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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见到母亲，隐隐约约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母亲那臃肿迟缓的身体，踉踉跄跄的步履，沧桑怠倦的面容，以及重三叠四、没完没了的唠叨，不时地敲打着我——母亲老了。人总是要老的，但母亲的老与同辈人比显得那么仓促、那么彻底、那么让人难以接受。
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年轻时既有世家风范又不失农民本色，及笄之年便与家里的伙计一起劳动，庄子上老少都夸：大姑娘漂亮能干、公道本份。 22岁那年媒人说合嫁给父亲，并随父亲到盐城参加工作。对于一直在家劳动，从未见过外面世界的母亲来说，异乡的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单位的人是有学问的，一切都是新鲜而美好的……
让母亲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命运和她开一个天大的玩笑——三年自然灾害母亲又被组织决定下放回淮阴，理由很简单——孩子多，农村好养活。当时母亲是一千个不甘心，一万个不情愿。她和父亲争吵，她找领导评理，但组织决定不能更改。看着眼前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看着憨厚老实的外公和赶来接她的马车，母亲不再说什么，抱着不满周岁的我，搀着尚未懂事的三个姐姐坐上那辆破旧的大车，带着几只木箱和几件生活用品，怀着满腔的惆怅和艾怨，愤然踏上回家的路……
先是寄居在外公家，两年后便在老家正式落户。三间堂屋、两间便屋，全是土墙草葺，然后用树枝、木棍围起来便成了当时典型的农家小院，在这里母亲又为我们陆续添了一个弟弟三个妹妹。那年母亲只有38岁。
在老家人的眼里，我们家是下放户，在下放户的眼里，母亲又是单手人。“单手人”可能现在青年人不理解，当时农村每家每户普遍都是两个以上强劳力，而我父亲在外地工作，奶奶去世早，爹爹体弱多病一直跟着三爷生活，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力。这种情况，当时就被称为“单手人”。在靠苦工分过日子的年代，本来孩子多日子就难过，单手人的日子就更难过。可以断言，母亲的快速衰老与当年的那个时代有关，与成行成趟的儿女有关。
法国作家雨果有一句名言：“女人固然是脆弱的，但母亲是坚强的。”的确，我的母亲就是用她那无私的母爱蕴化出的强大力量，为她的一行儿女没日没夜地操劳、拼死拼活地奔波。
白天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收工了别人可以一路说一路笑，回家吃现成饭，而母亲得赶紧奔家，挑水、做饭、洗衣服，有空再去料理家前屋后的自留地。现在家家户户不出门就能饭菜上桌，过去农村做饭没这么便当，就说中午插顿菜饭吧：菜要从地里现拔现摘，充饭糊的豆粮要现淘现磨，中饭要吃得抗饿一点，也不能光喝稀的，那好，还得备一些山芋、山芋干什么的，然后和青菜一起用篮子拎着，到200米开外的汪塘淘洗。很多时候，母亲会顺便挑一担水来家，到家添水做饭。过去烧草紧张，特殊情况下才舍得烧树枝、棒瓤等硬柴，平时多是用秸秆、树叶一类软草。软草不咬火，虽然风箱拉得“呱嘚、呱嘚”响，等一大锅饭做好，一家人围到桌边，至少也要一个多小时，再等吃过刷过、猪喂过生产队上工的钟声已经敲响了。这时，母亲得赶紧一边准备上工，一边催我们上学，未到学龄的弟妹只能锁在家院里。
晚上回家忙晚饭依旧如此，只不过没有做午饭那么紧张。我们家吃晚饭比左邻右舍迟，经常是点灯吃饭，天黑喂猪。等到姊妹都吃饱喝足、锅碗洗刷停当了，母亲和姐姐们端灯的端灯、锁门的锁门、提水瓶的提水瓶，然后一起进堂屋准备休息，已是一二更天了。如果是冬天，还要利用灶膛余热用煨罐温一罐热水，在当间由母亲从大到小为我们一个一个洗脸洗手，一边洗一边还会说：“洗脸洗到耳朵边，扫地扫到墙根前。”这样，一罐水可以洗一家人。洗过脸再由母亲依次为每人搽点雪花膏防皴，然后我们才各就各位上床睡觉。现代人提倡低碳生活，其实我们家过去就已经低碳呐。
我们睡下了，母亲便开始了她的又一项工作。先是端着灯检查一下门关好没有？孩子的被褥盖好没有？白天用过的东西放好没有？都没有问题了，便回到东间房从箱顶取出针线匾，坐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夜夜青灯，天天如此。我们有时一觉醒来，发现母亲房间的油灯还在闪着温暖的光亮，剪刀裁衣发出悦耳的声响，就忍不住地问：“妈，怎么还没睡啊？”母亲总是轻声地说：“你们睡吧，妈妈不困。”人不是铁打的，母亲成天忙到晚能不累不困吗？实在熬不过去了母亲只好熄灯休息。刚进入睡眠状态，这个在睡梦中受到惊吓了，母亲本能地就要叫着他名字，告诉他“别怕，妈妈在这里”；那个要小便了，母亲立刻点亮油灯，提醒他“小心一点，别摔着”……
那时候小，不知道什么叫苦，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稍大一点，我便也加入了做家务的行列，初步尝到了吃苦的滋味。
最苦莫过于“打突击”，如生产队分草、分山芋。我们家因为人多分得多，分得多固然是件好事，但要把它运到家才是你的。那玉米秆一分几亩地，砍好捆好还要朝家抬，抬到家还要簇好码好；山芋一分一大堆，一趟一趟朝家运，有时连饿带累，头晕眼花，腰酸膝软，连一步都不想走，恨不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美美地睡上一觉。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安慰我说：“累了就歇歇。”可是歇过事情不还得做么？难道母亲她们就不知道累么？想到这里，我只能咬牙坚持再坚持。好在那时年纪小，体力恢复快。
丫山芋干、磨山芋粉也多是“打突击”。母亲常常会选择月亮地带领大家在院子里丫山芋干。大人刨山芋片，小一些的用刀丫成山芋干，再小的负责往山芋绳上挂。开始大家都很精神，七手八脚，七嘴八舌，边干边讲故事或唱歌，什么《跑马溜溜的山上》啊，《北京有个金太阳》啊，《下定决心》啊，不管音准不准会一点就行，唱不对大家一起纠正，总之母亲会把现场气氛搞得热热闹闹。但月起月落，到半夜小姊妹就撑不住了，一个个哈气连天，两个眼皮不停打架，有的干脆就歪倒山芋摊旁边打盹，这时母亲会一个个吩咐他们回屋睡觉。就像淘汰赛，最后拿冠军的总是母亲。
记得有一年冬天，生产队离庄子最远的一块地起山芋，队长头脑发热说要带晚分，带晚分就意味着各家各户要连夜运回家。一时间，全庄一二百口全部出动，路上、地里全是人，推的推、拉的拉、挑的挑、抬的抬，來来往往，络绎不绝。时间不长，劳力多的人家三合两胜便运完了，而我们家还在“蚂蚁搬家”，好心的庄邻要过来帮忙，母亲硬是没有同意。因为要人家帮忙就亏了人家的情。这时母亲还会不失时机地教育我们要“自力更生”，“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就这样我负责将山芋装筐，母亲她们分两组往家抬，也说不清我装了多少筐，她们抬了多少趟。我只记得到后来，忽然发现，偌大的一块山芋地里，只有我和一摊大山芋。当时，我也就是十三四岁，在远离村庄的荒野，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想到聊斋故事，之前的疲劳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恐惧，浑身暴鸡皮疙瘩。每次看到母亲她们由远而近的身影，说不出有多高兴，但随着她们弯腰系筐，抬着山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远以后，恐惧再次袭来。那夜那情景，已经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孤独与无奈让我懂得了自立与坚强。 当然，劳动也并不都是辛苦的。我那时经常干一些抬水、拾粪、割草、捕鱼、编篓筐的活儿。大集体时候劳动自由度大，不像现在工厂化、流水线，上班连上厕所都要拿牌子，那时可以边干边玩。现在要问青年人，劳动工具是干什么的，大家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用来劳动的，如果是我们那会儿人回答，会自傲地说，是用来劳动和娱乐的。譬如拾粪时伙伴们会在一起砍粪勺、赶小牛；割草时伙伴们常玩撂镰刀的游戏……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苦在其中，乐在其中。
其实母亲并不心疼我们吃苦，她坚信吃多大苦就能享多大福。母亲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安全。
平时和伙伴们在一起，劳动也好，玩也好，免不了要出现状况，打架磨牙、头破血流也时有发生，为此，母亲淘了不少气，伤了不少神。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母亲就像消防队员，随时随地准备奔赴现场“灭火”。如果怪我们，她会先处罚我们，再带着我们到人家去赔不是；如果不怪我们，母亲也会教育一通，最后来一句“忍事饶人不为痴”。
最让母亲担心的是“水火无情”。平时只要听说哪家小孩溺水了，回家总是大讲特讲，并说水里有水鬼，会变成各种各样东西，专门引诱小孩。但母亲说归说，我是不相信的。
有一年夏天，中午天气非常炎热，我和几个同学放学没有回家，而是到一个大汪塘看人洗澡。汪塘四周长满了芦柴和播箕柳，一点荫凉都没有。上面太阳在赶，水面伙伴在喊，挡不住的诱惑，于是我下定决心，衣服一脱，一个猛子扎了下去。正玩得起劲，不知哪个喊着我的小名字说：“你妈喊你了。”我定神一听，果然是母亲的声音，尽管当时汪塘一片嘈杂声，母亲的声音很远很小，但我能从中听出母亲此刻怒火与焦急不安。我急忙上岸穿衣，迅速逃离现场，到家还是被母亲用柳条打了一顿。母亲有句口头禅，“不要说我有八个小孩，就是一个馒头也要蒸熟吃”——母亲为了处罚一人，教育一家，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手软的。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母亲正在烧火做饭，听五妹说我去了汪塘，连午饭也顾不上做了，急急忙忙去找我。
我常常因为自己的过失惹母亲生气而后悔，但我不知道母亲是否会因为我的不争而伤心。
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逐渐懂得为母亲分忧了。
母亲小时候就非常渴望上学堂，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影响下，一直没能如愿。后来母亲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巴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学问的人。我们很懂事，学习也很用功。平时只要谁考高分或受到老师表扬，就像在战场上打了胜仗，赶紧跑回家向母亲报喜，母亲总会擀点面条、拌点面疙瘩什么的作为犒赏，并会在吃饭的时候夸几句。谁受到母亲夸奖都会很有面子。我们大姊妹还谦虚点，五妹也就是喜形于色，弟弟若是被表扬了那就会神气十足，摆不下来；谁要是考砸了或者吃了老师批评心里就会很难过，深怕母亲知道不高兴。
除了读书，我们还会力所能及地为母亲干些家务活，排忧解难。
我从十四五岁开始，每年寒暑假不是给瓦匠做小工，就是给蚕茧站炕蚕茧，七七八八也能挣不少钱补贴家用。尤其是炕蚕茧，一天一夜三块钱，一个月就是九十块，相当于当时父亲两个多月的工资。当然那钱也不是好挣的，必须能够吃苦熬夜喂蚊子，就像我当时学的课本里《包身工》一样的辛苦。
三姐大我一岁，每天早晨小广播一响，天刚麻花亮，她就得起床烧早饭。尤其冬天，一个人锅上一把锅下一把，时常是早饭烧好了自己来不及吃，饿着肚子上学。
大姐本来成绩很好，是考大学的料。1977年恢复高考，为了一举成功，她选择了考中专。考上以后，她省吃俭用，助学金加奖学金每学期总能节余一点为小姊妹买些衣服什么的。
“文革”期间，经常搞政治运动。庄上有两个“四类分子”，年轻人为了出风头，经常找邪茬批斗，母亲自己不参加，也不让我们参加。队长放话，说母亲思想落后，很危险。母亲根本不在乎，她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带一趟小孩连饭都忙不到嘴，哪有时间顾得上什么政治？其实母亲是看不惯那些不辨是非、欺压善良的人。后来两个所谓“四类分子”，一个被斗死了，一个被落实政策现在拿两千多块一月呐。
大集体时有句口头禅：“生产队是大草堆，哪不扯哪吃亏”。一些好讨小便宜的人经常沾公家的便宜，放工了能走地里偷偷掰个棒子，打场时能偷偷装袋小麦……母亲对这些是瞧不起的，她常给我们讲“人要走正道，不义之财发不了家。”
就这样，我们在母亲的庇护下，在乡下生活了近20年。
1978年分田到户，父亲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将全家户口迁出老家。1980年，父亲又把老家的房子和一园树卖掉，在一个小镇上盖了几间瓦房，将我们全家从乡下接到街上居住。赶上改革开放政策好，父亲向亲友七借八挪又盖了几间小瓦房，利用临街优势开起了商店和旅馆，以此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当时我已考上了南京一所中专学校，每次回去看到父母在张罗、妹妹们在看书或做家务，心里总会荡漾出一种家的幸福和温暖。八妹会像小时候一样，给我讲一段时间以来家里发生的事情，汇报一下自己学习情况，再唱两首流行歌曲。倔强的七妹会用她特有的方式欢迎我。母亲会特意做两样好菜不停地派我吃。父亲会在一种适当的时间把我叫过去询问一些生活、学习情况。如果逢年过节姐姐们也回去，一大家子在一起非常热闹，非常温馨，非常快乐，那种对家的依恋不是一般家庭成员能够体会得到的。
但这种幸福時光并没有持续多久，树大分枝，姊妹大了总是要成家立业。以后几年我们家接连二三经历了许多层事，大姐、二姐、三姐一个接一个分配、找工作、出嫁；父亲又一次负债建房；全家“农转非”，借资买户口，全都要不断地往外掏钱；母亲心里成天背着经济包袱。
过去母亲带着我们在乡下生活计划性很强，她常说：“吃不穷，穿不穷，没有计划肯定穷。”就是再艰苦的岁月，母亲总是计划得很周全（其实无非是省吃俭用，细水长流）。人家缺吃少穿的时候，我们家仍可吃陈粮烧陈草，并还可以接济庄子上的穷人……那时候母亲说了算。此时的母亲已经失去了家庭的主导地位，很多事情是她做不了主又必须面对的，因而母亲依然要为过日子操心，时常抱怨父亲“计划不打计划来”。有时还会因为父亲“大手大脚花钱”而赌气。
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年轻时既有世家风范又不失农民本色，及笄之年便与家里的伙计一起劳动，庄子上老少都夸：大姑娘漂亮能干、公道本份。 22岁那年媒人说合嫁给父亲，并随父亲到盐城参加工作。对于一直在家劳动，从未见过外面世界的母亲来说，异乡的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单位的人是有学问的，一切都是新鲜而美好的……
让母亲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命运和她开一个天大的玩笑——三年自然灾害母亲又被组织决定下放回淮阴，理由很简单——孩子多，农村好养活。当时母亲是一千个不甘心，一万个不情愿。她和父亲争吵，她找领导评理，但组织决定不能更改。看着眼前嗷嗷待哺的孩子们，看着憨厚老实的外公和赶来接她的马车，母亲不再说什么，抱着不满周岁的我，搀着尚未懂事的三个姐姐坐上那辆破旧的大车，带着几只木箱和几件生活用品，怀着满腔的惆怅和艾怨，愤然踏上回家的路……
先是寄居在外公家，两年后便在老家正式落户。三间堂屋、两间便屋，全是土墙草葺，然后用树枝、木棍围起来便成了当时典型的农家小院，在这里母亲又为我们陆续添了一个弟弟三个妹妹。那年母亲只有38岁。
在老家人的眼里，我们家是下放户，在下放户的眼里，母亲又是单手人。“单手人”可能现在青年人不理解，当时农村每家每户普遍都是两个以上强劳力，而我父亲在外地工作，奶奶去世早，爹爹体弱多病一直跟着三爷生活，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力。这种情况，当时就被称为“单手人”。在靠苦工分过日子的年代，本来孩子多日子就难过，单手人的日子就更难过。可以断言，母亲的快速衰老与当年的那个时代有关，与成行成趟的儿女有关。
法国作家雨果有一句名言：“女人固然是脆弱的，但母亲是坚强的。”的确，我的母亲就是用她那无私的母爱蕴化出的强大力量，为她的一行儿女没日没夜地操劳、拼死拼活地奔波。
白天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收工了别人可以一路说一路笑，回家吃现成饭，而母亲得赶紧奔家，挑水、做饭、洗衣服，有空再去料理家前屋后的自留地。现在家家户户不出门就能饭菜上桌，过去农村做饭没这么便当，就说中午插顿菜饭吧：菜要从地里现拔现摘，充饭糊的豆粮要现淘现磨，中饭要吃得抗饿一点，也不能光喝稀的，那好，还得备一些山芋、山芋干什么的，然后和青菜一起用篮子拎着，到200米开外的汪塘淘洗。很多时候，母亲会顺便挑一担水来家，到家添水做饭。过去烧草紧张，特殊情况下才舍得烧树枝、棒瓤等硬柴，平时多是用秸秆、树叶一类软草。软草不咬火，虽然风箱拉得“呱嘚、呱嘚”响，等一大锅饭做好，一家人围到桌边，至少也要一个多小时，再等吃过刷过、猪喂过生产队上工的钟声已经敲响了。这时，母亲得赶紧一边准备上工，一边催我们上学，未到学龄的弟妹只能锁在家院里。
晚上回家忙晚饭依旧如此，只不过没有做午饭那么紧张。我们家吃晚饭比左邻右舍迟，经常是点灯吃饭，天黑喂猪。等到姊妹都吃饱喝足、锅碗洗刷停当了，母亲和姐姐们端灯的端灯、锁门的锁门、提水瓶的提水瓶，然后一起进堂屋准备休息，已是一二更天了。如果是冬天，还要利用灶膛余热用煨罐温一罐热水，在当间由母亲从大到小为我们一个一个洗脸洗手，一边洗一边还会说：“洗脸洗到耳朵边，扫地扫到墙根前。”这样，一罐水可以洗一家人。洗过脸再由母亲依次为每人搽点雪花膏防皴，然后我们才各就各位上床睡觉。现代人提倡低碳生活，其实我们家过去就已经低碳呐。
我们睡下了，母亲便开始了她的又一项工作。先是端着灯检查一下门关好没有？孩子的被褥盖好没有？白天用过的东西放好没有？都没有问题了，便回到东间房从箱顶取出针线匾，坐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夜夜青灯，天天如此。我们有时一觉醒来，发现母亲房间的油灯还在闪着温暖的光亮，剪刀裁衣发出悦耳的声响，就忍不住地问：“妈，怎么还没睡啊？”母亲总是轻声地说：“你们睡吧，妈妈不困。”人不是铁打的，母亲成天忙到晚能不累不困吗？实在熬不过去了母亲只好熄灯休息。刚进入睡眠状态，这个在睡梦中受到惊吓了，母亲本能地就要叫着他名字，告诉他“别怕，妈妈在这里”；那个要小便了，母亲立刻点亮油灯，提醒他“小心一点，别摔着”……
那时候小，不知道什么叫苦，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稍大一点，我便也加入了做家务的行列，初步尝到了吃苦的滋味。
最苦莫过于“打突击”，如生产队分草、分山芋。我们家因为人多分得多，分得多固然是件好事，但要把它运到家才是你的。那玉米秆一分几亩地，砍好捆好还要朝家抬，抬到家还要簇好码好；山芋一分一大堆，一趟一趟朝家运，有时连饿带累，头晕眼花，腰酸膝软，连一步都不想走，恨不能一屁股坐在地上，美美地睡上一觉。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安慰我说：“累了就歇歇。”可是歇过事情不还得做么？难道母亲她们就不知道累么？想到这里，我只能咬牙坚持再坚持。好在那时年纪小，体力恢复快。
丫山芋干、磨山芋粉也多是“打突击”。母亲常常会选择月亮地带领大家在院子里丫山芋干。大人刨山芋片，小一些的用刀丫成山芋干，再小的负责往山芋绳上挂。开始大家都很精神，七手八脚，七嘴八舌，边干边讲故事或唱歌，什么《跑马溜溜的山上》啊，《北京有个金太阳》啊，《下定决心》啊，不管音准不准会一点就行，唱不对大家一起纠正，总之母亲会把现场气氛搞得热热闹闹。但月起月落，到半夜小姊妹就撑不住了，一个个哈气连天，两个眼皮不停打架，有的干脆就歪倒山芋摊旁边打盹，这时母亲会一个个吩咐他们回屋睡觉。就像淘汰赛，最后拿冠军的总是母亲。
记得有一年冬天，生产队离庄子最远的一块地起山芋，队长头脑发热说要带晚分，带晚分就意味着各家各户要连夜运回家。一时间，全庄一二百口全部出动，路上、地里全是人，推的推、拉的拉、挑的挑、抬的抬，來来往往，络绎不绝。时间不长，劳力多的人家三合两胜便运完了，而我们家还在“蚂蚁搬家”，好心的庄邻要过来帮忙，母亲硬是没有同意。因为要人家帮忙就亏了人家的情。这时母亲还会不失时机地教育我们要“自力更生”，“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就这样我负责将山芋装筐，母亲她们分两组往家抬，也说不清我装了多少筐，她们抬了多少趟。我只记得到后来，忽然发现，偌大的一块山芋地里，只有我和一摊大山芋。当时，我也就是十三四岁，在远离村庄的荒野，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想到聊斋故事，之前的疲劳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恐惧，浑身暴鸡皮疙瘩。每次看到母亲她们由远而近的身影，说不出有多高兴，但随着她们弯腰系筐，抬着山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远以后，恐惧再次袭来。那夜那情景，已经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孤独与无奈让我懂得了自立与坚强。 当然，劳动也并不都是辛苦的。我那时经常干一些抬水、拾粪、割草、捕鱼、编篓筐的活儿。大集体时候劳动自由度大，不像现在工厂化、流水线，上班连上厕所都要拿牌子，那时可以边干边玩。现在要问青年人，劳动工具是干什么的，大家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用来劳动的，如果是我们那会儿人回答，会自傲地说，是用来劳动和娱乐的。譬如拾粪时伙伴们会在一起砍粪勺、赶小牛；割草时伙伴们常玩撂镰刀的游戏……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苦在其中，乐在其中。
其实母亲并不心疼我们吃苦，她坚信吃多大苦就能享多大福。母亲最担心的是我们的安全。
平时和伙伴们在一起，劳动也好，玩也好，免不了要出现状况，打架磨牙、头破血流也时有发生，为此，母亲淘了不少气，伤了不少神。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母亲就像消防队员，随时随地准备奔赴现场“灭火”。如果怪我们，她会先处罚我们，再带着我们到人家去赔不是；如果不怪我们，母亲也会教育一通，最后来一句“忍事饶人不为痴”。
最让母亲担心的是“水火无情”。平时只要听说哪家小孩溺水了，回家总是大讲特讲，并说水里有水鬼，会变成各种各样东西，专门引诱小孩。但母亲说归说，我是不相信的。
有一年夏天，中午天气非常炎热，我和几个同学放学没有回家，而是到一个大汪塘看人洗澡。汪塘四周长满了芦柴和播箕柳，一点荫凉都没有。上面太阳在赶，水面伙伴在喊，挡不住的诱惑，于是我下定决心，衣服一脱，一个猛子扎了下去。正玩得起劲，不知哪个喊着我的小名字说：“你妈喊你了。”我定神一听，果然是母亲的声音，尽管当时汪塘一片嘈杂声，母亲的声音很远很小，但我能从中听出母亲此刻怒火与焦急不安。我急忙上岸穿衣，迅速逃离现场，到家还是被母亲用柳条打了一顿。母亲有句口头禅，“不要说我有八个小孩，就是一个馒头也要蒸熟吃”——母亲为了处罚一人，教育一家，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手软的。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母亲正在烧火做饭，听五妹说我去了汪塘，连午饭也顾不上做了，急急忙忙去找我。
我常常因为自己的过失惹母亲生气而后悔，但我不知道母亲是否会因为我的不争而伤心。
再大一点的时候，我们逐渐懂得为母亲分忧了。
母亲小时候就非常渴望上学堂，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影响下，一直没能如愿。后来母亲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巴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学问的人。我们很懂事，学习也很用功。平时只要谁考高分或受到老师表扬，就像在战场上打了胜仗，赶紧跑回家向母亲报喜，母亲总会擀点面条、拌点面疙瘩什么的作为犒赏，并会在吃饭的时候夸几句。谁受到母亲夸奖都会很有面子。我们大姊妹还谦虚点，五妹也就是喜形于色，弟弟若是被表扬了那就会神气十足，摆不下来；谁要是考砸了或者吃了老师批评心里就会很难过，深怕母亲知道不高兴。
除了读书，我们还会力所能及地为母亲干些家务活，排忧解难。
我从十四五岁开始，每年寒暑假不是给瓦匠做小工，就是给蚕茧站炕蚕茧，七七八八也能挣不少钱补贴家用。尤其是炕蚕茧，一天一夜三块钱，一个月就是九十块，相当于当时父亲两个多月的工资。当然那钱也不是好挣的，必须能够吃苦熬夜喂蚊子，就像我当时学的课本里《包身工》一样的辛苦。
三姐大我一岁，每天早晨小广播一响，天刚麻花亮，她就得起床烧早饭。尤其冬天，一个人锅上一把锅下一把，时常是早饭烧好了自己来不及吃，饿着肚子上学。
大姐本来成绩很好，是考大学的料。1977年恢复高考，为了一举成功，她选择了考中专。考上以后，她省吃俭用，助学金加奖学金每学期总能节余一点为小姊妹买些衣服什么的。
“文革”期间，经常搞政治运动。庄上有两个“四类分子”，年轻人为了出风头，经常找邪茬批斗，母亲自己不参加，也不让我们参加。队长放话，说母亲思想落后，很危险。母亲根本不在乎，她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带一趟小孩连饭都忙不到嘴，哪有时间顾得上什么政治？其实母亲是看不惯那些不辨是非、欺压善良的人。后来两个所谓“四类分子”，一个被斗死了，一个被落实政策现在拿两千多块一月呐。
大集体时有句口头禅：“生产队是大草堆，哪不扯哪吃亏”。一些好讨小便宜的人经常沾公家的便宜，放工了能走地里偷偷掰个棒子，打场时能偷偷装袋小麦……母亲对这些是瞧不起的，她常给我们讲“人要走正道，不义之财发不了家。”
就这样，我们在母亲的庇护下，在乡下生活了近20年。
1978年分田到户，父亲考虑到家庭的实际情况，将全家户口迁出老家。1980年，父亲又把老家的房子和一园树卖掉，在一个小镇上盖了几间瓦房，将我们全家从乡下接到街上居住。赶上改革开放政策好，父亲向亲友七借八挪又盖了几间小瓦房，利用临街优势开起了商店和旅馆，以此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当时我已考上了南京一所中专学校，每次回去看到父母在张罗、妹妹们在看书或做家务，心里总会荡漾出一种家的幸福和温暖。八妹会像小时候一样，给我讲一段时间以来家里发生的事情，汇报一下自己学习情况，再唱两首流行歌曲。倔强的七妹会用她特有的方式欢迎我。母亲会特意做两样好菜不停地派我吃。父亲会在一种适当的时间把我叫过去询问一些生活、学习情况。如果逢年过节姐姐们也回去，一大家子在一起非常热闹，非常温馨，非常快乐，那种对家的依恋不是一般家庭成员能够体会得到的。
但这种幸福時光并没有持续多久，树大分枝，姊妹大了总是要成家立业。以后几年我们家接连二三经历了许多层事，大姐、二姐、三姐一个接一个分配、找工作、出嫁；父亲又一次负债建房；全家“农转非”，借资买户口，全都要不断地往外掏钱；母亲心里成天背着经济包袱。
过去母亲带着我们在乡下生活计划性很强，她常说：“吃不穷，穿不穷，没有计划肯定穷。”就是再艰苦的岁月，母亲总是计划得很周全（其实无非是省吃俭用，细水长流）。人家缺吃少穿的时候，我们家仍可吃陈粮烧陈草，并还可以接济庄子上的穷人……那时候母亲说了算。此时的母亲已经失去了家庭的主导地位，很多事情是她做不了主又必须面对的，因而母亲依然要为过日子操心，时常抱怨父亲“计划不打计划来”。有时还会因为父亲“大手大脚花钱”而赌气。