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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之春，或许因为数年经济危机乌云的压抑，人们急于摆脱厄运，曾出现了竞相报捷的景象。美联储率先发声，坚信“经济活动已从寒冬中苏醒”，宣布“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这一经济刺激措施”；日本政府也因为“安倍经济学”在2013年取得经济增长1. 5%的好成绩，处于“适度复兴阶段”，提高了“消费税负”；欧洲也因为希腊实现了基本预算盈余（即支付利息和偿还债务后的盈余），从国际债权人那里进一步获得债务减免的重要条件，而认定“拐点到来”，“债务危机退潮”。似乎只有新兴市场国家因受美联储退出QE影响，承受本币贬值、经济下行压力。
对此，笔者不以为然。在其时发表的文章《世界危机进行时》中明确指出：“本轮危机尚未真正结束”，“美国经济表现”也不会“一帆风顺”，经济“脆弱”之国绝非仅新兴市场中的国家，欧元区的一些国家也是“真正的‘脆弱’之国”。近时，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及各种分析报告陆续公布，可以证明，不幸被笔者言中。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4月30日题目为《经济再显疲态》的文章披露：“就连最悲观的观察家都会感到意外，因为今年头3个月的美国经济增速竟然放缓到几近于零。”美国政府统计师对美国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的初步估值显示，经济总量的年化增长率仅为0.1%。楼市也在过去的半年里逐渐丧失了复苏的势头也已成为事实。虽然这一疲软表现并不能断定美国会出现衰退或一次长期经济放缓，但2014年全年增速恐怕还是会低于二战结束以来略高于3%的均值。
而日本“安倍经济学”似乎已是利多出尽，引发经济预期下调。日元走低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2013年的日本贸易额虽然时隔3年再次增长，但贸易量却不增反降，而且由于日元贬值导致的原材料价格升高，日本更是创下了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最大规模的贸易赤字，赤字额高达11.47万亿日元。4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公布的全球经济报告中认为，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年只可能增长1.4%，而不是之前估计的1.7%，予以调低，而2015年则仅能增长1%。
被IMF下调增长预期的不仅是日本，4月29日，IMF发布报告预计，今年中欧和东欧22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10月预计的2 .7%降至1.9%。IMF把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预期从去年10月预测的3%大幅降至1. 3%。与其它一些预测相同，由于投资大幅减少，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地区旷日持久的地缘政治冲突，不仅会影响人们对欧洲新兴市场的信心，也会影响对欧洲发达市场的信心。俄罗斯经济放慢增长，将给邻国带来负面影响。中欧和东南欧天然气进口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俄罗斯，约占欧洲4 0%天然气的供给量。如果俄罗斯的供应出现问题，不仅直供国家会受到直接的严重影响，非直供的欧洲国家也会受到价格波动的间接影响。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银行系统发生问题，塞浦路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风险敞口最大，因为这些国家的银行面临风险的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大，从4%至13%。
亚洲在过去数十年间，通过出口增强自身的发展，但是现在这一模式正在经受考验。2 014年第一季度，自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4个经济体的出口之和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其中，中国的下滑幅度明显，第一季度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缩小至3年来的最低。亚洲过往那种依赖贸易渠道的模式不复存在的原因在于，从外部看，和以往比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美国这次的复苏即与以往不同，在摆脱衰退的这5年中，全美国商品与劳务的平均增幅只有1. 8%，仅为前3次复苏的一半。而复苏是由对石油天然气勘探等领域的资本投资带动的，这些领域不大依赖进口。与此同时，由于美国人正在偿还债务，因而美国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两年多来一直在2%上下徘徊，而10年前这一增长率远高于3%。这自然意味着对亚洲出口产品的需求减少。从内部看，亚洲出口下滑也缘于自身获得的成功成果，即工资增加、生活水平提高，而使得亚洲作为制造业中心趋向昂贵。多年来，随着日本、台湾和韩国在价值链上不断攀升，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经济体已经发生。今天，他们的汽车制造商和电子产品公司都在海外设厂，以从较低的工资中获益。现在，随着工资上涨以及服装和较廉价电子产品出口商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如向越南和孟加拉国等转移，甚至中国似乎也在丧失低端制造业部门的业务。现在，亚洲各国都在应对如何使经济不再依赖出口的挑战。
本轮经济危机尚未真正结束，但各经济体、全球经济结构及财富占有等情况却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贡献了全球财富的17. 1%，但是中国以贡献占比14.9%，印度以占比6.4%紧随其后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 4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已从2005年的60%下降至49.2%，而中国、巴西、印度、印尼、俄罗斯和南非等不属于这个“富国俱乐部”的国家已在全球GDP中占到了3 0%。经合组织中21个欧盟成员国的GDP占全球的17.9%。日本占全球总量的4 . 8%，加拿大和韩国均占1. 6%，土耳其占1.5%，澳大利亚占1.1%。以上情况可以说是富国GDP的全球占比在下滑，新兴市场国家GDP的占比在上升。但在一个国家内从人群财富占有分析，情况则恰恰相反，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平等现象激增，且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贫富差距加速拉大。有资料显示，尽管发生了经济危机，但最富有人群的平均财富在2010年仍增加了4%，而9 0%的低工资人群收入却陷于停滞。美国最富的1%的人口掌握了该国20%的财富，而1981年为8%。英国最富的1%的人口在30年间里所拥有的财富份额从6%升至约14%，德国则从10%升至约13%。国际上对于衡量居民间收入差距有一公认的综合指标---基尼系数，它是个比例数值，在0～1之间。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 . 2时，被认为收入过于平均，在0. 2～0.3之间时较为平均，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在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0.4一般认为是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这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连续第五年下降，也是10年以来的最低值（20 04年同为0.473）。基尼系数连续5年下降，引发了各界的争议。不少学者质疑这些数据，认为实际收入差距比数据显示的大得多，普通人直接反映也是这个下降与个人感觉不相符。先不去争议这个值到底准不准，但都认为收入差距过大。过去，国际上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与缩小贫富差距的行动是相互抵触的。根据这种观点，对富人提高税率或增加社会福利开支，虽然有可能缩小收入差距，但很可能抑制经济增长。但是，现在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联社在2 013年搞了一个调查发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收入差距正在削弱其经济。同更富有的家庭相比，中等收入的消费者更有可能花费多余的收入。因此，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会抑制消费开支乃至总的经济增长。2014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名为《财政政策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研究报告指出，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更有可能经历短暂而乏力的经济增长。重新分配收入的行动，不一定会阻碍经济增长。它还提出了缩小差距的办法，其建议包括提高财产税；对富人征收高于其它人的税；提高政府退休计划的合格年龄。建议发展中国家通过提高贫困人群养老金、改善低收入家庭医疗和教育福利，以及降低个税点，适时提高房产税，来缩小收入分配不平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乏力、形势愈发复杂之际发布此报告，是很有意义的。
此次经济危机爆发之时，为应对危机，各国央行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日本、欧美大开货币政策“宽松之门”，利率迅速触及零利率下限（ZLB）。但是资本流动大幅波动，使得开放的经济体宏观经济管理今天变得愈发复杂，欲使全球经济得以改善，必然对以往的经济政策全面进行调整与改革。2 013年底，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在全球GDP的比重超过了5 0%，任何举措对新兴经济体产生负面影响，使其需求减少，就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外溢效应，若导致新兴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变化，会再次反馈回发达经济体。因此，美联储也必须开始十分关注其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溢回”效应，调整过往自顾自的政策取向。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新兴经济体不能像过去一样，过多依赖外部资源和市场，必须坚持改革，使增长的动力更多地从外部主导转向内部主导，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巩固宏观基本面，寻找内部增长动力，争取可持续发展。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必须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因为悬殊的收入差距会减缓经济增长。经济复苏遇到了新问题，全球步入了改革期。
对此，笔者不以为然。在其时发表的文章《世界危机进行时》中明确指出：“本轮危机尚未真正结束”，“美国经济表现”也不会“一帆风顺”，经济“脆弱”之国绝非仅新兴市场中的国家，欧元区的一些国家也是“真正的‘脆弱’之国”。近时，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及各种分析报告陆续公布，可以证明，不幸被笔者言中。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4月30日题目为《经济再显疲态》的文章披露：“就连最悲观的观察家都会感到意外，因为今年头3个月的美国经济增速竟然放缓到几近于零。”美国政府统计师对美国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的初步估值显示，经济总量的年化增长率仅为0.1%。楼市也在过去的半年里逐渐丧失了复苏的势头也已成为事实。虽然这一疲软表现并不能断定美国会出现衰退或一次长期经济放缓，但2014年全年增速恐怕还是会低于二战结束以来略高于3%的均值。
而日本“安倍经济学”似乎已是利多出尽，引发经济预期下调。日元走低并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2013年的日本贸易额虽然时隔3年再次增长，但贸易量却不增反降，而且由于日元贬值导致的原材料价格升高，日本更是创下了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最大规模的贸易赤字，赤字额高达11.47万亿日元。4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公布的全球经济报告中认为，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今年只可能增长1.4%，而不是之前估计的1.7%，予以调低，而2015年则仅能增长1%。
被IMF下调增长预期的不仅是日本，4月29日，IMF发布报告预计，今年中欧和东欧22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10月预计的2 .7%降至1.9%。IMF把对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预期从去年10月预测的3%大幅降至1. 3%。与其它一些预测相同，由于投资大幅减少，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该地区旷日持久的地缘政治冲突，不仅会影响人们对欧洲新兴市场的信心，也会影响对欧洲发达市场的信心。俄罗斯经济放慢增长，将给邻国带来负面影响。中欧和东南欧天然气进口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俄罗斯，约占欧洲4 0%天然气的供给量。如果俄罗斯的供应出现问题，不仅直供国家会受到直接的严重影响，非直供的欧洲国家也会受到价格波动的间接影响。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银行系统发生问题，塞浦路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风险敞口最大，因为这些国家的银行面临风险的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大，从4%至13%。
亚洲在过去数十年间，通过出口增强自身的发展，但是现在这一模式正在经受考验。2 014年第一季度，自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4个经济体的出口之和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其中，中国的下滑幅度明显，第一季度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缩小至3年来的最低。亚洲过往那种依赖贸易渠道的模式不复存在的原因在于，从外部看，和以往比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美国这次的复苏即与以往不同，在摆脱衰退的这5年中，全美国商品与劳务的平均增幅只有1. 8%，仅为前3次复苏的一半。而复苏是由对石油天然气勘探等领域的资本投资带动的，这些领域不大依赖进口。与此同时，由于美国人正在偿还债务，因而美国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两年多来一直在2%上下徘徊，而10年前这一增长率远高于3%。这自然意味着对亚洲出口产品的需求减少。从内部看，亚洲出口下滑也缘于自身获得的成功成果，即工资增加、生活水平提高，而使得亚洲作为制造业中心趋向昂贵。多年来，随着日本、台湾和韩国在价值链上不断攀升，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经济体已经发生。今天，他们的汽车制造商和电子产品公司都在海外设厂，以从较低的工资中获益。现在，随着工资上涨以及服装和较廉价电子产品出口商向成本更低的国家如向越南和孟加拉国等转移，甚至中国似乎也在丧失低端制造业部门的业务。现在，亚洲各国都在应对如何使经济不再依赖出口的挑战。
本轮经济危机尚未真正结束，但各经济体、全球经济结构及财富占有等情况却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贡献了全球财富的17. 1%，但是中国以贡献占比14.9%，印度以占比6.4%紧随其后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3 4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已从2005年的60%下降至49.2%，而中国、巴西、印度、印尼、俄罗斯和南非等不属于这个“富国俱乐部”的国家已在全球GDP中占到了3 0%。经合组织中21个欧盟成员国的GDP占全球的17.9%。日本占全球总量的4 . 8%，加拿大和韩国均占1. 6%，土耳其占1.5%，澳大利亚占1.1%。以上情况可以说是富国GDP的全球占比在下滑，新兴市场国家GDP的占比在上升。但在一个国家内从人群财富占有分析，情况则恰恰相反，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平等现象激增，且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贫富差距加速拉大。有资料显示，尽管发生了经济危机，但最富有人群的平均财富在2010年仍增加了4%，而9 0%的低工资人群收入却陷于停滞。美国最富的1%的人口掌握了该国20%的财富，而1981年为8%。英国最富的1%的人口在30年间里所拥有的财富份额从6%升至约14%，德国则从10%升至约13%。国际上对于衡量居民间收入差距有一公认的综合指标---基尼系数，它是个比例数值，在0～1之间。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 . 2时，被认为收入过于平均，在0. 2～0.3之间时较为平均，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在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0.4一般认为是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这是自2009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连续第五年下降，也是10年以来的最低值（20 04年同为0.473）。基尼系数连续5年下降，引发了各界的争议。不少学者质疑这些数据，认为实际收入差距比数据显示的大得多，普通人直接反映也是这个下降与个人感觉不相符。先不去争议这个值到底准不准，但都认为收入差距过大。过去，国际上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与缩小贫富差距的行动是相互抵触的。根据这种观点，对富人提高税率或增加社会福利开支，虽然有可能缩小收入差距，但很可能抑制经济增长。但是，现在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联社在2 013年搞了一个调查发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收入差距正在削弱其经济。同更富有的家庭相比，中等收入的消费者更有可能花费多余的收入。因此，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会抑制消费开支乃至总的经济增长。2014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名为《财政政策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研究报告指出，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更有可能经历短暂而乏力的经济增长。重新分配收入的行动，不一定会阻碍经济增长。它还提出了缩小差距的办法，其建议包括提高财产税；对富人征收高于其它人的税；提高政府退休计划的合格年龄。建议发展中国家通过提高贫困人群养老金、改善低收入家庭医疗和教育福利，以及降低个税点，适时提高房产税，来缩小收入分配不平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乏力、形势愈发复杂之际发布此报告，是很有意义的。
此次经济危机爆发之时，为应对危机，各国央行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日本、欧美大开货币政策“宽松之门”，利率迅速触及零利率下限（ZLB）。但是资本流动大幅波动，使得开放的经济体宏观经济管理今天变得愈发复杂，欲使全球经济得以改善，必然对以往的经济政策全面进行调整与改革。2 013年底，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在全球GDP的比重超过了5 0%，任何举措对新兴经济体产生负面影响，使其需求减少，就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外溢效应，若导致新兴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变化，会再次反馈回发达经济体。因此，美联储也必须开始十分关注其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溢回”效应，调整过往自顾自的政策取向。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新兴经济体不能像过去一样，过多依赖外部资源和市场，必须坚持改革，使增长的动力更多地从外部主导转向内部主导，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巩固宏观基本面，寻找内部增长动力，争取可持续发展。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必须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因为悬殊的收入差距会减缓经济增长。经济复苏遇到了新问题，全球步入了改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