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至年中，面对日趋复杂的经济形势，一些地方政府开始给“稳增长”私下定指标：一些省市将目标确定为“保8”，一些市县则抬高一阶确定为“保9”。加上正被热议的“新刺激政策”，中国似乎又要打一场“保增长战役”。
　　这些现象和心态，并非理性行为。必须尽快走出对“稳增长”的认识误区，并在操作层面对政绩考核机制做相应调整，以腾出更多空间进行调结构和深化改革。
　　认识误区在于，“稳增长一定有个具体的目标”，如保8%或保9%。事实上，这种缺乏弹性的目标容易产生至少三方面的负面效果：
　　一是每次经济增长下滑时，地方政府都希望拿到“稳增长”的尚方宝剑，这样上项目的各种限制放松，许多不好的项目如环评过不了，或有明显争论的项目都是借稳增长之力而“逆流而上”，最终导致不顾后果的扩张。追求短期利益，与长期的调结构转方式产生巨大冲突。中央长期倡导的调结构转方式的战略目标就有被拖延乃至落空之虞。
　　二是，在实现预设的“稳增长”目标的过程中，存在代价考量问题。一般的结果是：保住了增长，但代价过于高昂，并产生许多负面效应。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不能低于8%，或测算出长期有9%以上的增长潜力，所以要“确保”。这样的论断偏于主观。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家提出“保8”，那时中国GDP规模还较小，亚洲金融危机也仅是一种区域性危机，提“保8”还可以接受。
　　如今，情况完全改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处于大调整或一个较长期的低迷之中，中国GDP基数也增大了数倍，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在减弱、新的竞争力还未形成。这种情况下再提“保8”是否有可能、有必要深入研究，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在增长目标与代价之间取得平衡。
　　三是，过于确定的稳增长目标，容易成为各种崩溃论、反宏观调控论的“由头”。中国GDP就不能低于8%吗？低于8%就会崩盘吗？中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增长10%，在另一些时期也可能增长7%，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保持8%以上或10%左右的水平。在规模已经很大、外部环境明显恶化、自身结构性矛盾凸显的情况下，调低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合理的选择，也是降低风险、保安全的选择。
　　继续保持高增长目标风险较大，甚至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房价不能跌、增长不能低，低了中国社会就不能承受，这或多或少是一种带“挟持性”味道的说法，甚至可能是某些既得利益者继续保持利益不受侵害的说辞。
　　走出认识误区之后，可将稳增长目标确定为一个区间，如6%至9%，9%以上的增长代价过大，要主动加以调控，使其降下来；而6%以下的增长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
　　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放慢是一种内在趋势，也是结构调整的一种内在要求。增长在6%?9%之间是可以接受的，不能说低于8%就不好，高于8%就是好，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弹性目标，而不是刚性目标；是长期目标，不是短期目标。
　　在操作层面，为了让地方政府更好地配合“稳增长调结构”，在“十二五”以后的较长时间内，衡量经济发展好坏的指标应做较大调整，最终形成新的政绩激励机制。
　　未来的发展要看两个速度，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结构调整的速度。总体来讲，要适当淡化增长速度，同时，明显强化用结构调整速度来评估经济增长的好坏。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了，但结构调整速度加快了，这样的增长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相反，经济增长率较高但结构调整速度极慢或长期停滞不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必然较低，这样的高增长不必强行维持。
　　强化调结构，用结构调整的速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这对东部发达地区来讲，尤其重要。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未来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消费、靠服务业、靠产业升级及创新驱动，这些新驱动力用增长率指标衡量将是明显偏慢的，但效益和效率却可能是较高的，因为附加值更高、创造增加的机会更多。
　　对中西部的一些落后地区来讲，调结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增长速度快点也是必要的，可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这对全国来讲，是区域差距缩小的过程，是区域协调，也可避免过去区域发展的过度同质化问题。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