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历史时期对箕子朝鲜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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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外学者对于箕子是否进入古朝鲜有着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朝鲜的历史学者,有很多学者都认为没有;但是韩国史学界则认为箕子是进入古朝鲜的,当然了也有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但是,正如中国学者说的那样,中国和外国有许多史籍都记载了箕子朝鲜的建立,说明了我们不能轻易地否认箕子朝鲜的存在。本文就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箕子朝鲜的认识进行简单的分析。
  关键词:箕子朝鲜;历史时期;认识
  作者简介:赵晓丽(1993.10-),女,汉族,山西朔州人,硕士学位,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17级在读研究生,专业:专门史,研究方向:中朝日关系史。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1
  关于箕子去朝鲜建立国家这件事,最早在中国的史书中出现,后来古朝鲜的历史书籍中也有很多的记载。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对箕子朝鲜进行否认。
  一、中国学界对箕子朝鲜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
  (一)否定态度——延边大学朴真奭为代表
  他认为,根据《尚书大传》的记载,箕子被释放以后,认为武王杀我国国君却把我释放了,为了避免苟且偷生的说法而跑到了朝鲜,朴真奭又指出,有《尚书大传》记载,“释箕子之囚”是在武王13年,去了朝鲜的箕子又在十三祀来朝周,那时交通极其落后,箕子不可能在同一年往返朝鲜和镐京两个地方。另外,因为“不忍为周之释”而去朝鲜的箕子,在接受周的册封之后,在朝周时又不能没有作为臣的礼仪,也是不符合常理的。
  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认为箕子朝鲜是后人给加上的[1]。他认为,不能肯定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周武王灭商后,封箕子于朝鲜”无根据,但箕子建国的说法,可能是后人加上的。
  (二)懷疑态度——北京大学杨通方为代表
  杨通方认为箕子到朝鲜,在考古方面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只能认为它是传说。但杨通方指出,有关古朝鲜的考古成果有,约公元前10世纪,古朝鲜已经是青铜时代,这一时期出土的文物与中国辽宁所发现的是一致的,这说明中国和古朝鲜在文化上确实是有着联系。商朝灭亡,箕子作为东夷人“走之”东夷地区的朝鲜,应该说不是不可能的[2]。
  二、朝鲜半岛在不同时期对箕子朝鲜的认识
  朝鲜的史书《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有箕子去朝鲜的记载,《三国史记》将箕子朝鲜列为第一个王朝,稍晚的《三国遗事》记载“周虎(武)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高丽朝的李承休所作《帝王韵记》中对此事有这样的记载:“后朝鲜祖是箕子,周虎(武)元年己卯春,逋来至此自立国,周虎(武)遥封降命篇,礼难不谢乃入观,洪范九畴向彝伦。”
  自高丽朝始,箕子被尊为祖先,其后《朝鲜史略》亦有“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的记述,另一部朝鲜史书《海东绎史》的记载更为详细:“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
  有关箕子朝鲜在朝鲜古代史书中也有一些记载,比如在朝鲜现存最古老的历史书《三国史记》的年表上,曾经把箕子排在首位。还有《三国遗事》和《帝王韵记》都有谈到箕子去朝鲜建国的事情。
  在朝鲜王朝时期,封建历史学家先后写了《箕子志》、《箕子实纪》、《箕子外纪》和《五十王遗事记》等有关箕子朝鲜的作品。同时,朝廷还修建了箕子祠堂进行膜拜,后来还把箕子祠堂改称为“崇仁殿”’,定期由国家举办祭祀活动。
  但是到了近代,在朝鲜却出现了怀疑和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甚至在解放后,朝鲜和韩国的历史教科书上完全删除了与“箕子朝鲜”相关的历史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箕子朝鲜”的“命运”并不决定于历史本身是否真实,决定权掌握在现代人的手中,或是由于某种情感和政治需求。直到最近几年,有一些韩国的历史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大胆地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就像过去日本人对“箕子朝鲜”的解释带有很多偏见一样,现在完全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也是不可取的[3]。
  三、总结
  我认为完全否认“箕子朝鲜”的存在这一观点是不可取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因为确实有箕子这个人,二是箕子的确去了朝鲜,只是在去朝鲜的时间、地点上有些不确定。三是历史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多少年来对这件事从未有过怀疑。
  鉴于此,最近几年在韩国的历史学者中出现了一种趋于中间的看法,即既承认檀君朝鲜,也承认箕子朝鲜,但是二者在时间、地点和发展程度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具体地来说,从时间上来看,檀君在前,箕子在后;从地点上来看,檀君位于北方,而箕子在南方,但也有人说是正好相反;从发展程度上来说,檀君朝鲜处于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而“箕子朝鲜”已经具备了成熟的阶级国家的面貌。综上所述,给继续研究“箕子朝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可以相信箕子朝鲜的千年历史一定会“重见天日”。
  注释:
  [1]周一良:《亚洲各国古代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56-57页。
  [2]杨通方:《稼远流长的中朝文化交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9页。
  [3]参见[韩]韩永愚:《新编韩国历史》,经世院2004年修改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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