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马克思劳动从属于资本理论表明,劳动从属性与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控制权反向变化,明辨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从属性强度的关键在于考察劳动过程控制权演化的特点和影响。在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平台经济下,劳动时间和地点等控制权向网约工转移,劳动的人身和组织从属性弱化;劳动过程控制权的生成根源由物质资本所有权向数据所有权扩展,劳动的数据从属性强化;劳动过程控制手段数字化且重点不一,劳动从属性多层分化;劳动过程控制主体向消费者扩展,劳动从属性易被遮蔽。有效保护网约工权益,需要以"自主劳动→从属劳动"为据分类推进劳动关系
【机 构】
：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上海201602
【基金项目】
：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课题“中国特色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研究”(编号:16ZY02-09)的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马克思劳动从属于资本理论表明,劳动从属性与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控制权反向变化,明辨技术进步条件下劳动从属性强度的关键在于考察劳动过程控制权演化的特点和影响。在以网络和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平台经济下,劳动时间和地点等控制权向网约工转移,劳动的人身和组织从属性弱化;劳动过程控制权的生成根源由物质资本所有权向数据所有权扩展,劳动的数据从属性强化;劳动过程控制手段数字化且重点不一,劳动从属性多层分化;劳动过程控制主体向消费者扩展,劳动从属性易被遮蔽。有效保护网约工权益,需要以"自主劳动→从属劳动"为据分类推进劳动关系保护,完善政府、工会、平台、消费者协同共促的社会保护。
其他文献
财政制度安排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一体化实践看,财政制度安排主要着力于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区域税收征管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生态环境治理一体化等方面.现行的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区域规划与财税政策、要素市场与财政支持、传统税制与税收利益、资源环境与生态补偿等综合性因素相互交织,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一体化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财政制度应调动各地方政府积极性,引导地方行为模式转变,着力推动财政总量、财政结构、财政工具、
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面度量金融体系发展程度尤为重要.本文从规模、活力、效率、稳定性、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五个维度,将金融体系整体的发展程度指数化,并利用跨国样本实证检验该指数的合理性.结果表明:越发达的经济体,其金融发展指数越高,但金融体系具有多层次性与复杂性特征,各经济体金融体系的发展各有其侧重点与比较优势.各经济体政策制定者在制定金融发展战略过程中,应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构建多层次、综合发展的金融体系,以保障金融体系的融资供给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相匹配.
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实践意义.构建指标体系测算近15年(2005—2019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在展现时空特征的基础上,借助障碍度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分别剖析省域农业农村现代化结构差异和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区域差异化推进和协调发展提供借鉴.结果表明:2005—2019年我国省域农业农村现代化整体水平逐年递增,由四大区域内部差异主导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域差异呈缩减态势,但农业生产、经营和产业结构现代化水平有明显发散迹象;我国省域农业农村现代
乡村振兴战略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大学生融入乡村振兴也能够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但目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创业意愿不强,乡村振兴人才需求与高校毕业生供给存在供需矛盾,促进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创业的支持体系尚不完善.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创业,应构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教育支持体系,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村就业创业政府支持体系,发挥社会资源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村就业创业中的协同作用.
城乡作为典型的区域类型,其差距是区域发展差距的主要表现形式,因而城乡协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大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虽然近年来在国家多方面支持下农村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受制于自然条件、现实基础、体制机制等因素,农村经济仍相对薄弱。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动能来自于城市。在具体方略上,则应紧紧围绕"人、地、统、同、融"五个字下功夫,做到多管齐下、多策并举。
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区域的高质量发展对于丰富中国特色区域研究的理论体系,探索区域发展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区域高质量发展可以被视为区域发展的一种高级状态,梳理区域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形成过程发现,我国区域增长或区域发展的理念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四个阶段。区域高质量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着眼于区域发展中的顽症和新出现的问题,其理论内涵丰富,是在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区域发展逐
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发展迅速,降低了知识传播的空间阻隔,促进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9-2016年264个地级市数据,通过多期DID方法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创新水平,但对不同规模和地理区位的城市存在差异。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存在城市规模的门槛效应,高铁开通对超大城市创新发展的作用最显著,其次是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在地理区位方面,高铁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存在空间上的有效区间,高铁开通对距中心城市2小时圈层城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