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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我在日本大阪的一家小酒馆里打工。那时,我没有理想,没有目标。酒馆很小,只有我和老板两个人,最多能坐十个客人。一次,一位经常来喝酒的客人对我说:“浩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你年轻,长得也还可以,去东京当演员吧。”
无聊的调侃,却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真的辞掉工作,前往梦想中的东京。
在东京,我就是个“死跑龙套的”,前五年除了伺候老演员外,基本没接触过角色;后三年偶尔有机会,也只能演一些没有台词的配角。那时挣得特别少,公司给我租的房子特别小,我只能躺在地上睡觉。
有人曾问我:“日本演艺界竞争如此激烈,干了这么久的助理,你不着急吗?”我回答:“每天一睁开眼睛,我就想,今天要怎么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2000年4月,经留学日本的中国朋友介绍,我意外地获得一个机会,在电视剧《永恒恋人》中饰演一个日本留学生。这是我接演的第一部中国电视剧。2000年10月,我向自己的东家太阳影业公司递上一封辞职信,内心十分忐忑,担心被找麻烦。然而,公司没有刁难,高兴地同我解约。或许,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缺乏潜质、没有前途的无名演员。
辞职后,我在东京当起搬运工。干了半年,我攒下90万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六万元),搭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
来北京之前,我只会说三个汉语词:你好、谢谢、对不起。来了以后,很久都没有工作,活下去很不容易。我每天都打电话给朋友,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剧组需要日本演员,他们都说没有。我也想过返回日本,但挺住了。放弃就是承认失败,所以我不放弃。不是有个词叫“北漂”吗?我就是一个日本“北漂”。
八个月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们在拍《走向共和》,需要一个日本演员,我就去了。张黎导演一看见我就说:“天皇。”他真的给了我天皇的角色。接着,我的片约慢慢多了起来,不变的是,演的基本上都是日本鬼子。我得了一个绰号——日本鬼子专业户。
2008年,我客串湖南卫视的《越策越开心》节目,大家觉得效果不错,后来《天天向上》栏目组又想起我。我走进《天天向上》的主持群纯属意外。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搞笑的人,但在那样一个充满激情的团队里,其他几位兄弟会把我带入一个特别的状态。右边是涵哥,左边是欧弟,你有什么反应都会被放大,表现出来就让人觉得搞笑。我分析过自己的笑點,可能大家看见一个外国人,说着不怎么好的汉语,就会发笑。
在中国演了八年鬼子的我,连自己都没想到会因为主持而走红。
(摘自《时代青年》2011年第1期图/何影)
无聊的调侃,却改变了我的一生。我真的辞掉工作,前往梦想中的东京。
在东京,我就是个“死跑龙套的”,前五年除了伺候老演员外,基本没接触过角色;后三年偶尔有机会,也只能演一些没有台词的配角。那时挣得特别少,公司给我租的房子特别小,我只能躺在地上睡觉。
有人曾问我:“日本演艺界竞争如此激烈,干了这么久的助理,你不着急吗?”我回答:“每天一睁开眼睛,我就想,今天要怎么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2000年4月,经留学日本的中国朋友介绍,我意外地获得一个机会,在电视剧《永恒恋人》中饰演一个日本留学生。这是我接演的第一部中国电视剧。2000年10月,我向自己的东家太阳影业公司递上一封辞职信,内心十分忐忑,担心被找麻烦。然而,公司没有刁难,高兴地同我解约。或许,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缺乏潜质、没有前途的无名演员。
辞职后,我在东京当起搬运工。干了半年,我攒下90万日元(当时约合人民币六万元),搭上了飞往北京的班机。
来北京之前,我只会说三个汉语词:你好、谢谢、对不起。来了以后,很久都没有工作,活下去很不容易。我每天都打电话给朋友,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剧组需要日本演员,他们都说没有。我也想过返回日本,但挺住了。放弃就是承认失败,所以我不放弃。不是有个词叫“北漂”吗?我就是一个日本“北漂”。
八个月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们在拍《走向共和》,需要一个日本演员,我就去了。张黎导演一看见我就说:“天皇。”他真的给了我天皇的角色。接着,我的片约慢慢多了起来,不变的是,演的基本上都是日本鬼子。我得了一个绰号——日本鬼子专业户。
2008年,我客串湖南卫视的《越策越开心》节目,大家觉得效果不错,后来《天天向上》栏目组又想起我。我走进《天天向上》的主持群纯属意外。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搞笑的人,但在那样一个充满激情的团队里,其他几位兄弟会把我带入一个特别的状态。右边是涵哥,左边是欧弟,你有什么反应都会被放大,表现出来就让人觉得搞笑。我分析过自己的笑點,可能大家看见一个外国人,说着不怎么好的汉语,就会发笑。
在中国演了八年鬼子的我,连自己都没想到会因为主持而走红。
(摘自《时代青年》2011年第1期图/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