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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朝鲜使臣李宜显的《燕行杂识》记录了康熙至雍正年间中国的社会风貌，涉及外交礼仪、建筑民居、游乐技艺、衣冠服饰、山川风貌、人文胜迹等诸多领域的内容。其中，李宜显翔实记叙了广宁、锦州、宁远、山海关等东北、华北地域的市井民俗，为清代辽西走廊地域文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域外文献资料。
【关键词】《燕途杂识》;清代;辽西走廊;民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1）45-0059-04
基金项目：2020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域外汉籍‘燕行录’所见清代辽西走廊文献整理与研究”（L20ATQ001）。
李宜顯（1669-1745），字德哉，号陶谷，龙仁人，朝鲜肃宗年间文臣，曾任礼曹参判、刑曹判书、领议政等职。康熙五十九年（1720）和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先后以三节年贡正使和谢恩正使的身份出使清朝。使行途中，李宜显根据在中国的沿途见闻感想撰写了《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归国以后，将两部作品合编为一帙，统称《燕行杂识》。
《燕行杂识》共三万余字，通篇为杂录体，记载了康熙至雍正年间中国的社会风貌，涉及外交礼仪、建筑民居、游乐技艺、衣冠服饰、山川风貌、人文胜迹等诸多领域的内容。其中，李宜显详实记叙了广宁、锦州、宁远、山海关等东北、华北地域的市井民俗，为清代辽西走廊地域文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域外文献资料。
本文从服饰习俗、民居习俗、饮食习俗和婚丧习俗等几个方面着笔，结合李宜显的《燕行杂识》及其在使清途中创作的燕行诗文，探讨作品反映出的清代辽西走廊社会风貌。
一、《燕行杂识》中的辽西走廊服饰习俗
衣着服饰是各个国家、民族的重要生活内容和民俗标志，不仅具有御寒保暖、遮蔽身体、保护皮肤等基本功能，还因地域、环境、风俗的差异而彰显出不同的生活情态、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
18世纪初期，辽西走廊地区属于汉、满、蒙、朝鲜等多民族聚居之地，当地居民的衣着服饰鲜明地体现出各民族杂处的独特生活习俗。李宜显在使行途中对当地官员、百姓等不同阶层人士的衣着服饰进行了细致观察，在《燕行杂识》中留下了翔实生动的记载。
（一）喜穿黑衣，尊卑有别
“中国服饰与服饰文化的发展、演变的历程表明，随着文明传播与时代进步，御寒避暑已不再是服饰的主要功能。与此相应，服饰及文化的政治、礼教等一系列社会功能连同服饰的展示等社会作用，却愈益凸显，并且不断得以强化，从而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注入了异常丰富的内涵。而在此过程中，清代服饰从官到民各个层次的规制与样式都表现得尤为突出。”[1]
李宜显在《燕行杂识》中记载了清代辽西走廊地区的满族人喜欢穿着黑色衣服的风俗：“胡人常时所服皆黑衣。”“女子无论老少，并收发作髻，裹以黑缯之属，额贴玉版，被绮縠，涂粉簪花。”“男女衣服，无论奢俭，色俱尚黑，而汉女则不尽然，穿青红袴者多。”[2]由文中可以看到，清朝时期，满族人无论男女老少，身份高低，都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穿着黑色的衣服，满族女子喜欢用黑色丝织品来包裹发髻，出身富贵者还会选用玉石、花朵来进行装饰。相比之下，汉族女子的服饰颜色更为鲜艳和多样化，体现出不同的民族服饰风格。
除了满族人的日常装束，李宜显还在《燕行杂识》中提到满族官员的服饰穿戴：“而朝服则有‘披肩’‘接袖’‘马踢胸’等名。其帽顶带版，坐席补服，各以品级不同。盖帽顶以衘红石为贵，其次蓝石，其次小蓝石，其次水精，其次无衔为下。带版玉为贵，其次起花金，其次素金，其次羊角为下。坐席有头爪虎皮为贵，其次无头爪虎皮，其次狼，其次獾，其次貉，其次野羊，其次狍，其次白毡为下。夏则三品以上红毡，四品以下皆白毡云。补服文禽武兽，悉遵明制。里衣其长及踝，狭袖而阔裾。表衣其长至腰，两袖及肘，是谓接袖。裁锦帽贯顶加肩，前后蔽领，是谓披肩。披肩及表里衣皆黑，而其绣以四爪蟒为贵。补服在表，束带在里。文武四品以上，方许挂数珠，拴马踢胸。马踢胸未详其制。此等服色虽非华制，其贵贱品级亦章章不紊矣。”[2]李宜显对满族官员的官服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摹，其中“披肩”“接袖”“马踢胸”等皆为具有满族文化特色的服饰，这种设计与满族善骑射、喜游猎的民俗文化传统十分契合。文中还指出满族官员以官帽顶端镶嵌的宝石、座席的材质及披肩上刺绣的图案来区分官阶品级的高低，体现出满族服饰文化中尊卑有别、井然有序的一面。
（二）胡帽胡服，粗犷不拘
在《燕行杂识》中，李宜显记录了辽西走廊地区百姓的日常穿着：“男子所着胡帽及裘，富厚者用貂，其次用羔羊杂兽皮，而不用狗皮。凡着裘，必使毛在表。男女衣俱无袵，内外所着，又无敛结之带，皆以小团珠无数纽缀，解脱衣服之际，甚不容易。”[2]
从文中可以看到，当地满族百姓都习惯头戴胡帽，身穿毛裘，服装上没有衣衽和衣带，仅用小团珠纽缀而成，这种衣着习惯与汉民族传统服饰中的宽袍大袖形成鲜明对照。“男子无论贵贱，皆穿鞋穿靴，虽驱车者亦然。其鞋皆用布帛造，皮造者无，麻鞋、藁鞋亦无。凤城沈阳之间，或穿皮袜，即我国所称‘月吾其’者。胡女不缠脚，亦或穿靴。小儿虽数岁者，亦皆穿袜穿鞋靴，无赤脚者。其着衣束带着胡帽，亦与长者无异，只以其面貌，别其长幼。”[2]满族人日常皆穿鞋子或靴子，满族女子亦是如此，而没有缠足等恶习。
在《燕行杂识》中，李宜显翔实再现了18世纪初期辽西走廊地区满族民众头戴胡帽，身穿胡服，粗犷豪放的形象，这种服饰习俗与满族人长久以来崇尚游牧、骑射的民族生活属性和文化渊源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燕行杂识》中的辽西走廊民居习俗
（一）土屋居多，炕灶同室
民居习俗是考量一个国家、民族生活方式的重要标识，民居的建筑方式、架构风格等往往与当地的地理、气候、水文环境和历史、社会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燕行杂识》中，李宜显对辽西走廊地区的民居建筑进行了描摹：“公私屋大抵多南向，虽下户草家，皆五梁，梁长者二十余尺，小不下十四五尺，其大屋七梁九梁者或有之。亦或有无梁之屋，而无论间架多少，皆‘一’字，无曲折连络之制，而前面中央为门，左右设窗。东西北三面皆筑墙。而北墙当中设门，与南门相直，通人往来。”[2]由文中可见，清初辽西走廊地区的民居建筑以“一字屋”居多，在房梁正前方建门，再于门的左右开凿窗户。正门和窗户朝南开放，以便于房屋采光和避开北方袭来的寒流。其他三面则以围墙环绕，北墙处再凿出一门，与南门相对，这种建筑结构简洁实用，为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当地居民习惯在炕上坐卧休息，卧室中临近窗台筑有火炕，表面以砖瓦覆盖，灶台则同样修筑在卧室中，与火炕相连，这种东北地区独特的民居习俗被李宜显如实记录下来：“室中附窗为炕，其高可踞，长可一间，广可卧，而足不可伸。炕外皆铺砖，而贫者否。灶在室中，皆安釜炊，烟恒满而人不以为苦，由其习惯为常而然也。”[2]
此外，《燕行杂识》中还提到：“自凤城至周流河，草家居多。自周流河至山海关，土屋居多。自有土屋以后，间有瓦家，而绝不见草家，此无草而然也。”[2]清代初期，由于气候、地理环境和战争动乱等原因，辽西走廊地区的民居建筑材料异常简陋。从凤凰城至周流河区域，沿途民居多以草为建筑材料，草屋顶上用泥土平涂，从而避免漏入雨雪，再用茅草覆盖屋顶。从周流河至山海关，由于气候干燥少雨，且多大风、沙尘天气，该地域的民居多用泥土、木头等做建筑材料。
（三）善饲牲畜，以利农商
辽西走廊地区的居民由汉、满、蒙等不同民族构成，其中满、蒙等少数民族惯于骑射游猎，亦善于饲养牲畜。在《燕行杂识》中，相关记载屡见不鲜：“东八站及锦州卫最多驴，关内人多于此处买去。驴役最苦，人骑之外，驮柴驮水，转碾转磨皆用驴。至或代牛而耕，耕法关内农器轻便，或以驴或以人引之。”[2]清初锦州地區的百姓习惯养驴，除了作为脚力供人骑乘，当地人还以驴作为拉磨、耕田的工具和贩卖的商品。李宜显还写到驴推碾拉磨的场景：“以扁圆大石置地上，中央插一木柱，又用数尺许大圆石穴其中，贯以木，作活机。以其一头系于柱，一头驾驴而转之，是谓碾。家家有之，碾粟成米，亦碾木麦。此外又有磨，其制与我国同，而皆用驴转，碾驴磨驴皆笼其目，以其游目四顾，忘其转也。一人执鞭而临之，终日不息其转。”[2]
在当地集市中，牛羊也是颇受欢迎的商品，“牛体小角长，曲而向前，其形与我国牛不同，又不穿鼻，但以绳络两角。”“自沈阳至北京，羊群甚多，辄以红丝系角，头背间皆打朱点，所以别之也。每朝，列置市廛之旁，几至百数，俯首齐足，整立不乱，亦可异也。”[2]
此外，《燕行杂识》还写到清代辽西走廊地区居民善于饲养骆驼：“槖驼本出沙漠，以其能载重远致，多有畜养者。其形高可一丈，身瘦头小，项细而下曲，行则随步伸缩。头如羊，足如牛，而蹄薄小在毛底。背有两肉峰，自成鞍形。前峰有毛散垂，如马之有鬣。其峰肥则硬起，瘦则软伏，故常饲盐，盖食盐则肥也。近人即鼻喷黄水，臊臭不可近，以索穿鼻而制之。其力可任三马所载，其声似牛而嘶，性喜风，有风则必作声以应之。”[2]作者在《槖驼》一诗中写道：“天生双峙肉鞍高，载重能驰百丈皋。听说曾为西域畜，迩来驯牧遍城壕。”[3]骆驼性情驯顺，能长期忍耐饥饿，在气候严寒、风沙弥漫的辽西走廊地区，居民多用骆驼来驮运重物或作为商品进行贩卖。当地人在饲养牲畜的过程中，时常给骆驼喂食盐类，以便使骆驼肥壮有力，此类细致的观察均被李宜显记录在作品中，以“他者”视角考察清代社会风貌和辽西走廊民俗风情。
三、《燕行杂识》中的辽西走廊饮食习俗
（一）喜食汤粥，以茶待客
饮食是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各个国家、区域的不同饮食习惯可以深刻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差异。在《燕行杂识》中，李宜显详细描写了辽西走廊地区民众的日常饮食习俗，如待客之礼：“朝夕之馈，或饭或粥。男女围一桌而坐，各以小器分食。一器尽，又添一器，随量而止。飨宾，主客共一桌，客至数人，亦不别设。但于每人前，各置一双箸一只杯，从者持壶斟酒，随饮随斟。”再如日常饭菜的种类：“寻常饭馔，村家不过一碟沉菜，富家则盛设，而不过是炒猪肉、热锅汤之类，无他异味。”[2]
作品中提到比较富裕的人家时常在三餐中食用猪肉、热汤，并对热汤的制作方法进行了叙述：“所谓热锅汤，以羊、猪、牛、鸡卵等杂种乱切相错，烹熬作汤，略如我国杂汤，素称燕中佳馔，而膻腻之甚，不堪多啜。又有所谓粉汤者，即我国水面，而和以酱水，入鸡卵，亦热锅汤之类，而稍淡不甚腻。”[2]
在制作热锅汤时，当地人会以各类牲畜、家禽、蛋类为食材，将原料随意切碎并熬制成汤，在朝鲜使臣看来，其味道腥膻油腻，而辽地人却将之视为宴饮待客的上品佳肴，这种饮食习惯与辽西走廊地区气候严寒，民众需要在极端天气中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有着密切联系。
此外，《燕行杂识》还写到当地人以茶待客的风俗：“待客必以茶行茶礼，亦如行酒，各人各钟，随饮随斟，而茶要必热。在钟稍冷，则还倾壶中。饮茶尤要缓缓，呷茶一盏，几至吸烟之久。茶不惟待客，亦无时不饮，如东八站茶贵处，以炒米代之，谓之老米茶。”[2]饮茶习俗在中国各地均十分常见，而在看似生活方式粗犷不拘的清代辽西走廊地区，人们对于接待客人的礼仪依然非常重视，如行茶礼、行酒礼等，均有条不紊，足见热诚。辽宁地区多有卖茶的商铺，如果茶的价格过高，辽地人便会将米炒熟来代替茶饮，再现了当地特有的饮茶文化。
（二）常吸南草，多制面食
清代辽西走廊地区的民众，无论男女老少，多有吸食烟草的习俗，并将烟草与茶共同作为待客之物，这一细节被李宜显记录在《燕行杂识》中：“南草，男女老少无人不吃，而待客之际，与茶并设，故称南草为烟茶。”李宜显亦在作品中描述了当地人制作、贩卖和吸食烟草的场景：“市肆尤多卖者，揭之以名烟者，处处皆是。然其草细切，晒得极干，无一点湿气。故一瞬爇尽，亦不迭吃。一竹便止，通一日所吃，多不过四五竹。”[2] 除了经常吸食烟草，辽西走廊地区民众还善于制作面食。与南方地区偏于清淡的口味不同，辽地面食的制作多选用猪油、羊油、葱蒜等口味较重、偏于油腻的食材：“所谓‘柔薄儿’以面造，似我国霜花而皱其缝。亦似我国馒头，此盖古之馒头也，其馅以猪肉和蒜为之，又以面作团饼，熬以猪羊油，轻脆易碎，似我国干饤状。其珍者和糖屑而为之，虽有精粗美恶之不等，店肆所卖，率皆此类也。又有以糖面荏子之属，合成果形，略如我国栢子饼薄馓样者，不至太甘，亦不油腻，稍为可口。大抵燕中馔品，皆以猪羊油熬成，故多有膻气，不宜于口。”[2]
李宜显不仅生动记述了辽地面食的制作程序，还将清朝、朝鲜两国的包子、馒头等面食进行了比较，再现了18时期初期辽西走廊地区独特的饮食风俗习惯。
（三）酱菜佐饭，五谷皆备
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各类谷物的种植和食用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李宜显通过在使行期间细致敏锐的观察，记叙了辽西走廊地区谷物的分布和食用情况：“五谷皆有，而蜀黍最贱，其次大豆，其次粟。大豆色黑而小者尤贱，其形扁，与我国黑豆差异，味亦薄，牛马皆饲此豆。炊饭率用小米蜀黍，而蜀黍居多，间有旱稻米。”[2]
除了谷类等主食，作品中还记录了辽地居民种植、食用蔬菜的方法：“菜则有萝葍、芹、蕨、菘、蒜诸种。或以作沉菜而味皆咸，蒜尤为恒吃之物，其有膻臭者，非特胡羯之故。亦以常常食蒜，长有荤气而然也。青瓜淹沉使咸，以佐白粥，即所谓青葅者味最佳。”[2]
辽西走廊地区的居民习惯食用酱菜，其制作方法比较简单，将黄瓜等蔬菜用盐、酱慢慢腌制而成，作为日常佐饭的食物，这种习俗与当地气候寒冷，蔬菜的种植和储存存在一定难度有关。
四、《燕行杂识》中的辽西走廊婚丧习俗
（一）北俗新婚，备以彩欌
康熙五十九年（1720）九月，李宜显随使团抵达小黑山，住宿在汉族军官吴元亮家。
在《燕行杂识》中，李宜显记叙了吴元亮家中的陈设，特别提到其家中的泥金画朱欌，即涂以金漆、饰以彩绘的柜子：“此家列置泥金画朱欌四部，以泥金书《关雎》三章，且书七言律一首。”柜子不仅装饰精美，上面还用金漆书写了《诗经·周南·关雎》和一首七律：“作对神仙降碧天，琼枝玉树共翩翩。欢腾画飞香雾，喜溢兰房散彩烟。白璧合成佳配偶，红丝系就好因缘。嫦娥自守清虚府，未睹人间美少年。”[4]
由《关雎》的寓意和七律诗的内容来看，诗歌表达了人们对新婚夫妇的美好祝愿，正如李宜显在《燕行杂识》中所言：“盖北俗当新婚，必备给彩欌，故家家有列欌，新者可知其为新婚，故者可知其为经婚之久矣。”在清代辽地婚俗中，泥金彩绘的柜子往往作为新婚陪嫁之物放置于新人的卧室内，由柜子的新旧程度便可推知主人成婚的时间长短。
（二）崇尚火葬，殡仪有序
除了记录辽西走廊地区的婚俗习惯，李宜显对当地丧葬习俗亦有深入细致的考察，如对丧服的描述：“丧服以白大布制服，而无以麤布者。”
令李宜显深感诧异的是，辽地人对待丧葬仪式的态度与笃信儒家礼仪的汉族文化有所不同：“既殡之后，饮酒食肉如常。”在儒家传统丧葬制度中，家中逢有丧事，需要在丧事前后漫长的时间内保持异常节制的生活方式，以示对逝者的缅怀与尊重。然而辽西走廊地区属于汉、满、蒙等少数民族聚居杂处之地，在丧葬事宜上也保留着马背民族洒脱随性，不拘泥于繁文缛节的传统，殡葬仪式之后照常饮酒食肉。
在描述辽地丧葬仪式的程序时，李宜显写道：“发引之时，置生鸡一二首于棺上，莫知其所以，岂禳法耶？自发引前期，至所谓返虞时，必吹锣角打鼓钲，以此为送终之礼。”《燕行杂识》中还描述了清人的火葬习俗：“清人皆火葬，汉人则否，而近来颇有火葬者，盖染胡俗而然也。虽火葬而皆入棺烧火，收其骨，纳于器而瘗之，聚土为小堆。城邑村落及佛寺，多有露置之柩，或于柩外累砖而灰涂之。或只以石块压其上，任其朽败者有之。此则贫无葬地，或客死不能歸者，而毕竟归于烧化。见村落间祭先之处，无神主，只画像于片纸，贴于梁壁之间，前置一板，列排炉盒之属，以时焚香而已。坟墓寺观及路边堂院，多立碑碣而深其中，如神主陷中者，亦或有之。”[2]
清代初期，满族人沿袭了金代和明代女真人的丧葬习俗，以火葬为主，这一葬俗也与清代初期战争频繁，八旗部队迁徙无常的生活方式有关。
除了火化逝者遗体，用器皿承装骨灰并埋葬外，清初满族人还会为逝者举行“烧饭”仪式，即焚烧亡者的衣服、遗物等，以示对逝者的祭奠、怀念。
五、结语
李宜显的《燕行杂识》以杂录体的形式记录了康熙至雍正年间中国广阔的社会图景，特别是对辽西走廊地区民俗的考察，对于进一步发掘辽西走廊地域文化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2：485.
[2]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5册）[M].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345-480.
[3]李宜显.庚子燕行诗[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5册）[M].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155.
[4]李宜显.壬子燕行杂识[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5册）[M].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490.
作者简介：
谷小溪，女，辽宁锦州人，辽宁工业大学文化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关键词】《燕途杂识》;清代;辽西走廊;民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1）45-0059-04
基金项目：2020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域外汉籍‘燕行录’所见清代辽西走廊文献整理与研究”（L20ATQ001）。
李宜顯（1669-1745），字德哉，号陶谷，龙仁人，朝鲜肃宗年间文臣，曾任礼曹参判、刑曹判书、领议政等职。康熙五十九年（1720）和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先后以三节年贡正使和谢恩正使的身份出使清朝。使行途中，李宜显根据在中国的沿途见闻感想撰写了《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归国以后，将两部作品合编为一帙，统称《燕行杂识》。
《燕行杂识》共三万余字，通篇为杂录体，记载了康熙至雍正年间中国的社会风貌，涉及外交礼仪、建筑民居、游乐技艺、衣冠服饰、山川风貌、人文胜迹等诸多领域的内容。其中，李宜显详实记叙了广宁、锦州、宁远、山海关等东北、华北地域的市井民俗，为清代辽西走廊地域文化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域外文献资料。
本文从服饰习俗、民居习俗、饮食习俗和婚丧习俗等几个方面着笔，结合李宜显的《燕行杂识》及其在使清途中创作的燕行诗文，探讨作品反映出的清代辽西走廊社会风貌。
一、《燕行杂识》中的辽西走廊服饰习俗
衣着服饰是各个国家、民族的重要生活内容和民俗标志，不仅具有御寒保暖、遮蔽身体、保护皮肤等基本功能，还因地域、环境、风俗的差异而彰显出不同的生活情态、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
18世纪初期，辽西走廊地区属于汉、满、蒙、朝鲜等多民族聚居之地，当地居民的衣着服饰鲜明地体现出各民族杂处的独特生活习俗。李宜显在使行途中对当地官员、百姓等不同阶层人士的衣着服饰进行了细致观察，在《燕行杂识》中留下了翔实生动的记载。
（一）喜穿黑衣，尊卑有别
“中国服饰与服饰文化的发展、演变的历程表明，随着文明传播与时代进步，御寒避暑已不再是服饰的主要功能。与此相应，服饰及文化的政治、礼教等一系列社会功能连同服饰的展示等社会作用，却愈益凸显，并且不断得以强化，从而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注入了异常丰富的内涵。而在此过程中，清代服饰从官到民各个层次的规制与样式都表现得尤为突出。”[1]
李宜显在《燕行杂识》中记载了清代辽西走廊地区的满族人喜欢穿着黑色衣服的风俗：“胡人常时所服皆黑衣。”“女子无论老少，并收发作髻，裹以黑缯之属，额贴玉版，被绮縠，涂粉簪花。”“男女衣服，无论奢俭，色俱尚黑，而汉女则不尽然，穿青红袴者多。”[2]由文中可以看到，清朝时期，满族人无论男女老少，身份高低，都习惯在日常生活中穿着黑色的衣服，满族女子喜欢用黑色丝织品来包裹发髻，出身富贵者还会选用玉石、花朵来进行装饰。相比之下，汉族女子的服饰颜色更为鲜艳和多样化，体现出不同的民族服饰风格。
除了满族人的日常装束，李宜显还在《燕行杂识》中提到满族官员的服饰穿戴：“而朝服则有‘披肩’‘接袖’‘马踢胸’等名。其帽顶带版，坐席补服，各以品级不同。盖帽顶以衘红石为贵，其次蓝石，其次小蓝石，其次水精，其次无衔为下。带版玉为贵，其次起花金，其次素金，其次羊角为下。坐席有头爪虎皮为贵，其次无头爪虎皮，其次狼，其次獾，其次貉，其次野羊，其次狍，其次白毡为下。夏则三品以上红毡，四品以下皆白毡云。补服文禽武兽，悉遵明制。里衣其长及踝，狭袖而阔裾。表衣其长至腰，两袖及肘，是谓接袖。裁锦帽贯顶加肩，前后蔽领，是谓披肩。披肩及表里衣皆黑，而其绣以四爪蟒为贵。补服在表，束带在里。文武四品以上，方许挂数珠，拴马踢胸。马踢胸未详其制。此等服色虽非华制，其贵贱品级亦章章不紊矣。”[2]李宜显对满族官员的官服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描摹，其中“披肩”“接袖”“马踢胸”等皆为具有满族文化特色的服饰，这种设计与满族善骑射、喜游猎的民俗文化传统十分契合。文中还指出满族官员以官帽顶端镶嵌的宝石、座席的材质及披肩上刺绣的图案来区分官阶品级的高低，体现出满族服饰文化中尊卑有别、井然有序的一面。
（二）胡帽胡服，粗犷不拘
在《燕行杂识》中，李宜显记录了辽西走廊地区百姓的日常穿着：“男子所着胡帽及裘，富厚者用貂，其次用羔羊杂兽皮，而不用狗皮。凡着裘，必使毛在表。男女衣俱无袵，内外所着，又无敛结之带，皆以小团珠无数纽缀，解脱衣服之际，甚不容易。”[2]
从文中可以看到，当地满族百姓都习惯头戴胡帽，身穿毛裘，服装上没有衣衽和衣带，仅用小团珠纽缀而成，这种衣着习惯与汉民族传统服饰中的宽袍大袖形成鲜明对照。“男子无论贵贱，皆穿鞋穿靴，虽驱车者亦然。其鞋皆用布帛造，皮造者无，麻鞋、藁鞋亦无。凤城沈阳之间，或穿皮袜，即我国所称‘月吾其’者。胡女不缠脚，亦或穿靴。小儿虽数岁者，亦皆穿袜穿鞋靴，无赤脚者。其着衣束带着胡帽，亦与长者无异，只以其面貌，别其长幼。”[2]满族人日常皆穿鞋子或靴子，满族女子亦是如此，而没有缠足等恶习。
在《燕行杂识》中，李宜显翔实再现了18世纪初期辽西走廊地区满族民众头戴胡帽，身穿胡服，粗犷豪放的形象，这种服饰习俗与满族人长久以来崇尚游牧、骑射的民族生活属性和文化渊源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燕行杂识》中的辽西走廊民居习俗
（一）土屋居多，炕灶同室
民居习俗是考量一个国家、民族生活方式的重要标识，民居的建筑方式、架构风格等往往与当地的地理、气候、水文环境和历史、社会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燕行杂识》中，李宜显对辽西走廊地区的民居建筑进行了描摹：“公私屋大抵多南向，虽下户草家，皆五梁，梁长者二十余尺，小不下十四五尺，其大屋七梁九梁者或有之。亦或有无梁之屋，而无论间架多少，皆‘一’字，无曲折连络之制，而前面中央为门，左右设窗。东西北三面皆筑墙。而北墙当中设门，与南门相直，通人往来。”[2]由文中可见，清初辽西走廊地区的民居建筑以“一字屋”居多，在房梁正前方建门，再于门的左右开凿窗户。正门和窗户朝南开放，以便于房屋采光和避开北方袭来的寒流。其他三面则以围墙环绕，北墙处再凿出一门，与南门相对，这种建筑结构简洁实用，为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当地居民习惯在炕上坐卧休息，卧室中临近窗台筑有火炕，表面以砖瓦覆盖，灶台则同样修筑在卧室中，与火炕相连，这种东北地区独特的民居习俗被李宜显如实记录下来：“室中附窗为炕，其高可踞，长可一间，广可卧，而足不可伸。炕外皆铺砖，而贫者否。灶在室中，皆安釜炊，烟恒满而人不以为苦，由其习惯为常而然也。”[2]
此外，《燕行杂识》中还提到：“自凤城至周流河，草家居多。自周流河至山海关，土屋居多。自有土屋以后，间有瓦家，而绝不见草家，此无草而然也。”[2]清代初期，由于气候、地理环境和战争动乱等原因，辽西走廊地区的民居建筑材料异常简陋。从凤凰城至周流河区域，沿途民居多以草为建筑材料，草屋顶上用泥土平涂，从而避免漏入雨雪，再用茅草覆盖屋顶。从周流河至山海关，由于气候干燥少雨，且多大风、沙尘天气，该地域的民居多用泥土、木头等做建筑材料。
（三）善饲牲畜，以利农商
辽西走廊地区的居民由汉、满、蒙等不同民族构成，其中满、蒙等少数民族惯于骑射游猎，亦善于饲养牲畜。在《燕行杂识》中，相关记载屡见不鲜：“东八站及锦州卫最多驴，关内人多于此处买去。驴役最苦，人骑之外，驮柴驮水，转碾转磨皆用驴。至或代牛而耕，耕法关内农器轻便，或以驴或以人引之。”[2]清初锦州地區的百姓习惯养驴，除了作为脚力供人骑乘，当地人还以驴作为拉磨、耕田的工具和贩卖的商品。李宜显还写到驴推碾拉磨的场景：“以扁圆大石置地上，中央插一木柱，又用数尺许大圆石穴其中，贯以木，作活机。以其一头系于柱，一头驾驴而转之，是谓碾。家家有之，碾粟成米，亦碾木麦。此外又有磨，其制与我国同，而皆用驴转，碾驴磨驴皆笼其目，以其游目四顾，忘其转也。一人执鞭而临之，终日不息其转。”[2]
在当地集市中，牛羊也是颇受欢迎的商品，“牛体小角长，曲而向前，其形与我国牛不同，又不穿鼻，但以绳络两角。”“自沈阳至北京，羊群甚多，辄以红丝系角，头背间皆打朱点，所以别之也。每朝，列置市廛之旁，几至百数，俯首齐足，整立不乱，亦可异也。”[2]
此外，《燕行杂识》还写到清代辽西走廊地区居民善于饲养骆驼：“槖驼本出沙漠，以其能载重远致，多有畜养者。其形高可一丈，身瘦头小，项细而下曲，行则随步伸缩。头如羊，足如牛，而蹄薄小在毛底。背有两肉峰，自成鞍形。前峰有毛散垂，如马之有鬣。其峰肥则硬起，瘦则软伏，故常饲盐，盖食盐则肥也。近人即鼻喷黄水，臊臭不可近，以索穿鼻而制之。其力可任三马所载，其声似牛而嘶，性喜风，有风则必作声以应之。”[2]作者在《槖驼》一诗中写道：“天生双峙肉鞍高，载重能驰百丈皋。听说曾为西域畜，迩来驯牧遍城壕。”[3]骆驼性情驯顺，能长期忍耐饥饿，在气候严寒、风沙弥漫的辽西走廊地区，居民多用骆驼来驮运重物或作为商品进行贩卖。当地人在饲养牲畜的过程中，时常给骆驼喂食盐类，以便使骆驼肥壮有力，此类细致的观察均被李宜显记录在作品中，以“他者”视角考察清代社会风貌和辽西走廊民俗风情。
三、《燕行杂识》中的辽西走廊饮食习俗
（一）喜食汤粥，以茶待客
饮食是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各个国家、区域的不同饮食习惯可以深刻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差异。在《燕行杂识》中，李宜显详细描写了辽西走廊地区民众的日常饮食习俗，如待客之礼：“朝夕之馈，或饭或粥。男女围一桌而坐，各以小器分食。一器尽，又添一器，随量而止。飨宾，主客共一桌，客至数人，亦不别设。但于每人前，各置一双箸一只杯，从者持壶斟酒，随饮随斟。”再如日常饭菜的种类：“寻常饭馔，村家不过一碟沉菜，富家则盛设，而不过是炒猪肉、热锅汤之类，无他异味。”[2]
作品中提到比较富裕的人家时常在三餐中食用猪肉、热汤，并对热汤的制作方法进行了叙述：“所谓热锅汤，以羊、猪、牛、鸡卵等杂种乱切相错，烹熬作汤，略如我国杂汤，素称燕中佳馔，而膻腻之甚，不堪多啜。又有所谓粉汤者，即我国水面，而和以酱水，入鸡卵，亦热锅汤之类，而稍淡不甚腻。”[2]
在制作热锅汤时，当地人会以各类牲畜、家禽、蛋类为食材，将原料随意切碎并熬制成汤，在朝鲜使臣看来，其味道腥膻油腻，而辽地人却将之视为宴饮待客的上品佳肴，这种饮食习惯与辽西走廊地区气候严寒，民众需要在极端天气中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有着密切联系。
此外，《燕行杂识》还写到当地人以茶待客的风俗：“待客必以茶行茶礼，亦如行酒，各人各钟，随饮随斟，而茶要必热。在钟稍冷，则还倾壶中。饮茶尤要缓缓，呷茶一盏，几至吸烟之久。茶不惟待客，亦无时不饮，如东八站茶贵处，以炒米代之，谓之老米茶。”[2]饮茶习俗在中国各地均十分常见，而在看似生活方式粗犷不拘的清代辽西走廊地区，人们对于接待客人的礼仪依然非常重视，如行茶礼、行酒礼等，均有条不紊，足见热诚。辽宁地区多有卖茶的商铺，如果茶的价格过高，辽地人便会将米炒熟来代替茶饮，再现了当地特有的饮茶文化。
（二）常吸南草，多制面食
清代辽西走廊地区的民众，无论男女老少，多有吸食烟草的习俗，并将烟草与茶共同作为待客之物，这一细节被李宜显记录在《燕行杂识》中：“南草，男女老少无人不吃，而待客之际，与茶并设，故称南草为烟茶。”李宜显亦在作品中描述了当地人制作、贩卖和吸食烟草的场景：“市肆尤多卖者，揭之以名烟者，处处皆是。然其草细切，晒得极干，无一点湿气。故一瞬爇尽，亦不迭吃。一竹便止，通一日所吃，多不过四五竹。”[2] 除了经常吸食烟草，辽西走廊地区民众还善于制作面食。与南方地区偏于清淡的口味不同，辽地面食的制作多选用猪油、羊油、葱蒜等口味较重、偏于油腻的食材：“所谓‘柔薄儿’以面造，似我国霜花而皱其缝。亦似我国馒头，此盖古之馒头也，其馅以猪肉和蒜为之，又以面作团饼，熬以猪羊油，轻脆易碎，似我国干饤状。其珍者和糖屑而为之，虽有精粗美恶之不等，店肆所卖，率皆此类也。又有以糖面荏子之属，合成果形，略如我国栢子饼薄馓样者，不至太甘，亦不油腻，稍为可口。大抵燕中馔品，皆以猪羊油熬成，故多有膻气，不宜于口。”[2]
李宜显不仅生动记述了辽地面食的制作程序，还将清朝、朝鲜两国的包子、馒头等面食进行了比较，再现了18时期初期辽西走廊地区独特的饮食风俗习惯。
（三）酱菜佐饭，五谷皆备
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各类谷物的种植和食用是最为重要的内容。李宜显通过在使行期间细致敏锐的观察，记叙了辽西走廊地区谷物的分布和食用情况：“五谷皆有，而蜀黍最贱，其次大豆，其次粟。大豆色黑而小者尤贱，其形扁，与我国黑豆差异，味亦薄，牛马皆饲此豆。炊饭率用小米蜀黍，而蜀黍居多，间有旱稻米。”[2]
除了谷类等主食，作品中还记录了辽地居民种植、食用蔬菜的方法：“菜则有萝葍、芹、蕨、菘、蒜诸种。或以作沉菜而味皆咸，蒜尤为恒吃之物，其有膻臭者，非特胡羯之故。亦以常常食蒜，长有荤气而然也。青瓜淹沉使咸，以佐白粥，即所谓青葅者味最佳。”[2]
辽西走廊地区的居民习惯食用酱菜，其制作方法比较简单，将黄瓜等蔬菜用盐、酱慢慢腌制而成，作为日常佐饭的食物，这种习俗与当地气候寒冷，蔬菜的种植和储存存在一定难度有关。
四、《燕行杂识》中的辽西走廊婚丧习俗
（一）北俗新婚，备以彩欌
康熙五十九年（1720）九月，李宜显随使团抵达小黑山，住宿在汉族军官吴元亮家。
在《燕行杂识》中，李宜显记叙了吴元亮家中的陈设，特别提到其家中的泥金画朱欌，即涂以金漆、饰以彩绘的柜子：“此家列置泥金画朱欌四部，以泥金书《关雎》三章，且书七言律一首。”柜子不仅装饰精美，上面还用金漆书写了《诗经·周南·关雎》和一首七律：“作对神仙降碧天，琼枝玉树共翩翩。欢腾画飞香雾，喜溢兰房散彩烟。白璧合成佳配偶，红丝系就好因缘。嫦娥自守清虚府，未睹人间美少年。”[4]
由《关雎》的寓意和七律诗的内容来看，诗歌表达了人们对新婚夫妇的美好祝愿，正如李宜显在《燕行杂识》中所言：“盖北俗当新婚，必备给彩欌，故家家有列欌，新者可知其为新婚，故者可知其为经婚之久矣。”在清代辽地婚俗中，泥金彩绘的柜子往往作为新婚陪嫁之物放置于新人的卧室内，由柜子的新旧程度便可推知主人成婚的时间长短。
（二）崇尚火葬，殡仪有序
除了记录辽西走廊地区的婚俗习惯，李宜显对当地丧葬习俗亦有深入细致的考察，如对丧服的描述：“丧服以白大布制服，而无以麤布者。”
令李宜显深感诧异的是，辽地人对待丧葬仪式的态度与笃信儒家礼仪的汉族文化有所不同：“既殡之后，饮酒食肉如常。”在儒家传统丧葬制度中，家中逢有丧事，需要在丧事前后漫长的时间内保持异常节制的生活方式，以示对逝者的缅怀与尊重。然而辽西走廊地区属于汉、满、蒙等少数民族聚居杂处之地，在丧葬事宜上也保留着马背民族洒脱随性，不拘泥于繁文缛节的传统，殡葬仪式之后照常饮酒食肉。
在描述辽地丧葬仪式的程序时，李宜显写道：“发引之时，置生鸡一二首于棺上，莫知其所以，岂禳法耶？自发引前期，至所谓返虞时，必吹锣角打鼓钲，以此为送终之礼。”《燕行杂识》中还描述了清人的火葬习俗：“清人皆火葬，汉人则否，而近来颇有火葬者，盖染胡俗而然也。虽火葬而皆入棺烧火，收其骨，纳于器而瘗之，聚土为小堆。城邑村落及佛寺，多有露置之柩，或于柩外累砖而灰涂之。或只以石块压其上，任其朽败者有之。此则贫无葬地，或客死不能歸者，而毕竟归于烧化。见村落间祭先之处，无神主，只画像于片纸，贴于梁壁之间，前置一板，列排炉盒之属，以时焚香而已。坟墓寺观及路边堂院，多立碑碣而深其中，如神主陷中者，亦或有之。”[2]
清代初期，满族人沿袭了金代和明代女真人的丧葬习俗，以火葬为主，这一葬俗也与清代初期战争频繁，八旗部队迁徙无常的生活方式有关。
除了火化逝者遗体，用器皿承装骨灰并埋葬外，清初满族人还会为逝者举行“烧饭”仪式，即焚烧亡者的衣服、遗物等，以示对逝者的祭奠、怀念。
五、结语
李宜显的《燕行杂识》以杂录体的形式记录了康熙至雍正年间中国广阔的社会图景，特别是对辽西走廊地区民俗的考察，对于进一步发掘辽西走廊地域文化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陈高华，徐吉军.中国服饰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2：485.
[2]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5册）[M].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345-480.
[3]李宜显.庚子燕行诗[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5册）[M].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155.
[4]李宜显.壬子燕行杂识[G]//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35册）[M].首尔：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490.
作者简介：
谷小溪，女，辽宁锦州人，辽宁工业大学文化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