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跑喜欢到大队部那地场转悠，那里有磨坊、缝纫铺和供销社，他最愿意呆的地方是供销社，人多，热闹。冬天的一天，西下的太阳尚未落山，小跑来到了大队部的场地，一阵劲道的小北风骤然吹来，他双手捂起了耳朵。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单帽，两只耳朵冻得通红，像熟透了的桃子的颜色。小跑一步跨进了供销社。
　　老岳在卖东西。他正从一只柳条筐里往外拿一顶学生蓝棉帽子。小跑经常看见老岳戴着这顶棉帽子走在冬天早晨的村街上，一路高喊着“送尿了，送尿了”，走向村后的大濠。这帽子虽说是棉的，但很薄，大点的手一把就能握起来。老岳是从城里下放到村里的，他全名叫李岳，但村里人都管他叫老岳。因为他身体不好，便当了队里的记工员。他和村里的老老少少相处得还不错，但作为城里人，他一点都不大方。
　　小跑说：“哟，是一个棉帽子。”
　　老岳拿起帽子转着圈让小跑看。“瞧，这里破了。”然后把帽子扔到一边。
　　可小跑根本没有看见帽子有破损的地方。“没破啊。”他皱起眉头。
　　售货员咳嗽了一声，乜斜一眼小跑。小跑不再吱声了，眼巴巴地看着那堆破烂东西过秤后，堆放在窗下的一角。那顶棉帽子，翘起一只帽耳，似乎在向小跑打招呼呢。
　　小跑在距离村子六里地的劳戈庄村上初一，在冬天往返学校的路上，他太需要一顶棉帽子了。他父亲没多余的钱给他买，每天上下学，他只能用那条围脖包包头，挡挡风寒。
　　这天晚上，夜半三更时分，小跑从炕上爬了起来，揣上手电筒，拿起早已准备好的一根拴了小铁钩子的木棍，蹑手蹑脚地出了家门。一轮大月亮当头照临，村庄披上了一层幽幽的清光。小跑昂首挺胸地向供销社走去，他清楚，这个时候，绝不会遇见一个人。村里静得只剩偶尔的一两声犬吠。
　　供销社的窗户关得并不严实，三两下就拨开了。小跑轻巧地跃上窗台，用手抓住窗户上的铁栏杆，打开手电筒。那顶棉帽子，依旧保持着向他打招呼的姿势。他把杆子探下去，很轻易地就把帽子钩了上来。一切恢复原状后，小跑离开了供销社。
　　回家的路上，他把棉帽子扣在了头上。真暖和啊！
　　到家后，小跑把帽子藏了起来，他打算过一天再戴。
　　第二天早晨去上学，小跑竟没有用围脖包头，真是奇怪，寒风袭上了他的脑袋，他并没有觉得冷。仿佛那顶棉帽子正戴在自己的头上呢！
　　下午放学后，小跑吹着口哨在供销社的门口转悠，未发现任何异常。接着，他尾随着别人进了供销社，瞥一眼窗台下，那堆破烂货已经没有了。
　　这三天早晨，小跑把棉帽子塞进了书包。往常，他都是和同伴一起去上学，现在他只好借故一个人走，出了村子后，他把棉帽子拿出来，美滋滋地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下午放学后，小跑一直磨蹭到同村的同学都走完了。离开学校，踏上了通往村子的那条土路时，小跑戴上了那顶棉帽子。
　　小跑雄赳赳地赶着路程，忽然，身后传来自行车的铃声。他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老岳。
　　两人脸对脸时，老岳并没有特意往小跑的头上看，他只是笑着对小跑说：“小跑，放学了？”
　　“放学了。”小跑应一声。
　　老岳的自行车的两个轮子继续向前滚动着。望着老岳的背影，小跑感觉戴着棉帽子的头皮阵阵发凉。他索性把帽子摘了下来，提在手里。他想过把帽子就此撇掉，可转而一想今后又要冻脑袋，便舍不得了。也许老岳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顶帽子。这样胡思乱想着，小跑回到了村子。
　　当晚，小跑的父亲想找支笔记个小账，翻小跑的书包，翻出了那顶棉帽子。他仔细一瞧，嘟哝道：“这不是老岳的帽子吗。”
　　小跑的父亲把小跑叫过来，问帽子是咋回事。
　　小跑支支吾吾地不能圆谎。父亲瞪起了眼睛。小跑便把帽子的来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个清楚。
　　接下来，小跑被父亲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父亲指着蜷缩在墙角的小跑说：“小子，记住，我不是打你，我是打一個小偷。”
　　第二天，小跑和父亲便坐上了去往东北的火车。小跑在东北的姑姑说过多次，想把小跑要过去。姑姑家没有男孩子，而小跑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
　　两天后，小跑的父亲一个人回来了。晚上，吃过晚饭，小跑的父亲准备给东北的妹妹写封信，报个归程平安，顺便再嘱咐小跑几句话。这当儿，房门吱呦开了。老岳进来了。
　　老岳说：“大冬天的，小跑上学该戴个棉帽子！”
　　老岳手里拎着一顶崭新的棉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