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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渊明的隐居行为确实是在儒道两家的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而儒家思想是其思想的核心。陶渊明将“儒”与“隐”有机结合，使得自己在坚持本心，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同时没有流入道教隐士的道路中去。
【关键词】：隐逸；陶渊明；儒学思想
在历代对陶渊明的认识之中，除了诗人身份外，还有着另一个重要的身份即“隐士”身份与陶渊明研究紧密联系着。对于陶渊明的隐逸行为，历代学者看法不一。在据陶渊明生活年代较近的《宋书》中，沈约将陶渊明解读为“耻复屈身后代”{1}、不事新朝的士族遗民；宋代的理学家从思想角度评价陶渊明：朱熹认为“靖节之趣多见老子”，“其旨出于老庄”{2}，而朱子的拥趸真德秀却提出了“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3}的见解；近现代学术界则广泛认同陶渊明的思想是儒道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分歧的焦点转向了儒家和道家思想在陶渊明思想中的偏向性问题：陈寅恪先生认为“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4}，而李泽厚先生提出陶渊明是“内儒而外道”{5}。比较陈、李二人的观点不难发现，关于“内儒外道”与“外儒内道”的争论核心在于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究竟哪一个才是陶渊明思想内核上。今日之学术界，认同陶渊明是“外儒而内道”观点的人似乎更多一些，这主要是从陶渊明思想中所蕴含着强烈的道家因素得到的结论。然而这份道家思想的因素能否就被确定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呢？事实上，这是一种较为片面的看法。直观的行为并不能真正证明一个人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要想剖析一个人物内心的核心思想，应该从其行为与认识的出发点来评价。虽然陶渊明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出世的，是类似于道家的；但是其认识的出发点却是由儒家思想产生的。“外儒内道”论固然通过陶渊明表现出的一些倾向于道家的行为而看到了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深刻影响，然而这一说法却片面夸大了道家思想的作用，以至于忽略了一点，即陶渊明思想身上体现的道家色彩，也是以儒学为出发点，再对道家思想吸收而得到的。因而，陶渊明的思想内核实为儒家。关于“外儒内道”与“外道内儒”的争论应以后者为是。关于儒家思想对陶渊明隐居行为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首先，儒家思想的归隐观与陶渊明的隐居动机及行为十分契合。在《论语》中，孔子就给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6}这样的启示。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儒家往往是在“道不行”或是“无道”的情况下选择了归隐之路。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已经日薄西山的东晋王朝与随后的刘宋政权交替的混乱时期。陶渊明一方面为自身身处乱世功名不立而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又不愿为了官职俸禄而被混沌丑恶的官场污染自身的翎羽。自太元十八年初仕江州祭酒至义熙元年去官彭泽，在陶渊明十三年时仕时隐生活中，他的思想常处于一种仕与隐此消彼长地循环中。陶渊明对仕或隐的矛盾心态是真实长期存在的，只不过后代有一些评论家往往为了塑造陶渊明完满的隐士形象而对这段时期陶渊明的这些心理活动避而不谈，例如在苏轼眼中，陶渊明在出仕与隐居之间的徘徊就被看作是“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7}的自在。实际上，恰恰是因为陶渊明存在心态上的矛盾，才使得他的形象更为饱满，人格更为可贵。而陶渊明终究没有在心态的矛盾中迷茫甚至迷失自我，他还是在矛盾的过程中选择出了一条适合他的道路：以儒家的隐逸观拱卫自己，离开这肮脏混乱的是非之地。但陶渊明的隐居并没有使他彻底与时局隔绝，他也并没有从此对政治动向不闻不问。在刘裕篡晋，谋杀恭帝之后，陶渊明就曾以《述酒》一诗隐晦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失望。可见，陶渊明虽然身处闲野，但绝不是像道家的隐者那样与世隔绝。陶渊明只是选择了不仕，绝非不问政事。这是陶渊明的“隐”与道家思想的“隐”的本质性区别。
其次，陶渊明对于以宗教色彩为背景的隐士这一群体并无过多认同感，取而代之的，陶渊明在他的作品里常以曾点、颜回等儒学先贤自况，这其中体现出的不仅仅是陶渊明对这些古人的倾慕之情，同时也是陶渊明对自己隐居行为方式的一个注脚：他将自己的隐居行为看作是如曾点、颜回一样的践行人生理想的方式。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不可谓不清贫，以其声望他也绝不是不能选择适时出山的。可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正如他在《有会而作》中写的那样，“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8}，陶渊明坚守着自己的本心，追求着理想的信念。《论语·雍也》在提到颜回的生活时用到的形容叫做“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6}，状况并不比陶渊明要优渥。然而“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6}。而孔子本人也提出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6}这样的理论。陶渊明的身上体现了以孔子、颜回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面对贫困的生活状况时展示出的良好态度，即“孔颜乐处”。贫穷的生计、困窘的境遇并没有动摇陶渊明归隐的信念，反而让他联想到了孔子、颜回在面对相似问题时做出的抉择，从而坚定了他隐居的想法与行动。
除此之外，陶渊明隐逸情怀下的儒学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儒家描绘的理想社会的深深向往上。只有在儒家先贤描绘的“大同社会”里，曾点所描绘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6}这样的志趣才能实现。晋安帝元兴三年春，陶渊明闲居柴桑时所做的《时运》组诗就表现了陶渊明内心中对舞雩沂水的向往之情。在《时运》第三首中陶渊明写到：“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恨殊世，邈不可追”{8}，陶渊明所不能追求到的不仅仅是先贤的生活场景，更是曾点描绘出的这个理想社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陶渊明只能选择独善其身，在无法改变社会的情况下选择改变自己，追寻儒家先哲的脚步以隐居的形式践行自己的理想信念。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隐居行为确实是在儒道两家的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而儒家思想是其思想的核心。陶渊明将“儒”与“隐”有机结合，使得自己在坚持本心，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同时没有流入道教隐士的道路中去。正如钟秀对陶渊明的评价：“放浪形骸之外， 谨守规矩之中， 古今来元亮一人而已。”{9}热爱生活，崇尚真善美，陶渊明的思想价值恰恰在于此。
参考文献：
{1} 沈约等.宋书[M].北京：中华書局，1974
{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Z].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4}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5}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6} 论语[Z].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东坡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8} 陶渊明集[M].逯饮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钟秀.陶靖节记事诗品：卷四[M].北京：国家图书馆，1874
【关键词】：隐逸；陶渊明；儒学思想
在历代对陶渊明的认识之中，除了诗人身份外，还有着另一个重要的身份即“隐士”身份与陶渊明研究紧密联系着。对于陶渊明的隐逸行为，历代学者看法不一。在据陶渊明生活年代较近的《宋书》中，沈约将陶渊明解读为“耻复屈身后代”{1}、不事新朝的士族遗民；宋代的理学家从思想角度评价陶渊明：朱熹认为“靖节之趣多见老子”，“其旨出于老庄”{2}，而朱子的拥趸真德秀却提出了“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3}的见解；近现代学术界则广泛认同陶渊明的思想是儒道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分歧的焦点转向了儒家和道家思想在陶渊明思想中的偏向性问题：陈寅恪先生认为“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4}，而李泽厚先生提出陶渊明是“内儒而外道”{5}。比较陈、李二人的观点不难发现，关于“内儒外道”与“外儒内道”的争论核心在于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究竟哪一个才是陶渊明思想内核上。今日之学术界，认同陶渊明是“外儒而内道”观点的人似乎更多一些，这主要是从陶渊明思想中所蕴含着强烈的道家因素得到的结论。然而这份道家思想的因素能否就被确定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呢？事实上，这是一种较为片面的看法。直观的行为并不能真正证明一个人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要想剖析一个人物内心的核心思想，应该从其行为与认识的出发点来评价。虽然陶渊明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出世的，是类似于道家的；但是其认识的出发点却是由儒家思想产生的。“外儒内道”论固然通过陶渊明表现出的一些倾向于道家的行为而看到了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深刻影响，然而这一说法却片面夸大了道家思想的作用，以至于忽略了一点，即陶渊明思想身上体现的道家色彩，也是以儒学为出发点，再对道家思想吸收而得到的。因而，陶渊明的思想内核实为儒家。关于“外儒内道”与“外道内儒”的争论应以后者为是。关于儒家思想对陶渊明隐居行为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首先，儒家思想的归隐观与陶渊明的隐居动机及行为十分契合。在《论语》中，孔子就给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6}这样的启示。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儒家往往是在“道不行”或是“无道”的情况下选择了归隐之路。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已经日薄西山的东晋王朝与随后的刘宋政权交替的混乱时期。陶渊明一方面为自身身处乱世功名不立而感到遗憾，另一方面又不愿为了官职俸禄而被混沌丑恶的官场污染自身的翎羽。自太元十八年初仕江州祭酒至义熙元年去官彭泽，在陶渊明十三年时仕时隐生活中，他的思想常处于一种仕与隐此消彼长地循环中。陶渊明对仕或隐的矛盾心态是真实长期存在的，只不过后代有一些评论家往往为了塑造陶渊明完满的隐士形象而对这段时期陶渊明的这些心理活动避而不谈，例如在苏轼眼中，陶渊明在出仕与隐居之间的徘徊就被看作是“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7}的自在。实际上，恰恰是因为陶渊明存在心态上的矛盾，才使得他的形象更为饱满，人格更为可贵。而陶渊明终究没有在心态的矛盾中迷茫甚至迷失自我，他还是在矛盾的过程中选择出了一条适合他的道路：以儒家的隐逸观拱卫自己，离开这肮脏混乱的是非之地。但陶渊明的隐居并没有使他彻底与时局隔绝，他也并没有从此对政治动向不闻不问。在刘裕篡晋，谋杀恭帝之后，陶渊明就曾以《述酒》一诗隐晦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失望。可见，陶渊明虽然身处闲野，但绝不是像道家的隐者那样与世隔绝。陶渊明只是选择了不仕，绝非不问政事。这是陶渊明的“隐”与道家思想的“隐”的本质性区别。
其次，陶渊明对于以宗教色彩为背景的隐士这一群体并无过多认同感，取而代之的，陶渊明在他的作品里常以曾点、颜回等儒学先贤自况，这其中体现出的不仅仅是陶渊明对这些古人的倾慕之情，同时也是陶渊明对自己隐居行为方式的一个注脚：他将自己的隐居行为看作是如曾点、颜回一样的践行人生理想的方式。陶渊明的隐居生活不可谓不清贫，以其声望他也绝不是不能选择适时出山的。可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正如他在《有会而作》中写的那样，“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8}，陶渊明坚守着自己的本心，追求着理想的信念。《论语·雍也》在提到颜回的生活时用到的形容叫做“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6}，状况并不比陶渊明要优渥。然而“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6}。而孔子本人也提出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6}这样的理论。陶渊明的身上体现了以孔子、颜回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面对贫困的生活状况时展示出的良好态度，即“孔颜乐处”。贫穷的生计、困窘的境遇并没有动摇陶渊明归隐的信念，反而让他联想到了孔子、颜回在面对相似问题时做出的抉择，从而坚定了他隐居的想法与行动。
除此之外，陶渊明隐逸情怀下的儒学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儒家描绘的理想社会的深深向往上。只有在儒家先贤描绘的“大同社会”里，曾点所描绘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6}这样的志趣才能实现。晋安帝元兴三年春，陶渊明闲居柴桑时所做的《时运》组诗就表现了陶渊明内心中对舞雩沂水的向往之情。在《时运》第三首中陶渊明写到：“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恨殊世，邈不可追”{8}，陶渊明所不能追求到的不仅仅是先贤的生活场景，更是曾点描绘出的这个理想社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陶渊明只能选择独善其身，在无法改变社会的情况下选择改变自己，追寻儒家先哲的脚步以隐居的形式践行自己的理想信念。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隐居行为确实是在儒道两家的共同作用之下产生的，而儒家思想是其思想的核心。陶渊明将“儒”与“隐”有机结合，使得自己在坚持本心，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同时没有流入道教隐士的道路中去。正如钟秀对陶渊明的评价：“放浪形骸之外， 谨守规矩之中， 古今来元亮一人而已。”{9}热爱生活，崇尚真善美，陶渊明的思想价值恰恰在于此。
参考文献：
{1} 沈约等.宋书[M].北京：中华書局，1974
{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Z].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4}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5}李泽厚.华夏美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6} 论语[Z].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东坡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
{8} 陶渊明集[M].逯饮立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钟秀.陶靖节记事诗品：卷四[M].北京：国家图书馆，1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