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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居于贵州西南部，与滇、桂相接，历史上曾为夜郎的重要组成部分。夜郎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古国，存在时间大约300年。西汉武帝时期，归附汉朝，“其地分隶犍为郡和牂牁”。（1）
20世纪70年代以来，黔西南地区发掘清理以交乐墓群和万屯墓群为主的东汉时期墓葬约30座，出土的随葬器物种类颇为丰富，陶明器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汉代黔西南地区的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择取黔西南地区现存部分陶明器作简要分析。
● 文献中的明器和“俑”
明器是“有形无实之器”“送死之器”，是指仿造实用器物制作的或其形为实用器物、专门为死者制作而成的随葬器物（2）。关于“明器”的记载有“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3）
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中，明器种类、数量十分丰富，有按照质地划分有木、石、陶、金属等，也有工具、器皿、兵器、乐器、人、动物以及建筑模型等类别。而作为明器种类之一的“俑”，出现和使用在墓葬中，具有特殊的意义。（4）
关于“俑”的记载，最早有“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5）又有记载“孔子谓明器者，如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6）。对于“俑”的定义，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是“从葬的偶人”（7），即“古代坟墓中陪葬俑的偶人”（8）。
俑最初是用茅草扎成人形，“又称‘刍灵’，以后改为用陶、木制作”（9），到了汉代俑的质地较为多样，其中多数为陶质，包含乐舞、百戏、侍仆、仪仗等人物俑，同时还有牛、鸡、犬、猪等动物俑。
● 黔西南出土陶明器种类
黔西南地区出土的随葬明器主要包含有人物俑、动物俑、模型明器以及生产生活用具。
（一）人物俑
1.抚琴俑（图1）：东汉，通高34、琴长35.8厘米。泥质灰陶。该俑为跪坐式，头戴介帻，面庞长圆，展眉笑目，身着右衽交襟宽袖袍，跪坐，琴置于双膝之上，双手呈抚琴状。陶俑神情自然陶醉，表情生动丰满。
抚琴俑出土于交乐墓群6号墓，所处时代大致为东汉晚期，其与洛阳东北郊东汉墓（所处时代大致为东汉中期）出土的抚琴俑（10）与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汉墓M5出土的抚琴俑（11），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2.俳优俑（图2）：东汉，通高22厘米。泥质灰陶。上身长，下身短。头戴巾帻，眉骨突出，额头有三道皱纹，浓眉弯曲，眯眼，张口吐舌，上下两排牙齿整齐露出，面部丰满。上身袒露，缩颈耸肩，腹部圆鼓。双臂残缺。下身着裈，滑落至下腹部，双腿弯曲，左腿前蹲，左脚已残，右腿后屈。表情滑稽，动作夸张，刻画出一个陶醉在表演中的俳优形象。
关于俳优俑，有着“说唱俑”“说书俑”“击鼓俑”等不同的命名，然而从所处时代、身份等反面来看，将该类俑称作说唱俑是不妥当的（12）。首先，汉代文献中并未发现记载有“说唱”一词，这一词最早见于宋代。《都城纪胜》中记载：“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八曲、说唱。”该伎艺是在唐宋以后才形成的曲艺品种。其次，从出土的实物资料，再结合文献中对俳优的描述，这类俑应该被称为俳优俑（13）。
3.聆听俑（图3）：东汉，通高30.4厘米。泥质灰陶。头戴介帻，身着交领右衽袍，袍内着圆领衫。脸部上仰，上身前倾，跪坐，左手置于左腿外侧，右手抚耳，作聆听状。
此俑出土于交乐墓群19号墓，其与洛阳烧沟西M14（14）、重庆万州安全墓地M12出土的聆听俑（15），在服饰、形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3.庖厨俑（图4）：东汉，通高25.7厘米。泥质灰陶。头戴巾帻，面庞长圆，弯眉，低目，鼻翼微宽，双唇紧抿。身着右衽交襟宽袖袍，袍袖翻折至肘部，跪坐，身前置一俎案，案上有鱼，右手執鱼，左手执刀。
此俑出土于交乐墓群19号墓，时代约为东汉晚期，四川、河北均发现有此类陶俑，如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汉墓M6（16）和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17），其中青白江区跃进村汉墓M6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为东汉晚期偏早。交乐19号墓庖厨俑与于家村一号墓基本属于同一时期，但就形态服饰及制作工艺来看，交乐19号墓庖厨俑与跃进村汉墓M6出土的庖厨俑更为接近。
（二）动物俑
1.陶鸡
1.1子母鸡：东汉，通高18、残长21厘米。体中空。母鸡作蹲伏状，双目圆睁，尾羽上翘，背部驮一雏鸡，左右羽翼下各拥一只雏鸡。冠、爪处残存红色彩绘，着色鲜艳。
1.2雄鸡：东汉，通高28、长24厘米。体中空。站立状，曲项平首，矮冠，双目圆睁，尖喙闭合，双翼敛合，翘尾。冠、肉髻、尾、翼、爪残存红色彩绘。
子母鸡与雄鸡均出土于交乐墓群6号墓。子母鸡在造型特征和制作工艺上与忠县老鸹冲AM4出土陶母鸡十分相似（18）。雄鸡在形态上与丰都上河嘴墓M3出土的雄鸡（19）较为类似。
2.陶牛（图5）：东汉，通高27厘米。泥质灰陶。手制，中空。呈站立状，昂首，睁目前视，两角内弧上翘，鼻孔怒张，躯干、四肢健壮有力，长尾。出土于交乐19号墓。
（三）模型明器
水塘稻田模型（图6）：东汉，口径48、底径43、高6厘米。泥质灰陶。平面呈圆形，敞口，宽平沿，浅腹，腹壁斜直，平底。整个模型由水塘和稻田两部分组成，用象征堤坝的泥条隔开，水塘与稻田交接处中心位置有一通水涵洞。水塘内贴塑有鱼、田螺、莲蓬、菱角、泥鳅、莲叶。稻田部分分为6个区域，以象征田埂的泥条隔开，区域内阴刻禾苗，每条田埂均有通水缺口，方便灌溉。 目前出土的汉代水田模型主要集中分布在四川东部、重庆地区以及陕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地也有发现，不同类型的水田模型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不同条件的土地的开发利用情况。（20）
（四）生产生活用具
1.釉陶罐：东汉，口径3.1、腹径9.4、底径5、高6厘米。泥质白陶。小口微侈，尖唇，领向内斜直，斜肩，曲腹，下腹部弧收至底，平底;肩饰一周凹弦纹，并饰对称双系，桥形;器身上半部分施釉，局部剥蚀。交乐墓群7号墓出土。
2.陶钵：东汉，口径18.5、高7.3厘米。夹砂灰陶。敛口，方唇，曲腹，假圈足，腹饰凹弦纹一周。交乐墓群7号墓出土。
交乐墓群出土器物，如陶罐、陶钵等从总体风格到个体形态，其面貌特征与同时期汉墓基本相同。（21）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随着对西南地区开发的不断深入，当时的黔西南地区形成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厚葬之风盛行，即所谓“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22）陶明器作为仿造实用器物而制作的随葬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黔西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这对研究汉代黔西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作者工作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
参考文献
（1）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509;
（2）蔡永华，试论明器在丧葬中的作用（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1）;
（3）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27;
（4）杨帆，汉代乐舞百戏俑相关问题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2：2;
（5）杨伯峻，孟子译注（M），1960，北京：中华书局，1988：9;
（6）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6-277;
（7）凌宇，俑义考述（J），理论月刊，2011，（7）：75-78;
（8）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22;
（9）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23;
（1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北郊东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8）：37-40;
（11）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青白江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9，（8）：27-28;
（12）于天池，两汉俳优解（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2）：96;
（13）于天池、李书，是“说唱俑”还是“俳优俑”？——汉代崖墓“说唱俑”考辨（J），文艺研究，2005，（4）：98;
（1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烧沟西14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3，（4）：34;
（15）重慶市文化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重庆万州安全墓地1998年汉墓发掘简报（J），文博，2001，（4）：20;
（16）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青白江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9，（8）：29;
（17）迁安县文物保管所，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清理（J），文物，1996，（10）：39;
（18）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物局，忠县老鸹冲遗址（墓葬部分）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852-858;
（19）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重庆市文物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上河嘴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1066-1074;
（20）罗二虎，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类型（J），考古，2003，（4）：74-79;
（21）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1953-1993），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263;
（22）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2：353。
20世纪70年代以来，黔西南地区发掘清理以交乐墓群和万屯墓群为主的东汉时期墓葬约30座，出土的随葬器物种类颇为丰富，陶明器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汉代黔西南地区的丧葬习俗、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等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择取黔西南地区现存部分陶明器作简要分析。
● 文献中的明器和“俑”
明器是“有形无实之器”“送死之器”，是指仿造实用器物制作的或其形为实用器物、专门为死者制作而成的随葬器物（2）。关于“明器”的记载有“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3）
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中，明器种类、数量十分丰富，有按照质地划分有木、石、陶、金属等，也有工具、器皿、兵器、乐器、人、动物以及建筑模型等类别。而作为明器种类之一的“俑”，出现和使用在墓葬中，具有特殊的意义。（4）
关于“俑”的记载，最早有“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5）又有记载“孔子谓明器者，如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6）。对于“俑”的定义，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是“从葬的偶人”（7），即“古代坟墓中陪葬俑的偶人”（8）。
俑最初是用茅草扎成人形，“又称‘刍灵’，以后改为用陶、木制作”（9），到了汉代俑的质地较为多样，其中多数为陶质，包含乐舞、百戏、侍仆、仪仗等人物俑，同时还有牛、鸡、犬、猪等动物俑。
● 黔西南出土陶明器种类
黔西南地区出土的随葬明器主要包含有人物俑、动物俑、模型明器以及生产生活用具。
（一）人物俑
1.抚琴俑（图1）：东汉，通高34、琴长35.8厘米。泥质灰陶。该俑为跪坐式，头戴介帻，面庞长圆，展眉笑目，身着右衽交襟宽袖袍，跪坐，琴置于双膝之上，双手呈抚琴状。陶俑神情自然陶醉，表情生动丰满。
抚琴俑出土于交乐墓群6号墓，所处时代大致为东汉晚期，其与洛阳东北郊东汉墓（所处时代大致为东汉中期）出土的抚琴俑（10）与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汉墓M5出土的抚琴俑（11），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2.俳优俑（图2）：东汉，通高22厘米。泥质灰陶。上身长，下身短。头戴巾帻，眉骨突出，额头有三道皱纹，浓眉弯曲，眯眼，张口吐舌，上下两排牙齿整齐露出，面部丰满。上身袒露，缩颈耸肩，腹部圆鼓。双臂残缺。下身着裈，滑落至下腹部，双腿弯曲，左腿前蹲，左脚已残，右腿后屈。表情滑稽，动作夸张，刻画出一个陶醉在表演中的俳优形象。
关于俳优俑，有着“说唱俑”“说书俑”“击鼓俑”等不同的命名，然而从所处时代、身份等反面来看，将该类俑称作说唱俑是不妥当的（12）。首先，汉代文献中并未发现记载有“说唱”一词，这一词最早见于宋代。《都城纪胜》中记载：“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八曲、说唱。”该伎艺是在唐宋以后才形成的曲艺品种。其次，从出土的实物资料，再结合文献中对俳优的描述，这类俑应该被称为俳优俑（13）。
3.聆听俑（图3）：东汉，通高30.4厘米。泥质灰陶。头戴介帻，身着交领右衽袍，袍内着圆领衫。脸部上仰，上身前倾，跪坐，左手置于左腿外侧，右手抚耳，作聆听状。
此俑出土于交乐墓群19号墓，其与洛阳烧沟西M14（14）、重庆万州安全墓地M12出土的聆听俑（15），在服饰、形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3.庖厨俑（图4）：东汉，通高25.7厘米。泥质灰陶。头戴巾帻，面庞长圆，弯眉，低目，鼻翼微宽，双唇紧抿。身着右衽交襟宽袖袍，袍袖翻折至肘部，跪坐，身前置一俎案，案上有鱼，右手執鱼，左手执刀。
此俑出土于交乐墓群19号墓，时代约为东汉晚期，四川、河北均发现有此类陶俑，如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汉墓M6（16）和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17），其中青白江区跃进村汉墓M6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为东汉晚期偏早。交乐19号墓庖厨俑与于家村一号墓基本属于同一时期，但就形态服饰及制作工艺来看，交乐19号墓庖厨俑与跃进村汉墓M6出土的庖厨俑更为接近。
（二）动物俑
1.陶鸡
1.1子母鸡：东汉，通高18、残长21厘米。体中空。母鸡作蹲伏状，双目圆睁，尾羽上翘，背部驮一雏鸡，左右羽翼下各拥一只雏鸡。冠、爪处残存红色彩绘，着色鲜艳。
1.2雄鸡：东汉，通高28、长24厘米。体中空。站立状，曲项平首，矮冠，双目圆睁，尖喙闭合，双翼敛合，翘尾。冠、肉髻、尾、翼、爪残存红色彩绘。
子母鸡与雄鸡均出土于交乐墓群6号墓。子母鸡在造型特征和制作工艺上与忠县老鸹冲AM4出土陶母鸡十分相似（18）。雄鸡在形态上与丰都上河嘴墓M3出土的雄鸡（19）较为类似。
2.陶牛（图5）：东汉，通高27厘米。泥质灰陶。手制，中空。呈站立状，昂首，睁目前视，两角内弧上翘，鼻孔怒张，躯干、四肢健壮有力，长尾。出土于交乐19号墓。
（三）模型明器
水塘稻田模型（图6）：东汉，口径48、底径43、高6厘米。泥质灰陶。平面呈圆形，敞口，宽平沿，浅腹，腹壁斜直，平底。整个模型由水塘和稻田两部分组成，用象征堤坝的泥条隔开，水塘与稻田交接处中心位置有一通水涵洞。水塘内贴塑有鱼、田螺、莲蓬、菱角、泥鳅、莲叶。稻田部分分为6个区域，以象征田埂的泥条隔开，区域内阴刻禾苗，每条田埂均有通水缺口，方便灌溉。 目前出土的汉代水田模型主要集中分布在四川东部、重庆地区以及陕西南部、四川西南部、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地也有发现，不同类型的水田模型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不同条件的土地的开发利用情况。（20）
（四）生产生活用具
1.釉陶罐：东汉，口径3.1、腹径9.4、底径5、高6厘米。泥质白陶。小口微侈，尖唇，领向内斜直，斜肩，曲腹，下腹部弧收至底，平底;肩饰一周凹弦纹，并饰对称双系，桥形;器身上半部分施釉，局部剥蚀。交乐墓群7号墓出土。
2.陶钵：东汉，口径18.5、高7.3厘米。夹砂灰陶。敛口，方唇，曲腹，假圈足，腹饰凹弦纹一周。交乐墓群7号墓出土。
交乐墓群出土器物，如陶罐、陶钵等从总体风格到个体形态，其面貌特征与同时期汉墓基本相同。（21）
综上所述，两汉时期，随着对西南地区开发的不断深入，当时的黔西南地区形成了“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习俗，厚葬之风盛行，即所谓“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22）陶明器作为仿造实用器物而制作的随葬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黔西南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这对研究汉代黔西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作者工作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
参考文献
（1）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509;
（2）蔡永华，试论明器在丧葬中的作用（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1）;
（3）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27;
（4）杨帆，汉代乐舞百戏俑相关问题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2：2;
（5）杨伯峻，孟子译注（M），1960，北京：中华书局，1988：9;
（6）郑玄注、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6-277;
（7）凌宇，俑义考述（J），理论月刊，2011，（7）：75-78;
（8）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22;
（9）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23;
（1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北郊东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8）：37-40;
（11）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青白江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9，（8）：27-28;
（12）于天池，两汉俳优解（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2）：96;
（13）于天池、李书，是“说唱俑”还是“俳优俑”？——汉代崖墓“说唱俑”考辨（J），文艺研究，2005，（4）：98;
（1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烧沟西14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3，（4）：34;
（15）重慶市文化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重庆万州安全墓地1998年汉墓发掘简报（J），文博，2001，（4）：20;
（16）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青白江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9，（8）：29;
（17）迁安县文物保管所，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清理（J），文物，1996，（10）：39;
（18）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物局，忠县老鸹冲遗址（墓葬部分）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852-858;
（19）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重庆市文物局、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上河嘴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1066-1074;
（20）罗二虎，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类型（J），考古，2003，（4）：74-79;
（21）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发掘报告，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1953-1993），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263;
（22）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2：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