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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以来创造性叛逆在解构主义的翻译观内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而文学翻译因其特殊性更加强调创造性叛逆在“再创造”中的作用与地位。本文将对创造性叛逆的概念渊源，必要性与必然性，媒介者与接受者以及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几个方面做一番描述，以此说明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 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媒介者；接受者；接受环境
一、概念渊源
创造性叛逆这一提法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创制”的，他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已引起越来越多中外翻译界的注意，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我国著名的翻译学家谢天振教授对这一命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总结，在《译介学》中，他将创造性界定为“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把叛逆性定义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并且，“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他还站在世界文艺界交流的高度提出“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谢天振教授在此肯定了创造性叛逆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文学翻译是个译者犹如“戴着镣铐跳舞”进行“二次创造”的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创造性叛逆在这个过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传统的作者中心论认为，文本存在的意义在于准确全面传达作者的原意，译者的职责在于将作者的原意通过目标
语真实而贴切地再现，基于此种论调提出的翻译评判准则，纵观国内外比比皆是，如奈达的“对等理论”，严复的“信，达，雅”等，在作者中心论的统治下，译者的作用不过是说着第二语的传声筒，毫无主体性可言。尽管如此，多年的翻译实践表明，人们对文学翻译给予的期盼与翻译作品的实貌总是存在差距的，原因何在呢？谢教授在《译介学》一书中归结了两方面，其一是从美学角度看文学翻译的困难，并引证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分析，说明要利用翻译将作品的“形”和“神”如同“移瓶注酒”般搬到目标语里面是不可能的，其二则是由文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与作品密切相关的是写作语言本身的“历史文化沉淀”，以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一部作品的语言才显得如此生动，形象。而将两因素原封不动、按部就班地“移植”到目标语的环境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如“龙”这个字在中文语境里让人联想到的是传统、神圣、力量；而在英语语境中的“DRAGON”一词让人联想到的却是邪恶、恐惧，特别是在罗曼司小说中，将DRAGON的形象妖魔化的例子举不胜举，由此引发的中西方“误解”是是有发生，更有甚者是将矛头直指翻译界，近来各界争论不休的是否要将“龙”直接音译成“LOONG”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接受者能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者语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实际上，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翻译与文学创作已具有了相通性，并且因为原作的限制，译者的“创作”被套上了“镣铐”，因而更加艰辛几分。但不可否认，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必要性是有翻译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困难决定的，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原语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原语和目标语之间存在的不对等性；译者对原作理解和原作传达意义之间的差距；译者的对原作的理解与其表述能力的差距；译者的风格，经历与原作者风格，经历见的差距，上述五方面的因素从侧面强调了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中的必要性，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中外文学殿堂里正是有了创造性叛逆，才使得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时代流传，生生不息。
三、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中的媒介者即译者具有双重身份，在翻译活动中处于中枢地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既是原文的接受者又是译本的创造者，在接受原本的过程中，他并非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他们同时参与译本的价值创造。首先，译者作为社会网的一环，是时代的产物，每位译者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带着自身的偏见来理解作品的，其信奉的翻译原则和表现的译风与所处社会历史时代，乃至译者个人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艺术修养、感受力和艺术表现力密不可分的。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归纳起来有两种类型：有意识和无意识。具体的表现有四。①个性化翻译，特别是优秀的译者，在长期从事文学翻译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译风和目标，这是由译者的个人喜好、语言水平等因素决定的，是译者主体性的充分体现；②误译与漏译，大多属于无意识型创造叛逆，反映了译者自身的局限性以至对他国文化的误读与误释，但有时候译者出于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进行翻译，从而造成有意误译、漏译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③节译与编译，属于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节译指译者为了不与接收国的习惯、风俗、道德观念相抵触，迎和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情趣，为便于广泛传播或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删除与重要情节关系不大的语句、段落甚至章节；编译与节译相差甚微，主要在于编译的作品既有根据原本编写的，又有出于某种考虑对有些内容进行删减的，也有译者添加的。因此编译对原本的变形比节译大得多；④转译与改编，两者属于特殊型创造性叛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使原作经历了“二度变形”，前者使指以一种外语去翻译另一种外语文学作品；文学翻译中的改编广义上不单指文学样式、体裁的改变，同时还包括语言、文字的转化，但最常见的改编反映在样式、体裁的变化上，例如将莎翁的对话体戏剧改编为散文体的中文译本。
译者作为中介者，是读者与作者间的桥梁，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当时的社会因素和译者个体因素都为创造性叛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译者凭借个体对原作的理解结合历史背景对原作进行着再创造，最求语言间的平衡和艺术上的对等，这是个创造的过程。
四、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并没有为创造性叛逆划上句号，“翻译的跨语言和跨文化性质，使得一些原本很清楚、很简单的词语，在经过了语言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之后，都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形，从而导致出人意料的反应。”译者对原本价值的诠释还需要在目标语读者这里得到验证，认可。由于译文读者的创造性叛逆与译者作为原本的第一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其原理基本相同，这里就不再作过多阐释。接受环境的涵盖面比较广。它包括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空间，即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氛围、经济体制、社会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一部作品译成后只有译者与接受者间完成了沟通、交流整个翻译过程才算划上了句点。原作穿越时空进入一个与原语社会文化截然不同的一个语境里，它的传播必然受到译语文化沉淀的制约，只有适应新的接受环境，符合接受者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译作才能得到广泛的流传，实现自身的价值。
五、结语
对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性质的界定，并不是无限夸大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创造性叛逆决不是为不负责的胡译、乱译提供辩护。译者应该通过对原作的分析和综合，以最大程度实现原作价值的“移植”为目的，在原作语境的允许范围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叛逆的引入使翻译研究获得了新的视角，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张今.文学翻译原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关键词 文学翻译；创造性叛逆；媒介者；接受者；接受环境
一、概念渊源
创造性叛逆这一提法是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创制”的，他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已引起越来越多中外翻译界的注意，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我国著名的翻译学家谢天振教授对这一命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总结，在《译介学》中，他将创造性界定为“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把叛逆性定义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并且，“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他还站在世界文艺界交流的高度提出“创造性叛逆并不为文学翻译所特有，它实际上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叛逆，也就没有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谢天振教授在此肯定了创造性叛逆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文学翻译是个译者犹如“戴着镣铐跳舞”进行“二次创造”的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创造性叛逆在这个过程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传统的作者中心论认为，文本存在的意义在于准确全面传达作者的原意，译者的职责在于将作者的原意通过目标
语真实而贴切地再现，基于此种论调提出的翻译评判准则，纵观国内外比比皆是，如奈达的“对等理论”，严复的“信，达，雅”等，在作者中心论的统治下，译者的作用不过是说着第二语的传声筒，毫无主体性可言。尽管如此，多年的翻译实践表明，人们对文学翻译给予的期盼与翻译作品的实貌总是存在差距的，原因何在呢？谢教授在《译介学》一书中归结了两方面，其一是从美学角度看文学翻译的困难，并引证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分析，说明要利用翻译将作品的“形”和“神”如同“移瓶注酒”般搬到目标语里面是不可能的，其二则是由文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与作品密切相关的是写作语言本身的“历史文化沉淀”，以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一部作品的语言才显得如此生动，形象。而将两因素原封不动、按部就班地“移植”到目标语的环境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如“龙”这个字在中文语境里让人联想到的是传统、神圣、力量；而在英语语境中的“DRAGON”一词让人联想到的却是邪恶、恐惧，特别是在罗曼司小说中，将DRAGON的形象妖魔化的例子举不胜举，由此引发的中西方“误解”是是有发生，更有甚者是将矛头直指翻译界，近来各界争论不休的是否要将“龙”直接音译成“LOONG”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此，“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接受者能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译者就必须在译者语境里找到能调动和激发接受者产生相同或相似联想的语言手段。”实际上，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翻译与文学创作已具有了相通性，并且因为原作的限制，译者的“创作”被套上了“镣铐”，因而更加艰辛几分。但不可否认，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必要性是有翻译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困难决定的，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五个方面：原语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差异；原语和目标语之间存在的不对等性；译者对原作理解和原作传达意义之间的差距；译者的对原作的理解与其表述能力的差距；译者的风格，经历与原作者风格，经历见的差距，上述五方面的因素从侧面强调了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中的必要性，正如埃斯卡皮所说：“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中外文学殿堂里正是有了创造性叛逆，才使得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时代流传，生生不息。
三、媒介者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中的媒介者即译者具有双重身份，在翻译活动中处于中枢地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既是原文的接受者又是译本的创造者，在接受原本的过程中，他并非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他们同时参与译本的价值创造。首先，译者作为社会网的一环，是时代的产物，每位译者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带着自身的偏见来理解作品的，其信奉的翻译原则和表现的译风与所处社会历史时代，乃至译者个人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艺术修养、感受力和艺术表现力密不可分的。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归纳起来有两种类型：有意识和无意识。具体的表现有四。①个性化翻译，特别是优秀的译者，在长期从事文学翻译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译风和目标，这是由译者的个人喜好、语言水平等因素决定的，是译者主体性的充分体现；②误译与漏译，大多属于无意识型创造叛逆，反映了译者自身的局限性以至对他国文化的误读与误释，但有时候译者出于迎合本民族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进行翻译，从而造成有意误译、漏译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③节译与编译，属于有意识型创造性叛逆，节译指译者为了不与接收国的习惯、风俗、道德观念相抵触，迎和目标语读者的审美情趣，为便于广泛传播或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删除与重要情节关系不大的语句、段落甚至章节；编译与节译相差甚微，主要在于编译的作品既有根据原本编写的，又有出于某种考虑对有些内容进行删减的，也有译者添加的。因此编译对原本的变形比节译大得多；④转译与改编，两者属于特殊型创造性叛逆，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使原作经历了“二度变形”，前者使指以一种外语去翻译另一种外语文学作品；文学翻译中的改编广义上不单指文学样式、体裁的改变，同时还包括语言、文字的转化，但最常见的改编反映在样式、体裁的变化上，例如将莎翁的对话体戏剧改编为散文体的中文译本。
译者作为中介者，是读者与作者间的桥梁，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当时的社会因素和译者个体因素都为创造性叛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译者凭借个体对原作的理解结合历史背景对原作进行着再创造，最求语言间的平衡和艺术上的对等，这是个创造的过程。
四、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并没有为创造性叛逆划上句号，“翻译的跨语言和跨文化性质，使得一些原本很清楚、很简单的词语，在经过了语言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之后，都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形，从而导致出人意料的反应。”译者对原本价值的诠释还需要在目标语读者这里得到验证，认可。由于译文读者的创造性叛逆与译者作为原本的第一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其原理基本相同，这里就不再作过多阐释。接受环境的涵盖面比较广。它包括接受者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空间，即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氛围、经济体制、社会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一部作品译成后只有译者与接受者间完成了沟通、交流整个翻译过程才算划上了句点。原作穿越时空进入一个与原语社会文化截然不同的一个语境里，它的传播必然受到译语文化沉淀的制约，只有适应新的接受环境，符合接受者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译作才能得到广泛的流传，实现自身的价值。
五、结语
对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性质的界定，并不是无限夸大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创造性叛逆决不是为不负责的胡译、乱译提供辩护。译者应该通过对原作的分析和综合，以最大程度实现原作价值的“移植”为目的，在原作语境的允许范围内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叛逆的引入使翻译研究获得了新的视角，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张今.文学翻译原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