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如何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从封闭转向开放,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值得我们探讨。
　　 在古代,西方人士通过丝绸之路感知东方中国的强大。13-14世纪,由于《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记》、《曼德维尔游记》等著作的出版和流传,使欧洲人对中国的文物制度充满了兴趣和敬意。16世纪,郑和七下西洋,展示了大明王朝的经济文化实力。中国堪称当时世界的先进国度。但是在此后的发展中,情势却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明清两朝一脉相承,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思之中,社会结构日趋僵化,发展迟滞,渐渐显出东方古国的疲敝与老态。而欧洲国家却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科学创造力出现了巨大的进步,社会、经济、文化等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工业革命更是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奇迹。当东西方实力对比悄悄发生逆转的时候,西方以传教为先导的殖民活动也开始向中国渗透。在这场中外文明的碰撞中,明朝君臣却以为“西夷”乃野蛮之邦。葡萄牙人1514年到达华南沿海,1522年便被逐出了广州城。中国朝野以为葡萄牙人和后来的荷兰人,都是“多毛、畸形、有臭味”的野蛮海盗,不屑与之交往。
　　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广东。他以穿儒服、学汉语、循礼节来表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同时结交明朝的士大夫,传播西方的神学、哲学、数学、绘图等知识。这种方式的文化渗透,曾经起到了一些作用。如当时的一些士大夫认识了自鸣钟、三棱镜、新的历法和土地测绘法,也出现了徐光启那样的杰出科学家。
　　然而,中华帝国的闭塞和倨傲是不可能被轻易改变的。利玛窦的后继者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也曾努力再三,可是在有清一代,仍未展现向世界开放的自觉。号称贤明、又有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治国理念重在内部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对外实行的是驱逐传教士的禁教令和“片板不得下海”的禁海令。此乃真正的锁国之策。清朝在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纵向比较中,堪称最为强盛的朝代,康熙皇帝有很多理由为自己的文治武功感到骄傲。当时周边国家的发达程度远不如清朝,而地理上的距离也造成信息闭塞,清朝对西方世界所知不多,很难感知自己已显落伍,所以不可能产生变革和赶超的动机。
　　1810年,美国独立战争已过去35年,美国作为一个新的大国正在崛起。而此时却是清嘉庆时期,中国继续沉浸在传统社会“高度均衡”的自我满足之中。此前,英王乔治三世曾借乾隆皇帝83岁寿辰之机,派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乾隆皇帝定要人家行跪拜礼,对人家送来的礼品天体仪、望远镜、地球仪等都不屑一顾,自以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马嘎尔尼使命无法完成,悻悻而退。以后又有阿美士德使华,同样没能达到打开中国大门的目的。此后不久,英国人就用鸦片、枪炮来叩中国的大门了。这时,蜷缩在制度性硬壳之中的中国,同处于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阶段的英国相比,已经显得不堪一击。
　　落后要挨打。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的侵华战争都给中国以重创。西方势力迫使中国开埠通商,在通商口岸辟设租界,并一步一步攫取各种政治经济权益,在侵害和破坏中国主权的同时,也在中国催生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国家处于“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于是有了以官僚为主导的洋务运动、由知识精英为代表的戊戌变法、为清廷统治集团实施的清末新政。但是传统帝制已经无法适应时代,任何改良都无法扭转国家危亡的局势,无法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于是革命成了现代化追求的必要手段。然而,由于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仍然未能创造出中国现代化的诸多前提,所以才有后来的一系列社会革命运动。近百年来的风云际会和各种各样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剧,可以说,不是直接为中国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就是间接为现代化所作的准备。
　　观照历史,我们看到,当西方落后于中国时,中国的封闭并不是什么开明的举止。当西方赶上中国时,中国的傲慢就成了愚昧之策。当西方远远领先于我们时,闭关自守更是误国之举。对外开放不是被动地打开国门,更为重要的是视角转变和理念更新。一旦站在世界的高度观察中国,看到实际存在的差距,就有了现代化的概念,有了赶超的方向,有了改革和发展的动力,这才是积极的开放。所以我们一定要以史为鉴,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世界,以改革的精神对待自己。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