苦生活，追求政治进步，姑娘们藏起了上海带来的时尚衣服，整天穿军装，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考验。刚到呼市时，一些女孩子嘻嘻哈哈，看着呼市街道两旁高高的白杨树、富有特色的清真寺和旧城区的北方风习民居，感到很新鲜也很“浪漫”，但不久就开始想家，节假日尤其难熬。1970年除夕之夜，因头一次在外地过春节，一连部分女战士在一起聚餐，开始时大家又唱又跳很兴奋，但唱着唱着就有人“哇”的一声哭起来，现场顿时“炸了锅”，相拥着喊爹叫妈哭成一团。第二天连队干部听说后去慰问做思想工作，战士们却已到车间加班了。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呼市物质条件更是匮乏，女孩子买不到化妆品、高跟皮鞋。想起来令人难以相信，每年到近中秋节那两三天，月饼断档不说，你跑遍呼市街头，可以连一只圆的面粉制的大饼也买不到。上海、绍兴的战士为了改善生活，只能利用回南方探亲的机会带吃的东西，一名战士探亲回呼市，要七八个战士骑自行车去火车站帮助拉“行李”，大包、小包里装的都是大米、卷子面及零食。
呼市的兵团战士中有些人是自治区厅局级干部子女，他们也照样住马棚、干重体力活、啃土豆片、嚼“钢丝面”，没有半点特殊，也从没发生家长向领导打招呼要求照顾的事。二连的战士高宏峰、沙力进、李明生等父亲级别都不低，但他们不怕脏不怕累，安心烧锅炉当班长，干得极为出色，最后都成长为人才。二硫化碳车间技术要求高，机械设备难驾驭，年轻的兵团战士经验不足，发生过数起火灾，但人人都勇敢扑到火中抢险，一名呼市籍兵团战士献出了生命。绍兴籍的100多名兵团战士是1971年到达化纤厂的，这些来自浙东水乡的年轻人，年龄特别小，个子也小，十六七岁的嫩学生干不动重体力活，有的一进车间就哭，但后来都熬过了劳动关、吃粗粮关。出身名医世家、父亲是绍兴市人民医院院长的钟华华，当时才17岁，在家从没干过体力活，被分到锅炉房后咬牙坚持铲煤、推煤车，手上起了很多血泡，有次锅炉检修，炉膛内高温未退，他让同伴往手套、口罩、棉衣上浇透冷水，然后钻进炉膛去，灼热的炉膛顷刻就把他的湿衣、湿手套烤成水汽，不久就被烫晕了，醒来时发现正被副连长赵庆汉（原为地方技工）抱着送往厂卫生室救治，“细皮嫩肉”的钟华华后来当上了连队文书。
兵团战士在化纤厂的各个技术岗位上唱主角，刻苦学习技术。建厂投产之初，技术人员稀缺，平均每个主车间一名技术员也配不齐，其中动力车间仅有一名锅炉技工，机修车间、二硫化碳车间都没有技术员，主持行政生产的副厂长厂王耀石感到，只能自己培养人才，他引导年轻兵团战士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提高操作水平，培养实干作风。王耀石虽是职业军人，但他带头钻研技术，成为化纤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专家，他的行为带动了厂里学技术风气。该厂借当时推广上海机床广自办“七·二一”大学的大气候，于1971年办起了厂业余技校，请内蒙古大学化学系老师执教，结合生产需要编写教材，对战士们进行无机化学、生产工艺、粘胶纤维性能原理等知识的启蒙。1972年，二连掀起了学技术的热潮，为了帮助战士们弄清学技术与走“白专道路”的区别，连党支部发起了一场“政治挂帅”与掌握生产技术关系的大讨论，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学习知识技术的讲话，打消了大家的顾虑，战士们不仅学会了独立操作锅炉、冷冻、软水处理等设备，而且能独立检修，有的战士掌握了过去“八级技工”的本领，“文革”后这个连队走出了一位国家交通部副部长，一位作家、一位北京协和医权威放射科专家，一位任职绍兴市城建委和国资委的主任。
1975年底，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兵团化纤厂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纺织厅，更名为内蒙古化学纤维厂，现役军人撤离或转业，兵团战士转为国企正式职工。近年，他们都陆续退休，其中相当部分的上海籍“老兵团”已融入呼市，原兵团化纤厂的老战士个个都为边疆建设奉献了青春。
（作者为北京军区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报社编辑，现役军人，1975年9月转业，现为上海作家、东方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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