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一位老教授告诉我：“我们让孩子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他的女儿也告诉我：“父亲太关心我了，他有时实在很过分。我长大了，我要自立。”
　　于是，他们分开了。独居的女儿在伦敦住一间三层的屋子，晚上若不上街，就与电视为伍，或者看书。老父一人留守充满回忆的剑桥，静静地过活。以西方的眼睛看，他们父慈女孝，遥遥地关心着对方，记挂着对方的生辰。然而假使有一天，老人半夜起来，踩着地毡滑倒了呢?又或者，谁不慎被热水烫伤了呢?
　　老教授慈祥睿智，充满爱心，做事周全认真，在学术界享有盛名，七十岁了，仍精神奕奕。但无论生活如何完美，人始终有基本的感情需要。我在他家中做客一月，深深感觉到这一点。生命的美丽在于热切的反响，而反响，不是物质可以给予的。我们的肩膊，经常需要一只鼓励的大手。而往往，我们只能自一面镜中追寻亲切的笑容：自欺的、无有的，冰冷一如玻璃与水银。他亟须一个“孩子”，让他去呵护照顾。于是他不断地为我铺床，送我礼物，每早为我泡一杯茶，听我诉说英国食物的不是。他还悄悄地把鲜花插到我几上的小瓶，偷偷挂上新的浴巾，把草莓塞进我手中，到处搜购我喜爱的书籍，为我剪报，收集香港和国内的新闻，替我打听火车时间……我虽感到尴尬，却不时瞥见老人的唇边，流露出幸福的笑容。于是每晚，我就在沙发上，听他详尽描述他的外孙（他另一个女儿早结婚了）长得如何逗人，听他谈他的埃及学生、中美朋友和日本同事。柔和的灯光里，老人的心事就像一阵回流的清风，吹漾我的平静，化成温柔的涟漪。
　　一个留学剑桥的德国姑娘说：“我不明白，也不相信，是不是离开了父母就等于成熟？坚持远走高飞的，又成熟得到哪里呢？自立真的要建立在老人的寂寞上面吗？”
　　我庆幸自己生长于中国，早就知道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