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周年以来，国泰民安，成就辉煌，在北京的表现也是十分突出。其中在商业及服务业的变化中就令人印象很深，一些多年前消逝的东西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如昔日的果局子、海味店及茶馆的变迁就值得一谈。

果局子

　　前不久，王府井百货大楼办了个表现北京风情的“和平果局”，颇为有趣，勾起了一些“老北京”的怀旧之情。在老北京确实有许多“果局”，果局顾名思义是卖水果的商店，老北京人习惯称之为“果局子”。
　　在我当年居住的东四牌楼附近就有许多果局子，印象最深的是在东四北大街路西明星电影院东门口就有一家叫大兴号的果局子，店不大只有一间门脸儿。因其与电影院相邻，来往的人多，买卖是很兴隆的，而且一直营业到上世纪50年代方合并到国营的副食品公司内。
　　果局子与水果摊不大一样，它主要经营比较高档些的水果。历史上北京的果子市有南北之分，南市在前门外，北市在德胜门内。这两个市以批发水果为主。南市以南方诸省的水果为主，北方以北方地区，如河北、山西、东北产的为主，虽略有分工，但都是果局子的供应商。昔日，果局子的服务对象为“小众”，即王公贵族、达官贵人、北洋新贵等。东城崇文门内的一些果局子还有会说洋话的人，为东交民巷的洋人服务。果局子的照顾主儿在那时是些吃鲜而不怕贵的人，故而果局子的水果要比摆摊或推车挑担买卖的水果小贩的价要高些。像南方的桔子、菠萝、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在当年只能在果局子才可买到。
　　东四的大兴号果局子，在1949年后已转变了经营模式，除卖些鸭梨、苹果、柿子、桃子、山楂等大众水果外还卖些干果，供看电影的人享用。北京名产“京白梨”在果局子里卖的才是正宗，这种梨比较娇贵，手一捏就会留下印记，一两天就烂了，果局子能保存得好些。果局子卖的水果往往是礼尚往来的礼品，他们将水果装在小筐里，上面还蒙上五颜六色的“门票”，即写有店铺名称、电话、地址等的广告纸，捆扎好了供人送礼用，与今天的果篮异曲同工。据老北京回忆，一些大的果局子还有自家仓库，将一些水果入窖贮存，称为“窖子货”，在水果淡季时出售，获利颇丰。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因曾经的经济落后使果局子只能在春秋两季生意兴隆。在水果档期之外，它们的经营艰难。于是有些果局子经营起干果，如核桃、榛子、栗子，有些果局子加工生产果子干、温朴（蜜饯水果）、炒红果，甚至还有冬天卖糖葫芦的。所谓果子干不是果干，而是用柿饼、杏干、果脯等混合发酵后的一种小食品，老北京在冬天吃不到新鲜水果时以此为代替品。果子干制做比较繁琐及食品卫生原因，多年来很少出现在市场了。十几年前笔者在地坛庙会上见过，但吃起来已味道不佳，有烂果子味。
　　北京的果脯享誉神州，昔日的果局子也卖，但它不是果局子制做，在老北京（今天也有）有专门的果脯作坊和工厂，他们生产的果脯以卖给外地人为主，北京人很少有人去吃。
　　果局子不单在城里有，一些郊县也有，如通州和海淀。按《海淀古镇风物志略》所载，海淀镇有一家果局子“设门面，专经水果。领东掌柜名张永，夏季卖鲜货，冬天卖柿子。”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前，海淀镇上有干鲜果局13家之多，它们有的称果店，如朱家果店；有的称果所，如沈兴果所；有的称鲜果庄，如龙凤兴鲜果庄。称果局的有佟记果局、三合果局等。
　　据《北京工商史话》所载，1949年之后京城果局子尚有780户，“分布各区”，“开设在前门外大街和西单、东单、地安门外是比较大的户”。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单一的果局子已不再存在，被合并到副食、食品或菜市中去了。
　　如今，各种水果店遍布全城，各大超市及菜市场都有水果柜台，而且街头还出现了许多水果专卖店和连锁店，南北水果一应俱全。除应时当令外，一些水果，如南方的产品在北京也可以四季食用。（解放前）老北京人中大多为城市贫民，他们曾羡慕富贵人家到果局子里买水果，哀叹自家只能到小摊上买酸杏、冻柿子和烂酸梨吃。解放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即便没有果局子之名了，但新鲜水果已成为千家万户的必备。从果子局的变迁中，也可映射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进步。

海味店

　　在老北京能吃到海鲜的机会很小，除春天能在天津运来一些黄花鱼外，就没有海鲜只有河鲜了。为此，老北京有许多海味店应运而生。其实从天津来的海鱼到京后就不新鲜了，当年有些鱼店还偷偷给黄花鱼上色，糊弄顾客。
　　北京离海有距离，在几十年前南北交通不发达而且少有冷藏车等贮存设备，海鱼海鲜难以进京。北京是五方杂处的城市，为满足人们对海鲜的需求，山东人在北京开了许多海味店。当年在我居住的东四猪市大街（今东四西大街）就有二三家海味店，店主均为山东蓬莱人。
　　海味店主要经营干或咸的鱼类、虾类及海参、鲍鱼、燕窝、鱼翅、干贝等。至于老北京人喜欢吃的虾米皮，海味店不卖，但在油盐店（副食店）里有卖。我家对门的一家海味店店主姓李，也是蓬莱人。他家是一些大饭庄的供应商，大宗产品是海参。饭庄买回去“水发”后做出美味佳肴出售。老北京的“八大楼”均为山东人经营，以鲁菜为正宗，像“葱烧海参”就是他们的招牌菜。海参鲜得固然可口，但在百十年前北京没有鲜的，而“水发海参”就填补了这个空档，大的海味店还有会发海味的师傅。
　　猪市大街在上世纪50年代是北京最大的猪市，经营者以山东掖县（今莱州）人为主，掖县离海近，吃海鲜很方便，他们在经营之余必然会想到家乡的海鲜，无海鲜时海味店就取而代之了。海味算是高档商品，海味店是旱涝保收的。据老人们回忆，在末代皇帝被赶出紫禁城后，“大内”的库房中还存有大量海产品，虽历史久远但因是“干货”没有完全变质，北京一些大的海味店用白菜价收购了不少。前面说到的李家海味店就收到了一批道光年前的海参，没想到年头太久“发”不出来，只能当垃圾扔了，赔了不少钱。 　　在三百六十行中，海味店只是个小行业，故而在1919年北京商会的统计中没有它们。解放后，百业俱兴，但海味店则消沉了，主要是当时力倡节俭，人们在生活方式上有所改变，没有多少人去享用燕窝鱼翅，都去过大众化的生活了。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南北交通畅通及各种冷藏设备和冷藏车的出现，坐在四九城里吃海鲜已不是天方奇潭。城里城外卖海鲜的饭店比比皆是，在一些大超市里还设有海鲜专柜，尤其是保鲜技术的发达，还有活的海产品出售。有些餐厅还设专门的海鲜自助餐，供人们品尝。专门的海味店不存在了，但有些超市中还是有卖干的海产品的，近年大连人来京开店卖干海参的也不少，但与老北京的海味店相比还是有所不同。海味店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成为一段往事，但这段往事并不辛酸，回味起来还蛮有趣。

茶馆

　　茶馆是近几十年变化最大的，从变化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发展。
　　近年来，报刊上谈论茶馆的文章很多，其中谈北京茶馆的也很多，但就其权威性和准确性而言，当属被称为“北京通”的金受申（1906—1968）老先生。金受申是满族旗人，是大清皇族，且又有些文化，他对北京茶馆的了解，尤其是清末民初茶馆的了解是很全面的。
　　金受申在《絮语绵绵说茶馆》一文中称：“北京茶馆种类很多，每日演述日场评书的，名‘书茶馆’，‘开书不賣清茶’是书茶馆的标语。卖茶又卖酒，兼卖花生米、开花豆的，名‘茶酒馆’，又名‘茶馆’。专供各行生意人集会的，名‘清茶馆’。在郊外荒村中的茶馆，名‘野茶馆’。”
　　现今京城的茶馆虽不多，但大多是从广州等南方城市移来，称呼有茶楼、茶艺馆等，与老北京的茶馆不尽相同。有些“棋牌室”也卖茶，乃至一些咖啡馆、书吧里有茶卖，也与北京传统茶馆大相径庭，唯“老舍茶馆”还有些茶馆的影子。
　　金受申将北京的大茶馆分为四种：即红炉馆、窝窝馆、搬壶馆和“二荤铺”。后来“二荤铺”被列为餐饮行业不再是茶馆行当了。红炉馆是可以做“满汉饽饽”（糕点）的茶馆，但是仍以卖茶为主，饽饽是茶点，供人们饮茶时享用。在清末民初之际京城红炉馆有高名远、天汇轩、汇丰轩、广和轩几家。其中高名远“在前门外东荷包巷，面城背河，为六部（衙门）说差过事、藏奸纳贿的所在”。“窝窝馆”则“专做小吃，由江米艾窝窝得名”，除卖艾窝窝外，在卖茶之余还卖炸排叉、糖耳朵、蜜麻花等。搬壶馆“介于‘红炉’、‘窝窝’两馆之间”，也卖些小吃，如烧饼、肉丁馒头等，是泡菜馆常客的早点。
　　大茶馆当年不但城里有，在海淀镇上也有几家。海淀镇的大茶馆有金龙馆、常海堂等。金龙馆最大特点是店内悬挂许多当时名人字画展示和销售，文化气息很浓，在这里饮茶消费的不只是提笼架鸟之辈，守护三山五园的护军头目、园中管事的太监曾是主角。他们在饮茶时会透露一些园中的事，虽只言片语，为海淀镇增添了不少有趣的椒盐。进入民国后不久，后来卖茶的茶馆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大茶馆不再存在，什么红炉馆、窝窝馆、搬壶馆的名称都鲜为人知了，由一些新型茶馆取代。
　　最有趣的消逝最早的是野茶馆，而且今天也找不到野茶馆的痕迹。野茶馆按金受申所言是“以幽静清雅为主，矮矮的几间土房，支着芦箔的天棚，荆条花障上生着牵牛打碗花，砌土为桌椅，沙包的茶壶，黄沙的茶碗，沏出紫黑色的浓苦茶，与乡村野老谈一谈年成，话一话桑麻，理乱不闻，改朝换帝也不知，眼所见的天际白云，耳听的蛙鼓蜇吟，才是‘野茶馆’的本色啊！”
　　老北京野茶馆主要有朝阳门外麦子店、城北六铺坑、安定门外绿柳轩、东直门外葡萄轩、安定门外上龙下龙茶馆、德胜门外“由天定”、海淀白石桥、德胜门三岔口、高粱河畔长河楼等几处最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时，朝外关东店还有一家野茶馆，茶馆只有一张木桌几条板凳。在这里饮茶可以欣赏到田野风光，听到水车车水的哗哗声，很有情趣。因岁月沧桑，山河巨变，这带有田园风光的野茶馆湮灭在历史尘埃中。
　　茶馆算是社会的晴雨表，它的兴衰是有时代特色的。当一个新社会出现时，总会有新的民俗、新的生活方式出现，像茶馆被取而代之也不必大惊小怪，毕竟老茶馆中有许多消极因素，是有闲者娱乐的平台，发生变迁与改头换面应该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