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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名优秀的公务员，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首都洛阳的北部尉，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后来当过县令、议郎，又投身军界，镇压过黄巾起义，立下军功。
黄巾起义被扑灭后，作为功臣的曹操于中平元年（184年）底被朝廷任命为济南国（今属山东济南）国相。这一年他29岁，比《人民的名义》中侯亮平当反贪局长时还年轻。
年轻，有文凭，有背景，实践经验丰富，照这样干下去，曹操的未来应该一片光明。然而并没有，曹操后来成了反面角色，类似于《人民的名义》中的大老虎赵立春。
年轻时的曹操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当时的品人大师给了他一个评价，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对这个评价相当满意。黄巾起义结束后，全国的局势逐渐平静下来。曹操觉得，也许天不亡汉，只要天子能振作起来，朝野上下充满正直之士，国家的根基还是稳固的，他就打算在治世里做个能臣了。要做能臣，就要不断历练，了解民情，增添阅历，这次到济南国任职就是一个好机会。所以曹操是带着在济南国干出一番事业的决心来的。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走马上任，详细了解济南国的情况之后，曹操高涨的热情和事业心受到了很大打击。
济南国人口大约45万，在东汉一百多个郡国里属中等的郡国。济南国下面有十余个县，前几任国相干得都不怎么样，原因都是地方势力太强，这些县令和县长中的大多数不仅存在严重问题，而且互相勾结，抱成团专门跟上面作对。
现任济南王也没有发挥正面作用。他与当地官员结成了同盟，又和朝廷里的权宦们来往密切，上上下下织成了复杂的关系网，不管谁当国相，肯合作的好办，不肯合作的都让你当不好官，更别说大展拳脚了。
失望之后，曹操没有气馁。他不哼不哈，一上任先搞调查研究，把事情摸清楚了，谁是贪官，谁做了什么坏事，都一一掌握在手中。正当大家放松警惕的时候，曹国相突然出手，一口气拿下了十个县官中的八个，罪名是贪污受贿、滥征税费、鱼肉百姓等。
被抓被免的这些人自然不甘心吃亏等死，他们的家人赶紧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有的跑来向曹国相求情，有的去济南王那里诉苦，还有的利用各自的关系到朝廷里找人，想从上面施压。
济南王也傻了，没想到还有人真不怕死。毕竟国相虽名义上是济南王的属下，但其实并不归济南王管，既不用向济南王汇報工作，做任何事也不需要事先请示。济南王平时耍横是因为没有遇到强人，看到曹操油盐不进，济南王表面上也退缩了。
这样，曹国相的反贪风暴一下子就刮了起来，受到济南国百姓的欢迎。大家觉得总算等来了一个不混日子敢干事的好领导。一时间，济南国“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表面看来，正义战胜了邪恶，但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东汉末年的官场十分黑暗，不是一次廉政风暴就能解决的。曹操捅了个马蜂窝。
于是，告黑状的、搞恐吓的、在社会上造谣的，都冲着曹操来了。地方和朝廷主管廉政建设的官员手中都收到了大量告曹操状的检举信。
在这种情况下，若换作其他人，或许会收手以求自保，但曹国相没有，半途而废不是他的性格。刮完反贪风暴，他还有另一记重拳要打出，那就是禁淫祠—禁绝泛滥的祠庙。
济南国的这些祠庙祭祀的是汉文帝时被封为城阳（今属山东青岛）景王的一位宗室。作为保护刘氏皇室的功臣，此人逐渐演化为维护大汉统治的保护神，无论在西汉还是东汉，刘氏皇权每当面临危机时，不希望改朝换代的人都会想起城阳景王来，给他修庙祭祀。
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当时不仅城阳国修了好多祠庙，相邻的济南国等郡国也大量修建，各种祠庙多达六百多座。更可怕的是，各种地方势力把这些祠庙操控起来，将祭祀所需的花费和大量祠庙日常维护的费用都分摊给百姓，还打着祈福、禳灾和为百姓祛病的旗号鱼肉乡里，已经演变成腐败问题和社会不安定因素。
曹国相一不做二不休，颁布命令，禁止再建新的祠庙，对于已建的则进行评估，不符合要求的将强行予以拆除，禁止官民进行不法祭祀活动。由于深得人心，加上强力推行，这项工作的效果也不错，济南国内的淫祠现象很快就看不见了。
打了两个漂亮仗，曹操这个国相当得不仅很够格，而且展示了他“治世能臣”的风范。按照正常逻辑，接下来曹操一定会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政坛新星。
不幸的是当时是东汉末年，朝廷政治腐烂透顶，整个官场一片黑暗，曹操刮起的一股新风在巨大的腐朽气氛中根本产生不了什么反响。即使在济南国，他也面临着黑恶势力的反击。
正当他信心百倍地要推行新的改革措施时，一些不好的傳闻也陆续到了他的耳朵里：有的说朝廷正在调查他，有的说他马上就要被撤职查办。曹操对此本来一笑置之，但不久，他突然接到诏令，被改任为东郡太守。
郡太守品秩和国相一样，不存在升或降。不过，担任济南国相还不满一年就被调离，意味着这是一次非正常的人事调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有人把他排挤出了济南国。
曹操的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转而陷入了深深的失意和失望之中。失望之余，曹操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去东郡上任，而是找了个借口，要求调回洛阳。史书对此的解释是：曹操既做不到和那些地方恶势力同流合污，又多次跟他们作对，因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
如果事实就是如此的话，那么曹操的确受到了某种威胁，而且来头不小，就连时任农业部部长（大司农）的父亲也无法保护他，甚至还要受他的牵连。
在父亲的协调下，曹操被调回朝廷，担任议郎。七年前，曹操曾担任过这个职务，七年里战场上拼死立功、济南国励精图治……一切都如过眼烟云，他又回到了那个起点。
当然，这是曹操自己的选择。朝廷并没有降他的职，更没有处分他，他也可以去东郡上任。但曹操已经不想那么做了。
对于改造一个世界，他已心灰意冷。对于成为一名“治世能臣”，他感到了怀疑和力不从心。曹操的心情糟糕透了，由失意而失望，所以他也不好好上班，经常请病假。自此，治世能臣“侯亮平”渐渐远去，乱世奸雄“赵立春”一步步走来。
编 辑/安 楠
黄巾起义被扑灭后，作为功臣的曹操于中平元年（184年）底被朝廷任命为济南国（今属山东济南）国相。这一年他29岁，比《人民的名义》中侯亮平当反贪局长时还年轻。
年轻，有文凭，有背景，实践经验丰富，照这样干下去，曹操的未来应该一片光明。然而并没有，曹操后来成了反面角色，类似于《人民的名义》中的大老虎赵立春。
年轻时的曹操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当时的品人大师给了他一个评价，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对这个评价相当满意。黄巾起义结束后，全国的局势逐渐平静下来。曹操觉得，也许天不亡汉，只要天子能振作起来，朝野上下充满正直之士，国家的根基还是稳固的，他就打算在治世里做个能臣了。要做能臣，就要不断历练，了解民情，增添阅历，这次到济南国任职就是一个好机会。所以曹操是带着在济南国干出一番事业的决心来的。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走马上任，详细了解济南国的情况之后，曹操高涨的热情和事业心受到了很大打击。
济南国人口大约45万，在东汉一百多个郡国里属中等的郡国。济南国下面有十余个县，前几任国相干得都不怎么样，原因都是地方势力太强，这些县令和县长中的大多数不仅存在严重问题，而且互相勾结，抱成团专门跟上面作对。
现任济南王也没有发挥正面作用。他与当地官员结成了同盟，又和朝廷里的权宦们来往密切，上上下下织成了复杂的关系网，不管谁当国相，肯合作的好办，不肯合作的都让你当不好官，更别说大展拳脚了。
失望之后，曹操没有气馁。他不哼不哈，一上任先搞调查研究，把事情摸清楚了，谁是贪官，谁做了什么坏事，都一一掌握在手中。正当大家放松警惕的时候，曹国相突然出手，一口气拿下了十个县官中的八个，罪名是贪污受贿、滥征税费、鱼肉百姓等。
被抓被免的这些人自然不甘心吃亏等死，他们的家人赶紧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有的跑来向曹国相求情，有的去济南王那里诉苦，还有的利用各自的关系到朝廷里找人，想从上面施压。
济南王也傻了，没想到还有人真不怕死。毕竟国相虽名义上是济南王的属下，但其实并不归济南王管，既不用向济南王汇報工作，做任何事也不需要事先请示。济南王平时耍横是因为没有遇到强人，看到曹操油盐不进，济南王表面上也退缩了。
这样，曹国相的反贪风暴一下子就刮了起来，受到济南国百姓的欢迎。大家觉得总算等来了一个不混日子敢干事的好领导。一时间，济南国“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表面看来，正义战胜了邪恶，但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东汉末年的官场十分黑暗，不是一次廉政风暴就能解决的。曹操捅了个马蜂窝。
于是，告黑状的、搞恐吓的、在社会上造谣的，都冲着曹操来了。地方和朝廷主管廉政建设的官员手中都收到了大量告曹操状的检举信。
在这种情况下，若换作其他人，或许会收手以求自保，但曹国相没有，半途而废不是他的性格。刮完反贪风暴，他还有另一记重拳要打出，那就是禁淫祠—禁绝泛滥的祠庙。
济南国的这些祠庙祭祀的是汉文帝时被封为城阳（今属山东青岛）景王的一位宗室。作为保护刘氏皇室的功臣，此人逐渐演化为维护大汉统治的保护神，无论在西汉还是东汉，刘氏皇权每当面临危机时，不希望改朝换代的人都会想起城阳景王来，给他修庙祭祀。
这本来无可厚非，但当时不仅城阳国修了好多祠庙，相邻的济南国等郡国也大量修建，各种祠庙多达六百多座。更可怕的是，各种地方势力把这些祠庙操控起来，将祭祀所需的花费和大量祠庙日常维护的费用都分摊给百姓，还打着祈福、禳灾和为百姓祛病的旗号鱼肉乡里，已经演变成腐败问题和社会不安定因素。
曹国相一不做二不休，颁布命令，禁止再建新的祠庙，对于已建的则进行评估，不符合要求的将强行予以拆除，禁止官民进行不法祭祀活动。由于深得人心，加上强力推行，这项工作的效果也不错，济南国内的淫祠现象很快就看不见了。
打了两个漂亮仗，曹操这个国相当得不仅很够格，而且展示了他“治世能臣”的风范。按照正常逻辑，接下来曹操一定会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政坛新星。
不幸的是当时是东汉末年，朝廷政治腐烂透顶，整个官场一片黑暗，曹操刮起的一股新风在巨大的腐朽气氛中根本产生不了什么反响。即使在济南国，他也面临着黑恶势力的反击。
正当他信心百倍地要推行新的改革措施时，一些不好的傳闻也陆续到了他的耳朵里：有的说朝廷正在调查他，有的说他马上就要被撤职查办。曹操对此本来一笑置之，但不久，他突然接到诏令，被改任为东郡太守。
郡太守品秩和国相一样，不存在升或降。不过，担任济南国相还不满一年就被调离，意味着这是一次非正常的人事调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有人把他排挤出了济南国。
曹操的热情被浇了一盆冷水，转而陷入了深深的失意和失望之中。失望之余，曹操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去东郡上任，而是找了个借口，要求调回洛阳。史书对此的解释是：曹操既做不到和那些地方恶势力同流合污，又多次跟他们作对，因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
如果事实就是如此的话，那么曹操的确受到了某种威胁，而且来头不小，就连时任农业部部长（大司农）的父亲也无法保护他，甚至还要受他的牵连。
在父亲的协调下，曹操被调回朝廷，担任议郎。七年前，曹操曾担任过这个职务，七年里战场上拼死立功、济南国励精图治……一切都如过眼烟云，他又回到了那个起点。
当然，这是曹操自己的选择。朝廷并没有降他的职，更没有处分他，他也可以去东郡上任。但曹操已经不想那么做了。
对于改造一个世界，他已心灰意冷。对于成为一名“治世能臣”，他感到了怀疑和力不从心。曹操的心情糟糕透了，由失意而失望，所以他也不好好上班，经常请病假。自此，治世能臣“侯亮平”渐渐远去，乱世奸雄“赵立春”一步步走来。
编 辑/安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