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这里所谓的“秘史”,实际上是隐蔽在一个民族风起云涌事件后的民族文化心态史。陈忠实就以巴尔扎克这句名言作为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的题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苦难史、命运史。书中的白鹿原成为从清末到解放前夕中国历史的一个有力的见证,被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整个白鹿原上,白、鹿两家是两个最大的家族，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宗法家族团体,在阶级矛盾、家族纷争、利欲情欲的角逐,相互融汇交织,构成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民族秘史”。
【关键词】文化史诗性 伦理道德 比较 权势
《白鹿原》中人物形象众多,不难看出作者倾注笔墨最多的就是白嘉轩与鹿子霖。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对立的两大家族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我们不能笼统的说白与鹿两家谁正谁反，但是却可以从中找寻出性格上的丝丝差异。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被赋予了新鲜的血肉和生命的灵气，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无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白嘉轩则是众多人物中最突出的一个，在他的身上再现了勤劳、节俭、仁道、仁慈、仁义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他身上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民族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进程。在他身上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魂。而与白嘉轩在对立面上出现是鹿子霖，鹿子霖身上体现了阴鸷、淫乱、孱弱。在他的身上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优秀的品质，似乎也看不到在他身上可以体现什么优良的民族传统，但是我们却不能一味的否定他，就像不能全盘肯定白嘉轩一样，他们两人还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他们是同一生存状态下不同生活方式的两个殊途同归的悲剧性人物。对于白嘉轩和鹿子霖来说，他们两所处的是同一种生存状态，他们所受到的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宗法制度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所经受的是同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的冲击，所经历的是关中地区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正负面都在他们两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艺术再现。总的来说，他们是处于同一生存状态下的，然而他们又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只要在一个地方站着两个人，那么就会有比较，那么就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更深一步的
去探究一下白嘉轩和鹿子霖性格上的和谐与冲撞吧。
一、传统道德伦理
“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沉积于民间构成的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其主要内涵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行为规范。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文明禁忌。其不仅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生活中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而且,久而久之对社会心理产生一种威压与禁锢。”小说虽然客观地展示出这一观念的文化意义,但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却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于“客观”的反讽。白嘉轩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他和朱先生一样，是儒家正统文化的代言人，书中对他笔直挺拔的腰杆的描写，无不体现着百折不挠、坚韧顽强、沉重豪狠的性格，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那些英雄豪杰的影子，但他又不是外形的英雄，而是内涵的英雄，他不是用武力降服人，而是用“仁义”，白嘉轩体现出的是一种内在的威力，他把名声、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用儒家“天下归仁”的准则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且强调“为仁由己”，注重自身仁的自觉性，他时时刻刻标榜仁义，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做“仁义”楷模，他碑刻乡约，拜神求雨，“交农”事件等，白鹿村的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从正面写了白嘉轩。
可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丰富而复杂的。传统的儒家学说和人文道德也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内涵。白嘉轩一面讲情重义，另一面却也做着灭绝人性的事，以“冷”出名的冷先生说他“比我还冷”，冷酷残忍的鹿子霖说他“心硬牙硬脸冷”，对待违反家规的人他更是心狠手毒，为了赚钱他首先在原上种、熬鸦片，而不管由此带来的祸害，由此来看，“仁义”并非白嘉轩的信仰，而是一种手段，他的目的是要白鹿原上的人全都跪倒在他的脚下，“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白鹿原》第三十章）这祠堂就是白嘉轩威望的象征，由此可见，白嘉轩的“仁义”有着极端的虚伪性，从作品表面看，陈忠实是将白与鹿作为一对“仁义”与“不仁义”的典型进行对照描写的，一个是重仁义讲宽容的伪君子，另一个是施诡计玩女人的禽兽之徒。事实上白嘉轩是极端虚伪的阴险人物，特别是他轻而易举地从鹿子霖手里换过“风水宝地”的那一刻，我们便不难看出，他比放荡淫逸、急功近利的鹿子霖好不了多少。在白鹿原上，唯一不被白嘉轩“仁义”假像所迷惑的就是鹿子霖，但鹿子霖也不能将他完全看透，正如冷先生说的：“你一定要当那个乡约弄啥?人家嘉轩叫当还不当哩!你要是能掺三分嘉轩的性气就好了。”两人一对照，就显出白嘉轩的深邃狡黠与鹿子霖的肤浅平庸了。当然，在作品中，因为作者站在了一个平等的叙述者的角
度上，因此，我们既不会觉得白嘉轩的仁义和蔼可亲，也不会觉得不仁义的鹿子霖可恨。
二、权势
白鹿原展开了延续三代的斗争与较量，与晚清以来我们民族历史的政治风云紧紧的纠缠在一起。小说中主要人物形象对权势的热衷和执着不仅构成小说或明或暗的线索,也是白鹿两家赖以生存的心理动因。小说中，白嘉轩继承了族长的位置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处理宗族事务中充当配角的鹿子霖总是不服气，总是窝着一肚子的火。“反正”后的鹿子霖吃上了“官饭”。出任保障所乡约后，又是放炮挂牌，又是设宴庆祝，大有压倒白嘉轩的气势；白嘉轩利用保障所所缴保障费激起群众不满的机会，策动交农事件，不能说没有教训鹿子霖的意思；白嘉轩以族长的身份按《乡约》的規定惩处败坏村风的田小娥，枣刺抽打在田小娥的屁股上，鹿子霖却感到是落在自己的脸上，鹿子霖利用田小娥拉孝文下水，显然是为了报复白嘉轩，想要从精神上整跨白嘉轩；鹿子霖乘人之危，低价从白孝文手里买回白家的土地和门房，存心羞辱白家轩，白家轩却要鹿子霖连墙一块拆走，声言马上要盖新房，平静的语调暗藏杀机。如此的你来我往，争争斗斗，在剧烈变化的年代实在是算不上是主要矛盾，但是却充分体现出对权势的争夺。
在白嘉轩和白孝文父子的和解的事件中，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官僚权利的特殊态度在起作用，并不是白孝文在人格上还是道德上有了令白家轩满意和高兴的改变和发展。白嘉轩曾经发誓永远不认这个儿子，后来白孝文做了官，朱先生想劝两人和解，开始白嘉轩一直不肯，当朱先生说白孝文当了营张的时候，白嘉轩扬起脑袋楞了一瞬，扭一下脖子使劲说：“他当了皇帝也甭想再进我这门。”可以看出“楞了一瞬”真实的传达出了白嘉轩的心声：他肯定会原谅白孝文过去的不孝和所犯的错误的。父子终于和解了。这种和解在根本上只不过是对世俗权利的一种膜拜心理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基于道德的理解和认可。如果说白嘉轩在对白孝文一开始的和解态度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那么当黑娃被白孝文处决之后，他仍然对官运亨通的儿子保持着良好的态度，就更无法说是一种符合道德的态度了。一般意义上看来，白嘉轩对于权势的追求如果不深层去挖掘是很难看出来的，而鹿子霖对于权势的追求就比较明显了。正是鹿子霖为了争夺在白鹿原上的统治权，为了击败白氏家庭为了报复农协对他的游斗，极其卑劣的占有田小娥，并设美人计拉白孝文下水千方百计投靠国民党当局，成为白鹿原的乡约，自觉充当国民党统治白鹿原的忠实走卒。对于族长一职，因为是祖上定下来的又白姓人担当，所以对于其他的职位鹿自霖是非常热衷的。不管是当乡约还是只在田福贤手下挂名没有实职，他都是非常之“积极”，从中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他对权势的向往，甚至当鹿子霖出狱后发现祖宗坟上有狗屎,所发感慨及继任乡约仍是权势的作用
对权势的热衷是“官本位”文化的集中表现。这种刻画,曲折地传达出作者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无奈与怨艾,反衬出作者渴望宽仁大度、宽人容物的感伤情怀。冒昧地说,作者这种情怀,是来自于对永恒人道主义的幻想。可惜,这种幻想在“民族秘史”面前显得茫然无措,难以自主。
三、性
毫无疑问，在中国这个大讲礼度的国家，性作为一个与人生存质量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一直是讳莫如深地避讳着、悬置着。但是作者却在这一部“民族秘史”中多有涉及。诚如孟繁华所言：性,在这里已不仅仅是感官刺激的手段,同时它是驱动小说“秘史”情节发展的主要缘由”、“白鹿原陷入了巨大的性的情结之中,性成了一个伟大的神话,逃出劫数的人在白鹿原已屈指可数了。(《〈白鹿原〉》隐秘的消闲之旅),见《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在白鹿原上的白家，生殖功能展示得最为充分。白嘉轩连娶七房老婆,是想向世人证明传宗接代的使命感。“无后为大”成为白嘉轩的道德律令,不仅自己墨守蹈距,而且现实一旦与此律令发生冲突，血缘的纯洁性,对宗法观念坚守也即显得微不足道。他让三子孝义借助兔娃的“牛牛”怀孕生子,也许是忘记了“乡约”颁布之时指责白满仓之妻扯襟坦脯的义正辞严。不仅白嘉轩的性意识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他的这种专注于性的生殖功能的特征在后辈身上不仅仅是弱化,也开始显示出拓展的特征。这想必是作者依循人物性格在特定环境下必然由之的规律精心设置的情节。而鹿子霖倚仗乡约的威严、霸占小娥,坦然地实践了性的征服功能,并通过小娥诱惑白孝父创造性设计了性的政治功能。在白鹿原上，鹿子霖有很多的相好，无不充斥着“性”的气息。作者并不回避男性在性爱中的心理生理的生命估验，但是有的地方却写的过于直白，让读者读起来反感，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全书充满了纷争与角逐，本文只就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恩怨进行了剖析。正如朱先生墓穴中“折腾到何日为止”，“折腾”即争斗，即矛盾冲突，不要再“折腾”是白鹿原的心愿，也是作者的祈祷。
参考文献：
[1]王仲生.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陈忠实的〈白鹿原〉.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6).
[2]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
[3]李建军.陈忠实·宁静的丰收.华夏出版社.
[4]钟山.1997,(3).
[5]当代作家评论.1994,(4).
(作者单位：山东聊城大学东昌学院）
【关键词】文化史诗性 伦理道德 比较 权势
《白鹿原》中人物形象众多,不难看出作者倾注笔墨最多的就是白嘉轩与鹿子霖。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对立的两大家族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我们不能笼统的说白与鹿两家谁正谁反，但是却可以从中找寻出性格上的丝丝差异。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被赋予了新鲜的血肉和生命的灵气，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无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白嘉轩则是众多人物中最突出的一个，在他的身上再现了勤劳、节俭、仁道、仁慈、仁义的中华民族精神，在他身上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民族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进程。在他身上也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魂。而与白嘉轩在对立面上出现是鹿子霖，鹿子霖身上体现了阴鸷、淫乱、孱弱。在他的身上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优秀的品质，似乎也看不到在他身上可以体现什么优良的民族传统，但是我们却不能一味的否定他，就像不能全盘肯定白嘉轩一样，他们两人还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他们是同一生存状态下不同生活方式的两个殊途同归的悲剧性人物。对于白嘉轩和鹿子霖来说，他们两所处的是同一种生存状态，他们所受到的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宗法制度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所经受的是同一种政治体制改革的冲击，所经历的是关中地区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正负面都在他们两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艺术再现。总的来说，他们是处于同一生存状态下的，然而他们又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只要在一个地方站着两个人，那么就会有比较，那么就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更深一步的
去探究一下白嘉轩和鹿子霖性格上的和谐与冲撞吧。
一、传统道德伦理
“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沉积于民间构成的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其主要内涵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内核的行为规范。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文明禁忌。其不仅在长期的民族文化生活中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而且,久而久之对社会心理产生一种威压与禁锢。”小说虽然客观地展示出这一观念的文化意义,但同时在创作的过程中却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于“客观”的反讽。白嘉轩是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他和朱先生一样，是儒家正统文化的代言人，书中对他笔直挺拔的腰杆的描写，无不体现着百折不挠、坚韧顽强、沉重豪狠的性格，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那些英雄豪杰的影子，但他又不是外形的英雄，而是内涵的英雄，他不是用武力降服人，而是用“仁义”，白嘉轩体现出的是一种内在的威力，他把名声、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用儒家“天下归仁”的准则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且强调“为仁由己”，注重自身仁的自觉性，他时时刻刻标榜仁义，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做“仁义”楷模，他碑刻乡约，拜神求雨，“交农”事件等，白鹿村的人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从正面写了白嘉轩。
可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丰富而复杂的。传统的儒家学说和人文道德也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内涵。白嘉轩一面讲情重义，另一面却也做着灭绝人性的事，以“冷”出名的冷先生说他“比我还冷”，冷酷残忍的鹿子霖说他“心硬牙硬脸冷”，对待违反家规的人他更是心狠手毒，为了赚钱他首先在原上种、熬鸦片，而不管由此带来的祸害，由此来看，“仁义”并非白嘉轩的信仰，而是一种手段，他的目的是要白鹿原上的人全都跪倒在他的脚下，“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白鹿原》第三十章）这祠堂就是白嘉轩威望的象征，由此可见，白嘉轩的“仁义”有着极端的虚伪性，从作品表面看，陈忠实是将白与鹿作为一对“仁义”与“不仁义”的典型进行对照描写的，一个是重仁义讲宽容的伪君子，另一个是施诡计玩女人的禽兽之徒。事实上白嘉轩是极端虚伪的阴险人物，特别是他轻而易举地从鹿子霖手里换过“风水宝地”的那一刻，我们便不难看出，他比放荡淫逸、急功近利的鹿子霖好不了多少。在白鹿原上，唯一不被白嘉轩“仁义”假像所迷惑的就是鹿子霖，但鹿子霖也不能将他完全看透，正如冷先生说的：“你一定要当那个乡约弄啥?人家嘉轩叫当还不当哩!你要是能掺三分嘉轩的性气就好了。”两人一对照，就显出白嘉轩的深邃狡黠与鹿子霖的肤浅平庸了。当然，在作品中，因为作者站在了一个平等的叙述者的角
度上，因此，我们既不会觉得白嘉轩的仁义和蔼可亲，也不会觉得不仁义的鹿子霖可恨。
二、权势
白鹿原展开了延续三代的斗争与较量，与晚清以来我们民族历史的政治风云紧紧的纠缠在一起。小说中主要人物形象对权势的热衷和执着不仅构成小说或明或暗的线索,也是白鹿两家赖以生存的心理动因。小说中，白嘉轩继承了族长的位置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处理宗族事务中充当配角的鹿子霖总是不服气，总是窝着一肚子的火。“反正”后的鹿子霖吃上了“官饭”。出任保障所乡约后，又是放炮挂牌，又是设宴庆祝，大有压倒白嘉轩的气势；白嘉轩利用保障所所缴保障费激起群众不满的机会，策动交农事件，不能说没有教训鹿子霖的意思；白嘉轩以族长的身份按《乡约》的規定惩处败坏村风的田小娥，枣刺抽打在田小娥的屁股上，鹿子霖却感到是落在自己的脸上，鹿子霖利用田小娥拉孝文下水，显然是为了报复白嘉轩，想要从精神上整跨白嘉轩；鹿子霖乘人之危，低价从白孝文手里买回白家的土地和门房，存心羞辱白家轩，白家轩却要鹿子霖连墙一块拆走，声言马上要盖新房，平静的语调暗藏杀机。如此的你来我往，争争斗斗，在剧烈变化的年代实在是算不上是主要矛盾，但是却充分体现出对权势的争夺。
在白嘉轩和白孝文父子的和解的事件中，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官僚权利的特殊态度在起作用，并不是白孝文在人格上还是道德上有了令白家轩满意和高兴的改变和发展。白嘉轩曾经发誓永远不认这个儿子，后来白孝文做了官，朱先生想劝两人和解，开始白嘉轩一直不肯，当朱先生说白孝文当了营张的时候，白嘉轩扬起脑袋楞了一瞬，扭一下脖子使劲说：“他当了皇帝也甭想再进我这门。”可以看出“楞了一瞬”真实的传达出了白嘉轩的心声：他肯定会原谅白孝文过去的不孝和所犯的错误的。父子终于和解了。这种和解在根本上只不过是对世俗权利的一种膜拜心理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基于道德的理解和认可。如果说白嘉轩在对白孝文一开始的和解态度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那么当黑娃被白孝文处决之后，他仍然对官运亨通的儿子保持着良好的态度，就更无法说是一种符合道德的态度了。一般意义上看来，白嘉轩对于权势的追求如果不深层去挖掘是很难看出来的，而鹿子霖对于权势的追求就比较明显了。正是鹿子霖为了争夺在白鹿原上的统治权，为了击败白氏家庭为了报复农协对他的游斗，极其卑劣的占有田小娥，并设美人计拉白孝文下水千方百计投靠国民党当局，成为白鹿原的乡约，自觉充当国民党统治白鹿原的忠实走卒。对于族长一职，因为是祖上定下来的又白姓人担当，所以对于其他的职位鹿自霖是非常热衷的。不管是当乡约还是只在田福贤手下挂名没有实职，他都是非常之“积极”，从中可以很容易的看出他对权势的向往，甚至当鹿子霖出狱后发现祖宗坟上有狗屎,所发感慨及继任乡约仍是权势的作用
对权势的热衷是“官本位”文化的集中表现。这种刻画,曲折地传达出作者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无奈与怨艾,反衬出作者渴望宽仁大度、宽人容物的感伤情怀。冒昧地说,作者这种情怀,是来自于对永恒人道主义的幻想。可惜,这种幻想在“民族秘史”面前显得茫然无措,难以自主。
三、性
毫无疑问，在中国这个大讲礼度的国家，性作为一个与人生存质量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一直是讳莫如深地避讳着、悬置着。但是作者却在这一部“民族秘史”中多有涉及。诚如孟繁华所言：性,在这里已不仅仅是感官刺激的手段,同时它是驱动小说“秘史”情节发展的主要缘由”、“白鹿原陷入了巨大的性的情结之中,性成了一个伟大的神话,逃出劫数的人在白鹿原已屈指可数了。(《〈白鹿原〉》隐秘的消闲之旅),见《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在白鹿原上的白家，生殖功能展示得最为充分。白嘉轩连娶七房老婆,是想向世人证明传宗接代的使命感。“无后为大”成为白嘉轩的道德律令,不仅自己墨守蹈距,而且现实一旦与此律令发生冲突，血缘的纯洁性,对宗法观念坚守也即显得微不足道。他让三子孝义借助兔娃的“牛牛”怀孕生子,也许是忘记了“乡约”颁布之时指责白满仓之妻扯襟坦脯的义正辞严。不仅白嘉轩的性意识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他的这种专注于性的生殖功能的特征在后辈身上不仅仅是弱化,也开始显示出拓展的特征。这想必是作者依循人物性格在特定环境下必然由之的规律精心设置的情节。而鹿子霖倚仗乡约的威严、霸占小娥,坦然地实践了性的征服功能,并通过小娥诱惑白孝父创造性设计了性的政治功能。在白鹿原上，鹿子霖有很多的相好，无不充斥着“性”的气息。作者并不回避男性在性爱中的心理生理的生命估验，但是有的地方却写的过于直白，让读者读起来反感，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之，全书充满了纷争与角逐，本文只就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恩怨进行了剖析。正如朱先生墓穴中“折腾到何日为止”，“折腾”即争斗，即矛盾冲突，不要再“折腾”是白鹿原的心愿，也是作者的祈祷。
参考文献：
[1]王仲生.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陈忠实的〈白鹿原〉.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6).
[2]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
[3]李建军.陈忠实·宁静的丰收.华夏出版社.
[4]钟山.1997,(3).
[5]当代作家评论.1994,(4).
(作者单位：山东聊城大学东昌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