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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国画大师钱松嵒是以其山水画而闻名于世的，且有着当代中国“新山水画”代表名家的誉称。但大师被人称道的人物画，却鲜为人知。其实钱松嵒与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师一样，在国画中于山水、花鸟、人物“三者并举”。不同于他人的，是大师在旧社会“三者并举”;新中国后则以山水为主，上世纪50年代兼画花鸟、人物;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仍兼画花鸟，少画人物;到了晚年，其人物画则可谓是“凤毛麟角”了。
● 臻于高妙的古代人物画
与前辈国画大师一样，钱松嵒的人物画也是从画古代人物开始的。旧社会时先生就画过不少古代人物，但严格来说这些“古人”非其创作的人物，而是他学习唐寅、石涛、任伯年等画家。同时他当时的古代人物画中，皆不脱古人画风、不换古人面貌，似乎少了那么一点“个性”。尽管如此，其古代人物画仍然具有相当的水平，且水平线基本在民国的一般人物画之上。
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的《乾坤正气：古今名家画钟馗》中，就收录了钱松嵒于1941年所作的《钟馗》扇面画（图1）。您看这位非同一般、蹲坐着的钟馗，那不怒自威的面目上，流露的却是宽慰的眼神，使您对他有亲切之感。而从画右中的酒壶、食果，以及画左“妖氛何日净，照胆剑光寒。容易又佳节，休令酒肺干”的题识，我们才恍然大悟地了解，原来钟馗是在“佳节”开怀畅饮，这怎不令他的“怒目”却露“宽慰”之神呢？且钟馗的眼神中，似乎还自然流露出“除净妖氛”的向往，这就是钟馗此时的内心底蕴。而这种底蕴恰恰是画家最难挖掘描绘的，故此王安石才有“丹青难写是精神”之言。
而钱松嵒拟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诗意，在1945年所作的《桃李夜宴图》（图2），则是仿青莲笔意制成，以绚丽明艳的色彩表达了诗中的意境。雪白的梨花与盛开的桃花，足可状初春之景，又可衬托主角夜宴宾客的轻快心情;图中人物有的展图舒卷、饮酒吟诗，有的轻歌曼舞，而身旁童子挑灯嬉戏，歌台舞榭、曲廊回坊的场景犹如一幅古人诗意图卷。而除了绚丽动人、令人振奋的用色之外，画面人物在桃李园中吟诗作赋、把酒言欢的畅快意境，也是以“难写”的“精神”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且作品无论在立意、构图、笔墨、色彩、题句都匠心独具，不落俗套。
还有著录于凤凰出版社的《钱松嵒画集》，先生于丁亥（1947年）所作的人物画《治经图》（图3）。安乐先生即宋明理学的创始人邵雍，其所著《皇极经世书》（俗称《邵子神书》）影响巨大，被后世命理学家奉为金科玉律。钱松嵒此作所绘邵子形象庄严静穆，毫无烟火之气，已入神道;虽自称摹自“内府南熏殿先贤像册”，笔墨却浸透自己的风格，且画人物神形兼备。就此作而论，钱松嵒成就远不限于山水一端，其人物画也已臻于高妙境界。
● 新社会劳动者形象的讴歌
新中国成立后，钱松嵒十分重视人物画的创作。时代变了，现代人物的创作已是大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他从1950年开始即深入社会生活，创作出大批反映新中国各个领域建设场景的作品，其中不乏人物画佳作。
最初，钱松嵒的人物画在笔墨形式上还是比较传统的。如收录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百年梁溪》，对1950年冬开始进行的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艺术性讴歌，同时也是大师深入社会生活、以艺术语言表现新时期社会建设面貌和场景的代表作《劳动人家》（图4）。除了人物，近景中的山水的勾勒、描画、设色，都能看出钱松嵒早期的深厚功底。而画面上对肩犁、荷锄、挎镰的一家子的精心刻画，却完全表现了当时环境下“难写”的人物精神面貌和心态;尤其是骑在牛背上的小儿，不仅颇有辛弃疾词中“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般略带狡黠的天真和淳朴味道，更有作为新社会的见证者和未来的建设者的审美存在与审美期待。此作笔墨虽然比较传统，但可见钱松嵒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观察，自当得上“别具慧眼”。
而无锡博物院藏的一幅钱松嵒1950年作《磨镰图》（图5），绝非大师过去画过的“仕女图”，而是一幅有创举性的女性图。作品描绘了六位农村少女在河边磨镰的劳动情形，从艺术上显示了少女的本色之美。且在人物造型和设色上，既有本色美，又有艺术美。而“难写”的“精神”，则以六位少女脸上洋溢的幸福、满足的微笑画出，能够让人滋生出一种“天生丽质”“清水芙蓉”的审美感和想象力。
1958年，是钱松嵒中国画创新步入成熟期的转折点。此后他不断远游写生，积累素材，锤炼笔墨，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作品风格——意境深邃隽永，富有生活情趣;同时构图稳中求变，笔墨浑厚苍茫，作品中强烈的时代气息与民族的传统特色融为了一体。
新加坡出版的《虚怀斋藏中国书画精品集》中，就著录了一幅钱松嵒1958年作《大炼钢铁》（图6）。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本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会后在全国形成了“全民炼钢”的高潮。这一年钱松嵒深入无锡太湖之滨，一路观察寻找写生目标;当他目睹了万民夜以继日、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景象，心潮难平，即而下笔绘成了此图。作品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信息，虔诚地把人们热爱国家和集体、劳动不怕苦和累的精神，描绘到丹青画面上，为我们留住了那个时代的缩影。
● 反映时代生活的《治螟图》
1950年夏天，錢松喦所在的无锡师范学校响应政府号召，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治螟突击运动中。螟是危害水稻的大敌，白天伏在禾丛之间或草丛之中，幼虫钻进稻心，使水稻成为枯心苗，最终颗粒不收，老虫则躲在稻棵下面化蛹。人民政府之所以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治螟，就是要从害虫嘴里夺粮。这场治螟运动从1950年6月1日开始至8日结束，整整一周，全市各校万余人参加。治螟运动使钱松喦心情振奋，特别是学生们在秧田扑蛾、采卵的紧张治螟场面，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
著录于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钱松喦》中的《治螟图》（图7），就是钱松喦反映这一现实生活的人物画。在画作中，他一共画了21个学生人物，其中9个女生、12个男生，每个人的动作都不尽相同，并以远、近、中三部分安排人物的活动。最远处的一组3男1女，三男俯身弓腰，神情专注，一女则手持网兜，认真观察何处有螟。中间的一组由9个人物组成，其中一女以手帕擦拭脸上的汗水，其右边的四个人正集中对准一个方向扑蛾，最左边的一男动作幅度最大，像是跑过去扑捉新发现的螟虫聚集之处。近处的3女5男动作幅度都比中间大，最近的一女身背书包，手持网兜，赤脚赶来，近处的一男则两手张开做扑捉状，旁边的红衣女也张开两手前来助战……21个人物的不同动作、不同神情，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紧张而忙碌的治螟瞬间。钱松喦在构思这幅作品的过程中，把接触到的众多治螟人物素材通过认真梳理、消化后进行加工和塑造，于是，一个个人物鲜活地在画面上“动”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画作中对配景的安排费了一番匠心。画作左上端以淡墨勾出几层山峦，并不完整的山势，迤逦而沉雄。画面上的“战场”稻田大小8块，均以墨、绿点染，远处略淡，近处则浓中有淡，浓淡相互渗润，反映了他墨色巧妙结合的扎实基本功。基于此，整个画面才有了层次分明、色彩协调的效果，而左下方的几块山石、一丛花青杂树和两束淡墨水草稳稳控制整个画面的平衡度，说明大师在驾驭作品整体构架方面有着极强而深厚的功力。
就《治螟图》的艺术手法而言，可从三个方面得到一些借鉴。一是采用近乎工笔手法完成创作，收到了和现实生活更加贴近的特殊效果，这也是钱松喦对“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理论的形象诠释;二是以细腻的笔触表现人物和场景，是画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读者可以想象到画外千军万马的治螟运动，这种以少喻多的手法表现了他丰富的联想力;三是他充分发挥山水画浑厚的特点烘托画面。迤逦的山势和葱郁的稻田、浓烈的战斗气氛是画家为治螟人物刻意营造的一个美丽环境，这个环境既可使读者赏心悦目，又能使人们对治螟学生的行动产生由衷的赞美。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幅作品从正面回答了中国画不能反映火热现实生活的偏颇之见，雄辩地说明只要画家们能够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有“当随时代”的丹青精神，中国画就可以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开放出瑰丽的奇葩。钱松喦正是通过这幅作品，更加坚定了他用中国画积极反映火热现实生活的信心，因为描绘现实并不悖于其创作的初衷。
● 积极进取的“毛泽东诗意画”
上世纪50年代初，钱松喦创作不少如《红妆素裹》《喜看稻菽千重浪》等毛泽东诗词意题材的山水画。不过他还以其擅长的山水和人物相结合，创作了一幅《红军不怕远征难》（图8），并且这是他一生创作中少见的“毛泽东诗意”题材人物画作品。
此作钱松喦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意为题材，表现了他在新社会积极进取的努力。人物画形象地描绘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当时画坛上出现较早的表现毛泽东诗意的作品。而毛主席《七律·长征》中的“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在这幅作品右上角题识中被写成“金沙浪拍云崖暖”，故此作完成后一直被其家属收藏。目前，此作已在中国美术馆的“笔墨松喦·钱松喦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展出。
● 人物画中的新中国少年儿童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待兴，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了显著提高和改善，新中国少年儿童在红旗下更是茁壮成长。为此钱松喦满心欢喜，创作了如《惠山女樵》《花果满山鱼满湖》等一批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优秀人物画作，作品中更不乏如《骡儿喂草我温书》《捕雀》等少儿题材。其中创作于1953年，以新中国少先队员不畏艰险、勇攀高峰之精神为画面的《快乐的暑假》（图9），还入选了“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会”。
这幅钱松喦1954年作《儿着新裳也读书》（图10），也是大师在这一时期的人物画代表作。这件作品取宽阔之中景，主体是母子二人坐在小木船中，女儿穿上新衣裳背起书包上学去，欢呼雀跃地向船中的母亲和弟弟道别;母亲也以无限慈爱的眼神，看着女儿远去。而两只麻鸭正在船边嬉戏，三个竹篓中装着水上人家丰收的希望。且老树正發出新枝，春暖花开时节，大师还特地在船的四周画上几只盆栽，更添生活情趣，也暗示着新中国船农生活的变化。观此情此景，如不是长期观察生活，如不能娴熟地捕捉人物的形态、眼神，不会有此生趣之笔。
同年，钱松喦还创作了少儿题材人物画《画好祖国山河》（图11）。这幅收录在西泠印社出版社《艺海名家书画精选》中的作品，以纪实的方式描绘了两个系红领巾的少女，席坐在桃树下草丛中执笔写生的场景。画面色彩淡雅清新，人物动态十分生动，少女的衣着、发式皆透露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同时掩不住的浓浓春意扑面而来。作品在昂扬的时代背景下，增加了渲染，使人物画有了新意。而“画好祖国山河”的前提是爱党、爱国、爱人民，此作隐含的这种深意“精神”，也是健康、积极、向上的。
另外，钱松嵒作于1962年的《快乐的幼儿园》（图12），可见他的人物画构图别致，吸收西画技法的敷彩也具有新的格调。
这幅自称“得稿于小红花幼儿园”的作品形象生动，童趣可爱。图上画多位小孩和一位保育员老师，以中国画传统的布局，背景和衬托是些桌椅和茶缸。构图呈S形，注意聚散疏密，孩子们不同的活动位置和动作，使之与保育员老师连贯起来，孩子们围绕着老师的活动颇使观者感到有节奏、旋律之美。大师的墨线运行明确肯定，简而不繁，笔性质朴凝炼而含蓄，有助于儿童形象的塑造，衣服也有布的质感，木质玩具也有木质感，室内的陈设和人物服饰也具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吸取了民间美术中的简单、热烈、鲜明、肯定等特色，增强了画面上的厚重、光亮、旺盛，和比较单纯的真朴美。不过托儿所、幼儿园画得逼真易，但要画得有艺术性、画得美感动人，同时还必须充分体现人物的精、气、神，甚为不易。钱松嵒却能含英咀华，在利用以上画技基础上，再辅以老师认真负责、儿童无忧无虑的精神面貌之描绘，完美地画出了儿童群体生活中的一个生动侧面。
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这种“精神”在人物画中泛指画中人物和创作画家的精神。而钱松嵒在他《新生活，新笔墨》一文中，曾言“我每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中，或在不平凡的平凡小节中，一种豪迈的气概往往会油然而生……所谓气概，也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正是这种时代精神融入钱松嵒心中，从而形成了他的个人精神;他的个人精神又融入“难写”的画中，则成为了大师的“丹青”精神。结合以上钱松嵒的人物画，我们不难发现大师的此言不虚！
● 臻于高妙的古代人物画
与前辈国画大师一样，钱松嵒的人物画也是从画古代人物开始的。旧社会时先生就画过不少古代人物，但严格来说这些“古人”非其创作的人物，而是他学习唐寅、石涛、任伯年等画家。同时他当时的古代人物画中，皆不脱古人画风、不换古人面貌，似乎少了那么一点“个性”。尽管如此，其古代人物画仍然具有相当的水平，且水平线基本在民国的一般人物画之上。
广东岭南美术出版社的《乾坤正气：古今名家画钟馗》中，就收录了钱松嵒于1941年所作的《钟馗》扇面画（图1）。您看这位非同一般、蹲坐着的钟馗，那不怒自威的面目上，流露的却是宽慰的眼神，使您对他有亲切之感。而从画右中的酒壶、食果，以及画左“妖氛何日净，照胆剑光寒。容易又佳节，休令酒肺干”的题识，我们才恍然大悟地了解，原来钟馗是在“佳节”开怀畅饮，这怎不令他的“怒目”却露“宽慰”之神呢？且钟馗的眼神中，似乎还自然流露出“除净妖氛”的向往，这就是钟馗此时的内心底蕴。而这种底蕴恰恰是画家最难挖掘描绘的，故此王安石才有“丹青难写是精神”之言。
而钱松嵒拟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诗意，在1945年所作的《桃李夜宴图》（图2），则是仿青莲笔意制成，以绚丽明艳的色彩表达了诗中的意境。雪白的梨花与盛开的桃花，足可状初春之景，又可衬托主角夜宴宾客的轻快心情;图中人物有的展图舒卷、饮酒吟诗，有的轻歌曼舞，而身旁童子挑灯嬉戏，歌台舞榭、曲廊回坊的场景犹如一幅古人诗意图卷。而除了绚丽动人、令人振奋的用色之外，画面人物在桃李园中吟诗作赋、把酒言欢的畅快意境，也是以“难写”的“精神”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且作品无论在立意、构图、笔墨、色彩、题句都匠心独具，不落俗套。
还有著录于凤凰出版社的《钱松嵒画集》，先生于丁亥（1947年）所作的人物画《治经图》（图3）。安乐先生即宋明理学的创始人邵雍，其所著《皇极经世书》（俗称《邵子神书》）影响巨大，被后世命理学家奉为金科玉律。钱松嵒此作所绘邵子形象庄严静穆，毫无烟火之气，已入神道;虽自称摹自“内府南熏殿先贤像册”，笔墨却浸透自己的风格，且画人物神形兼备。就此作而论，钱松嵒成就远不限于山水一端，其人物画也已臻于高妙境界。
● 新社会劳动者形象的讴歌
新中国成立后，钱松嵒十分重视人物画的创作。时代变了，现代人物的创作已是大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他从1950年开始即深入社会生活，创作出大批反映新中国各个领域建设场景的作品，其中不乏人物画佳作。
最初，钱松嵒的人物画在笔墨形式上还是比较传统的。如收录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百年梁溪》，对1950年冬开始进行的新中国土地改革运动的艺术性讴歌，同时也是大师深入社会生活、以艺术语言表现新时期社会建设面貌和场景的代表作《劳动人家》（图4）。除了人物，近景中的山水的勾勒、描画、设色，都能看出钱松嵒早期的深厚功底。而画面上对肩犁、荷锄、挎镰的一家子的精心刻画，却完全表现了当时环境下“难写”的人物精神面貌和心态;尤其是骑在牛背上的小儿，不仅颇有辛弃疾词中“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般略带狡黠的天真和淳朴味道，更有作为新社会的见证者和未来的建设者的审美存在与审美期待。此作笔墨虽然比较传统，但可见钱松嵒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和观察，自当得上“别具慧眼”。
而无锡博物院藏的一幅钱松嵒1950年作《磨镰图》（图5），绝非大师过去画过的“仕女图”，而是一幅有创举性的女性图。作品描绘了六位农村少女在河边磨镰的劳动情形，从艺术上显示了少女的本色之美。且在人物造型和设色上，既有本色美，又有艺术美。而“难写”的“精神”，则以六位少女脸上洋溢的幸福、满足的微笑画出，能够让人滋生出一种“天生丽质”“清水芙蓉”的审美感和想象力。
1958年，是钱松嵒中国画创新步入成熟期的转折点。此后他不断远游写生，积累素材，锤炼笔墨，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作品风格——意境深邃隽永，富有生活情趣;同时构图稳中求变，笔墨浑厚苍茫，作品中强烈的时代气息与民族的传统特色融为了一体。
新加坡出版的《虚怀斋藏中国书画精品集》中，就著录了一幅钱松嵒1958年作《大炼钢铁》（图6）。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本年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会后在全国形成了“全民炼钢”的高潮。这一年钱松嵒深入无锡太湖之滨，一路观察寻找写生目标;当他目睹了万民夜以继日、热火朝天地大炼钢铁景象，心潮难平，即而下笔绘成了此图。作品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信息，虔诚地把人们热爱国家和集体、劳动不怕苦和累的精神，描绘到丹青画面上，为我们留住了那个时代的缩影。
● 反映时代生活的《治螟图》
1950年夏天，錢松喦所在的无锡师范学校响应政府号召，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治螟突击运动中。螟是危害水稻的大敌，白天伏在禾丛之间或草丛之中，幼虫钻进稻心，使水稻成为枯心苗，最终颗粒不收，老虫则躲在稻棵下面化蛹。人民政府之所以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治螟，就是要从害虫嘴里夺粮。这场治螟运动从1950年6月1日开始至8日结束，整整一周，全市各校万余人参加。治螟运动使钱松喦心情振奋，特别是学生们在秧田扑蛾、采卵的紧张治螟场面，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
著录于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钱松喦》中的《治螟图》（图7），就是钱松喦反映这一现实生活的人物画。在画作中，他一共画了21个学生人物，其中9个女生、12个男生，每个人的动作都不尽相同，并以远、近、中三部分安排人物的活动。最远处的一组3男1女，三男俯身弓腰，神情专注，一女则手持网兜，认真观察何处有螟。中间的一组由9个人物组成，其中一女以手帕擦拭脸上的汗水，其右边的四个人正集中对准一个方向扑蛾，最左边的一男动作幅度最大，像是跑过去扑捉新发现的螟虫聚集之处。近处的3女5男动作幅度都比中间大，最近的一女身背书包，手持网兜，赤脚赶来，近处的一男则两手张开做扑捉状，旁边的红衣女也张开两手前来助战……21个人物的不同动作、不同神情，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紧张而忙碌的治螟瞬间。钱松喦在构思这幅作品的过程中，把接触到的众多治螟人物素材通过认真梳理、消化后进行加工和塑造，于是，一个个人物鲜活地在画面上“动”了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画作中对配景的安排费了一番匠心。画作左上端以淡墨勾出几层山峦，并不完整的山势，迤逦而沉雄。画面上的“战场”稻田大小8块，均以墨、绿点染，远处略淡，近处则浓中有淡，浓淡相互渗润，反映了他墨色巧妙结合的扎实基本功。基于此，整个画面才有了层次分明、色彩协调的效果，而左下方的几块山石、一丛花青杂树和两束淡墨水草稳稳控制整个画面的平衡度，说明大师在驾驭作品整体构架方面有着极强而深厚的功力。
就《治螟图》的艺术手法而言，可从三个方面得到一些借鉴。一是采用近乎工笔手法完成创作，收到了和现实生活更加贴近的特殊效果，这也是钱松喦对“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理论的形象诠释;二是以细腻的笔触表现人物和场景，是画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读者可以想象到画外千军万马的治螟运动，这种以少喻多的手法表现了他丰富的联想力;三是他充分发挥山水画浑厚的特点烘托画面。迤逦的山势和葱郁的稻田、浓烈的战斗气氛是画家为治螟人物刻意营造的一个美丽环境，这个环境既可使读者赏心悦目，又能使人们对治螟学生的行动产生由衷的赞美。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幅作品从正面回答了中国画不能反映火热现实生活的偏颇之见，雄辩地说明只要画家们能够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有“当随时代”的丹青精神，中国画就可以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开放出瑰丽的奇葩。钱松喦正是通过这幅作品，更加坚定了他用中国画积极反映火热现实生活的信心，因为描绘现实并不悖于其创作的初衷。
● 积极进取的“毛泽东诗意画”
上世纪50年代初，钱松喦创作不少如《红妆素裹》《喜看稻菽千重浪》等毛泽东诗词意题材的山水画。不过他还以其擅长的山水和人物相结合，创作了一幅《红军不怕远征难》（图8），并且这是他一生创作中少见的“毛泽东诗意”题材人物画作品。
此作钱松喦以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意为题材，表现了他在新社会积极进取的努力。人物画形象地描绘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需要指出的是，这是当时画坛上出现较早的表现毛泽东诗意的作品。而毛主席《七律·长征》中的“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在这幅作品右上角题识中被写成“金沙浪拍云崖暖”，故此作完成后一直被其家属收藏。目前，此作已在中国美术馆的“笔墨松喦·钱松喦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展出。
● 人物画中的新中国少年儿童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业待兴，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了显著提高和改善，新中国少年儿童在红旗下更是茁壮成长。为此钱松喦满心欢喜，创作了如《惠山女樵》《花果满山鱼满湖》等一批反映新时代新生活的优秀人物画作，作品中更不乏如《骡儿喂草我温书》《捕雀》等少儿题材。其中创作于1953年，以新中国少先队员不畏艰险、勇攀高峰之精神为画面的《快乐的暑假》（图9），还入选了“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会”。
这幅钱松喦1954年作《儿着新裳也读书》（图10），也是大师在这一时期的人物画代表作。这件作品取宽阔之中景，主体是母子二人坐在小木船中，女儿穿上新衣裳背起书包上学去，欢呼雀跃地向船中的母亲和弟弟道别;母亲也以无限慈爱的眼神，看着女儿远去。而两只麻鸭正在船边嬉戏，三个竹篓中装着水上人家丰收的希望。且老树正發出新枝，春暖花开时节，大师还特地在船的四周画上几只盆栽，更添生活情趣，也暗示着新中国船农生活的变化。观此情此景，如不是长期观察生活，如不能娴熟地捕捉人物的形态、眼神，不会有此生趣之笔。
同年，钱松喦还创作了少儿题材人物画《画好祖国山河》（图11）。这幅收录在西泠印社出版社《艺海名家书画精选》中的作品，以纪实的方式描绘了两个系红领巾的少女，席坐在桃树下草丛中执笔写生的场景。画面色彩淡雅清新，人物动态十分生动，少女的衣着、发式皆透露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同时掩不住的浓浓春意扑面而来。作品在昂扬的时代背景下，增加了渲染，使人物画有了新意。而“画好祖国山河”的前提是爱党、爱国、爱人民，此作隐含的这种深意“精神”，也是健康、积极、向上的。
另外，钱松嵒作于1962年的《快乐的幼儿园》（图12），可见他的人物画构图别致，吸收西画技法的敷彩也具有新的格调。
这幅自称“得稿于小红花幼儿园”的作品形象生动，童趣可爱。图上画多位小孩和一位保育员老师，以中国画传统的布局，背景和衬托是些桌椅和茶缸。构图呈S形，注意聚散疏密，孩子们不同的活动位置和动作，使之与保育员老师连贯起来，孩子们围绕着老师的活动颇使观者感到有节奏、旋律之美。大师的墨线运行明确肯定，简而不繁，笔性质朴凝炼而含蓄，有助于儿童形象的塑造，衣服也有布的质感，木质玩具也有木质感，室内的陈设和人物服饰也具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吸取了民间美术中的简单、热烈、鲜明、肯定等特色，增强了画面上的厚重、光亮、旺盛，和比较单纯的真朴美。不过托儿所、幼儿园画得逼真易，但要画得有艺术性、画得美感动人，同时还必须充分体现人物的精、气、神，甚为不易。钱松嵒却能含英咀华，在利用以上画技基础上，再辅以老师认真负责、儿童无忧无虑的精神面貌之描绘，完美地画出了儿童群体生活中的一个生动侧面。
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这种“精神”在人物画中泛指画中人物和创作画家的精神。而钱松嵒在他《新生活，新笔墨》一文中，曾言“我每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中，或在不平凡的平凡小节中，一种豪迈的气概往往会油然而生……所谓气概，也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正是这种时代精神融入钱松嵒心中，从而形成了他的个人精神;他的个人精神又融入“难写”的画中，则成为了大师的“丹青”精神。结合以上钱松嵒的人物画，我们不难发现大师的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